改革宗神學述評

改革宗神學述評

王誌勇

 

“你們當站在路上查看，訪問古道，

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的心裏必得享安息。”（耶6：16）

 

我們在此處所提倡的並不是隨隨便便打著“基督教”招牌的宗教或思想，而是以聖經為自證內證、永恒無謬的聖經為至高的標準，以聖經中所啟示的自有永有、三位一體的上帝為中心的曆史性改革宗信仰。筆者完全相信這一信仰體係最接近聖經的啟示，最能使罪人完全謙卑在上帝的麵前，也最能使罪人在上帝麵前得著滿足的喜樂。

改革宗信仰，又稱為加爾文主義，洋溢著從上帝而來的活力，促進了近代世界商業的發展和憲政的確立，培育了出無數的英雄、聖徒、殉道者。曆史學家公認，加爾文主義能塑造人的品格、宣揚自由的理念，對個人與國家都有益；就這方麵來說，沒有別的信仰體係能比得上它。

伯特納指出：“翻開美國曆史上的名人錄，就會發現有許多總統、國會議員、法官、作家、編輯、教師、商人信奉加爾文主義，比例上遠遠超過其它宗派。每位公正的曆史家都會承認，因為抗議宗主義起來抵擋羅馬天主教，才使現代世界得以初嚐真正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果實，而那些最自由的國家，也幾乎都是深受加爾文主義影響的國家。加爾文主義造成一股風潮，使人起來要追求信仰自由、政治自由、並且要從其中得生命。我們從近代曆史可以看出，每個已經預備好的國家都接受了這股風潮。我們如果把英國、蘇格蘭、美國和從來沒有受加爾文主義影響的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比較，馬上就可看出加爾文主義的實際果效。羅馬天主教國家經濟與道德衰敗，各方麵都走下坡。”

加爾文主義是英雄與聖徒的信條。在歐洲宗教改革時期，信奉加爾文主義的信徒殉道者數目之多，遠超過其它宗派。而且，加爾文主義所興起的不是一批獨行俠，而是一群有聖約概念，敢於為主犧牲，並彼此相顧的群體。他們為了真理，寧肯赴湯蹈火，光榮犧牲，至死也不背叛自己的信仰，點汙自己的良心。因此，加爾文主義是醫治中國知識分子軟骨病的良方。唯有加爾文主義才能夠塑造基督徒“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戰士膽魄。

加爾文主義所到之處，培育出一批摯愛自由的人民，加爾文主義興盛之地，專製獨裁便無法存留。加爾文主義所提倡的信徒選舉長老，長老治理教會的長老製管理模式，成為培養共和國公民的最好的學校。因此，在目前中國政治走向共和的大趨勢之下，唯有加爾文主義才能夠真正地培訓民眾，使之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阿米念派自由意誌神學所注重的是個人的得救。改革宗神學不僅注重個人的得救，更是高舉上帝的榮耀。真正的加爾文主義者時時見到上帝的威嚴，時時見到上帝仍然在他的寶座上，他對上帝的同在有清醒的自覺的意識。唯獨加爾文主義能夠真正使人達到“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崇高境界，把人從對受造之物的依附徹底地解脫出來，唯獨以上帝為樂。

加爾文主義絕不是象牙塔裏的理論信條，把社會醜惡現象當作“惡之花”來欣賞。加爾文主義所到之處，都帶來驚人的道德改變。加爾文主義者在清心、節製、勤奮、周濟窮人的事情是無與倫比的。因此，加爾文主義對於醫治中國文化中“事不管己，高高掛起”的那種自命清高的道德冷漠，是一劑良藥。

加爾文主義注重道德的更新，使人煥發出高尚偉大的氣質。在參與公眾事務時一塵不染，職責所趨時鐵麵無私，但他們心中溫柔如女性，襟懷坦白，光明磊落，風趣幽默，毫不乖戾狂熱，並且用於承擔責任，與一切忠信之士產生共鳴。因著聖靈的大能，加爾文主義者所心儀的就是那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的基督精兵的本色。

加爾文主義具有偉大的傳道的火熱。著名的美南長老會神學家達伯奈指出：“感情是思想的溫度。”指責加爾文主義者不重感情，沒有宣教的火熱並沒有曆史的根據。去印度的馬廷（Martyn），去非洲的李溫士敦（Livingstone）與摩法特（Moffat），來中國的馬禮遜（Morrison），去南洋的培頓（Paton），以及許其他的宣教勇士，都承認並且持守加爾文主義，而且他們不是安安靜靜地信奉加爾文主義，而是充滿活力。加爾文主義不僅是信條，也是行動。在今日中國，關鍵不是“傳福音”，關鍵是傳什麽樣的福音。傳講改革宗神學所持守的“恩惠的福音”，是抵擋一切異端、邪教的唯一路徑。

加爾文主義者無所畏懼，堅守純正教義，為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已經成為基督教會的真實力量。加爾文主義教會有一個傳統，就是用比較高的標準訓練教牧人員，不僅注重傳福音，也注重收糧入倉，裝備聖徒，並使人在上帝麵前立下莊嚴的誓約，立誌過聖潔的生活。在今日中國傳道人滿天飛，但教會卻一片荒涼的荒誕中，加爾文神學是教會重建的唯一出路。

加爾文主義者注重上帝的律法，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嚴苛專橫，缺乏彈性，然而曆史證明，加爾文主義者始終是自由的捍衛者。加爾文主義所到之處，一路掃蕩形形色色無法無天的現象，清除一切障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以暴易暴並不能真正解決中國所麵對的問題。唯有加爾文主義向世人昭示了人類的最高理想。世上渴慕理想，渴慕為真理而活，憎惡各種形式的偶像崇拜的人啊，你在加爾文主義中必然能夠得到慰藉。“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加爾文主義所傳講的是一種合理的個人主義。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有上帝的形像。所有人在上帝麵前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沒有淩駕在別人頭上的權力。個人都獨立的，但絕不是孤立的。因此，唯獨傳講加爾文主義，才能夠抑製踐踏個體尊嚴的極權主義，同時抑製暗中極端張揚自我的個人主義，使每個人都對自己有一個健康的地位。

加爾文主義強調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天路曆程”，每個人都是“天路客”。約翰·班揚所著的《天路曆程》一書成為基督徒靈修神學的經典名作。加爾文主義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強烈感受到他是一個單獨的個體，不能依附於其他任何人或事物，每個人都要來到上帝麵前交出自己的帳本，誰也不能代替誰。加爾文主義還以清晰奪目的大光照亮人心，使人看到他對上帝的責任、與永世的關係。人一進入世界就時時刻刻步向墳墓，但是加爾文主義告訴我們，人的一生有一個重責大任，就是“進天國，逃離地獄”，而這也成為他人生旅途中唯一的慰藉。因此，加爾文主義對於中國文化中隻重今生享受，不重來世上帝麵前審判的成分也是一個提醒。

加爾文主義把主權的上帝顯明在人的麵前，又帶領人尋其蹤跡，使人看到上帝的偉大、威嚴、至智、至聖、至公、至愛。加爾文主義讓每個人都謙卑在上帝的麵前：“人算什麽”，加爾文主義也使人認識道人生的尊嚴：“你竟顧念他！”

當然，我們所提倡的並不是宗派精神。在加爾文神學中所呈現的真理並不僅僅是屬於某個宗派的，而是屬於全世界的。加爾文主義的原則就是聖經，從聖經中我們得到加爾文主義的基本原則：上帝的主權。接受上帝的主權，也必然接受基本的倫理原則，也就是以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為最崇高的標準。加爾文主義的終極目的就是榮耀上帝。因此，加爾文主義是形形色色的人本主義的天敵。這樣的加爾文主義，不多不少，正是聖經中所啟示的，正是中國所需要的。唯願上帝感動、興起更多的仁人誌士，一起學習加爾文神學，使上帝的名得榮耀，使中國得複興。

 

1．改革宗神學家華腓德論改革宗神學

老普林斯敦神學院著名神學家華腓德指出：“加爾文主義就是人完全倚靠上帝白白的恩典，救恩唯獨屬乎他。加爾文主義的性質既然如此，所以加爾文主義的命運時時所遭受的一些不景氣也就不問可知了。隻有罪惡的意識在人心中存在，隻要倚靠上帝的人知道有上帝的可靠，隻要上帝仍在天上，加爾文主義是不能在地上被棄絕的。它的命運與有神論、宗教、福音主義的命運唇齒相關；因為加爾文主義正是有神論、宗教、福音主義在其觀念與表現上達於純潔的高度。在觀念與表現的純潔上講，這就是難題之所在。保持完全是很難的，此為人所共知。更何談維持其高度的完全呢？試觀起伏於今日世界的思潮，都想把對上帝的理解刪除；即如無神派的自然主義，唯物主義，或泛神論的進化主義。即或不是刪除，也企圖把對上帝的曆史事件中的理解予以鈍挫或弄的曖昧不明。試看人心的驕傲，自由言論的宣稱，能力的誇示，拒絕承認外來意誌的擺布。試看罪人根深蒂固的自信本性的根本善良，並能達於完全的能力。”（華腓德著：《神學家加爾文與今日的加爾文主義》）

 

2．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論改革宗神學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人恩格斯，在論及加爾文的時候，指出：“他以真正法國式的尖銳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使教會共和化和民主化。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誌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加爾文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加爾文的教會的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間的王國還能夠仍然從屬於君主、主教和領主嗎？”（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47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91頁）

 

3．盧梭論加爾文

法國有兩個“約翰”給人類思想史帶來了震撼，一是約翰·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一是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約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一論政治，一論教育，奠定了他的啟蒙運動中的曆史地位。約翰·加爾文的《基督教敬虔學》和聖經釋論，一論教義，一釋聖經，奠定了他在宗教改革中的曆史地位。約翰·盧梭提倡的是“主權在民”，約翰·加爾文所提倡的是“主權在神”，前者導致了以“法國大革命”為標記的一係列的暴力革命和暴民統治，而後者則成為瑞士、英國、荷蘭、美國等歐美國家自由和憲政的精神導師。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第二卷十二章所加的第十三個小注中對加爾文評價說：“那些隻曉得加爾文是一個神學家的人，實在大大地低估了他的天資。我們那些智慧的法律編輯成典，加爾文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法典編撰方麵所得到的榮譽不下於他著述《基督教敬虔學》一書所得到的尊榮。不管我們的宗教如何發生巨變，隻要愛國和自由精神仍在，加爾文就會仍然活在我們中間，記念這位偉人的人都必得蒙祝福。”    

                           

4．阿米念派創始人論改革宗神學

阿米念派創始人阿米念（James Arminius，1560–1609），談及約翰·加爾文的時候，說：“我懇切地告誡每個學生研讀聖經，此外我所反複叮囑它們的就是仔細研究加爾文所著的聖經釋論，與海彌克（Helmich，荷蘭神學家， 1551–1608）相比，我更加推崇加爾文的注釋。因為我堅信在釋經方麵，加爾文確實是無與倫比的，他的釋論比流傳下來的教父們的著述更有價值。他有一種卓越的先知的精神，這是他超越其他大多數人的，甚至可以說超越其他所有的人。在研讀《海德堡教理問答》之後，就當研讀他所著的《基督教教義》，其中包含了更加詳盡的解釋，但也要有所分辨，正如閱讀其他一切屬人的作品一樣。”（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VIII Chapter VIII）

 

     5．世俗學者威爾·杜蘭論改革宗神學

威爾·杜蘭是一個曆史學家，他並不完全讚同加爾文的主張，但他在論及加爾文神學的時候，也不得不承認：“加爾文神權政治奠基之日，亦即民主政治萌芽之日。加爾文教派靈修走到哪裏，平民教育就發達到那裏。……在加爾文啟迪下，勇敢與冷靜受到鼓勵。在這類人物領導下，人們征服了新大陸。它們建立自治政府，盡力擴張教育。它們宣稱，要把自由帶給全人類。人們由選舉牧師到選舉官吏，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會眾可以自治，市鎮自然亦可自治。上帝揀選的神話，在美洲各國建國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664－665頁）

 

6．魏司道博士論改革宗神學

魏司道博士在一九三零至一九四一年曾於中國東北宣教，後任日內瓦大學聖經及哲學係主任多年。“真能與世俗主義對抗的，就是‘全體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貫的、忠於聖經的信仰就是全體主義，所有對聖經半信半疑的思想體係，都含有分裂的種子，終必失敗。而加爾文主義正包含著鋼鐵一般堅固的立場，它必然會延續下去。”（《教會複興的障礙》，趙中輝譯，53頁）。

 

7．範泰爾論改革宗神學

     範泰爾是威斯敏斯德神學院著名的護教學教授，他對加爾文神學堅信不移。“加爾文宗與阿米念派之間的不同之處，是在永恒性的上帝與暫時性的人之間的關係上有不同的主張。我們認為，上帝決不依賴人，隻有這種在上帝論上毫不妥協的神學主張，才可以說是真正代表具有一貫性的基督教立場；在基督教與非基督教立場之間的爭論，就是圍繞著永恒者與暫時者或上帝與人的關係這一問題而展開的。既然如此，很顯然，我們必須主張阿米念派是不會為基督教提供任何有果效的護教學的。假如他們能夠做到的話，阿米念派有責任證明，他們的主張為基督教提供了更好的護教學，勝過加爾文宗所提供的。加爾文宗與阿米念派之間的不同之處是不能忽視的，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們忽視我們之間的不同之處，在對付共同的仇敵方麵也不會取得什麽進展。加爾文主義者自然認為是阿米念派人士引狼入室，不管阿米念派人士自己怎樣看待自己的做法；同樣，阿米念派人士也是認為加爾文主義者把仇敵放進了堡壘的，而自己還不曉得”（《為真道辯護》，範泰爾著，王誌勇譯）。

 

8．凱伯爾論改革宗神學

亞伯拉罕·凱伯爾（1837－1920）是荷蘭加爾文主義神學家與政治領袖。他擔任過牧師，並主編報紙，創辦基督徒大學，還通過選舉，成為荷蘭的首相。“加爾文主義並沒有止於教會次序而裹足不前，而是擴展成為一個整全的生命體係，她的能量絕不是僅僅耗費在教義的構建上，而是創造了一個整全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樣的體係過去、現在、將來都能夠滿足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麵的需要。加爾文主義使我們基督教最崇高的屬靈光彩展現出來：她創造了一套教會的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成為國家聯盟的雛形；曆史證明，加爾文主義是科學發展的守護天使；她解放了藝術；她所傳播的政治藍圖促成了歐美立憲政府的誕生；她促進了農業、工業、商業和航海的發展；她在家庭生活和家族關係打上了基督徒的印記；通過提倡崇高的道德水準，她在全社會中促進了道德的純正，這對教會和國家、社會和家庭都產生了多重的影響，這一基本的哲學理念完全而且唯獨源自加爾文主義的總原則。”（Abraham Kuyper: Calvinism As a Life System-Six Lecture: Calvinism and the Future）

 

9．司布真論改革宗神學

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1835-1892）被人譽為“布道王子”，上帝藉著他的講道使無數的人悔改信主，他的生平、著述和講章仍然在造就無數渴慕上帝真道的人。司布真也是一位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我們相信加爾文主義的五大特點，我們看這五大特點乃是從基督的十字架上所放射出來的五條大光。”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說，在今日若不傳講所謂加爾文主義，就不是傳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加爾文主義不過是一個綽號而已：加爾文主義就是福音，並不是別的。如果我們不傳因信稱義（不靠行為），我不相信我們是傳福音；我們若不傳揚神的主權之恩，若不高舉神揀選的、不變的、永遠的、征服的大愛，我們所傳的就不是福音。除非我們所傳的是以選民特別的救贖為根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不相信我們是在傳福音；若是一個福音叫聖徒蒙召以後又墮落了，我也不能明了這個福音。這樣的福音是我所憎惡的。”（選自《司布真複興講壇》）

 

10．趙中輝牧師論改革宗神學

趙中輝牧師當是中國教會中第一位潛心研究、翻譯改革宗神學著述，傳講改革宗神學，並對改革宗神學有內心確信的人。他在論及改革宗神學的時候指出： “改革宗信仰對這一點是非常認真的，認為全部聖經都是有意義的。許多基督徒不相信舊約中的律法，在今日還約束我們，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同意他們；因為第一，基督接受舊約作為他以及他門徒的生活準則。第二，基督死後，在凡事上教訓門徒（約14：16），門徒又教導教會，說舊約仍然約束他們。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三章16至17節中清楚地說到，舊約是有意義的。我們相信，全部聖經是神的話，舊約的律法仍然約束我們，除非新約中另有教導。因此對改革宗信仰而言，新約並非是獨立的，它乃是舊約的解釋者。為了了解神對這時代的旨意，我們必須了解全部的聖經。” （《福音講道集》，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92年，200－201頁）

 

11．唐崇榮牧師論改革宗神學

唐崇榮先生是上帝賜給華人教會的特別祝福，藉著他的神學講座，越來越多的華人基督徒曉得改革宗信仰乃是基督教神學的正統。唯有純正的改革宗神學，才能真正榮耀上帝，造福中國。“‘文化使命’，這是福音派的教會常常忽略、或者無知，甚至故意不要知道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願意好好思考、研究的話，你會在曆史的軌跡中間，發現加爾文主義所到的地方，都刺激了、產生了、萌生了全世界的民主運動。這種‘歸正宗’（或說‘改革宗神學’）從加爾文開始就刺激了人對人性尊嚴的了解；這是對‘人到底是什麽？’、‘人應當有怎樣的權利？’的一個很大的挑戰以及對世界的進軍。所以，讓許多指正掌權的人不能隨意對待百姓，不能隨意踐踏人的自由和人的權柄。這就是改教時期中間，超越了天主教傳統對人的了解，從神的啟示中領受智慧所產生出來的偉大結果。”（唐崇榮：《神權、人權、政權》，中福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5頁）

 

 12．林慈信牧師論改革宗神學

       我是美國長老會的一名牧師，簽署並認同《威斯敏斯德信條》中所表述的改革宗神學。我並不把阿米念派人士視為仇敵，而是把他們視為一同為真道爭戰的戰友！我熱心研究英國清教徒神學，清教徒的特色就是發自內心地直接向人的意誌傳福音。適當主權的恩典和揀選帶領我們認信從事傳福音的事工。在護教學上我是一個前提論者，但我也不排斥對證據加以合法的應用（THE BIBLE AND VITAL ISSUES: A Contemporary Statement of Faith by Samuel Ling, June 12, 2003）。

 

13. 呂沛淵牧師論改革宗信仰 
    今日的基督教會（Protestant Churches），無論各宗各派（包括無宗派者），都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Reformation)的子孫，廣義來說，都是“改革宗”（Reformed）的教會，當然這包含了在中國與海外的華人基督教會。然而，遺憾的是，不少華人基督徒對“宗教改革”所知有限，對“改革宗信仰”更是所知甚少。簡言之，“改革宗信仰”就是“根據聖經，注目基督，倚靠聖靈，改心學神，革心歸主”，或稱為“歸正神學”：（1） 就曆史沿革而言，“改革宗信仰”是指自主後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來的運動，旨在歸回聖經，改正中世紀教會的錯誤。“改革宗”發揮“宗教改革運動”的真精神：“唯獨聖經”、“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基督”。 （2）就神學教義而言，“改革宗信仰”高舉以“三一真神”為基督徒信仰與生活的中心，強調以“神的主權”來建立整全的世界觀；以“主基督是唯一中保”來解釋救贖大恩；以“聖靈是保惠師”來說明救恩如何在信徒生命與生活的每一層麵。（3）就聖經詮釋而言，“改革宗信仰”根據整本聖經，從“創造、墮落、救贖”的曆史進程，以經解經，以“基督”為中心，透過“聖約”的架構，來認識“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改革宗信仰”遵循聖經，昭示準則，光照處境，省察動機，以帶出信仰與生活全麵的應用與遵行。（4）就實際生活而言，“改革宗信仰”注重個人靈命生活的敬虔追求，也看重教會整體的光鹽見證、聖潔生活的體現、全人敬拜的落實、普世福音的傳揚和社會文化的更新。總而言之，“改革宗信仰”是全方位學神，履行“大使命”，要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之都順服主基督。 “改革宗信仰”的標語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是榮耀神，享受神，以祂為樂，直到永遠”；“改革宗信仰”是睿智與火熱的心，為主而活；其禱告是“主啊，我願誠懇敏捷地將心獻給你”，目的是“唯獨神得榮耀！”

 

14．牛津大學著名曆史學家佛勞德的見證

牛津大學著名曆史學家佛勞德以批判加爾文主義著稱。但是，他在在研究加爾文主義和加爾文這個人之後，不得不做出客觀的評價。他說：“加爾文主義者已經被人戴上‘不寬容’的帽子。不過如果不寬容的對象是想置你於死地的仇敵，我覺得這心態是可以諒解的……。羅馬天主教的信條已經夠荒謬絕倫了，他們還決定加上一項，就是有權將每個反對他們的人絞死或燒死，而加爾文主義者在這場爭戰中，乃是手拿聖經投靠爭戰的上帝。他們態度愈來愈強硬、愈猛烈；如果你說愈瘋狂，我也不反對。他們會這樣反應，也是很自然的。敬虔人怎樣甘心忍受痛苦，經曆憂患，他們也照樣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安穩於上帝護理的大能中。他們既然認為是上帝定意要他們背這重擔，就覺得這重擔愈背輕省。他們幾乎吸引西歐所有‘恨惡虛謊’的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被壓倒，但又起來；他們被扯裂撕碎，但是沒有權勢能使他們彎曲銷化；他們寧為玉碎，不願瓦全。從來沒有人像他們那樣，厭惡一切虛偽不潔，痛恨各種道德錯謬。如果今天的英格蘭與蘇格蘭還有一些害怕行惡的意識，那都是加爾文主義過去烙在人心的結果。雖然他們沒能摧毀羅馬天主教，雖然天主教依然存在，而且可能繼續長存，在各個議題上發表意見，但是他們鋒利的毒牙已經被拔掉了。他們迫使羅馬天主教放棄那些可憎的觀念，就是自以為有權格殺異己。哦！羅馬天主教因著加爾文主義者的反抗，看到了自己行為的敗壞而慚愧，所以我們還不如說，加爾文主義者間接促成了羅馬天主教的複興哩！”（Froude: Valvinism,p.44。轉引自《預定論》，伯特納著，趙中輝譯，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出版，333頁）

 

15．伯特納論改革宗信仰

伯特納是一個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在其所著的《預定論》一書中，考察了加爾文主義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要查驗一個信仰體係的實際果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個公認受這個體係影響好幾代的國家或民族，仔細查考他們的現況。例如我們查驗羅馬天主教，就可以去西班牙、意大利、哥倫比亞或墨西哥，觀察那裏的宗教與政治，就可以看出羅馬天主教的果效。如果我們打算這樣查驗加爾文主義，可以去一個國家看看，這國家長久以來幾乎都以加爾文主義為唯一的信仰，就是蘇格蘭。馬飛治告訴我們，當加爾文主義還沒有來到蘇格蘭之前，‘極大的黑暗遮蔽大地，盤踞人心，轄治百姓的心靈，好像無止境的惡夢’。司密斯說：‘加爾文主義來到蘇格蘭，那時當地居民還受羅馬教會奴役，被神父轄管，無知而可憐，肉體上、精神上、道德上都敗壞了。巴克爾（Buckle）形容他們‘無論是自己，還是家人，都汙穢不潔’，‘窮苦可憐’、‘過度無知，極度迷信’，‘迷信已深植他們心中’。然而諾克斯在蘇格蘭研讀聖經，已經體會到一些預定論的精神，後來到日內瓦受教加爾文門下，更徹底領悟這偉大的教義，並且傳給蘇格蘭人。這教義閃耀在蘇格蘭人心中，帶來的轉變實在令人驚異，好比萬古長夜中忽有日光照耀……諾克斯使加爾文主義成為蘇格蘭的信仰，加爾文主義則使蘇格蘭成為全世界的道德標準。加爾文主義在哪裏興旺，那裏就愈少犯罪；今天全世界公認最有道德的民族，也就是最徹底奉行加爾文主義者；加爾文主義在哪裏影響力最大，那裏的道德水準也最高，無論是個人或國家都是這樣。這絕非巧合，不容忽視。喀萊爾說：‘我們真的可以說：諾克斯使他的國家從死裏複活了。’佛勞德則說：‘如果沒有約翰·諾克斯，就沒有今天的蘇格蘭。諾克斯就是這等英雄人物。’”（伯特納：《預定論》，337頁）。

 

16．加爾文與改革宗信仰對美國的貢獻

今日中國人多羨慕美國人經濟上的富足，政治上的穩定，很少人曉得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加爾文神學基礎上的國家。伯特納總結說：“加爾文主義隨著五月花號來到美洲大陸，美國最偉大的曆史學家班克魯稱這批美國的先祖天路客為‘按著最嚴緊的教門作加爾文主義的信徒。’麻薩諸塞港殖民地的首任總督恩德克（John Endicott），第二任知事溫斯羅（Winthrop），創建康乃狄克州的胡克（Thomas Hooker），創建新哈芬州（New Haven）的戴文波特（John Davenport），創建羅得島（Rhode Island）殖民地的羅傑威廉（Roger Williams）都是加爾文主義者，彭維廉（William Penn）是胡格諾派的門徒。據估計，美國獨立戰爭時人口三百萬，其中九十萬是蘇格蘭裔，或蘇格蘭-愛爾蘭裔，六十萬是清教徒，四十萬是德國與荷蘭的改革宗。此外，聖公會的〈三十九條〉中信仰告白的部份也與加爾文主義相合，法國的胡格諾派也有許多人一同前來。這樣看來，全美洲殖民地的人口約有三分之二受過加爾文主義的薰陶。世界曆史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和美國一樣，是由這樣一批人創建的。再者，這些人遷到美洲，主要的動機不是賺錢，而是信仰；這信仰進入他們內心深處，使他們可以為它犧牲一切。歐洲各國的宗教迫害固然慘烈，但是背後似乎仍有神的手，藉以揀選一批最進步、最開明的人離鄉背井，來到美洲大陸，建立一個新國家。”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成文憲法的國家，從此之後，許多國家都紛紛效仿，哪怕是專製主義國家也不得不利用憲法作為自己的遮羞布。精研民主與憲政曆史，我們就會曉得，美國民主是與改革宗神學和教會的治理分不開的。因此，美國並不是憲政與民主的楷模和範本，真正的憲政精神和原則要在基督教中尋找。伯特納指出：“美國的民主政體源於基督教，而這個基督教正是加爾文主義的基督教。這是客觀的史實，有太多史料可以作證。獨立戰爭主要是由加爾文主義者發動的，其中許多人曾在普林斯敦的長老會學校受過嚴格訓練。獨立戰爭使美國誕生，這是加爾文主義者給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之人的獻禮。沙夫說：‘美利堅共和國的立國原則，憑著清教徒與加爾文主義之間存在的連鎖關係是可以追溯其根源的。加爾文主義以其神學的嚴峻，育成了偉大的品格並且興起了現代立憲的自由。’”

今日中國社會中研究政治製度的人，往往脫離具體的宗教背景，僅僅從製度的層麵考察，難免流於膚淺。人首先是一個宗教性的人，人的行為和製度都是其所信奉的宗教觀念的反應。可以說，沒有加爾文神學錘煉人的品格，沒有加爾文神學使民主的原則成為民眾的常識，就沒有現代民主製度的形成和發展。伯特納分析說：“卡斯提勒（Emlio Castelar）是西班牙著名的政治家、演說家、學者，未入政界前曾任馬德裏大學的哲學教授；1873年自由派人士成立共和政府，他擔任總統。他身為天主教徒，憎恨加爾文和加爾文主義，這使他的見證更有趣，更有價值。他說：‘共和運動（republican movement）如果要有所作為，就需要一種比路德更嚴格的道德標準，就是加爾文的道德標準；需要一個比德國更民主的教會，就是日內瓦教會。我們如果探索盎格魯·撒克遜民主的源頭，會看到一本描述社會原始狀態的書，就是聖經。民主是由一種非常嚴肅的神學產生出來的，這個嚴肅的神學是從幾個亡命他鄉的基督徒學到的，他們住在荷蘭、瑞士幾個不見天日的城市中，而這些城市都有加爾文的陰影徘徊……。這些神學雖嚴肅，卻也寧靜，形成人類有史以來最莊嚴、最道德，最文明的產業。’”

“長老教會《治會規則》的原則與美利堅共和國憲法的原則極為相似，這實在令人驚訝，也已經使許多人針對這點提出他們的看法。司密斯說：‘當我們的先祖們坐下來製定代議政府與全民政治體製時，他們的任務並不如想像中那麽難，而是有範本可以依循。’”

“他又說：‘如果你隨便找一個美國人，問他：是誰創建了美國？誰是這偉大民主共和國的真正創始者？，他可能感到困惑。我們也能想象，如果他聽到著名德國曆史家藍奇（Ranke）的回答，他會何等驚訝；藍奇的回答是：’約翰．加爾文是美國真正的創始者。’”

“《改教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這本經典名著的作者德奧賓（D'Aubigne）說：‘加爾文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共和國的創始者。美國的開國先祖於雅各王一世在位時離開英國，登上荒蕪的新英格蘭，建立了人多勢強的殖民地。他們是加爾文的嫡係後裔，後來雖然快速成長，成為大國，但是提起瑞士雷馬湖（Lake Lema）畔卑微的改教領袖加爾文，仍以這位屬靈的父親為榮。’”

“司密斯博士說：‘加爾文主義教導共和政體、人民自主自治這些革命性的原則，並且告訴人具體實行的方法。這些原則傳到美國，產生如此豐碩的果實，請問是透過誰的手傳的？誰的手栽的？是加爾文主義者。加爾文和他的思想與美國建立自由體製有非常重要的關係，所以不管藍奇的話有些人聽了會作何感想，這句話是世界各地各宗派的曆史學家所公認，所肯定的。’”（伯特納：《預定論》，345－351頁）

 

17．加爾文主義與民主共和

民主與共和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一個宗教概念。一個隻關心肚腹之欲的民族，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和共和製度的建立與發展的。有目共睹，加爾文主義是現代民主與共和製度的搖籃。因此，伯特納指出：“盡管宗教自由與政治自由並非一體相連，卻是彼此牽引，力量之大不容忽視，缺少其中一個，則另一個也不能久長。曆史常常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人民是享自由，還是受束縛，關鍵總是在它的宗教。他們相信哪一種教義，采納哪一種原則，對整個國家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這些東西直接影響一國人民思想、性格……等底層結構，好像建築物的地基，是一國人民生活、行政……等表層結構的基礎。加爾文主義是革命性的思想，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基本上傾向於消滅所有的階級劃分，摧毀一切以財富與既得權威為基礎的優越。加爾文主義者有愛好自由的精神，所以反對任何人為的階級劃分，如果有任何製度造成這種現象，使一個人因為這種製度而高人一等，他們都要與這樣的製度周旋到底。”

“在政治方麵，近代的民主共和政體主要也是從加爾文主義來的，而且兩者彼此互有因果關係。任何地方的人民隻要接受了加爾文主義，一定也會很快接受民主共和政體。加爾文自己主張：教會在神的統管之下，是一個屬靈的民主共和政體，當然他在理論上是主張民主共和政體的。雅各一世曾說：‘如果長老會與君主政體可以相容，那麽上帝與魔鬼也可以相合了’，可見他很清楚加爾文主義的厲害。班克魯說：‘當年的君王一致憑直覺就可以判斷，加爾文主義有一個他們所懼怕的政治特質，就是民主共和政體’。另一位美國曆史學家約翰．費斯克說：‘我們很難高估加爾文給人類的貢獻。他是科利尼（Coligny）、沈默者威廉、克倫威爾等人的屬靈父親，理當被尊為近代倡導民主風潮的第一人……。加爾文神學的傳揚是人類邁向個人自由的一大步’。西班牙自由黨領袖卡斯提勒說：‘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民主是一種嚴格神學的產物，是從荷蘭與瑞士的幾個城市中學來的’。巴克爾（Buckle）在他的著作《世界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中說：‘加爾文主義基本上就是富有民主精神的’。塔克偉爾（de Tocqueville）是一位政治圈內才華洋溢的作家，他稱加爾文主義為‘具有民主與共和精神的宗教。’” （《預定論－加爾文主義與代議政府》，伯特納）

 

18．加爾文主義與教育

加爾文主義者始終注重發展教育。中國一般人對於宗教的概念是以“信”為本，然而中國人所理解的“信”多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的信。這種“信”隻不過是人主管上的一種感覺，在加爾文神學中，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是以“真知識”和“真信靠”為特色的。

伯特納指出：“曆史很清楚又為加爾文主義作見證，顯示加爾文主義與教育關係密切。加爾文主義無論到哪裏，都創辦學校，給大眾教育注入一股強心針。加爾文主義以信徒心智成熟為前提，其實我們可以這麽說，加爾文主義的存在就與人們的教育密不可分，信徒必須心智成熟，加爾文主義才會發揮出它的效果。一個人如果要充分掌握加爾文主義每一項內容，整理出它蘊含的一切豐富，就必須在心智上有所鍛練才行。加爾文主義對人的悟性提出最強的要求，人必須提升他的悟性，才能領悟加爾文主義。加爾文主義也堅決主張愛神不但要盡心，也要盡‘意’，這‘意’就是指‘心智’或‘悟性’。”

加爾文主張‘真信心必須是有理智的信心’，而經驗告訴我們，‘有敬虔而無知識’到頭來會和‘有知識而不敬虔’一樣危險。加爾文清楚看出，人能否接受他的教義，傳揚他的教義，不但台上的講員是關鍵，台下的聽眾也是關鍵，兩者都要受訓練。加爾文把他日內瓦的成就歸功於學院的設立，數以千計的學生從歐洲大陸和英國流亡到日內瓦，在加爾文門下受教，學成後就把他的教義帶往基督教世界的各個角落。約翰．諾克斯從日內瓦回英國時，深信致力於教育工作，使教育普及，就是構築抗議宗最堅強的堡壘，奠定國家最實在的根基。有古話說：‘羅馬天主教所到之處有神父，加爾文主義所到之處有教師’，我們隻要考查事實，便知此言不虛。加爾文主義認為頭腦比錢財更重要，這種好學精神在英國、美國、荷蘭、蘇格蘭等國產生钜大的影響，無數信奉加爾文主義的家庭即使勒緊褲帶也要讓子女受教育。

喀萊爾的名言：‘對我來說，一個人如果有能力求學，卻不學無術而死，實在是一大悲劇’，一語道破加爾文主義的核心。凡是加爾文主義所到之處，都鼓勵尋求知識，增長學問，所以訓練出一批強有力的思想家。加爾文主義者不把力氣花在蓋大教堂，卻努力在各階層興辦學校。當英國的清教徒、蘇格蘭的誓約派、荷蘭和德國的改革宗信徒來到美國時，不但把聖經及《威斯敏斯德信條》帶來，也把學校一同帶來。這也是為什麽美國的加爾文主義

 

‘從不害怕懷疑論的挑戰，隻要她的學堂旁有教堂，

也不害怕頑固者的對抗，隻要她的教堂旁有學堂。’

 

美國曆史上三個最重要的學府－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當初都是加爾文主義者創辦的，要讓學校成為宣揚加爾文主義的重鎮，不但要讓學生打下健全的神學基礎，也要讓他們熟悉其他各門學問。哈佛創校於1636年，主要是為了訓練傳道人，第一批畢業生有半數以上進入教會服事。耶魯曾經被稱作‘美國大學之母’，有很長一段時間它是嚴謹的清教徒學校。普林斯頓是蘇格蘭的長老會辦的，以徹底的加爾文主義為基礎。

曆史學家班克魯說：‘我們以公立學校為榮，而加爾文是公立學校之父，自由教育製度是加爾文想出來的’。他又說：‘加爾文主義盛行的地方，總是會想辦法啟發當地民眾的心智，在每個教區都興辦學校。’史密斯說：‘多虧日內瓦的加爾文帶起這股風潮，才有我們引以自豪的公立學校製度。這股風潮從蘇格蘭、荷蘭興起，一直湧到美國；美國在建國的頭兩百年間，每一所包括神學院、大學、公立學校在內的各級學校，幾乎都是加爾文主義者創辦並維持的。’論到加爾文主義與教育的關係，加爾文神學院（Calvin College）的米特爾教授有兩段話說得很好：‘科學與藝術乃是神賜給人類的普通恩典，人類應當謹慎對待，善加運用，盡力發展。我們認為大自然是神手中的工作，具體表現出神的理念，純自然的事物也可以反映出神的各種屬性。一切科學都有統一的理念，神也在這理念之中，因為這一切都是他計劃的的彰顯。不過加爾文主義者重視教育，除了上述理論性的考量之外，還有非常實際的考量，可以解釋他們為什麽不但辦初級教育，也辦高等教育，以致學校隨著教會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堪稱現代大學教育的先驅。這實際的考量與他們的宗教關係密切。’”（《預定論――加爾文主義與教育》，伯特納）

 

19．馬克斯·韋伯論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

韋伯在其名著中考察何謂“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我們將會看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缺乏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那麽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到底是什麽呢？首先是一種“天職”的概念，這種概念使得個人對工具具有“自覺性”，而這種“自覺性”恰恰是其他社會類型中勞動者所不具有的。“事實上，這種我們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實際上卻又遠非理所當然的獨特觀念——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了這種義務。至於職業活動到底是什麽，或許看上去隻是利用個人的能力，也可能僅僅是利用（作為資本的）物質財產，這些都無關宏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陳維綱譯，第二章）

其次，合理的資本主義必須有一種誠實的倫理觀。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無法利用那些信奉無紀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條的人的勞動，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與他人往來中給人以完全不講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樣”（第二章）；“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或不管將其稱為什麽精神）的覺醒之往往被歸功於新教，必須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樣將其理解為對生活樂趣的享受，或也不應在任何意義上與啟蒙運動聯係起來。”（第一章）

第三，合理的勞動觀。加爾文主義把勞動視為人的天職，視為人生的目的和當盡的本分，人必須恒常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或智力勞動。羅馬天主教的禁欲主義使人沉浸在無邊無際的空曠的宗教冥想之中，而加爾文則宣布“世界就是我們的修道院”，而勞動則是主要的靈修活動。因此，韋伯總結說：“清教徒的精神氣質卻是合乎理性地組織資本與勞動”。（第五章）

韋伯得出的結論是：“歸正宗（即加爾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不管是在烏珀塔爾（Wupperthal ）還是在其它地方，都是這樣。其影響比路德教大得多，無論是就具體事例還是就總體的比較似乎都證實了這一點，在烏珀塔爾尤其如此。”（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