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曆史學與全球事務學教授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國際局勢為鏡鑒，指出當今世界，尤其是中美關係，正呈現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當年列強在局部衝突、誤判與競爭中滑向大戰，而今天的國際體係同樣充斥大國競爭、民族主義與全球化受阻等因素。韋斯塔德教授強調，中美關係已成為這種結構性風險的核心，一旦失控，將帶來全球性災難。韋斯塔德在文中進一步分析中美經濟關係的結構性矛盾。美國雖仍具金融、科技與製度優勢，但其相對地位下降，引發國內不滿與對中國大陸的指責；這種情緒部分源於產業空心化、貧富差距擴大及社會保障不足等內部問題。與此同時，大陸憑借製造業與供應鏈優勢崛起，對美國構成挑戰，但自身也麵臨增長放緩、債務壓力、人口老齡化及對民營經濟管控等深層困境。在外部環境上，美國通過關稅、出口管製等手段遏製中國大陸，雖效果有限，卻強化了中國“被圍堵”的認知，增加戰略誤判風險。類似一戰前德國的心態，中國大陸部分精英認為國家正處於相對實力巔峰，可能傾向在窗口期內采取更激進行動。韋斯塔德指出，避免衝突的關鍵在於中美建立更穩定的合作框架，包括公平貿易規則、有限安全邊界下的技術交流，以及對台灣問題的相互理解與克製。然而，兩國領導風格與戰略互信不足，使這一目標難以實現。曆史啟示在於，大國若不主動化解深層矛盾，極易在無意中滑向衝突邊緣。以下為韋斯塔德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上關於川習北京峰會、題為《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文章的主要內容。
1914年的幽靈
20世紀10年代初，時任英國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在後來在回憶錄中所寫：“即便是在1914年的最初幾個月裏，國際局勢的天空看起來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晴朗。”僅僅數月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了，並最終奪走了4000萬人的生命。戰後包括格雷勳爵在內的許多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各大強國未能妥善化解那些零星的、卻共同為1914年的那場浩劫火上澆油的諸多小型衝突。
當今的世界，與20世紀初的世界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包括正困擾世界的伊朗和烏克蘭等地局部戰爭。世界同樣是群雄並立 - 美國、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等 – 彼此虎視眈眈，極力捍衛自認為屬於自己的利益。民族主義、恐怖主義、經濟與科技領域的競爭，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受阻等這一切都與當年如出一轍。各國領導人雖互通聲氣，卻鮮有真正的相互理解。人們隱隱感到，他們或許正像一百年前的前輩們那樣，即將錯失化解分歧的最後時機。的確，有時那種“似曾相識”的曆史回響，顯得格外刺耳而真切。
這種曆史回響，在當今的中美關係中顯得尤為強烈。當總川普統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那場籌備已久的峰會時，那種因無序競爭而潛藏的巨大危險，都應當令這兩位領導人警醒。作為當今世界兩大領軍強國，一旦中美之間的衝突失控，其後果不僅對兩國自身而言將是災難性的，對整個世界而言亦將是一場浩劫。盡管雙方都聲稱致力於尋找途徑，以遏製兩國關係滑向全麵對抗的深淵；然而，兩位領導人似乎都未能真正領悟：僅僅達成貿易與關稅領域的暫時休戰，抑或僅僅在禁毒問題上發表口頭聲明，絕不足以扭轉當前的中美關係頹勢。若將當今的國際局勢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那場格局重組相類比，或許更能對其有準確的理解。那一時期，經濟相互依存關係麵臨考驗，眾多大國競相爭奪地緣政治地位。最終，導致了1914年爆發的那場災難。如今，若想讓中美兩國避免重蹈覆轍並邁向某種形式的緩和局麵，積極的合作必不可少，其中也包括著手解決兩國關係中潛藏的一些深層問題。
當今的美國與彼時的英國
如今，美中兩國之間的經濟對比，引發了一些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兩國之間如出一轍的問題。正如20世紀初的英國所經曆的那樣，美國已從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巔峰，轉變為如今與其他幾個頂級強國並立的局麵。在製造業總產出方麵，中國大陸已遙遙領先於美國。此外，美國目前對100多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然而，正如20世紀初的英國一樣，關於美國衰落的論調僅在“相對”意義上才是成立的。如今的美國依然擁有當年英國所具備的某些優勢：它主導著全球銀行業與金融業；其貨幣是全球通行的國際貨幣；而且，從交通運輸、計算機技術到時尚潮流，美國在國際社會的諸多領域中依然扮演著規則製定者的角色。此外，如今的美國還擁有其他一些有利因素。例如，其在研發領域的投入就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目前，美國用於新產品和新技術研發的投入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這一比例冠絕全球。此外，美國還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有利的人口結構，以及豐富的本土自然資源。所有這些優勢，都是1914年的英國所不具備的。
盡管如此，美國依然感到自身正在喪失其曾經的霸主地位，原因在於過去一個世紀裏，其在國際體係中的“相對”地位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二戰結束後，美國的經濟總量曾占據全球GDP總額的約40%；即便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一比例依然維持在20%以上。然而，這種超然地位的形成，是基於當時一係列特殊的曆史背景：歐洲和日本在二戰中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而中國大陸則曆經了一個世紀的戰亂，隨後又爆發了共產主義革命 - 這場革命至少在初期階段，並未能給中國人民帶來顯著的物質改善。如今，在經曆了數代人的和平與相對穩定之後，其他工業強國奮起直追、逐步趕上美國，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在1990年，日本曾是美國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其經濟總量一度占據全球GDP總額的10%。當時中國大陸的份額僅為4%，但此後已飆升至19%。鑒於其他國家份額的增長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國目前約占GDP15%的地位，其實並不顯得那麽糟糕。然而，這種被感知的“衰退”卻助長了民間的怨憤情緒。
美國人還始終懷疑，中國大陸用來推動其經濟增長的手段並不公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類似的指控也曾針對德國。正如當今的中國一樣，當時的德國建立了一套全麵的、由國家主導的工業間諜體係，其目標涵蓋了軍事和民用領域的各類專業技術。此外，德國還利用補貼、非關稅壁壘以及強製技術轉讓等手段來扶持本國企業。盡管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曾綜合運用此類手段來促進自身經濟增長，但如今大陸的相關舉措，其規模之龐大，似乎已遠超此前人們所見的一切先例。
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一樣，美國在經濟領域的一些疑慮，主要不過是其國內困境的一種投射罷了。高達70%至8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有大量的就業崗位流失到了其他國家，尤其是去了中國大陸。鑒於自200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已流失了至少500萬個就業崗位，這種看法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當年的英國一樣，如今的美國也未能為本國工人提供足夠的技能培訓，亦未在工人向新型工作崗位轉型方麵投入足夠的資源。其後果是，許多公民不僅麵臨著工資停滯不前的困境，還無法享受到應有的醫療保險、帶薪病假以及退休保障計劃。與其直麵國內問題的根源，將自身的經濟脆弱歸咎於外部勢力，顯然要容易得多。
20世紀初的英國一樣，當今美國所麵臨的另一個顯軟肋，便是國內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1910年，英國最富有的5%的公民占據了全國近90%的財富。而在當今的美國，最富有的5%的人群掌握著全國約三分之二的財富，且這一比例仍在持續上升。由於許多美國工人早已習慣了優越的工作條件，這種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與政治後果在美國顯得尤為嚴重。因此，許多民眾深信國內精英正與境外勢力相互勾結，企圖中飽私囊，並維係一個對美國工人極不公平的國際經濟體係。
中國也有難處
這種經濟層麵的不滿情緒，很大一部分是針對中國大陸的。這既是因為大陸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也是因為其實現這一增長所采用的路徑。此外，將批評矛頭指向一個擁有截然不同政治製度的外國，往往也顯得更為容易。然而，盡管許多指責之詞不免誇大其詞，但中國大陸對全球供應鏈的掌控確實對美國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這種動態局勢與1914年之前英法兩國對德國的看法如出一轍；盡管當時英法兩國擁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帝國作為後盾，能夠從中獲取物資供應，但如今的美國相比之下卻對國際市場表現出高度的依賴；而且，大陸目前的生產能力（占全球份額的28%）遠超1913年的德國（當時僅占全球份額的15%）。
就其經濟地位而言，中國大陸對世界其他國家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挑戰者角色，其地位之重要，唯有19世紀崛起時期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可與之比肩。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一樣，當今的中國也麵臨著自身特有的經濟難題。在這些難題中，有些的棘手程度甚至可能絲毫不亞於美國所麵臨的挑戰。首先，中國大陸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期”已宣告終結。這一轉變本是遲早要發生的事，但大陸的經濟轉型過程顯得頗為突兀，且因全球疫情的衝擊而進一步加劇。大陸經濟年增長率最後一次突破10%大關是在2010年。到了2019年，這一數字已回落至6%。而根據部分機構的估算，2024年的增長率已降至2%至3%之間。這種向“常態化”增長速度的急劇轉變，導致青年失業率飆升，民眾的預期落差感也隨之急劇放大。此外，大陸經濟目前正深陷高企的債務泥潭之中。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經濟狂飆突進之後，出現這種債務問題實屬意料之中。然而，主要出於政治層麵的考量，大陸政府在製定新的債務紓困方案方麵顯得步履維艱，而這種困境又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不確定性。
此外，中國大陸經濟還麵臨著兩項具有大陸特殊國情的獨特挑戰。其中之一，便是大陸的“人口結構特征”。中國共產黨（CCP）推行了逾一代人的獨生子女政策已釀成一場災難：大陸成為了世界上首個“未富先老”的國家。2023年是大陸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減少了約250萬人。到2050年，大陸人口將至少減少2億，屆時其人口中將有超過40%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換言之，許多大陸公民屆時將體弱多病，亟需照料。因此，大陸人口結構已成為一枚隨時可能引爆的經濟“定時炸彈”。
中國大陸經濟麵臨的另一項重大挑戰，在於執政黨對私營企業，至少是對那些取得成功並處於擴張期的私營企業，持有的根深蒂固的疑慮。過去幾年間，中共針對大陸頂尖企業采取了一係列打壓行動。名義上，這些行動旨在解決反壟斷、數據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問題。但其真正的目的在於將大型私營企業納入黨的掌控之下。這種管控衝動究竟會走向何種極端，目前尚難預料。然而，針對商界領袖的抓捕與審訊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已促使許多企業家選擇將更多時間花在海外。除了上述國內經濟困境之外，中國大陸還麵臨著一個強烈不滿的美國政府。美國官員堅信，中國正是通過利用美國，才得以躋身當今的經濟地位。因此，除了加征關稅之外，北京方麵如今還遭遇了來自美國的出口管製、投資限製，以及對大陸在全球供應鏈中地位的種種鉗製。與此同時，美國正積極遊說其盟友與友好國家效仿其做法，共同對華施壓。
迄今為止，這些舉措除了激怒大陸領導層及相當一部分民眾之外，幾乎未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效。然而，真正的危險在於：這些舉措助長了一種“中國正遭受經濟圍堵”的認知 - 恰似一戰前德國和二戰前日本所感受到的處境。如果普通中國公民確信美國的目標在於阻撓其經濟增長，那麽這種怨憤情緒演變為某種形式的軍事行動的風險將急劇上升。
北京的行動時機
北京與華盛頓麵臨著某些共同的經濟挑戰。此外，中國大陸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因為民眾懷疑，部分中國人所聚斂的巨額財富，實則源於盜竊與腐敗。人們還存有另一種疑慮：大陸在海外開展的經濟項目，如“一帶一路”倡議，與其說是為了協助陸企在海外實現盈利性擴張，倒不如說是為了彰顯國家聲望。針對“一帶一路”項目及大陸政府在海外推廣的其他計劃，關於其存在鋪張浪費、風險隱患、腐敗問題、工程質量低劣以及投資回報率低下等指控，正引發著日益緊張的輿論暗流。
大陸國內的這些經濟隱憂，在某種程度上，與1914年之前的德國所麵臨的狀況頗為相似。這助長了大陸精英階層內部的一種論調：即中國的未來前景或許並不如他們此前預期的那般光明。因此，此時此刻的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正處於其國力最為強盛的巔峰時期。此類觀念曾經促使德國在1914年甘冒戰爭風險。而若當下的東亞地區爆發危機，此類觀念亦有可能引導大陸采取類似的行動。在北京的決策圈內，確實流傳著這樣一種論調：即中國目前的相對經濟影響力已達巔峰 - 因此，也是大陸重塑本地區格局以維護自身利益的絕佳契機。
正如當年的德國一樣，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非凡的經濟成就未必能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對未來日益增強的自信心。舉例而言，當乘客搭乘往返於北京與上海之間那既舒適又令人歎為觀止的高速列車時，他們不會不注意到沿途那些尚未享受到大城市那般經濟繁榮的眾多村莊與小鎮，以及那些因2021年房地產市場停滯而被棄置荒廢、仍籠罩在爛尾陰影之下的高樓。
對5月北京峰會的期望
因此，在任何一次“川習峰會”上，兩位領導人必須開始構想這樣一種途徑：即中國大陸的抱負與美國的利益需求並非必然處於衝突之中。盡管中美兩國在經濟總量上旗鼓相當，但大陸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四倍，而人均GDP卻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換言之，北京仍需為經濟增長尋求空間，以滿足其人民的願望。其他國家若試圖扼殺這種增長，不僅注定徒勞無功，更會在中國人民心中埋下持久的怨恨。解決之道在於建立穩定的貿易規則、開放的金融市場，以及僅受明確且可證實的國家安全需求所限的技術交流機製。隻要獲準在公平的條件下參與競爭，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依然大有可為。
雙方還必須設法換位思考，理解對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 這是兩國關係中最具爆發性的燃點。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堅信，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國正以一種不公且執拗的態度，阻撓其回歸祖國的懷抱。這種認知的成因究竟如何，其實已無關緊要。除非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夠達成共識：即台灣海峽的現狀在當下已是所能企及的最佳狀態，且“獨立”或“武力統一”均非可行選項；否則，圍繞台灣未來走向而爆發衝突的風險將居高不下。
在著手處理這些舉足輕重的議題時，川普與習近平的領導風格顯得格格不入。川普行事衝動，且其宏觀戰略目標日益顯得搖擺不定。相比之下，習近平則是一位遠勝川普的戰略家，和鄧小平之後中國大陸最具權勢的領導人。但他往往墨守成規，鮮少偏離既定劇本；他似乎也缺乏那種在私下場合展現自發性、通過靈活變通來促成新安排的能力。如果說1914年的曆史能給予我們某種啟示，那就是：大國若想從懸崖邊緣勒馬，至少需要找到幾個確鑿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要找到這些理由，雙方所付出的努力，恐怕要遠超他們迄今為止所表現出的意願。
* 本文作者奧德·阿恩·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係耶魯大學曆史學與全球事務學“伊萊休”講席教授。本文改編自其即將出版的著作《風暴將至：權力、衝突與曆史的警示》（亨利·霍爾特出版社 / BBC圖書）。版權所有 © 2026 Odd Arne Westad。
參考資料
Westad, O. A. (2026). 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rump-xi-and-specter-1914
川習會應談什麽
國華P (2026-05-11 08:29:26) 評論 (0)耶魯大學曆史學與全球事務學教授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國際局勢為鏡鑒，指出當今世界，尤其是中美關係，正呈現出令人不安的相似性。當年列強在局部衝突、誤判與競爭中滑向大戰，而今天的國際體係同樣充斥大國競爭、民族主義與全球化受阻等因素。韋斯塔德教授強調，中美關係已成為這種結構性風險的核心，一旦失控，將帶來全球性災難。韋斯塔德在文中進一步分析中美經濟關係的結構性矛盾。美國雖仍具金融、科技與製度優勢，但其相對地位下降，引發國內不滿與對中國大陸的指責；這種情緒部分源於產業空心化、貧富差距擴大及社會保障不足等內部問題。與此同時，大陸憑借製造業與供應鏈優勢崛起，對美國構成挑戰，但自身也麵臨增長放緩、債務壓力、人口老齡化及對民營經濟管控等深層困境。在外部環境上，美國通過關稅、出口管製等手段遏製中國大陸，雖效果有限，卻強化了中國“被圍堵”的認知，增加戰略誤判風險。類似一戰前德國的心態，中國大陸部分精英認為國家正處於相對實力巔峰，可能傾向在窗口期內采取更激進行動。韋斯塔德指出，避免衝突的關鍵在於中美建立更穩定的合作框架，包括公平貿易規則、有限安全邊界下的技術交流，以及對台灣問題的相互理解與克製。然而，兩國領導風格與戰略互信不足，使這一目標難以實現。曆史啟示在於，大國若不主動化解深層矛盾，極易在無意中滑向衝突邊緣。以下為韋斯塔德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上關於川習北京峰會、題為《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文章的主要內容。
1914年的幽靈
20世紀10年代初，時任英國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在後來在回憶錄中所寫：“即便是在1914年的最初幾個月裏，國際局勢的天空看起來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晴朗。”僅僅數月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了，並最終奪走了4000萬人的生命。戰後包括格雷勳爵在內的許多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各大強國未能妥善化解那些零星的、卻共同為1914年的那場浩劫火上澆油的諸多小型衝突。
當今的世界，與20世紀初的世界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包括正困擾世界的伊朗和烏克蘭等地局部戰爭。世界同樣是群雄並立 - 美國、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等 – 彼此虎視眈眈，極力捍衛自認為屬於自己的利益。民族主義、恐怖主義、經濟與科技領域的競爭，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受阻等這一切都與當年如出一轍。各國領導人雖互通聲氣，卻鮮有真正的相互理解。人們隱隱感到，他們或許正像一百年前的前輩們那樣，即將錯失化解分歧的最後時機。的確，有時那種“似曾相識”的曆史回響，顯得格外刺耳而真切。
這種曆史回響，在當今的中美關係中顯得尤為強烈。當總川普統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那場籌備已久的峰會時，那種因無序競爭而潛藏的巨大危險，都應當令這兩位領導人警醒。作為當今世界兩大領軍強國，一旦中美之間的衝突失控，其後果不僅對兩國自身而言將是災難性的，對整個世界而言亦將是一場浩劫。盡管雙方都聲稱致力於尋找途徑，以遏製兩國關係滑向全麵對抗的深淵；然而，兩位領導人似乎都未能真正領悟：僅僅達成貿易與關稅領域的暫時休戰，抑或僅僅在禁毒問題上發表口頭聲明，絕不足以扭轉當前的中美關係頹勢。若將當今的國際局勢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那場格局重組相類比，或許更能對其有準確的理解。那一時期，經濟相互依存關係麵臨考驗，眾多大國競相爭奪地緣政治地位。最終，導致了1914年爆發的那場災難。如今，若想讓中美兩國避免重蹈覆轍並邁向某種形式的緩和局麵，積極的合作必不可少，其中也包括著手解決兩國關係中潛藏的一些深層問題。
當今的美國與彼時的英國
如今，美中兩國之間的經濟對比，引發了一些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兩國之間如出一轍的問題。正如20世紀初的英國所經曆的那樣，美國已從占據經濟主導地位的巔峰，轉變為如今與其他幾個頂級強國並立的局麵。在製造業總產出方麵，中國大陸已遙遙領先於美國。此外，美國目前對100多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然而，正如20世紀初的英國一樣，關於美國衰落的論調僅在“相對”意義上才是成立的。如今的美國依然擁有當年英國所具備的某些優勢：它主導著全球銀行業與金融業；其貨幣是全球通行的國際貨幣；而且，從交通運輸、計算機技術到時尚潮流，美國在國際社會的諸多領域中依然扮演著規則製定者的角色。此外，如今的美國還擁有其他一些有利因素。例如，其在研發領域的投入就遠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目前，美國用於新產品和新技術研發的投入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5%，這一比例冠絕全球。此外，美國還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有利的人口結構，以及豐富的本土自然資源。所有這些優勢，都是1914年的英國所不具備的。
盡管如此，美國依然感到自身正在喪失其曾經的霸主地位，原因在於過去一個世紀裏，其在國際體係中的“相對”地位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二戰結束後，美國的經濟總量曾占據全球GDP總額的約40%；即便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一比例依然維持在20%以上。然而，這種超然地位的形成，是基於當時一係列特殊的曆史背景：歐洲和日本在二戰中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而中國大陸則曆經了一個世紀的戰亂，隨後又爆發了共產主義革命 - 這場革命至少在初期階段，並未能給中國人民帶來顯著的物質改善。如今，在經曆了數代人的和平與相對穩定之後，其他工業強國奮起直追、逐步趕上美國，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在1990年，日本曾是美國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其經濟總量一度占據全球GDP總額的10%。當時中國大陸的份額僅為4%，但此後已飆升至19%。鑒於其他國家份額的增長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國目前約占GDP15%的地位，其實並不顯得那麽糟糕。然而，這種被感知的“衰退”卻助長了民間的怨憤情緒。
美國人還始終懷疑，中國大陸用來推動其經濟增長的手段並不公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類似的指控也曾針對德國。正如當今的中國一樣，當時的德國建立了一套全麵的、由國家主導的工業間諜體係，其目標涵蓋了軍事和民用領域的各類專業技術。此外，德國還利用補貼、非關稅壁壘以及強製技術轉讓等手段來扶持本國企業。盡管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曾綜合運用此類手段來促進自身經濟增長，但如今大陸的相關舉措，其規模之龐大，似乎已遠超此前人們所見的一切先例。
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一樣，美國在經濟領域的一些疑慮，主要不過是其國內困境的一種投射罷了。高達70%至8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有大量的就業崗位流失到了其他國家，尤其是去了中國大陸。鑒於自200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已流失了至少500萬個就業崗位，這種看法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當年的英國一樣，如今的美國也未能為本國工人提供足夠的技能培訓，亦未在工人向新型工作崗位轉型方麵投入足夠的資源。其後果是，許多公民不僅麵臨著工資停滯不前的困境，還無法享受到應有的醫療保險、帶薪病假以及退休保障計劃。與其直麵國內問題的根源，將自身的經濟脆弱歸咎於外部勢力，顯然要容易得多。
20世紀初的英國一樣，當今美國所麵臨的另一個顯軟肋，便是國內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1910年，英國最富有的5%的公民占據了全國近90%的財富。而在當今的美國，最富有的5%的人群掌握著全國約三分之二的財富，且這一比例仍在持續上升。由於許多美國工人早已習慣了優越的工作條件，這種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與政治後果在美國顯得尤為嚴重。因此，許多民眾深信國內精英正與境外勢力相互勾結，企圖中飽私囊，並維係一個對美國工人極不公平的國際經濟體係。
中國也有難處
這種經濟層麵的不滿情緒，很大一部分是針對中國大陸的。這既是因為大陸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也是因為其實現這一增長所采用的路徑。此外，將批評矛頭指向一個擁有截然不同政治製度的外國，往往也顯得更為容易。然而，盡管許多指責之詞不免誇大其詞，但中國大陸對全球供應鏈的掌控確實對美國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這種動態局勢與1914年之前英法兩國對德國的看法如出一轍；盡管當時英法兩國擁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帝國作為後盾，能夠從中獲取物資供應，但如今的美國相比之下卻對國際市場表現出高度的依賴；而且，大陸目前的生產能力（占全球份額的28%）遠超1913年的德國（當時僅占全球份額的15%）。
就其經濟地位而言，中國大陸對世界其他國家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挑戰者角色，其地位之重要，唯有19世紀崛起時期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可與之比肩。然而，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一樣，當今的中國也麵臨著自身特有的經濟難題。在這些難題中，有些的棘手程度甚至可能絲毫不亞於美國所麵臨的挑戰。首先，中國大陸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期”已宣告終結。這一轉變本是遲早要發生的事，但大陸的經濟轉型過程顯得頗為突兀，且因全球疫情的衝擊而進一步加劇。大陸經濟年增長率最後一次突破10%大關是在2010年。到了2019年，這一數字已回落至6%。而根據部分機構的估算，2024年的增長率已降至2%至3%之間。這種向“常態化”增長速度的急劇轉變，導致青年失業率飆升，民眾的預期落差感也隨之急劇放大。此外，大陸經濟目前正深陷高企的債務泥潭之中。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經濟狂飆突進之後，出現這種債務問題實屬意料之中。然而，主要出於政治層麵的考量，大陸政府在製定新的債務紓困方案方麵顯得步履維艱，而這種困境又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不確定性。
此外，中國大陸經濟還麵臨著兩項具有大陸特殊國情的獨特挑戰。其中之一，便是大陸的“人口結構特征”。中國共產黨（CCP）推行了逾一代人的獨生子女政策已釀成一場災難：大陸成為了世界上首個“未富先老”的國家。2023年是大陸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減少了約250萬人。到2050年，大陸人口將至少減少2億，屆時其人口中將有超過40%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換言之，許多大陸公民屆時將體弱多病，亟需照料。因此，大陸人口結構已成為一枚隨時可能引爆的經濟“定時炸彈”。
中國大陸經濟麵臨的另一項重大挑戰，在於執政黨對私營企業，至少是對那些取得成功並處於擴張期的私營企業，持有的根深蒂固的疑慮。過去幾年間，中共針對大陸頂尖企業采取了一係列打壓行動。名義上，這些行動旨在解決反壟斷、數據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問題。但其真正的目的在於將大型私營企業納入黨的掌控之下。這種管控衝動究竟會走向何種極端，目前尚難預料。然而，針對商界領袖的抓捕與審訊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已促使許多企業家選擇將更多時間花在海外。除了上述國內經濟困境之外，中國大陸還麵臨著一個強烈不滿的美國政府。美國官員堅信，中國正是通過利用美國，才得以躋身當今的經濟地位。因此，除了加征關稅之外，北京方麵如今還遭遇了來自美國的出口管製、投資限製，以及對大陸在全球供應鏈中地位的種種鉗製。與此同時，美國正積極遊說其盟友與友好國家效仿其做法，共同對華施壓。
迄今為止，這些舉措除了激怒大陸領導層及相當一部分民眾之外，幾乎未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效。然而，真正的危險在於：這些舉措助長了一種“中國正遭受經濟圍堵”的認知 - 恰似一戰前德國和二戰前日本所感受到的處境。如果普通中國公民確信美國的目標在於阻撓其經濟增長，那麽這種怨憤情緒演變為某種形式的軍事行動的風險將急劇上升。
北京的行動時機
北京與華盛頓麵臨著某些共同的經濟挑戰。此外，中國大陸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動蕩。因為民眾懷疑，部分中國人所聚斂的巨額財富，實則源於盜竊與腐敗。人們還存有另一種疑慮：大陸在海外開展的經濟項目，如“一帶一路”倡議，與其說是為了協助陸企在海外實現盈利性擴張，倒不如說是為了彰顯國家聲望。針對“一帶一路”項目及大陸政府在海外推廣的其他計劃，關於其存在鋪張浪費、風險隱患、腐敗問題、工程質量低劣以及投資回報率低下等指控，正引發著日益緊張的輿論暗流。
大陸國內的這些經濟隱憂，在某種程度上，與1914年之前的德國所麵臨的狀況頗為相似。這助長了大陸精英階層內部的一種論調：即中國的未來前景或許並不如他們此前預期的那般光明。因此，此時此刻的中國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正處於其國力最為強盛的巔峰時期。此類觀念曾經促使德國在1914年甘冒戰爭風險。而若當下的東亞地區爆發危機，此類觀念亦有可能引導大陸采取類似的行動。在北京的決策圈內，確實流傳著這樣一種論調：即中國目前的相對經濟影響力已達巔峰 - 因此，也是大陸重塑本地區格局以維護自身利益的絕佳契機。
正如當年的德國一樣，對於中國大陸而言，非凡的經濟成就未必能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對未來日益增強的自信心。舉例而言，當乘客搭乘往返於北京與上海之間那既舒適又令人歎為觀止的高速列車時，他們不會不注意到沿途那些尚未享受到大城市那般經濟繁榮的眾多村莊與小鎮，以及那些因2021年房地產市場停滯而被棄置荒廢、仍籠罩在爛尾陰影之下的高樓。
對5月北京峰會的期望
因此，在任何一次“川習峰會”上，兩位領導人必須開始構想這樣一種途徑：即中國大陸的抱負與美國的利益需求並非必然處於衝突之中。盡管中美兩國在經濟總量上旗鼓相當，但大陸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四倍，而人均GDP卻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換言之，北京仍需為經濟增長尋求空間，以滿足其人民的願望。其他國家若試圖扼殺這種增長，不僅注定徒勞無功，更會在中國人民心中埋下持久的怨恨。解決之道在於建立穩定的貿易規則、開放的金融市場，以及僅受明確且可證實的國家安全需求所限的技術交流機製。隻要獲準在公平的條件下參與競爭，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依然大有可為。
雙方還必須設法換位思考，理解對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 這是兩國關係中最具爆發性的燃點。絕大多數中國民眾堅信，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美國正以一種不公且執拗的態度，阻撓其回歸祖國的懷抱。這種認知的成因究竟如何，其實已無關緊要。除非中美兩國領導人能夠達成共識：即台灣海峽的現狀在當下已是所能企及的最佳狀態，且“獨立”或“武力統一”均非可行選項；否則，圍繞台灣未來走向而爆發衝突的風險將居高不下。
在著手處理這些舉足輕重的議題時，川普與習近平的領導風格顯得格格不入。川普行事衝動，且其宏觀戰略目標日益顯得搖擺不定。相比之下，習近平則是一位遠勝川普的戰略家，和鄧小平之後中國大陸最具權勢的領導人。但他往往墨守成規，鮮少偏離既定劇本；他似乎也缺乏那種在私下場合展現自發性、通過靈活變通來促成新安排的能力。如果說1914年的曆史能給予我們某種啟示，那就是：大國若想從懸崖邊緣勒馬，至少需要找到幾個確鑿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要找到這些理由，雙方所付出的努力，恐怕要遠超他們迄今為止所表現出的意願。
* 本文作者奧德·阿恩·韋斯塔德（Odd Arne Westad）係耶魯大學曆史學與全球事務學“伊萊休”講席教授。本文改編自其即將出版的著作《風暴將至：權力、衝突與曆史的警示》（亨利·霍爾特出版社 / BBC圖書）。版權所有 © 2026 Odd Arne Westad。
參考資料
Westad, O. A. (2026). Trump, Xi, and the specter of 1914.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rump-xi-and-specter-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