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從來不是人們記憶中那般純粹而美好的進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壁壘的消解與技術進步推動了商品、資本與服務的跨境流動，一個以效率與分工為核心的世界市場逐步成形。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在全球供應鏈中各司其職：前者提供資本與消費需求，後者發展製造業並培育中產階級。彼時，人們普遍相信，商業利益將成為維係世界穩定的紐帶。然而，這一體係的內在裂痕很快顯現。全球化創造了巨大的總體收益，卻未能實現公平分配。在發達國家內部，大量製造業崗位流失，勞動密集型產業衰退，工薪階層承受了最直接的衝擊。而受益於廉價商品與資本回報的群體，則未能對承受最大衝擊的階層進行有效補償。技術進步與社會保障不足進一步放大了這種不平等，使得全球化在社會與政治層麵逐漸失去支持。
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貿易壁壘的產業政策可能帶來極其嚴峻的後果：發展中國家或將失去通過出口導向實現工業化的路徑，而經濟聯係的減弱也可能放大地緣政治對抗的風險。雖然全球化並未終結，卻正處於危險的轉型期。對世界來說，與其放棄這一全球化體係，或許對其進行修複更符合各國利益 - 通過加強國內再分配、完善社會保障、減少扭曲性政策，並推動國際機構改革，以重建公平與信任。歸根結底，全球化既非烏托邦，也非原罪。若任由其缺陷惡化，世界將陷入經濟與政治相互激化的循環；唯有在修正中前行，它才可能重新成為連接各國、緩和衝突的關鍵力量。
“往日時光”並非那般美好
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各國政府拆除彼此間的貿易壁壘，國際貿易與金融流動開始迅速擴張。包括集裝箱運輸的廣泛應用以及貿易物流的改善在內的技術進步降低了運輸成本，並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商業活動。關於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商品與服務市場的構想，即每個國家都能專注於生產自身擁有相對優勢的產品，似乎並非那麽遙不可及。當時形成了一種廣泛共識：那些熱衷於構建全球供應鏈、並致力於將產品與服務銷往世界各地的商業利益群體，將成為把世界緊密聯結在一起的“粘合劑”。
這種安排通過一張互惠互利的網絡，將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來自海外的商品需求，助力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建立了龐大的製造業體係，進而壯大了其國內的中產階級群體。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實現了貿易順差，即其出口額超過了進口額。與此同時，包括澳大利亞、西班牙、英國，尤其是美國，在內的一些富裕國家，開始向世界其他地區舉債，以此來彌補自身的貿易逆差。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樂見全球化對富裕國家國內經濟所帶來的這種重塑效應。自由貿易所產生的巨大整體收益，並未實現公平分配；鞋類、家具、紡織品等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遭受了毀滅性打擊，而另一些產業則在海外競爭的重壓之下被迫進行裁員收縮。舉例而言，20世紀70年代美國汽車市場向日本進口汽車敞開大門，確實為美國消費者帶來了顯著的利益 - 更豐富的選擇和更低廉的價格。但對於底特律的汽車工人們來說，情況卻遭透了 - 隨著海外競爭對手超越美國本土企業，他們紛紛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作崗位。事實上，對於那些從全球化中獲益的人而言，目前尚無簡便易行的方法去補償那些為此付出直接代價的人。富裕國家日益脆弱的社會保障體係 - 更別提那些使得製造業企業得以削減勞動力規模的技術進步 - 更是讓工人們的處境雪上加霜。
公眾的不滿情緒，在富裕國家的國內政治領域引發了一場極具破壞性的“話語轉向”。政客們不再去反思國內政策的缺陷或技術進步的影響，轉而將矛頭指向全球化本身或特定的貿易夥伴；這種做法成為了一種極具政治投機色彩的手段，讓他們得以借此煽動那些因“去工業化”而生活受到衝擊的選民心中的憤怒情緒。那些偏袒富人的稅收政策以及寬鬆的監管政策，助長了財富的集中；而對社會支出的削減，則加劇了人們的經濟絕望感。全球化由此淪為一個現成的“替罪羊”，被用來解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不斷縮減的就業機會，以及政府政策在緩解隨之而來的經濟絕望感方麵所表現出的無力。在美國，這種因反全球化浪潮而引發的國內餘波，最終導致了唐納德·川普當選總統。
借反全球化浪潮中的不滿情緒而上為的那些政客們，麵臨著將其競選口號轉化為實際政策的壓力。他們效仿川普的做法，推行諸如征收進口關稅之類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些政客聲稱他們的政策能重振國內製造業並增加就業機會，但實際上，這些政策不僅提高了物價、縮減了消費者的選擇空間，還擾亂了貿易秩序，並對經濟增長造成了損害。在“全球化未能帶來廣泛且公平的利益”這一背景下，國內政治中出現的反全球化轉向進一步加劇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緊張，並激化了地緣政治層麵的競爭與對抗。
休克主義
過去二十年來的美中關係，體現了全球化政治地位從積極力量向消極力量轉變的趨勢。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對此表示支持。此後，兩國都認為貿易關係可以發展成為互利共贏的雙贏局麵。貿易額大幅增長，美國很快成為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2010年北京開始向外國投資者開放經濟和市場後，美國流入中國的資金也隨之增加。美國企業渴望在中國建立部分供應鏈，以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和其他成本，並在其快速增長的市場銷售產品。美國金融機構向迅速壯大的中國中產階級提供服務，而這些中產階級對服務質量的要求高於國有銀行。
然而，麻煩正在醞釀之中。 2000年，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為830億美元。此後，逆差持續攀升，到2018年達到418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例也從0.8%上升至2%。這時的中國慷慨地為美國貿易逆差提供資金，主要來自中國企業向美國出口廉價商品所獲得的利潤。與此同時，中國從一個小型低收入經濟體迅速崛起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美中友好氛圍下潛藏的緊張局勢逐漸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這段以“中國衝擊1.0”而廣為人知的時期，美國高薪製造業崗位銳減，製造業空心化嚴重。許多美國企業無力與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競爭，最終選擇倒閉。據估計，1999年至2011年間，美國因“中國衝擊”而損失的就業崗位超過200萬個，其中包括約100萬個製造業崗位。其他因素，例如技術變革，也發揮了作用，而且中國並非美國製造業唯一的低工資競爭對手。盡管如此，美國政客們還是忍不住將美國製造業衰落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中國。將中國妖魔化為不公平的競爭對手，加劇了兩國領導人曾經視為互利共贏的關係的惡化。
然而，華盛頓並不應為這段曾經充滿希望的關係惡化承擔全部責任。因為當中國領導人大談全球化“互利共贏”時，他們卻向中國企業傾斜了競爭環境。北京向其製造企業（包括私營和國有企業）提供了各種支持，包括低息銀行貸款以及土地和能源補貼，同時卻拒絕給予美國企業自由、不受限製地進入其國內市場的機會。希望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必須與中國公司成立合資企業，這使得中國公司能夠從其外國合作夥伴那裏獲取技術和專業知識，並最終與它們直接競爭。
美國製造業和服務業企業對無法在中國自由經營日益感到失望。因此，商業利益不再是美中關係中強有力的穩定力量。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川普在2018年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並在隨後幾年逐步提高關稅，以及拜登政府在保留這些關稅的同時進一步限製貿易和投資時，美國商界的反對聲浪相對低調。如今，美國企業不再像過去那樣努力維護美中關係的穩定，隻是勉強抵抗著對華敵意在華盛頓成為兩黨共識的趨勢。
中美關係並非所有層麵都已淪為純粹的競爭關係；兩國有時仍願在氣候變化等議題上開展合作。然而，製衡力量的削弱以及衝突領域的擴大，已導致兩國間的共存狀態變得不再那麽融洽。北京與華盛頓對出口管製手段日益增強的依賴，正是這種新的不穩定均衡狀態的典型寫照。此前，美國在對華科技政策上曾奉行一種雖不乏競爭，卻具合作色彩的方針，其顯著特征在於技術專有知識、人才、物資及資金在兩國間的自由雙向流動。拜登政府曾試圖限製中國獲取關鍵技術及先進計算機芯片的渠道，而川普政府上台後，更是進一步加大了這一限製力度。在美國實施多年的出口管製措施之後，川普於2025年4月加征的關稅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北京隨即采取報複行動，限製了稀土元素的出口 - 而美國的先進科技製造商對這類資源有著極其迫切的需求。隨著雙方的一招一式、你來我往，建立互惠互利經濟關係的願景，在兩國本質上充滿競爭的地緣政治關係背景下，正變得愈發遙不可及。若缺乏一種經濟力量來對衝這種競爭態勢，那麽一國影響力的提升，必將以犧牲另一國的利益為代價。
跨國公司求韌性
盡管發達經濟體曆來推崇自由貿易，但如今它們正紛紛轉向實施產業政策 - 即由政府而非市場來決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產業政策曾被市場導向型經濟體視為禁忌，但如今在許多人眼中，它已成為提升本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競爭力的正當工具。以拜登政府於2022年8月生效的《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RA）為例。該法案宣稱旨在維護美國的科技霸權，並促進國內在綠色技術及其他新興技術領域的投資。為此，拜登政府動用補貼和稅收減免等手段，來激勵電動汽車及可再生能源零部件在美國本土生產。此舉實際上構築了阻礙自由貿易的壁壘。
川普重返總統寶座後，並沒有放棄產業政策，相反，他的政府正構築更多屬於自己的貿易壁壘。例如，其推行的“美國製造”製造業倡議（Made in America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便包含一係列旨在扶持本國企業並鼓勵國內采購的措施。這些措施的實施，往往是以犧牲外國企業的利益為代價的。此外，該政府還曾將貿易政策“武器化”，以此迫使貿易夥伴做出讓步 - 且所涉議題往往與貿易本身毫無關聯。而其所推行的關稅製度，更是為全球商業的未來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
對於那些已習慣依賴商品與服務自由流動的企業而言，由此帶來的衝擊無疑是巨大的。那些跨國經營的企業已淪為日益頻繁的“貿易戰”中的受害者；因為一國所征收的關稅，加上其他國家隨之采取的連鎖報複行動，往往會迅速升級為更大範圍的經濟敵對衝突。一旦這種衝突導致原本編織精密的全球供應鏈中哪怕僅有一個環節發生斷裂，便足以令整個行業陷入徹底停滯。
為了應對這些新出現的風險，跨國企業正紛紛采取旨在提升“韌性”的戰略。許多企業試圖將生產設施集中布局在那些有望免受地緣政治風險衝擊的區域：將生產線遷回本國（“回岸”生產）、將生產線轉移至被視為地緣政治盟友的國家（“友岸”生產）、在多個國家分別設立生產基地以就近供應當地市場，抑或是將上述三種策略進行某種形式的組合運用。另有一些企業正試圖分散生產設施的選址、原材料的來源地，或是最終產品的銷售市場。以蘋果公司為例，該公司已開始在印度進行投資，將其部分手機生產業務從中國轉移出去。為了規避美國關稅，中國製造商加大了對墨西哥、越南以及其他擁有更多美國市場準入優勢的國家的投資力度。如今，將成本（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能源成本）降至最低，已不再是決定實體工廠或其他商業運營選址的主要驅動因素。
企業正轉向那些被視為風險較低的全球商業模式，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轉變反而可能給整個世界帶來其他形式的風險。全球化最初旨在通過將各國經濟緊密交織在一起，從而減少地緣政治衝突；其背後的理念是：一個高度融合的世界將擁有更少的理由去相互爭鬥。然而，隨著企業紛紛撤離那些被其母國視為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的國家的市場，商業活動便不再能充當維係良好雙邊關係的橋梁。一旦失去了全球化早期那種互惠互利的商業網絡，這種“新形態的全球化”最終非但無法緩解，反而可能加劇經濟與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
全球化依然可期
全球化並未終結。然而，其最新形態非但未能充當地緣政治動蕩的解藥，反而恐有加劇動蕩之虞。處於發展初期的低收入國家，亟需進入全球市場以構建其製造業基礎。製造業的擴張 - 伴隨著薪資水平高於農業及其他初級生產部門的就業機會 - 依然能夠助力這些國家培育出一個足以支撐充滿活力的國內經濟的中產階級。然而，若全球貿易與金融流動的碎片化趨勢持續加劇，這條通往發展的道路恐將被徹底阻斷，致使全球相當一部分人口錯失全球化早期繁榮數十載所帶來的種種紅利。這種經濟收縮所引發的後續政治效應，恐將使21世紀初期的那場反全球化浪潮相形見絀，顯得微不足道。
即便已是傷痕累累，全球化這一宏大工程依然值得我們竭力挽救。決策者不應出於一種誤導性的認知 - 即以為脫離全球化能讓國家變得更加安全、更能抵禦外部風險與波動 - 而選擇對全球化敬而遠之。相反，他們理應尋求良策，以化解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負麵影響。發達經濟體國家不僅需要推行再培訓與技能重塑計劃，助力失業工人把握新的經濟機遇，更需建立一套更為強健的收入保障機製，為這些受衝擊的勞動者提供堅實後盾。而在某些迄今仍對經濟與銀行業保持嚴密管控的新興市場國家，當務之急則是對那些過度幹預式的政府監管進行重塑，並著手修複功能失調的金融體係。唯有如此，其國內企業方能更有效地立足國際舞台，參與全球競爭。與此同時，那些負責監管全球貿易與金融的國際機構，亦須尋求自我革新、重煥生機之道。為維係其自身的正當性與公信力，諸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類的貿易機構，理應加倍努力，以一貫且透明的原則來嚴格執行“遊戲規則”，並公開糾正與譴責包括中國與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不公平貿易行徑。而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之類的金融機構，則可通過重構其內部治理體係，如賦予新興市場國家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更為公允的投票權份額，從而重新贏得這些國家的支持與擁護。
凡此種種，絕非易事。然而，若能運籌得當，全球化依然有望兌現其曾備受推崇的巨大潛能 - 作為一股強勁的平衡力量，去抵禦並化解全球日益加劇的碎片化與衝突危機。若此時放棄，世界將陷入一個厄運循環：經濟、政治及地緣政治力量相互激化，彼此引出最惡劣的一麵。
* 本文作者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現在康奈爾大學戴森應用經濟與管理學院擔任貿易政策資深教授（Senior Professor of Trade Policy in the Dyson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t Cornell University），同時為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著有《厄運循環：世界經濟秩序為何正螺旋式地陷入混亂》（The Doom Loop: Why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s Spiraling Into Disorder）。
參考資料
Prasad, E. (2026). How geopolics overran globo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geopolitics-overran-glob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