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叛變前後
博文內容大多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前麵幾篇介紹了顧順章從被捕叛變到最後被中統處死的情況。現在再講講顧順章為何會被捕即叛（顧順章叛變之前）和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對中共人事、中央機關即工作方式等變動的影響。
一
顧順章被捕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揚生；二科負責收集情報，科長是陳庚；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由顧順章兼任；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是李強。
顧順章掌握著中央在上海所有核心機關秘密住址和大量高級領導人的聯係方式，是中共一位在蘇聯受過專門訓練的資深特工，但不少文章（人）都說他的叛變不是偶然的。周恩來也說：“顧順章的叛變不是偶然的，當時的立三路線和四中全會都加深了他的動搖。”
1930年，由於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使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於組織暴動而把原來的有限力量暴露出來，滿洲、順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廣東、湖南等十一個省委機關遭受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而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對中央領導層作了一個很大變化動：大幅減少了工人出身的幹部。
大革命失敗以後，莫斯科覺得之前中共領導層大多是知識分子出身，鬥爭性和革命性都不強，所以就主張多多提拔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開始大力選拔工人幹部。於是，向忠發、蘇兆征、徐錫根、盧福坦、顧順章等都被提拔到了領導層。
中共六大（1928年）產生的中央政治局23名委員裏，有12人是工人出身或者經曆和工人有關，占比超過一半。
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米夫的操控下，以王明為核心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進入了中共領導層，掌握了黨內重要權力。這一來，工人出身的幹部就少了很多。
工人糾察隊出身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看著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老麵孔”越來越少，新麵孔都是一些年輕書生，心裏能沒一些想法嗎？
會議後發生的另一件事更加深了顧順章的動搖。
羅章龍、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因和米夫、王明等人矛盾大，反對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被王明他們當成“反黨分子”。並四中全會10天之後即1931年1月17日， 爆發了“東方旅社事件”。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人在東方旅社開會，商量怎麽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繼續和米夫、王明等人進行黨內鬥爭。結果會還沒開完，公共租界巡捕房就衝了進來，把在場的人全給抓了，然後迅速送到國民黨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同時，在中山旅社等處也有人也被抓，先後有 30 多人被捕。羅章龍因為接待來客沒參會，才逃過一劫。
到了2月7日，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中共幹部，還有柔石、殷夫、胡也頻這些左聯作家，一共24人，在上海龍華的刑場上被秘密處決了。
這事兒很蹊蹺了。
秘密會議為啥會被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這麽精準地搜捕？到底誰是告密者和責任者？
盡管沒有直接證據能指明告密者和消息泄露者是誰，但當時對被捕同誌沒有實施營救，這事兒和共產國際代表以及王明等人，絕對有關。
當時租界巡捕房裏有不少地下黨員和內線人員，他們已經提前給中央通風報信，說最近會有大搜捕活動。
可奇怪的是，當時中央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就這麽看著同誌們被捕，這就讓人懷疑，背後是不是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原因。
“東方旅社事件”發生後，王明還居然說何孟雄他們是“咎由自取”，還稱“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潘漢年曾問王明該怎麽營救，他卻輕飄飄地說“此事要與中央商議，省委不要管”。
何孟雄、林育南這些人，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和米夫、王明等人爭吵矛盾激化，結果僅過了不到一個月，就死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之下。
張國燾回憶，他回到上海碰到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一個波蘭人。這波蘭人在和他談話時，竟然主張用暗殺的方式對付羅章龍。提到何孟雄等人被捕之事，波蘭人沒有一絲同情，還說那些人是自投羅網。
這番言論，讓張國燾相信黨內關於米夫與王明暗害何孟雄等人的傳言。
看來，共產國際的某些人，真的把那種殘酷的黨內鬥爭方式帶到了中共黨內。
這些情況，顧順章肯定都清楚。畢竟他直接負責特科與情報工作，消息靈通得很。
顧順章雖說手裏握著“紅隊”這支中央直屬的武裝力量，可他不是留蘇派的“自己人”。看到何孟雄他們的下場，他肯定會想法，下一個被針對的，會不會就是自己？說不定這時他心裏也有了要投誠的動搖。
楊之華（博古妻子）在《叛徒顧順章叛變的經過和教訓》一文中說了這樣一件事：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特科在顧妻室內搜出了“顧順章親手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未發出的信”，信中說，如果蔣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產黨、第三黨、取消派從中央到支部的各種組織關係，一概交出。
楊之華認為，從他妻子室內搜出的那封信，說明“他的叛黨動機不在被捕之後，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經過了一個動搖的時期。”
二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被捕叛變。雖然由於錢壯飛拿到密電及時通知到在上海的陳庚，避免了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和領導人被一網打盡的滅頂之災，但上海的地下組織仍受到了極大衝擊，人員撤離，地下工作中斷，......
首先是特科領導的變動。顧順章的位置，周恩來提出讓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趙容（康生）做特科主任；王明提出要當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雲（即廖陳雲）作特科主任。理由是：陳雲是中央委員，趙容隻是檢查委員；陳雲比趙容更熟習上海情況。結果向忠發和周恩來都同意陳雲任特科正主任，趙容任副主任，同時把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潘漢年調來當特科負責聯絡偵察工作並參加特科領導，因潘政治上可靠又熟悉上海情況。這樣，陳、趙、潘特科領導三人團形成。
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一般說隨即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
盛嶽（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這樣說到顧順章被捕後的情形：“中共情報網的頭頭顧順章在武漢三鎮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機關的接連遭到破壞，使得中共高級成員驚魂不定，垂頭喪氣。陳紹禹被倉促選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以填補向忠發的空缺。但到他把這一職務搞到手時，它已成為最危險的工作。所以他完全可以說是生活在經常的恐怖之中。他就像驚弓之鳥，很少在中央的會議上露麵，不敢住旅館、公寓甚至單獨的私人房屋。他決定搬到上海郊區的一座療養院去住。他委派康生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員陳雲也擔任他的副官，因為在顧順章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漢口被捕後，陳雲就被任命為中共的情報部長。陳紹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慶樹不久就搬進了療養院。為了安全，陳紹禹要租下整個一層樓。他們要康生、陳雲去同療養院院方商談此事。康、陳二人力勸，這樣做反而隻會引起懷疑和危害他們的安全，但陳紹禹不聽，堅持按他的話去做。康、陳沒法，隻好租了一整層樓。中共中央為此支付了一筆可觀的租金。陳氏夫婦搬進療養院後，足不出戶，實際上成了隱士。陳紹禹事無大小，全都交給康生、陳雲去辦。由於缺少得力領導，中共的工作實際上陷於停頓。陳紹禹夫婦的隱居生活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七月間，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機關及一個秘密印刷所被破獲，包括羅綺園、楊匏安在內的二十三名宣傳部重要人員被捕。陳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辭去了中央總書記。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
王明辭職後，盧福坦短暫地代理過總書記。1931年9月，也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秦邦憲（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領袖的位置上，從此開始了三年零三個月的秦邦憲統治時期。
1931年底，周恩來去了江西“蘇區”，留下24歲、實際工作經驗少得可憐的秦邦憲在上海支撐危局。
1932年，中共中央決定遷往江西，因為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了
1933年1月，秦邦憲與陳雲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蘇區”，意味著中共中央轉移到了鄉村，意味著中共從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農村。這不但導致了1949年以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更導致了1949年後以農村改造城市的政略。
1933年，陳賡在上海治好腿傷即將返回蘇區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顧順章布下的羅網。後在宋慶齡等各界人士營救之下，蔣介石對其“特赦”，他才逃過一劫。
中共中央遷往江西後，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李竹聲任記。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後叛變。盛嶽（盛忠亮）接任李竹聲成為上海局書記。1934年10月，盛嶽被捕後亦叛變，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後移居美國。盛嶽是王明的親信，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就是王明的打手。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執行局改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黃文傑任代理書記，1935年2月黃文傑等36人同時被捕，白區黨的領導機關陷入癱瘓。
中央機關遷往江西後開啟了“莫斯科派”與“井岡山派”的路線鬥爭。後麵的事大家都清楚了。
顧順章叛變前後
毛囡 (2026-05-10 14:31:56) 評論 (3)顧順章叛變前後
博文內容大多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前麵幾篇介紹了顧順章從被捕叛變到最後被中統處死的情況。現在再講講顧順章為何會被捕即叛（顧順章叛變之前）和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對中共人事、中央機關即工作方式等變動的影響。
一
顧順章被捕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192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揚生；二科負責收集情報，科長是陳庚；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由顧順章兼任；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是李強。
顧順章掌握著中央在上海所有核心機關秘密住址和大量高級領導人的聯係方式，是中共一位在蘇聯受過專門訓練的資深特工，但不少文章（人）都說他的叛變不是偶然的。周恩來也說：“顧順章的叛變不是偶然的，當時的立三路線和四中全會都加深了他的動搖。”
1930年，由於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使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於組織暴動而把原來的有限力量暴露出來，滿洲、順直、河南、山西、陝西、山東、湖北、福建、浙江、廣東、湖南等十一個省委機關遭受破壞，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而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對中央領導層作了一個很大變化動：大幅減少了工人出身的幹部。
大革命失敗以後，莫斯科覺得之前中共領導層大多是知識分子出身，鬥爭性和革命性都不強，所以就主張多多提拔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開始大力選拔工人幹部。於是，向忠發、蘇兆征、徐錫根、盧福坦、顧順章等都被提拔到了領導層。
中共六大（1928年）產生的中央政治局23名委員裏，有12人是工人出身或者經曆和工人有關，占比超過一半。
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米夫的操控下，以王明為核心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進入了中共領導層，掌握了黨內重要權力。這一來，工人出身的幹部就少了很多。
工人糾察隊出身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看著參加政治局會議的“老麵孔”越來越少，新麵孔都是一些年輕書生，心裏能沒一些想法嗎？
會議後發生的另一件事更加深了顧順章的動搖。
羅章龍、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因和米夫、王明等人矛盾大，反對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被王明他們當成“反黨分子”。並四中全會10天之後即1931年1月17日， 爆發了“東方旅社事件”。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人在東方旅社開會，商量怎麽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繼續和米夫、王明等人進行黨內鬥爭。結果會還沒開完，公共租界巡捕房就衝了進來，把在場的人全給抓了，然後迅速送到國民黨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同時，在中山旅社等處也有人也被抓，先後有 30 多人被捕。羅章龍因為接待來客沒參會，才逃過一劫。
到了2月7日，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中共幹部，還有柔石、殷夫、胡也頻這些左聯作家，一共24人，在上海龍華的刑場上被秘密處決了。
這事兒很蹊蹺了。
秘密會議為啥會被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這麽精準地搜捕？到底誰是告密者和責任者？
盡管沒有直接證據能指明告密者和消息泄露者是誰，但當時對被捕同誌沒有實施營救，這事兒和共產國際代表以及王明等人，絕對有關。
當時租界巡捕房裏有不少地下黨員和內線人員，他們已經提前給中央通風報信，說最近會有大搜捕活動。
可奇怪的是，當時中央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就這麽看著同誌們被捕，這就讓人懷疑，背後是不是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原因。
“東方旅社事件”發生後，王明還居然說何孟雄他們是“咎由自取”，還稱“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潘漢年曾問王明該怎麽營救，他卻輕飄飄地說“此事要與中央商議，省委不要管”。
何孟雄、林育南這些人，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和米夫、王明等人爭吵矛盾激化，結果僅過了不到一個月，就死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之下。
張國燾回憶，他回到上海碰到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一個波蘭人。這波蘭人在和他談話時，竟然主張用暗殺的方式對付羅章龍。提到何孟雄等人被捕之事，波蘭人沒有一絲同情，還說那些人是自投羅網。
這番言論，讓張國燾相信黨內關於米夫與王明暗害何孟雄等人的傳言。
看來，共產國際的某些人，真的把那種殘酷的黨內鬥爭方式帶到了中共黨內。
這些情況，顧順章肯定都清楚。畢竟他直接負責特科與情報工作，消息靈通得很。
顧順章雖說手裏握著“紅隊”這支中央直屬的武裝力量，可他不是留蘇派的“自己人”。看到何孟雄他們的下場，他肯定會想法，下一個被針對的，會不會就是自己？說不定這時他心裏也有了要投誠的動搖。
楊之華（博古妻子）在《叛徒顧順章叛變的經過和教訓》一文中說了這樣一件事：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特科在顧妻室內搜出了“顧順章親手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未發出的信”，信中說，如果蔣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產黨、第三黨、取消派從中央到支部的各種組織關係，一概交出。
楊之華認為，從他妻子室內搜出的那封信，說明“他的叛黨動機不在被捕之後，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經過了一個動搖的時期。”
二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被捕叛變。雖然由於錢壯飛拿到密電及時通知到在上海的陳庚，避免了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和領導人被一網打盡的滅頂之災，但上海的地下組織仍受到了極大衝擊，人員撤離，地下工作中斷，......
首先是特科領導的變動。顧順章的位置，周恩來提出讓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趙容（康生）做特科主任；王明提出要當時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陳雲（即廖陳雲）作特科主任。理由是：陳雲是中央委員，趙容隻是檢查委員；陳雲比趙容更熟習上海情況。結果向忠發和周恩來都同意陳雲任特科正主任，趙容任副主任，同時把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潘漢年調來當特科負責聯絡偵察工作並參加特科領導，因潘政治上可靠又熟悉上海情況。這樣，陳、趙、潘特科領導三人團形成。
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一般說隨即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
盛嶽（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這樣說到顧順章被捕後的情形：“中共情報網的頭頭顧順章在武漢三鎮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機關的接連遭到破壞，使得中共高級成員驚魂不定，垂頭喪氣。陳紹禹被倉促選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以填補向忠發的空缺。但到他把這一職務搞到手時，它已成為最危險的工作。所以他完全可以說是生活在經常的恐怖之中。他就像驚弓之鳥，很少在中央的會議上露麵，不敢住旅館、公寓甚至單獨的私人房屋。他決定搬到上海郊區的一座療養院去住。他委派康生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員陳雲也擔任他的副官，因為在顧順章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漢口被捕後，陳雲就被任命為中共的情報部長。陳紹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慶樹不久就搬進了療養院。為了安全，陳紹禹要租下整個一層樓。他們要康生、陳雲去同療養院院方商談此事。康、陳二人力勸，這樣做反而隻會引起懷疑和危害他們的安全，但陳紹禹不聽，堅持按他的話去做。康、陳沒法，隻好租了一整層樓。中共中央為此支付了一筆可觀的租金。陳氏夫婦搬進療養院後，足不出戶，實際上成了隱士。陳紹禹事無大小，全都交給康生、陳雲去辦。由於缺少得力領導，中共的工作實際上陷於停頓。陳紹禹夫婦的隱居生活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七月間，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機關及一個秘密印刷所被破獲，包括羅綺園、楊匏安在內的二十三名宣傳部重要人員被捕。陳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間辭去了中央總書記。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
王明辭職後，盧福坦短暫地代理過總書記。1931年9月，也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秦邦憲（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領袖的位置上，從此開始了三年零三個月的秦邦憲統治時期。
1931年底，周恩來去了江西“蘇區”，留下24歲、實際工作經驗少得可憐的秦邦憲在上海支撐危局。
1932年，中共中央決定遷往江西，因為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了
1933年1月，秦邦憲與陳雲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蘇區”，意味著中共中央轉移到了鄉村，意味著中共從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農村。這不但導致了1949年以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更導致了1949年後以農村改造城市的政略。
1933年，陳賡在上海治好腿傷即將返回蘇區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顧順章布下的羅網。後在宋慶齡等各界人士營救之下，蔣介石對其“特赦”，他才逃過一劫。
中共中央遷往江西後，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李竹聲任記。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後叛變。盛嶽（盛忠亮）接任李竹聲成為上海局書記。1934年10月，盛嶽被捕後亦叛變，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後移居美國。盛嶽是王明的親信，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就是王明的打手。
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執行局改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黃文傑任代理書記，1935年2月黃文傑等36人同時被捕，白區黨的領導機關陷入癱瘓。
中央機關遷往江西後開啟了“莫斯科派”與“井岡山派”的路線鬥爭。後麵的事大家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