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中）
博文內容大多摘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前文提到解送顧順章的火輪還在江中晝夜行進中，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錢壯飛連續收到幾封加密電報，意識到有重大事情發生，決定拆開電文用密碼本譯出，看到電文內容讓他震驚不已。立刻喚來了作為他與李克農的聯係人、在正元實業社打雜的女婿劉 杞夫，命令他與女兒錢椒火速離寧赴滬報信。
劉杞夫得到錢壯飛的指示後，馬上趕往上海，當天深夜在一家 地處鬧市的狹窄馬路旁的一家簡陋旅館中找到了李克農。
一見李克農，劉杞夫連說：“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接著把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情況向李克農報告了。
李克農馬上想到要通知陳賡。但很不巧，那天不是李克農與陳賡接頭的日子。陳賡是李克農的上線，找不到陳賡，就無法把這個緊急情報送出去。
李克農想盡辦法，費了幾個周折，才通過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聯絡員找到劉鼎，再由劉鼎找到陳賡。陳賡馬上帶著李克農找到了周恩來，向中央匯報了這個重大情報。周恩來震驚了，向忠發驚呆了，整個中央震動了。
周恩來已從事革命十幾年，經曆過許多重大曆史變故：不少中共重要領導人被捕被殺，自己也有過一次被捕兩次被扣押的經 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從事革命活動被捕；1926年 “三二O” 事變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變被扣押)。但使他感到最震驚和痛心的莫過於顧順章的叛變。
他顧順章與他共事多年，關係非常密 切，顧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精明能幹，身手不 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腳，他功不可沒；同時顧順章掌握著中央上海機關的全部機密，幾乎掌握著中共地下鬥爭的全部秘密， 一旦叛變危害極大，如不馬上采取措施，組織將遭滅頂之災。
周恩來得知顧順章被捕叛變已是4月26日。
上海中央決定，陳雲頂替顧順章負責中央特科，和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趙容（康生)一起協助周恩來領導機關人員隱蔽撤離事宜。
在周恩來親自指揮之下，中共特科全部出動，采取如下應變措施：第一，銷毀大量機密文件，盡可能在國民黨大搜捕時讓他們一無所獲，使黨的機密泄露減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廢止顧順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鬥爭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轉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 關辦公地點。
同時，將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轉移到安全地帶隱蔽起來，並采取相應嚴密的保衛措施。
中央設立的一個秘密機關位於上海四馬路天蟾舞台後麵樓上的兩間房子裏，房子是租賃來的，由熊瑾玎、朱端綬夫婦住守。熊瑾玎時任中共中央會計。這個地方非常隱蔽安全，有一時期中共中央常委會都在這裏召開，中共領導人的碰頭會也常在這裏。
顧順章叛變後，隻能忍痛割愛，放棄這個很好的秘密機關。特科辦事效率非常高，當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機關和有關領導人安全轉移。
其時，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負責人有：向忠發、盧福坦、羅登賢、瞿 秋白、李維漢、王明、博古、康生、陳雲等人。他們當中的住處有被顧 順章知道的，也在當天或第二天統統安全轉移。周恩來將自己的住處轉移到小沙渡路的一個不顯眼的地方。
第四，將一切可以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迅速轉移到安全地 區或調離上海。
陳賡把錢壯飛安置在一位地下黨員家中，對他的家屬也作了妥當的安置。國民黨也知道錢壯飛在上海，到處緝拿他，國民黨特務認識他的人又多，他已無法在上海繼續待下去。1931年8月間，他與李克農、胡底先後離開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第五，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係。
顧順章加入中共後，他的許多親戚和隨從也陸續跟著他進入了革命陣營。顧順章的嶽父張阿桃、嶽母張陸氏，小姨子張愛寶、姨表妹葉小妹，胞兄顧維楨、嫂嫂吳韻蘭，嫂嫂的胞弟吳克昌及老婆，以及其他親屬隨從都幾乎在特一科工作。他們或當機關工作人員，或當炊事員，或做掩護、交通工作，同樣掌握著中 共許多機密，認識了許多中共負責同誌，顧順章政治轉向，他們也有可 能跟著轉向。
正是這第五條措施，引發了後來的“顧順章滅門案”
二
4月27日，錢壯飛一早把幾封密電交給剛返寧的徐恩曾，隨即離開， 乘火車趕回上海。為了防止上海火車站有埋伏，他在上海郊外的真如站就下了車，並在一家郵局，按預定暗號，給天津的胡底發出“潮重病速返”的電文(“潮”是錢壯飛的別名)，讓胡底撤離。
解送顧順章的專用火輪也在27日到達南京。蔡孟堅在回憶錄是這樣描述的：“安排等到顧順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顧順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號徐恩曾的秘密辦公處。
顧順章一見中山路三○五號門牌，即是共黨駐京住處，促我速將共諜錢壯飛扣留。我一時急忙，查錢壯飛已逃滬。此時均由張道藩安排。張道藩接蔣官邸電話，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顧順章謁蔣公。我偕顧順章進入官邸，蔣公走到客廳，我先趨前向蔣公報告，顧順章為共黨重要首領，他願拜謁鈞座，稟達願望，刻在近旁。
待我介紹後，相互站著，顧順章竟伸手向蔣公求握手。蔣公視之為階下囚，不予理會，僅說：‘你投向我方，甚為欣歡。以後將由蔡同誌領導。’驕傲自負的顧順章，自知已落入‘階下囚’矣，因之無話可說。
當時蔣公囑我送顧順章返住處後，再來謁見。
我將顧順章押回住處，顧順章在車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辦，因中共重要分子惲代英在滬被捕，偽稱自己為赤色群眾，已押送南京。我用錢運動了軍法處，就這數日內釋放。你可查明，重審判罪。’
顧順章曾向徐恩曾指認、捕捉共黨駐滬辦事處處長楊登瀛（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楊登瀛係張道藩的朋友，終於入獄後被釋放。”
由於蔣介石對顧順章的怠慢和不重視，顧順章一肚子的中共秘密和鏟共計劃沒有麵告蔣的機會，這是他被捕之初就計劃好的，要在蔣介石麵前顯示他的價值，也因此他在武漢期間對蔡孟堅隻供出的是在他看來不算重大的機密：武漢的中共地下組織、紅二軍團駐漢辦事處等二十多個秘密機關。
而上海方麵的核心機密，他始終沒有對蔡孟堅透露具體細節。現在隻能向徐恩曾交代給了。
顧順章本來準備隨徐恩曾帶著特務去上海執行破壞搜捕中共的計劃，因懼怕特科“紅隊”的威力，他不敢去上海。
1931年4月28日，當徐恩曾指揮大批國民黨軍警特務按照顧順章提供的地址、線索湧入上海進行了大搜捕，當他們到達那些秘密地點時，大多已是人去樓空，看到的是空蕩的屋子。陳立夫、徐恩曾想一舉抓獲中共重要領導，搗毀中共各機關組織的計劃失敗。
雖然由於錢壯飛的及時情報讓中共機關和領導人有時間緊急轉移，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但顧順章的叛變給中共還是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海的地下組織受到了極大衝擊，大量重要工作被迫中斷，很多地下工作者隻能撤離或者隱蔽起來。
被顧順章直接指認而犧牲的領導人除了惲代英，還有稍後被捕犧牲的蔡和森，蔡和森是顧順章帶領特務在香港逮捕的。還有陳賡聯係的在上海的重要情報人員楊登瀛的被捕。
後來連周恩來在上海也無法待下去，於1931年12月上旬，被迫轉往中央蘇區，上海也逐漸不再是中央機關的所在地了。
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中）
毛囡 (2026-05-06 08:38:20) 評論 (2)
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中）
博文內容大多摘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前文提到解送顧順章的火輪還在江中晝夜行進中，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錢壯飛連續收到幾封加密電報，意識到有重大事情發生，決定拆開電文用密碼本譯出，看到電文內容讓他震驚不已。立刻喚來了作為他與李克農的聯係人、在正元實業社打雜的女婿劉 杞夫，命令他與女兒錢椒火速離寧赴滬報信。
劉杞夫得到錢壯飛的指示後，馬上趕往上海，當天深夜在一家 地處鬧市的狹窄馬路旁的一家簡陋旅館中找到了李克農。
一見李克農，劉杞夫連說：“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接著把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情況向李克農報告了。
李克農馬上想到要通知陳賡。但很不巧，那天不是李克農與陳賡接頭的日子。陳賡是李克農的上線，找不到陳賡，就無法把這個緊急情報送出去。
李克農想盡辦法，費了幾個周折，才通過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聯絡員找到劉鼎，再由劉鼎找到陳賡。陳賡馬上帶著李克農找到了周恩來，向中央匯報了這個重大情報。周恩來震驚了，向忠發驚呆了，整個中央震動了。
周恩來已從事革命十幾年，經曆過許多重大曆史變故：不少中共重要領導人被捕被殺，自己也有過一次被捕兩次被扣押的經 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從事革命活動被捕；1926年 “三二O” 事變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變被扣押)。但使他感到最震驚和痛心的莫過於顧順章的叛變。
他顧順章與他共事多年，關係非常密 切，顧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精明能幹，身手不 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腳，他功不可沒；同時顧順章掌握著中央上海機關的全部機密，幾乎掌握著中共地下鬥爭的全部秘密， 一旦叛變危害極大，如不馬上采取措施，組織將遭滅頂之災。
周恩來得知顧順章被捕叛變已是4月26日。
上海中央決定，陳雲頂替顧順章負責中央特科，和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趙容（康生)一起協助周恩來領導機關人員隱蔽撤離事宜。
在周恩來親自指揮之下，中共特科全部出動，采取如下應變措施：第一，銷毀大量機密文件，盡可能在國民黨大搜捕時讓他們一無所獲，使黨的機密泄露減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廢止顧順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鬥爭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轉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 關辦公地點。
同時，將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轉移到安全地帶隱蔽起來，並采取相應嚴密的保衛措施。
中央設立的一個秘密機關位於上海四馬路天蟾舞台後麵樓上的兩間房子裏，房子是租賃來的，由熊瑾玎、朱端綬夫婦住守。熊瑾玎時任中共中央會計。這個地方非常隱蔽安全，有一時期中共中央常委會都在這裏召開，中共領導人的碰頭會也常在這裏。
顧順章叛變後，隻能忍痛割愛，放棄這個很好的秘密機關。特科辦事效率非常高，當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機關和有關領導人安全轉移。
其時，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負責人有：向忠發、盧福坦、羅登賢、瞿 秋白、李維漢、王明、博古、康生、陳雲等人。他們當中的住處有被顧 順章知道的，也在當天或第二天統統安全轉移。周恩來將自己的住處轉移到小沙渡路的一個不顯眼的地方。
第四，將一切可以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迅速轉移到安全地 區或調離上海。
陳賡把錢壯飛安置在一位地下黨員家中，對他的家屬也作了妥當的安置。國民黨也知道錢壯飛在上海，到處緝拿他，國民黨特務認識他的人又多，他已無法在上海繼續待下去。1931年8月間，他與李克農、胡底先後離開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第五，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係。
顧順章加入中共後，他的許多親戚和隨從也陸續跟著他進入了革命陣營。顧順章的嶽父張阿桃、嶽母張陸氏，小姨子張愛寶、姨表妹葉小妹，胞兄顧維楨、嫂嫂吳韻蘭，嫂嫂的胞弟吳克昌及老婆，以及其他親屬隨從都幾乎在特一科工作。他們或當機關工作人員，或當炊事員，或做掩護、交通工作，同樣掌握著中 共許多機密，認識了許多中共負責同誌，顧順章政治轉向，他們也有可 能跟著轉向。
正是這第五條措施，引發了後來的“顧順章滅門案”
二
4月27日，錢壯飛一早把幾封密電交給剛返寧的徐恩曾，隨即離開， 乘火車趕回上海。為了防止上海火車站有埋伏，他在上海郊外的真如站就下了車，並在一家郵局，按預定暗號，給天津的胡底發出“潮重病速返”的電文(“潮”是錢壯飛的別名)，讓胡底撤離。
解送顧順章的專用火輪也在27日到達南京。蔡孟堅在回憶錄是這樣描述的：“安排等到顧順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顧順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號徐恩曾的秘密辦公處。
顧順章一見中山路三○五號門牌，即是共黨駐京住處，促我速將共諜錢壯飛扣留。我一時急忙，查錢壯飛已逃滬。此時均由張道藩安排。張道藩接蔣官邸電話，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顧順章謁蔣公。我偕顧順章進入官邸，蔣公走到客廳，我先趨前向蔣公報告，顧順章為共黨重要首領，他願拜謁鈞座，稟達願望，刻在近旁。
待我介紹後，相互站著，顧順章竟伸手向蔣公求握手。蔣公視之為階下囚，不予理會，僅說：‘你投向我方，甚為欣歡。以後將由蔡同誌領導。’驕傲自負的顧順章，自知已落入‘階下囚’矣，因之無話可說。
當時蔣公囑我送顧順章返住處後，再來謁見。
我將顧順章押回住處，顧順章在車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辦，因中共重要分子惲代英在滬被捕，偽稱自己為赤色群眾，已押送南京。我用錢運動了軍法處，就這數日內釋放。你可查明，重審判罪。’
顧順章曾向徐恩曾指認、捕捉共黨駐滬辦事處處長楊登瀛（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楊登瀛係張道藩的朋友，終於入獄後被釋放。”
由於蔣介石對顧順章的怠慢和不重視，顧順章一肚子的中共秘密和鏟共計劃沒有麵告蔣的機會，這是他被捕之初就計劃好的，要在蔣介石麵前顯示他的價值，也因此他在武漢期間對蔡孟堅隻供出的是在他看來不算重大的機密：武漢的中共地下組織、紅二軍團駐漢辦事處等二十多個秘密機關。
而上海方麵的核心機密，他始終沒有對蔡孟堅透露具體細節。現在隻能向徐恩曾交代給了。
顧順章本來準備隨徐恩曾帶著特務去上海執行破壞搜捕中共的計劃，因懼怕特科“紅隊”的威力，他不敢去上海。
1931年4月28日，當徐恩曾指揮大批國民黨軍警特務按照顧順章提供的地址、線索湧入上海進行了大搜捕，當他們到達那些秘密地點時，大多已是人去樓空，看到的是空蕩的屋子。陳立夫、徐恩曾想一舉抓獲中共重要領導，搗毀中共各機關組織的計劃失敗。
雖然由於錢壯飛的及時情報讓中共機關和領導人有時間緊急轉移，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但顧順章的叛變給中共還是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海的地下組織受到了極大衝擊，大量重要工作被迫中斷，很多地下工作者隻能撤離或者隱蔽起來。
被顧順章直接指認而犧牲的領導人除了惲代英，還有稍後被捕犧牲的蔡和森，蔡和森是顧順章帶領特務在香港逮捕的。還有陳賡聯係的在上海的重要情報人員楊登瀛的被捕。
後來連周恩來在上海也無法待下去，於1931年12月上旬，被迫轉往中央蘇區，上海也逐漸不再是中央機關的所在地了。
博文內容大多摘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前文提到解送顧順章的火輪還在江中晝夜行進中，潛伏在徐恩曾身邊的錢壯飛連續收到幾封加密電報，意識到有重大事情發生，決定拆開電文用密碼本譯出，看到電文內容讓他震驚不已。立刻喚來了作為他與李克農的聯係人、在正元實業社打雜的女婿劉 杞夫，命令他與女兒錢椒火速離寧赴滬報信。
劉杞夫得到錢壯飛的指示後，馬上趕往上海，當天深夜在一家 地處鬧市的狹窄馬路旁的一家簡陋旅館中找到了李克農。
一見李克農，劉杞夫連說：“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接著把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情況向李克農報告了。
李克農馬上想到要通知陳賡。但很不巧，那天不是李克農與陳賡接頭的日子。陳賡是李克農的上線，找不到陳賡，就無法把這個緊急情報送出去。
李克農想盡辦法，費了幾個周折，才通過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聯絡員找到劉鼎，再由劉鼎找到陳賡。陳賡馬上帶著李克農找到了周恩來，向中央匯報了這個重大情報。周恩來震驚了，向忠發驚呆了，整個中央震動了。
周恩來已從事革命十幾年，經曆過許多重大曆史變故：不少中共重要領導人被捕被殺，自己也有過一次被捕兩次被扣押的經 曆(1920年1月29日—7月17日在天津從事革命活動被捕；1926年 “三二O” 事變被扣押；1927年“四一二”事變被扣押)。但使他感到最震驚和痛心的莫過於顧順章的叛變。
他顧順章與他共事多年，關係非常密 切，顧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精明能幹，身手不 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腳，他功不可沒；同時顧順章掌握著中央上海機關的全部機密，幾乎掌握著中共地下鬥爭的全部秘密， 一旦叛變危害極大，如不馬上采取措施，組織將遭滅頂之災。
周恩來得知顧順章被捕叛變已是4月26日。
上海中央決定，陳雲頂替顧順章負責中央特科，和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趙容（康生)一起協助周恩來領導機關人員隱蔽撤離事宜。
在周恩來親自指揮之下，中共特科全部出動，采取如下應變措施：第一，銷毀大量機密文件，盡可能在國民黨大搜捕時讓他們一無所獲，使黨的機密泄露減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廢止顧順章所掌握的中共地下鬥爭工作方法。
第三，迅速轉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 關辦公地點。
同時，將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轉移到安全地帶隱蔽起來，並采取相應嚴密的保衛措施。
中央設立的一個秘密機關位於上海四馬路天蟾舞台後麵樓上的兩間房子裏，房子是租賃來的，由熊瑾玎、朱端綬夫婦住守。熊瑾玎時任中共中央會計。這個地方非常隱蔽安全，有一時期中共中央常委會都在這裏召開，中共領導人的碰頭會也常在這裏。
顧順章叛變後，隻能忍痛割愛，放棄這個很好的秘密機關。特科辦事效率非常高，當天晚上就把所有重要的秘密機關和有關領導人安全轉移。
其時，在上海的中共主要負責人有：向忠發、盧福坦、羅登賢、瞿 秋白、李維漢、王明、博古、康生、陳雲等人。他們當中的住處有被顧 順章知道的，也在當天或第二天統統安全轉移。周恩來將自己的住處轉移到小沙渡路的一個不顯眼的地方。
第四，將一切可以能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迅速轉移到安全地 區或調離上海。
陳賡把錢壯飛安置在一位地下黨員家中，對他的家屬也作了妥當的安置。國民黨也知道錢壯飛在上海，到處緝拿他，國民黨特務認識他的人又多，他已無法在上海繼續待下去。1931年8月間，他與李克農、胡底先後離開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第五，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關係。
顧順章加入中共後，他的許多親戚和隨從也陸續跟著他進入了革命陣營。顧順章的嶽父張阿桃、嶽母張陸氏，小姨子張愛寶、姨表妹葉小妹，胞兄顧維楨、嫂嫂吳韻蘭，嫂嫂的胞弟吳克昌及老婆，以及其他親屬隨從都幾乎在特一科工作。他們或當機關工作人員，或當炊事員，或做掩護、交通工作，同樣掌握著中 共許多機密，認識了許多中共負責同誌，顧順章政治轉向，他們也有可 能跟著轉向。
正是這第五條措施，引發了後來的“顧順章滅門案”
二
4月27日，錢壯飛一早把幾封密電交給剛返寧的徐恩曾，隨即離開， 乘火車趕回上海。為了防止上海火車站有埋伏，他在上海郊外的真如站就下了車，並在一家郵局，按預定暗號，給天津的胡底發出“潮重病速返”的電文(“潮”是錢壯飛的別名)，讓胡底撤離。
解送顧順章的專用火輪也在27日到達南京。蔡孟堅在回憶錄是這樣描述的：“安排等到顧順章乘船到京，由我迎顧順章，先停留中山路三○五號徐恩曾的秘密辦公處。
顧順章一見中山路三○五號門牌，即是共黨駐京住處，促我速將共諜錢壯飛扣留。我一時急忙，查錢壯飛已逃滬。此時均由張道藩安排。張道藩接蔣官邸電話，先去官邸，旋由我押送顧順章謁蔣公。我偕顧順章進入官邸，蔣公走到客廳，我先趨前向蔣公報告，顧順章為共黨重要首領，他願拜謁鈞座，稟達願望，刻在近旁。
待我介紹後，相互站著，顧順章竟伸手向蔣公求握手。蔣公視之為階下囚，不予理會，僅說：‘你投向我方，甚為欣歡。以後將由蔡同誌領導。’驕傲自負的顧順章，自知已落入‘階下囚’矣，因之無話可說。
當時蔣公囑我送顧順章返住處後，再來謁見。
我將顧順章押回住處，顧順章在車中告我：‘有一案你可即辦，因中共重要分子惲代英在滬被捕，偽稱自己為赤色群眾，已押送南京。我用錢運動了軍法處，就這數日內釋放。你可查明，重審判罪。’
顧順章曾向徐恩曾指認、捕捉共黨駐滬辦事處處長楊登瀛（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的特派員）。楊登瀛係張道藩的朋友，終於入獄後被釋放。”
由於蔣介石對顧順章的怠慢和不重視，顧順章一肚子的中共秘密和鏟共計劃沒有麵告蔣的機會，這是他被捕之初就計劃好的，要在蔣介石麵前顯示他的價值，也因此他在武漢期間對蔡孟堅隻供出的是在他看來不算重大的機密：武漢的中共地下組織、紅二軍團駐漢辦事處等二十多個秘密機關。
而上海方麵的核心機密，他始終沒有對蔡孟堅透露具體細節。現在隻能向徐恩曾交代給了。
顧順章本來準備隨徐恩曾帶著特務去上海執行破壞搜捕中共的計劃，因懼怕特科“紅隊”的威力，他不敢去上海。
1931年4月28日，當徐恩曾指揮大批國民黨軍警特務按照顧順章提供的地址、線索湧入上海進行了大搜捕，當他們到達那些秘密地點時，大多已是人去樓空，看到的是空蕩的屋子。陳立夫、徐恩曾想一舉抓獲中共重要領導，搗毀中共各機關組織的計劃失敗。
雖然由於錢壯飛的及時情報讓中共機關和領導人有時間緊急轉移，避免了一次滅頂之災。但顧順章的叛變給中共還是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海的地下組織受到了極大衝擊，大量重要工作被迫中斷，很多地下工作者隻能撤離或者隱蔽起來。
被顧順章直接指認而犧牲的領導人除了惲代英，還有稍後被捕犧牲的蔡和森，蔡和森是顧順章帶領特務在香港逮捕的。還有陳賡聯係的在上海的重要情報人員楊登瀛的被捕。
後來連周恩來在上海也無法待下去，於1931年12月上旬，被迫轉往中央蘇區，上海也逐漸不再是中央機關的所在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