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了解具體，不過就那些隻知道為反抗而反抗的人（比如薩特等）來講，多少能理解其視角。
大概當年大概法國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文化界的力量，一個是政治界的力量，都對公眾輿論有影響。有食候或者公眾被文化屆蠱惑的可能性還高點。
對比美國和法國，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 * 美國的文化是執政黨的、建設性的，比如獨立宣言和起草憲法當時的人，都是理想和實幹兼備的政治家。
- * 而法國文化更多輸出的是在野黨的、反抗的文人。不懂建設，隻知道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其理念和政策完全被敵人所支配。
- * 要想建設一個國家，還是要看那些有理想的實幹家設計和建立的係統，就是美國。
下麵是關於薩特、福柯在霍梅尼事件上的翻車
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思想史話題。在1978年至1979年間，巴黎不僅是霍梅尼的臨時避難所，更是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精神麥加。
當時以薩特（Jean-Paul Sartre）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為首的法國頂尖學者，對霍梅尼和伊朗革命抱有一種近乎浪漫主義的幻想。他們將其視為一種超越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極化的第三種可能性。
1. 薩特：晚年的最後一次革命凝視
薩特當時已是暮年，視力幾乎喪失，但他對革命的熱情依然不減。-
支持立場： 1979年，薩特與他的伴侶波伏娃共同簽署了支持伊朗人民反抗巴列維暴政的聲明。他曾會見霍梅尼派往巴黎的代表，並表達了對這場被剝削者起義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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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點： 薩特習慣性地將伊朗革命套入他熟悉的反殖民主義和階級鬥爭框架中。他認為這隻是又一場典型的、反對西方傀儡政權的左翼革命。他未能預見到，這場革命最終會走向政教合一的威權主義。
2. 福柯：最著名的翻車經曆
如果說薩特隻是聲援，那麽福柯則是親身投入。他曾兩次受意大利《晚郵報》委派，親自前往德黑蘭調查，並多次在巴黎撰文。-
政治靈性（Political Spirituality）： 福柯對霍梅尼最著名的評價是：他在這場革命中看到了一種政治靈性。福柯厭倦了西方枯燥、理性的科層製社會，他認為伊朗革命不是為了爭取麵包，而是為了改變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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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霍梅尼的癡迷： 福柯將霍梅尼形容為一個不帶武器的老人，獨自麵對一個強大的政權。他認為霍梅尼不是政治領袖，而是一個凝聚了全民族意誌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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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與反思： 當霍梅尼上台後開始處決異見者、強製婦女戴頭巾時，福柯在法國遭到了猛烈的抨擊。他隨後陷入了長期的沉默，這段經曆也促使他後期轉向對自我技術和倫理的深層研究。
3. 為什麽他們集體看走眼？
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普遍存在以下幾種心態：-
對巴列維的極端厭惡： 巴列維的秘密警察（SAVAK）在歐洲臭名昭著，這讓法國學者下意識地認為國王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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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馬克思主義的失望： 當時蘇聯模式在西方左翼心中已經破產。霍梅尼提出的既不靠東，也不靠西的口號，完美契合了法國知識分子尋找第三條道路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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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域風情的投射： 就像18世紀的歐洲文人幻想高貴的野蠻人一樣，20世紀70年代的巴黎學者將伊斯蘭教視為一種能夠對抗西方物欲主義的純潔力量。
4. 少數的清醒者
並非所有人都被狂熱衝昏了頭腦。-
克勞德勒福爾（Claude Lefort）：他敏銳地指出，福柯所讚美的民族整體意誌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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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女性知識分子： 當時在巴黎的一些伊朗流亡女性曾公開向法國學者求助，警告霍梅尼對女權的威脅，但在當時的革命狂熱下，這些聲音被淹沒了。
曆史的總結
1978年的巴黎，霍梅尼是一個被法國知識分子概念化的對象。薩特看到了階級鬥爭，福柯看到了精神反抗，他們都在用西方的哲學理論去解釋一個深植於中東社會肌理的宗教運動。這種跨文化的錯位理解，最終變成了法國思想史上最令人唏噓的篇章之一：當霍梅尼踏上返回德黑蘭的波音747時，巴黎的哲學家們還在慶祝靈性的勝利，而迎接伊朗的卻是長達數十年的宗教嚴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