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6月即將出版的題為《政權更迭：川普如何運用帝王式總統權力》 的新書中，《紐約時報》資深記者Jonathan Swan與Maggie Haberman，通過大量交叉采訪與細節複原，完整重建了2026年美國走向對伊朗戰爭的決策過程。
這一敘述的獨特之處，不在於某一條爆料，而在於它將多個時間節點、會議互動與人物心理拚接為一條連續而清晰的決策鏈條。
在這條鏈條中，一個關鍵變量逐漸浮現出來，以色列總理內塔亞胡並非隻是信息提供者，而是在關鍵時刻參與塑造了美國總統川普的判斷框架。
美國高層與以色列的互動不是一次開會，而是隨後自己的多次商討，這些信息都通過內部渠道傳遞給了《紐約時報》的記者。這也令人想到了當年尼克鬆的水門事件，涉及同樣的醜聞是如何通報出來的。兩位記者以非常寫實的手法呈現出，川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亞胡以及美國總統幕僚們討論的全部過程。
整個過程的起點，可以追溯到2026年2月11日。當天上午接近11點，內塔亞胡乘坐的黑色SUV低調駛入白宮。這次訪問刻意避開媒體關注，沒有公開行程，也沒有常規的外交儀式。
簡短會麵後，內塔亞胡被直接帶入白宮戰情室（Situation Room），也就是美國在戰爭狀態下最為隱秘的辦公室。一個通常不用於接待外國領導人的高度機密空間，隨行的還有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局長。
在那裏內塔亞胡麵對的是一個被刻意壓縮的決策核心圈：幕僚長Susie Wiles、國務卿兼國家安全顧問盧比奧、戰爭部長和普大排長黑格賽斯、美軍參聯會主席Dan Caine、CIA局長John Ratcliffe（拉特克利夫）以及Jared Kushner和Steve Witkoff等少數關鍵人物，後兩位是川普任命的中東談判大使，包括對伊朗的事務。
副總統JD Vance當時身在阿塞拜疆，為早己經安排的行程，未能參加會議。其他一些本應參與國家安全決策的高層，甚至完全不知道這場會議的存在。
在會議裏接下來的一小時，成為整個事件的轉折點。內塔尼亞胡不僅提供了一係列關於伊朗導彈能力與核計劃的情報評估，更重要的是，他構建了一種極具說服力的行動敘事：伊朗的軍事能力可以在數周內被係統性削弱，政權將因外部打擊與內部動蕩而迅速失去控製能力，街頭抗議有望再次爆發，而一旦時機把握得當，甚至可能推動政權更迭。
為了強化這種設想，以色列方麵還播放了一段視頻，展示潛在的後伊朗時代的領導人，其中包括流亡的巴列維王儲。這一安排的意義並不在於預測未來，而在於讓美國的決策者看到未來，從而降低心理上的不確定性。
這四點方案我們可以總結成：第一，斬首行動，即清除伊朗最高領袖；第二，摧毀伊朗的導彈與軍事能力；第三，通過外部打擊觸發伊朗國內大規模民眾起義；第四，在動蕩中實現政權更迭，並扶持一個世俗化的新政府。這一框架表麵上邏輯遞進、目標清晰，但在美國情報與軍事係統看來，真正的問題恰恰集中在第三與第四點。
原因首先在於可控性。前兩點屬於典型的軍事目標：斬首與打擊基礎設施，雖然風險極高，但在技術上可評估、在執行上可規劃。而第三點即寄希望於戰爭觸發全國性起義則完全依賴社會心理與政治結構的複雜反應。美國情報官員指出，伊朗社會雖然存在不滿，但並不意味著在外部轟炸下會自動轉化為推翻政權的革命力量。曆史經驗反而顯示，外部攻擊往往會強化民族主義情緒，使民眾在短期內向內團結，而非倒向反對派。
第四點的難度則更為根本。即便假設政權因戰爭而動搖，誰來接管權力？如何建立新的治理結構？如何避免權力真空引發內戰？這些問題不僅沒有明確答案，而且涉及長期占領、重建與政治工程，其複雜程度遠超軍事行動本身。正因為如此，中央情報局長拉特克利夫將這兩點評價為“farcical”（荒誕），而盧比奧更直言不諱地說：“In other words, it’s bullshit, 換句話說，這就是胡扯”。
在他們看來，這並不是對情報細節的爭議，而是對“戰爭如何結束”的根本性分歧。即使幕僚們如此表態，美軍總司令還是發動了戰爭。
更關鍵的是，這場簡報改變了討論的邏輯起點。原本的問題為是否應該開戰，但在內塔亞胡的敘事下，問題逐漸轉化為“是否會錯失一個可能不可再現的戰略窗口”。當川普在簡報結束後表示“Sounds good to me”（聽起來不錯）時，在場多名官員已經意識到，總統的判斷正在發生轉變。這並非正式決策，卻幾乎等同於方向性選擇。
在這個過程之前，恐怕川普女婿己經向他喂話了，美國應該對伊朗開戰。這裏麵背後的過程，大家應該可以想象。川普因為聽了內塔亞胡在那裏胡扯一番就被說服，這種可能性不大，他自己心裏應該早就決定打伊朗了。
然而，僅僅一天之後，來自美國自身情報體係的評估，為這一敘事潑上了一盆冷水。他們後來又開了好幾次會議，2月12日，白宮再次在戰情室召開會議，這一次僅限美國官員參加。CIA局長拉特克利夫將以色列方案拆解為四個部分：斬首行動、削弱伊朗軍力、引發內部起義以及實現政權更迭。評估結果十分明確：前兩項在軍事上具有可行性，但後兩項，尤其是通過外部打擊觸發大規模政治轉型，則脫離現實。
這個我們可以看出，川普在發動戰爭時聲稱會更迭伊朗政權，但是現在川普時爾改口，時爾堅持這種說法。他現在更多地將斬首行動也稱為更迭政權，所以他是改變了更迭政權的定義。川普不聽幕僚們的勸告，但是刻意美化以色列給他描述的美好前景。
參聯會主席Dan Caine從製度經驗出發，提出了另一層警示：以色列在類似情境中往往會過度推銷其計劃，因為他們需要美國的參與與支持。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點，美軍最高將領早己經識別以色列的過度推銷。以色列也是這樣說服川普動用B-2隱形轟炸機進行午夜重錘行動的，然後川普就吹牛說完全摧毀了伊朗的核設施。P3
剛剛返回的副總統JD Vance也明確表達了懷疑，認為一場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的戰爭，將帶來不可預測的後果。
但真正決定走向的，是總統對這些信息的篩選方式。特朗普並沒有否定情報評估，相反他重新界定了決策標準：如果政權更迭不可行，那就不以此為目標；隻要能夠實現打擊伊朗軍事能力與領導層的目標，行動本身依然具有意義。換句話說，他將爭議最大的部分從決策前提中剝離，從而保留了行動的正當性。
在隨後的數周中，白宮內部的討論逐漸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分裂但不阻止的結構。戰爭部長和普大排長黑格賽斯是最明確的支持者，他認為與伊朗的衝突不可避免，與其等待，不如主動出擊。盧比奧則持更為複雜的立場，他不支持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的戰爭，但認為摧毀伊朗導彈體係是可以實現的有限目標。幕僚長Susie Wiles私下對戰爭可能帶來的油價上漲和國內政治風險表示擔憂，但在正式會議中，她更傾向於讓其他專業官員表達意見。
與此同時，技術官僚體係，以Dan Caine和拉特克裏夫為代表，堅持提供風險評估，卻避免直接給出政策建議。Caine不斷追問“然後呢？”，然後怎麽辦，提醒總統注意戰爭的二階、三階後果，例如彈藥庫存的迅速消耗，以及霍爾木茲海峽可能被封鎖的風險。然而，這種謹慎表達在決策語境中產生了一種微妙效果：它提供了信息，卻沒有形成阻力。
唯一持續試圖改變方向的是副總統JD Vance。他警告說，這場戰爭將成為“巨大的資源消耗”和“極其昂貴的錯誤”，不僅可能引發地區失控，還可能撕裂特朗普的政治聯盟。但即便如此，在意識到總統已傾向行動之後，他也逐漸將立場調整為“如果必須行動，應盡量快速而有限”。
萬斯的這些態度媒體己經傳了很長時間了，可能接近事實。這可能對萬斯的總統選舉還會有好處，因為MAGA的基本盤是反對戰爭的，Tucker Carlson和Candace Owens都以強烈的口吻譴責川普的伊朗戰爭。
真正的終點出現在2月26日, 也就28日突襲之前的二天。當天傍晚約5點，最後一次戰情室會議召開，持續約90分鍾。與此前不同的是，這一次會議的意義不在於討論，而在於確認。所有人都清楚彼此的立場，也清楚總統已經接近最終決定。
在這場會議上，各方意見以一種近乎製度化的方式呈現出來。JD Vance直言：“我認為這是個壞主意，但如果你決定做，我會支持”。盧比奧再次強調目標必須限定在軍事層麵，而非政治改造。Dan Caine繼續列舉風險，卻不做價值判斷。法律顧問確認行動在法律上可行。輿論團隊則提醒，這一決策將與總統“避免新戰爭”的競選承諾形成衝突。
當輪到總統發言時，整個房間的權力結構瞬間結束。川普給出的結論簡潔而明確：“I think we need to do it.”（我認為我們必須這麽做。）這一刻，所有分歧在製度上歸零。次日下午，在空軍一號上，他在最後期限前22分鍾批準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 is approved. No aborts. Good luck.”（“史詩之怒行動”獲批。不得取消。祝好運。”）
這種分歧在白宮內部迅速形成結構性斷裂。支持行動者，如黑格賽斯，傾向於聚焦前兩點的可實現性；而持保留意見者，則正是被第三、第四點的不確定性所困擾。副總統JD Vance的反對，也主要基於這一邏輯：一旦戰爭目標從打擊能力滑向改造政權，美國將陷入一個幾乎沒有出口的戰略泥潭。在美國與伊朗停火的現在，我們還是應該給阻止戰爭升級的派別功勞。
然而，決策的關鍵在於，特朗普並未接受這套四點方案的整體性。他實際上進行了選擇性采納：保留前兩點，剝離後兩點。換句話說，他在心理上接受了內塔尼亞胡關於窗口期的緊迫敘事，卻拒絕將政權更迭作為必須實現的目標。這種處理方式，使他既能回應以色列的戰略期待，又能在形式上規避最具爭議的部分。大家都要看戰爭的後果，但是我們在外麵可以看出，這些討論很多是過家家的。
華裔總統顧問Steve Cheung (陳先生，視頻口誤成張先生）也參加了會議，他的發言很有價值：戰爭在公共輿論層麵可能引發的反彈，因為當初川普是以反對卷入新的戰爭而參選的，選民也並未把選票投給一場海外衝突。而這一計劃，同樣與政府在6月對伊朗實施轟炸行動後的一貫表態相矛盾，當時川普曾經反複強調，伊朗的核設施已被徹底摧毀。那麽，如今又該如何解釋這長達八個月的說法？陳先生沒有給出明確的支持或反對意見，隻是表示：無論川普最終作出什麽決定，那都會是正確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整套重建不僅來源於內部消息，更與兩位作者的背景密切相關。美國的調查記者真是厲害，他們幾乎可以肯定，我們也可以預測一下，他們因為揭露伊朗戰爭都有可能獲得普利策新聞獎。
Maggie Haberman成長於紐約一個深度嵌入媒體行業的家庭，其父母均為知名記者，使她從小便熟悉政治與新聞之間的互動邏輯。所以張雪峰說得也有一些道理，在美國學新聞也應該有些托舉的力量。
她曾就讀於非常昂貴的Sarah Lawrence College（亦曾在Trinity College學習），接受以寫作與個體研究為核心的教育訓練，隨後直接進入新聞界，長期追蹤川普政治生涯。她與一位具有亞美尼亞背景的美國律師結婚，育有三個孩子。這種家庭與文化環境，使她在報道中既保持對權力的敏感，也帶有某種局外觀察者的距離感。
Jonathan Swan則畢業於悉尼大學，其職業路徑橫跨澳大利亞與美國媒體體係。他以強勢、直接的采訪風格著稱，擅長在高壓情境下逼近決策核心，曾經幾次直接采訪川普。在外交與安全議題上，他往往更強調結構分析與跨國視角，這使他在處理以色列與美國關係時，能夠識別出盟友影響這一關鍵變量。
兩人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來自傾向自由主義的新聞文化背景，對美國卷入新的中東戰爭持審慎甚至批判的態度。這種立場並未以評論形式直接出現，而是體現在他們對細節的選擇與結構的呈現之中：他們沒有簡單地指責某一方，而是通過還原決策過程，讓讀者看到一個更複雜的現實，戰爭並非由單一意誌推動，而是在多重不確定性與不對稱影響中逐漸成形。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戰情室，在那麽狹窄的空間，隻有那麽少的人參加的環境裏，紐約時報的記者都可以把場景呈現出來，包括他們所坐的位置以及說出的原話。作為職業調查記者的操守，我不懷疑他們會編造這些細節，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報道和這本書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材料。
通過兩位紐約時報的白宮記者的揭露，他們分別是澳洲和美國的猶太裔，我們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美國對伊朗戰爭是川普深受以色列總理內塔亞胡影響的戰爭。內塔亞胡的四條現在充其量實現了兩條，什麽寄希望伊朗人民起來推翻政府和重建民主政權都沒有實現，CIA局長拉特克裏夫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的判斷很對：那是“荒誕可笑”的或者說“完全是胡扯，bullsh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