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撒嬌的女人》時，我心裏始終有一個清晰的人物原型。她是我多年前的一位女同學。我們相識很早，卻並沒有真正“看見”她。
那是一個對審美理解並不成熟的年代。許多本應被珍視的氣質，被忽略甚至誤判。她身上那種溫柔、含蓄而帶分寸的美，當時的我，並未識得。等到後來從他人口中重新聽見對她的評價，才恍然意識到，她原來是那樣一種少見的女性。
隻是，為時已晚。
這種遲來的理解，帶著一點難以言說的遺憾。一方麵，是替她的婚姻感到惋惜；另一方麵，也難免有對自身遲鈍的反省。人與人之間，有時並非沒有緣分，而是未曾看懂。
這些年，我看著她一路前行。從基層做起，輾轉磨礪，逐漸走到相當高的位置。她的努力與進取，是可以被清楚看見的。我為她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
但如果僅僅把她寫成一個不斷上升的“成功者”，那是不真實的。她的人生裏，也有世俗的一麵。她的婚姻，並不完全出於情感的自然流向，其中多少帶有現實的權衡與取舍，甚至可以說，是借助婚姻向上攀援的一種路徑。給女主取名“喇叭花”也有這一層隱喻，作為一種攀越植物的特性。
我並不打算回避這一點。相反，我更願意把它寫出來。因為我越來越覺得，一個人隻有在不完美中，才真正成立。那些帶著現實算計、帶著猶疑甚至妥協的選擇，並不會削弱她，反而讓她更接近生活本身。
這些年，我對傳記寫作的理解，也逐漸從“拔高”轉向“還原”。人物不應隻是某種單一價值的載體，而應當有層次，有陰影，有光亮。所謂“灰度”，正是在這種複雜之中顯現出來的。
至於後來，她在街頭叫住我，邀請我去參加合唱團——那一刻，對我來說，並不隻是一次普通的邀約。更像是一種輕輕遞過來的可能：走出原有的生活軌道，嚐試新的東西，也許還有重新理解彼此的機會。
但我退縮了。
我害怕不熟悉的領域，害怕重新開始，也隱隱地害怕某種情感上的變化。於是，我用一種近乎生硬的方式拒絕了她。事後回想，我依然記得她當時的眼神——並不明顯，卻帶著一點沒有說出口的失落。
寫下她，是因為我始終覺得，她值得被寫。她並不完美，甚至在一些關鍵處帶著現實的鋒利，但她也確實有溫柔、有分寸、有韌性。像她這樣的人，就生活在我們中間，而不是隻存在於被修飾過的故事裏。
在寫作中，我有意收束了她的諸多側麵。她的聰明、專業、堅韌，都沒有展開，而是集中去寫她性格中較為隱秘的一部分——那種帶著分寸的柔軟，以及偶爾流露出來的“撒嬌”。
我更願意把這種“撒嬌”理解為一種氣質，而不是技巧。
至於是否寫出了她的樣子，我並沒有把握。但至少，在這篇文字裏，我試圖把當年未曾看見的那部分，重新看見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