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對郭沫若先生的褒貶不一，但本文隻是討論他對中國考古事業的貢獻。 郭先生於1892年出生於四川樂山， 1914年東渡日本學習醫學； 此後棄醫從文，追尋浪漫主義、自我表現和文學革命， 1924 年後從浪漫主義文人轉向革命文藝的戰士。 1926 年回國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此後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 還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公開反蔣。起義失敗後，郭被南京政府通緝， 不得已於1928年 2 月被迫流亡日本。
此後的郭沫若在日本度過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但也成為他學術生涯的黃金期。他對甲骨文的研究從不甚了解，到成為“甲骨四堂” 之一：1929年發表 《甲骨文字研究》，係統考釋甲骨文字，奠定個人的甲骨學基礎； 1933年發表《卜辭通纂》，分類整理、考釋卜辭，建立了科學釋讀體係；1931年發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以銘文證史，考釋關鍵金文；1932年發表《兩周金文辭大係》，首創按時代、國別編排青銅器銘文， 1937年出版《殷契粹編》，由此確立了兩周青銅器分期與斷代的科學框架，成為後世典範。此時期郭沫若的學術成就還不僅於甲骨文，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將甲骨文作為第一手史料，對當時的奴隸製度、私有財產、氏族貴族等有獨到的見解，在此基礎上他考證了殷商時期的王位繼承製、婚姻家庭形態等，並得出殷商時期為青銅時代和奴隸社會的結論， 由此開啟了 “以字證史” 的跨學科研究範式。 這十年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郭沫若作為曆史學、甲骨學和金文研究的宗師地位。
1937年七七事變後，郭沫若回國投身抗日救亡，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周恩來任副部長），1940 年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在國統區領導進步文化。與此同時他也繼續曆史學和考古學的研究，1939年出版《石鼓文研究》， 1945年出版《十批判書》和 《青銅時代》， 用青銅器和古文字研究先秦社會、宗教、思想，在甲骨金文、先秦史和思想史的領域均有裏程碑式的貢獻。
1948 年 3 月，經胡適、傅斯年和李濟等著名學者的聯合推薦，郭沫若當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屆院士。當時在人文組的考古學領域共評選出四位院士：李濟（中國考古學奠基人，主持殷墟發掘）。梁思永（中國近代考古學開拓者，後崗三疊層發現者）、郭沫若 （“甲骨四堂” 之一）和董作賓 （殷墟甲骨分期體係創立者，“甲骨四堂” 之一）。此次選舉被視為超越黨派、以學術為本的典範，也是對郭沫若學術地位的最高官方認可。
1949 年以後，郭沫若身兼黨政、科教、文藝、外交多領域要職，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49.10—1978.6），同時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和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等學術職務。他以自身的學術影響力，極大地提升了考古學科的地位：
首先是直接領導成立了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把此前分散的考古力量整合成國家級學術體係，奠定了今天中國考古的組織基礎。 其次是推動全國性考古調查和發掘，讓考古從 “挖寶” 變成國家支持的曆史科學。 他長期領導全國考古與文物工作，支持殷墟、仰韶、龍山和周口店等重要遺址發掘，用考古成果重建了上古史； 與此同時還重視文物保護，推動建立了博物館體係。再次是培養新一代考古人才， 他支持北大等高校設立考古專業， 推動開辦考古訓練班，培養了大批考古骨幹。他還親自培養了一批古文字、考古、曆史領域的傑出學者： 如郭若愚（1921—2012，著名古文字學家、文物鑒定家、金石書畫家）、胡厚宣（1911—1995，甲骨學大家），李瑾（1930—2003，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宋鎮豪（1955— 當代甲骨學領軍人物，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 等都是他的親傳弟子。 而夏鼐（1910—1985，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蘇秉琦（1909—1997：考古學泰鬥）、 尹達（1906—1983，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和李學勤（1933—2019,古文字學、考古學、曆史學權威）等大家，都曾長期收到郭沫若的指導和支持。
1955 年 10 月，郭沫若領銜署名，與吳晗、沈雁冰、鄧拓、範文瀾等聯名向國務院提交《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主張發掘明長陵以研究明史、建設地下博物館、展示新中國的考古能力。經周恩來總理批示 “原則同意”後， 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長的身份協調資源、組建隊伍，於 1956 年 5 月正式啟動發掘。 他本人未進入地宮、也不負責具體發掘，但高度關注進展，多次聽取匯報、指導方向。 ?定陵出土了三千餘件文物，為明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資料。但因當時的文物保護技術嚴重不足，大量絲織品、木器、書畫在出土後迅速氧化、碳化、損毀；發掘後又倉促開放、保護不善，加劇了出土文物的毀損。此後國家嚴禁主動發掘帝王陵墓，僅允許搶救性發掘，此原則沿用至今。 郭沫若晚年亦反思：“定陵一役，失策也”。
在1966年後的那段特殊時期， 郭沫若在考古領域呈現出雙重角色：一方麵在極左政治壓力下做出妥協與迎合，另一方麵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在1968年主持滿城漢墓的發掘工作，他親自協調軍隊、地方與考古所資源，組建隊伍，親赴現場指導，審定發掘方案， 促成金縷玉衣和長信宮燈等國寶出土；1972年推動馬王堆漢墓發掘與保護，協調資源解決女屍、絲織品、帛書的保護難題。他還支持殷墟、周原、雲夢睡虎地秦簡等重要遺址的搶救性發掘，避免文物遭基建的破壞。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郭在1972年推動《考古》《文物》和《考古學報》等學術期刊複刊，還重建了文物出版社。 郭沫若在那段時期的考古角色是政治妥協與學術堅守的矛盾體。在當時的形勢下，郭沫若作為一位領導人和學術權威，成為在動蕩年代中維係中國考古事業的關鍵力量。
1977年後，郭沫若繼續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一如既往地重視考古工作。 1978—1983年間，由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編輯並出版，這是甲骨學集大成的裏程碑巨著。全書共 13 卷，收錄海內外甲骨41956 片，是迄今最完整的甲骨文資料總集，為殷商史與甲骨學研究奠定了核心基礎。此書的出版當然和郭沫若長期的政治身份有關，但作為年的“甲骨四堂”之一，由郭先生擔任主編也無可厚非。
作為考古學家，郭沫若一直有不少古董收藏，尤其聚焦金石、甲骨、青銅器等與古文字和曆史研究直接相關的文物，但他是 “為研究而收藏”，而非單純的雅玩或投資。 郭沫若在1949 年後，將畢生收藏的珍貴文物逐步悉數捐贈，現分別藏於國家博物館和郭沫若紀念館等機構，包括甲骨與金文手稿，青銅重器與石刻，古磚、石獅、石墩、碑帖與古籍、大量曆代碑刻拓片與善本古籍等。郭沫若的收藏是學術研究的 “活資料”，他以藏治學、最終捐藏於國，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 “收藏 — 研究 — 奉獻” 的典範。
1978年4月，郭沫若病重，他向妻子於立群和子女鄭重交代了身後事：“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當年6月12日，郭沫若以86歲高齡去世。葬禮之後，他的親人根據郭沫若的遺囑，將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
我在網上找到一張照片，郭沫若於1977 年（85 歲）在家中欣賞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鴞尊，顯示他一生對考古與古文字的熱愛貫穿始終。
郭沫若雖不是田野考古學家，但他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理論奠基人之一，開創了“以出土文字材料重建上古社會”的路徑。1949年後，他以國家領導人和學術權威的雙重身份，成為新中國考古事業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和奠基人。無論後世對他如何評價，郭沫若先生對中國考古事業的傑出貢獻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注：部分照片取自網絡
郭沫若與中國考古事業
長島退休客 (2026-02-20 17:06:48) 評論 (3) 國人對郭沫若先生的褒貶不一，但本文隻是討論他對中國考古事業的貢獻。 郭先生於1892年出生於四川樂山， 1914年東渡日本學習醫學； 此後棄醫從文，追尋浪漫主義、自我表現和文學革命， 1924 年後從浪漫主義文人轉向革命文藝的戰士。 1926 年回國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此後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 還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公開反蔣。起義失敗後，郭被南京政府通緝， 不得已於1928年 2 月被迫流亡日本。
此後的郭沫若在日本度過了十年的流亡生活，但也成為他學術生涯的黃金期。他對甲骨文的研究從不甚了解，到成為“甲骨四堂” 之一：1929年發表 《甲骨文字研究》，係統考釋甲骨文字，奠定個人的甲骨學基礎； 1933年發表《卜辭通纂》，分類整理、考釋卜辭，建立了科學釋讀體係；1931年發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以銘文證史，考釋關鍵金文；1932年發表《兩周金文辭大係》，首創按時代、國別編排青銅器銘文， 1937年出版《殷契粹編》，由此確立了兩周青銅器分期與斷代的科學框架，成為後世典範。此時期郭沫若的學術成就還不僅於甲骨文，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將甲骨文作為第一手史料，對當時的奴隸製度、私有財產、氏族貴族等有獨到的見解，在此基礎上他考證了殷商時期的王位繼承製、婚姻家庭形態等，並得出殷商時期為青銅時代和奴隸社會的結論， 由此開啟了 “以字證史” 的跨學科研究範式。 這十年的研究成果奠定了郭沫若作為曆史學、甲骨學和金文研究的宗師地位。
1937年七七事變後，郭沫若回國投身抗日救亡，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周恩來任副部長），1940 年改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在國統區領導進步文化。與此同時他也繼續曆史學和考古學的研究，1939年出版《石鼓文研究》， 1945年出版《十批判書》和 《青銅時代》， 用青銅器和古文字研究先秦社會、宗教、思想，在甲骨金文、先秦史和思想史的領域均有裏程碑式的貢獻。
1948 年 3 月，經胡適、傅斯年和李濟等著名學者的聯合推薦，郭沫若當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屆院士。當時在人文組的考古學領域共評選出四位院士：李濟（中國考古學奠基人，主持殷墟發掘）。梁思永（中國近代考古學開拓者，後崗三疊層發現者）、郭沫若 （“甲骨四堂” 之一）和董作賓 （殷墟甲骨分期體係創立者，“甲骨四堂” 之一）。此次選舉被視為超越黨派、以學術為本的典範，也是對郭沫若學術地位的最高官方認可。
1949 年以後，郭沫若身兼黨政、科教、文藝、外交多領域要職，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49.10—1978.6），同時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和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等學術職務。他以自身的學術影響力，極大地提升了考古學科的地位：
首先是直接領導成立了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把此前分散的考古力量整合成國家級學術體係，奠定了今天中國考古的組織基礎。 其次是推動全國性考古調查和發掘，讓考古從 “挖寶” 變成國家支持的曆史科學。 他長期領導全國考古與文物工作，支持殷墟、仰韶、龍山和周口店等重要遺址發掘，用考古成果重建了上古史； 與此同時還重視文物保護，推動建立了博物館體係。再次是培養新一代考古人才， 他支持北大等高校設立考古專業， 推動開辦考古訓練班，培養了大批考古骨幹。他還親自培養了一批古文字、考古、曆史領域的傑出學者： 如郭若愚（1921—2012，著名古文字學家、文物鑒定家、金石書畫家）、胡厚宣（1911—1995，甲骨學大家），李瑾（1930—2003，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宋鎮豪（1955— 當代甲骨學領軍人物，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研究員） 等都是他的親傳弟子。 而夏鼐（1910—1985，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蘇秉琦（1909—1997：考古學泰鬥）、 尹達（1906—1983，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和李學勤（1933—2019,古文字學、考古學、曆史學權威）等大家，都曾長期收到郭沫若的指導和支持。
1955 年 10 月，郭沫若領銜署名，與吳晗、沈雁冰、鄧拓、範文瀾等聯名向國務院提交《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主張發掘明長陵以研究明史、建設地下博物館、展示新中國的考古能力。經周恩來總理批示 “原則同意”後， 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長的身份協調資源、組建隊伍，於 1956 年 5 月正式啟動發掘。 他本人未進入地宮、也不負責具體發掘，但高度關注進展，多次聽取匯報、指導方向。 ?定陵出土了三千餘件文物，為明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資料。但因當時的文物保護技術嚴重不足，大量絲織品、木器、書畫在出土後迅速氧化、碳化、損毀；發掘後又倉促開放、保護不善，加劇了出土文物的毀損。此後國家嚴禁主動發掘帝王陵墓，僅允許搶救性發掘，此原則沿用至今。 郭沫若晚年亦反思：“定陵一役，失策也”。
在1966年後的那段特殊時期， 郭沫若在考古領域呈現出雙重角色：一方麵在極左政治壓力下做出妥協與迎合，另一方麵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在1968年主持滿城漢墓的發掘工作，他親自協調軍隊、地方與考古所資源，組建隊伍，親赴現場指導，審定發掘方案， 促成金縷玉衣和長信宮燈等國寶出土；1972年推動馬王堆漢墓發掘與保護，協調資源解決女屍、絲織品、帛書的保護難題。他還支持殷墟、周原、雲夢睡虎地秦簡等重要遺址的搶救性發掘，避免文物遭基建的破壞。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郭在1972年推動《考古》《文物》和《考古學報》等學術期刊複刊，還重建了文物出版社。 郭沫若在那段時期的考古角色是政治妥協與學術堅守的矛盾體。在當時的形勢下，郭沫若作為一位領導人和學術權威，成為在動蕩年代中維係中國考古事業的關鍵力量。
1977年後，郭沫若繼續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一如既往地重視考古工作。 1978—1983年間，由郭沫若任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編輯並出版，這是甲骨學集大成的裏程碑巨著。全書共 13 卷，收錄海內外甲骨41956 片，是迄今最完整的甲骨文資料總集，為殷商史與甲骨學研究奠定了核心基礎。此書的出版當然和郭沫若長期的政治身份有關，但作為年的“甲骨四堂”之一，由郭先生擔任主編也無可厚非。
作為考古學家，郭沫若一直有不少古董收藏，尤其聚焦金石、甲骨、青銅器等與古文字和曆史研究直接相關的文物，但他是 “為研究而收藏”，而非單純的雅玩或投資。 郭沫若在1949 年後，將畢生收藏的珍貴文物逐步悉數捐贈，現分別藏於國家博物館和郭沫若紀念館等機構，包括甲骨與金文手稿，青銅重器與石刻，古磚、石獅、石墩、碑帖與古籍、大量曆代碑刻拓片與善本古籍等。郭沫若的收藏是學術研究的 “活資料”，他以藏治學、最終捐藏於國，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 “收藏 — 研究 — 奉獻” 的典範。
1978年4月，郭沫若病重，他向妻子於立群和子女鄭重交代了身後事：“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當年6月12日，郭沫若以86歲高齡去世。葬禮之後，他的親人根據郭沫若的遺囑，將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
我在網上找到一張照片，郭沫若於1977 年（85 歲）在家中欣賞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鴞尊，顯示他一生對考古與古文字的熱愛貫穿始終。
郭沫若雖不是田野考古學家，但他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理論奠基人之一，開創了“以出土文字材料重建上古社會”的路徑。1949年後，他以國家領導人和學術權威的雙重身份，成為新中國考古事業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和奠基人。無論後世對他如何評價，郭沫若先生對中國考古事業的傑出貢獻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注：部分照片取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