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博物館是一家以收藏、陳列和研究曆代碑石、墓誌及石刻造像為主的專題博物館。上個月我和老友一起去參觀，這也是我在近三十年中第三次參觀碑林。 就像每次參觀博物館一樣，我都要事先“做功課”：參觀的目的性十分明確。比如此次參觀的目標之一就是這裏展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或簡稱為“景教碑“。 在以往的兩次參觀中我都曾欣賞過這座碑，當時也未覺得有什麽特別。 但近年來在網上經常看到有網民質疑該碑的真實性，甚至還有專家斷言，該碑由“明末耶穌會士為傳教而偽造，其目的是為了杜撰基督教層在中國傳播的曆史“。 本人雖無特別的宗教信仰，但對宗教的曆史有興趣，於是乎要探個究竟。
碑林博物館的新館在半年前落成並開放，裏麵成列的都是其館藏珍品。 景教碑被安置在地下層的展廳，占據了特別的位置。據一旁的文字介紹，該碑立於唐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碑文由大秦寺僧景淨撰文，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岩書並題額。碑文開篇追溯景教淵源至 “大秦國”，即東羅馬帝國； 而後對景教所信仰的 “真主” 進行了描述，還提到了景教的一些基本教義和儀式。該碑敘述了唐貞觀九年（635 年），大秦僧人阿羅本從波斯來到長安，唐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齡到長安城西郊列隊歡迎。三年後，唐太宗下詔允許景教在長安建造大秦寺一所，並度僧廿一人； 此後的唐玄宗等也都曾支持景教的傳播。
該碑於明末天啟五年（1625 年）在陝西西安府附近被發現，而後由當地官員移至西安城中的金勝寺（今西安碑林附近）保存。景教碑為曆史上的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曆程提供了直接物證； 十七世紀後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將碑文翻譯傳播至歐洲，引發了歐洲學界對中國古代宗教、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熱潮，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從文獻記載來看，明清時期有不少中國學者對景教碑進行了著錄和研究，如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王昶的《金石萃編》等; 當時的《陝西通誌》和《長安縣誌》均記載了景教碑的出土情況。再從文物考證角度看，碑文的下方和左右碑側還用敘利亞文記載了 69 名景教僧侶的名字，且碑石的風化痕跡、刻字的磨損程度均符合 “埋藏千年” 的特征，這絕非明末時期或後世能仿造。
又據博物館的文字記載，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個支派聶斯托利派，於唐代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這說明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商道，也是各種宗教傳播的通道。此時期從西方（包括中亞、西亞和歐洲）傳入的宗教主要有四派：景教、伊斯蘭教、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它們與唐朝本土的儒、釋、道並存，形成了 “多元宗教共生” 的局麵，由此深刻地影響了唐代的社會文化。 來自西方的這四大宗教，是絲綢之路文明交流的縮影。它們並非 “單向輸入”，而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相互適應、相互影響，形成了獨特的 “外來宗教中國化” 模式。
可惜的是唐武宗在公元845 年前後發起滅佛運動，景教也受到波及；該教在中原地區趨於式微，部分景教徒被迫流落到新疆地區，但並未絕跡。 公元 17 世紀後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傳教，他們憑借更係統的傳教策略和教會支持，吸引了大量景教的相關群體，使該教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景教缺乏核心傳承體係和固定宗教場所，經卷、教義多靠零散遺存延續，逐漸被主流宗教所遺忘，僅留下遺址和文獻供後世研究。但盡管如此，景教留下的文化遺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曆史研究價值。
在參觀碑林博物館後，我又參觀了洛陽市博物館和北京的國家博物館，前者的展品中有一柱“大秦景教石經幢”，上麵刻有景教經文和十字架圖案，證實了景教在唐代的洛陽地區傳播的曆史；而國家博物館裏則展出了這座景教碑的照片，作為顯示唐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之一。
當代學術界一致認定景教碑為唐代真品，是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 “鐵證”，由此成為碑林博物館的 “鎮館之寶” 。它不僅是國家認定的一級文物，更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真實性已得到全球學界的公認。
參觀完景教碑的原件和有關文物及其介紹後，我認為景教碑是在中國出土的中國文物，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對此最權威性的解釋應該是中國的專家，就是碑林博物館和國家博物館的專家們。 其他人士當然也可以對此發表不同意見，但其權威性與碑林博物館的專家們當然不在同一層次。 在討論一件文物或事件的真實性時，不能將評論者對某一宗教的好惡情緒帶入對事實本身的判斷，“就事論事”應該是最直接和簡單的方法。
碑林博物館珍藏的景教碑
長島退休客 (2025-11-13 18:32:05) 評論 (1)西安碑林博物館是一家以收藏、陳列和研究曆代碑石、墓誌及石刻造像為主的專題博物館。上個月我和老友一起去參觀，這也是我在近三十年中第三次參觀碑林。 就像每次參觀博物館一樣，我都要事先“做功課”：參觀的目的性十分明確。比如此次參觀的目標之一就是這裏展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或簡稱為“景教碑“。 在以往的兩次參觀中我都曾欣賞過這座碑，當時也未覺得有什麽特別。 但近年來在網上經常看到有網民質疑該碑的真實性，甚至還有專家斷言，該碑由“明末耶穌會士為傳教而偽造，其目的是為了杜撰基督教層在中國傳播的曆史“。 本人雖無特別的宗教信仰，但對宗教的曆史有興趣，於是乎要探個究竟。
碑林博物館的新館在半年前落成並開放，裏麵成列的都是其館藏珍品。 景教碑被安置在地下層的展廳，占據了特別的位置。據一旁的文字介紹，該碑立於唐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碑文由大秦寺僧景淨撰文，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岩書並題額。碑文開篇追溯景教淵源至 “大秦國”，即東羅馬帝國； 而後對景教所信仰的 “真主” 進行了描述，還提到了景教的一些基本教義和儀式。該碑敘述了唐貞觀九年（635 年），大秦僧人阿羅本從波斯來到長安，唐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齡到長安城西郊列隊歡迎。三年後，唐太宗下詔允許景教在長安建造大秦寺一所，並度僧廿一人； 此後的唐玄宗等也都曾支持景教的傳播。
該碑於明末天啟五年（1625 年）在陝西西安府附近被發現，而後由當地官員移至西安城中的金勝寺（今西安碑林附近）保存。景教碑為曆史上的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曆程提供了直接物證； 十七世紀後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將碑文翻譯傳播至歐洲，引發了歐洲學界對中國古代宗教、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熱潮，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從文獻記載來看，明清時期有不少中國學者對景教碑進行了著錄和研究，如顧炎武的《金石文字記》、王昶的《金石萃編》等; 當時的《陝西通誌》和《長安縣誌》均記載了景教碑的出土情況。再從文物考證角度看，碑文的下方和左右碑側還用敘利亞文記載了 69 名景教僧侶的名字，且碑石的風化痕跡、刻字的磨損程度均符合 “埋藏千年” 的特征，這絕非明末時期或後世能仿造。
又據博物館的文字記載，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個支派聶斯托利派，於唐代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這說明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商道，也是各種宗教傳播的通道。此時期從西方（包括中亞、西亞和歐洲）傳入的宗教主要有四派：景教、伊斯蘭教、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它們與唐朝本土的儒、釋、道並存，形成了 “多元宗教共生” 的局麵，由此深刻地影響了唐代的社會文化。 來自西方的這四大宗教，是絲綢之路文明交流的縮影。它們並非 “單向輸入”，而是與中國本土文化相互適應、相互影響，形成了獨特的 “外來宗教中國化” 模式。
可惜的是唐武宗在公元845 年前後發起滅佛運動，景教也受到波及；該教在中原地區趨於式微，部分景教徒被迫流落到新疆地區，但並未絕跡。 公元 17 世紀後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傳教，他們憑借更係統的傳教策略和教會支持，吸引了大量景教的相關群體，使該教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景教缺乏核心傳承體係和固定宗教場所，經卷、教義多靠零散遺存延續，逐漸被主流宗教所遺忘，僅留下遺址和文獻供後世研究。但盡管如此，景教留下的文化遺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曆史研究價值。
在參觀碑林博物館後，我又參觀了洛陽市博物館和北京的國家博物館，前者的展品中有一柱“大秦景教石經幢”，上麵刻有景教經文和十字架圖案，證實了景教在唐代的洛陽地區傳播的曆史；而國家博物館裏則展出了這座景教碑的照片，作為顯示唐代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之一。
當代學術界一致認定景教碑為唐代真品，是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 “鐵證”，由此成為碑林博物館的 “鎮館之寶” 。它不僅是國家認定的一級文物，更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真實性已得到全球學界的公認。
參觀完景教碑的原件和有關文物及其介紹後，我認為景教碑是在中國出土的中國文物，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對此最權威性的解釋應該是中國的專家，就是碑林博物館和國家博物館的專家們。 其他人士當然也可以對此發表不同意見，但其權威性與碑林博物館的專家們當然不在同一層次。 在討論一件文物或事件的真實性時，不能將評論者對某一宗教的好惡情緒帶入對事實本身的判斷，“就事論事”應該是最直接和簡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