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炯最早的視頻內容不過是拍美食、拍旅遊，手持自拍棒跑遍台灣夜市，把花蓮的米粉湯吹得天花亂墜。那時的八炯，頂多算個熱愛家鄉的小夥子，完全談不上政治敏感。
轉折大概發生在 2018 年之後。他開始在頻道上談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政治事件，以及中共對台統戰工作。他的視頻中“臥底”、“調查”、“解析輿論操作”等元素吸引了大量年輕觀眾。與另一名網紅“閩南狼”合作後，兩人逐漸形成一對“反共組合”，在中文圈具有獨特的批判風格。
但無論他觀點再尖銳，有一點很清楚：八炯從未宣傳暴力建國，也未鼓吹台灣要立即宣布獨立。他的論述，無非就是站在台灣主體意識、自由主義立場，對中國威權體製提出批評；再加上一些揭露統戰手段的內容，大多屬於民主國家中再正常不過的政治評論。
可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中，隻要你“不認同官方論述”，就可能被定義成：煽動分裂國家；攻擊國家政策；製造兩岸對立；台獨勢力的重要幫凶；數量驚人、擴張力十足的罪名，就這樣輕輕鬆鬆扣了上來。
荒誕不在於法律條文，而在於其邏輯：溫子渝是台灣公民，他的影片絕大多數是在台灣拍攝，在 YouTube、社交平台發布。中國大陸既不是平台所在地，也無權管轄台灣公民在國外言論。
官方說“他攻擊中國、煽動分裂”，於是大陸警方就自認可以直接發通緝？那美國網民批評中國，大陸也能發通緝？那歐洲學者說西藏問題，大陸也能追捕？那全世界媒體報道新疆，就要一個個全球追殺？如果這邏輯成立，全球 70 億人恐怕都得排隊接受中國公安的“跨國審查”。這就是為什麽許多法律學者斬釘截鐵地說：這不是執法，這是政治姿態。
中國刑法第 103 條的“煽動分裂國家罪”，本就廣受人權團體批評，因為它可以把任何政治意見解釋成犯罪行為——特別是當這意見不被允許時。溫子渝的視頻主要內容是批評中共、揭露統戰模式、分析社會問題、強調台灣應守護民主製度。這是政治表達，放在任何民主國家都天經地義。
但在威權體製下，“批評政府”與“攻擊國家”之間沒有界線。當執法機關自己決定什麽是“煽動”，什麽是“分裂”，什麽是“言論自由的邊界”，那麽結論永遠不會有懸念：隻要你不聽話，就是違法。
大陸官方強調：“依法追捕台獨分子”。問題是：溫子渝到底哪裏“台獨”了？他支持台灣主體意識、支持民主製度，這是許多台灣年輕人的共識；他沒有主張獨立建國的行動方案，沒有組織，沒有暴力，沒有政治活動。
再退一萬步講——即便他真的支持“台獨”，那也是一種政治立場，一種理念選擇。理念本身在民主社會中沒有罪。如果連想法都要治罪，那治的就不是人，而是靈魂。
這次通緝事件，是中國大陸近年來對台灣言論領域進行“跨境壓製”的又一次升級。邏輯非常簡單：你在台灣說不喜歡我，我就要抓你。這套邏輯不僅荒謬，更反映出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
一個 YouTuber 能讓國家主權受威脅？一個年輕網紅能讓 14 億人的國家失去穩定？一個批評視頻能動搖中國的統一大業？這不是信心，這是脆弱。而越是脆弱，越要用強硬包裝。越是心虛，越要靠抓捕言論來“顯得強大”。
中國政府這次“跨海通緝”的最大問題，不是邏輯漏洞，也不是法律爭議，而是它產生了一個極其戲劇性的傳播效果：它讓溫子渝瞬間成了全球媒體追捧的對象。沒有比“被一個大國政府點名通緝”更具新聞價值的事情了。
這等同於給他做了全球性的免費廣告。過去一個月八炯靠努力增長的訂閱數，不如大陸政府幫他增長的速度快。連台灣許多以前不看政治影片的人，也因為這起事件第一次認識了八炯。中國政府本想“壓製”；結果卻成功促成了“擴大影響力”的效果。這堪稱政治傳播學裏的經典反例——“禁止效果”產生“倍增傳播”。央視的批判式報道，效果好到像是替他做了一支高預算的宣傳片。
為什麽中國必須把“言論犯”視為威脅？表麵上看，是因為溫子渝“煽動分裂”。但真實原因卻更簡單：他揭穿了中共不想被討論的東西。台灣人聽得懂他講的統戰故事；台灣年輕人被他的影片教育了“如何識別認知戰”；他讓台灣人重新認識新聞來源、媒體操控、資訊戰術；他把大陸一些灰色宣傳方式公開拆解。這對中國來說，比“台獨口號”更危險。因為台獨喊不成威脅，但識破宣傳體係，才是威權體製最害怕的事情。於是，這種“不按劇本演出”的自由表達者，就成了威權結構的“安全風險”。
通緝之後，兩岸情緒的惡化反而更嚴重。有人以為這次通緝可以“威懾台獨”，結果恰恰相反。對台灣民眾來說，這事件清楚呈現：中國不容忍記者、網紅、普通人在台灣發表意見；中國認為台灣人不該擁有獨立的政治表達權；中國願意把台灣青年視為犯罪對象；中國會把“不同意見”視為“分裂國家”，這比任何文宣都更加強化台灣社會“拒統”情緒。
如果北京的目標是讓台灣更靠近統一，那這操作就像往已經滾燙的鐵板上再倒一壺油。效果隻有一個：台灣更疏離、更緊張、更反感。
溫子渝事件不是一場單純的“意見爭議”。它是兩岸政治結構差異的直觀縮影：一邊是言論自由，是多元聲音，是可以諷刺總統的社會；一邊是不能批評政府，不能懷疑權威，不能表達不同意見的體製。八炯的問題不在於他說了什麽，而在於他“敢說”；中國的問題不在於他煽動了什麽，而在於它“不能容忍”。真正暴露的不是台灣網紅的危險，而是一個政權麵對言論自由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