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高產”院士的奇跡
壽天德（5912）科大的確是培養院士的搖籃。從 1958 年建校以來，平均每 1000 個畢業生就產生一位中國科學院或工程院的院士，這個比例在我國的現有大學裏是空前的。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生物物理係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 5 屆不到 300 名畢業生（包括兩屆工農兵學員）中，卻產生了 6 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平均不到 50 個畢業生就產生一位院士！這是一個院士“高產”的奇跡。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奇跡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竊以為必有其原因。
從科大建校的時機上看，1958 年科大建校時，正值全國規模的迫害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反右運動”剛結束，科大十分幸運地出生在該運動之後，沒有像別的大學那樣受到反右鬥爭的沉重打擊。當時全國上下掀起“超英趕美”的 “大躍進”高潮時期，相對來說人整人的政治運動暫時平靜下來了。從政治生態方麵來看，科大以鬱文和劉達為書記的兩屆黨委，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較好地執行知識分子政策，對科學家和師生采取愛護、保護政策，重用了一批被打成右派或不得誌的優秀的人才，沒有像北大、清華那樣搞批判鬥爭。
從辦學的宗旨上看，中國科學院的目標非常明確：要將 科大辦成我國培養從事尖端科學技術研究的優秀人才的新型大學。因為從當時的高校中得不到足夠的優秀畢業生到科學院來工作，院內的科學家對創辦自己的大學非常積極，希望科大辦成 MIT（麻省理工學院）式的理工綜合的大學，為科學院提供充足的年輕科學人才，這也是舉校上下一致的認識。科大校歌歌詞“科學的高峰不斷創造，紅旗要紅過九重”及郭老提出的“勤奮學習，紅專並進”，都反映出這一願望。科學院的領導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大學的重要性：“創寰球學府，育天下英才”。我所在的 5912 級同學進校時開始，係裏分管我們的指導員（複員軍人、中尉軍銜）曹永昌就一再教導我們，大家一定要好好學習科學知識，要努力學習攀登 科學高峰，為祖國服務。1958 年的科大首屆師生也停了課參加全民大煉鋼鐵等群眾運動，但科大領導怕停課太久了會影響學生的學業，較早地恢複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專業設置普遍新穎、超前。由於堅持實行“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的辦校方針，充分發揮了科學家們的積極性，科大的專業設置幾乎完全是科學技術的前沿領域。當時設立的 13 個係（後來科學情報大學合並到科大成為第 14 係），都和科學院京區各個研究所對口，由所裏的頂級專家（多數為歐美留學、工作過的優秀科學家）兼任係主任和負責係專業方向和教學計劃，眾多的國內一流的科學家親自給一年級學生上基礎課，如華羅庚、嚴濟慈、錢學森……
以生物物理係（12 係）為例，係主任由原中央研究院院 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貝時璋先生擔任。他也是同年成立的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長，院係調整前的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作為一個二十世紀早期在德國杜賓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工作多年的資深科學家，他深切地感受到古老的生物學正麵臨著革命性的變革，原有的以顯微鏡觀察、形態分類和組織胚胎學為基礎的研究已經過時，必須培養大批現代數理化電子學理論和方法武裝起來的新型科學家，來迎接生物學“革命”的高潮。當他決定將研究所命名為“生物物理研究所”時，曾有一些同行科學家嘲弄他“趕時髦”，但他仍然堅持到底，不為所動。
創新的課程設置。科大高度重視打好數理化基礎，為學 生從事科學研究備足了後勁。當北大、複旦等生物係學生花了大量時間依次地學習和背誦形態學為主的動物學、植物學、微生物學、組織學、胚胎學等經典基礎課時，科大生物物理係的學生則在大打數、理、化基礎，甚至還包括電子學、機械製圖在內，忍受著極度“重、緊、深”的基礎課的煎熬，聽課、做習題、做實驗、寫報告……忙個不停，星期天也舍不得去看場電影！（據學校編年史稿記載：全校各基礎課按課程內容及難易程度分為甲、乙、丙三型，各係依需選擇。生物物理係全選甲型：高等數學學習二年半，430 個學時；普通物理學習二年半，上課 408 個學時，實驗 280 個學時；化學類基礎課學習二年半：普通化學一年，每周上課 4 個學時，實驗 4 個學時；有機化學一年，物理化學一學期）。生物物理係基礎課學習時間長、課時多、任務重顯而易見。專業基礎課中特別加強了生物化學（一年）和生理學（動物生理和植物生理，共一年）。對於經典的生物學課程則用很短的學時，瀏覽式地將其精華和關鍵實驗交代給學生，需要時讓他們自已深入鑽研。開設了大量的專業課，其課時不多但覆蓋了當時幾乎所有的生命科學前沿，開闊學生視野（如生物數理統計、細胞學、胚胎學、遺傳學、放射生物學、放射生態學、宇宙生物學、光生物學、輻射劑量學、生物控製論、信息論、計算機編程、製圖和電工實習等，還初步學會攝影和衝洗、放大技術）。當生物物理係培養出的似乎是“四不像”的畢業生走向工作崗位時，他們似乎可以從事任何專業的研究工作，因為他們有足夠好的數理化理論和實驗基礎，以及寬廣的學術視野，為進行現代生命科學的研究備足了後勁，也為從事交叉學科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
畢業論文訓練。為了使學生能夠將所學的理論知識和科學研究實踐早期結合起來，科大各係學生在最後一年裏，均被安排到科學院各對應的研究所（或校內實驗室）裏，在國內第一流科研人員的指導下接受較完整的科學研究全過程的嚴格訓練，完成畢業論文並通過答辯方能畢業。這是科大的獨特優勢，科大“理實交融”的方針在這裏得到充分的體現，學生在這個階段得到的經驗和收獲是難忘的，也是課堂教學所得不到的。
畢業分配方麵：科大前三屆畢業生分配，基本上是中科院對口的和國防部門有關的研究單位為主。實現了為中科院培養研究人才的初衷，為大量湧現出院士創造了條件。科學院和科大在改革開放方麵起步早、步伐大。科學院早在 1979 年就開始公派訪問學者到歐美等發達國家學習、進修，而且規定必須工作 2 年，需要時可以延長時間。這個 規定是十分明智的，因為大陸長期以來於外界隔絕，再加上多年來培養的學者都是學俄語的，語言交流都成問題，時間太短是學不到東西的。而教育部係統後來也派出了訪問學者，但其規定隻能夠在國外進修最多一年，不得延長，結果效果就很差。另外科學院派出的訪問學者多以 40 歲上下的中青年學者為主，這樣科大留校的大批 58、59、60 級畢業生和 “回爐生”就獲得了極好的機會去快速提高並接近科學前沿。科大較早“斷奶”，有利於年輕人才成長。科大自下遷到合肥經曆了“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後，人心渙散，損失慘重，不僅儀器設備損壞大半、並失去了原有在京的科學院的兼職教師，而且大批的有北京戶口的幹部、教授和教師骨幹也先後調回北京，剩下的就是以包忠謀為代表的幹部隊伍、錢臨照先生為代表的學術骨幹，以及 58、59、60 三屆 200多名畢業生和一些“回爐生”為主的年輕教師隊伍。科大這時就被科學院“斷奶”了，年輕的科大能不能存活、成長壯大,全靠自己了。好在科大人沒有散夥，大家擰成一股繩，堅持“所係結合”方針，艱苦奮鬥辦科大。由於沒有學術權威可以依靠，科大呈現出“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局麵，在學科建設上一些年輕人曆史性地承擔起學科帶頭人的重任，敢想敢闖，趁著改革開放的東風，終於打開了局麵。與北大、清華等高校相比，科大教師隊伍中論資排輩的現象要少得多，更有利於年輕人才成長。
我們以生物物理係的情況介紹如下。
1976 年文革結束前，科大生物物理係不到 300 名畢業生中產生的 6 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是：
王大成院士（5812），蛋白質科學（三維結構與功能、分子改造研究）
王誌珍院士（5912），分子生物學（蛋白質折疊、分子伴侶、胰島素研究）
陳潤生院士（5912），理論生物學和生物信息學（非編碼RNA 研究）
施蘊渝院士（6012），結構生物學與蛋白質分子及藥物設計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學研究
陳 霖院士（6402），腦和認知科學、視覺的拓撲結構研究
饒子和院士（7302），結構蛋白質組學、創新藥物研究
他們從事的都是當代分子生物學中的蛋白質、遺傳信息和腦科學領域的前沿科學研究。其中 5912 級特別突出，全班 48 名同學中湧現了 2 位中科院院士和 3 名院士候選人（王書榮，壽天德，沈鈞賢）！
這前三位院士和饒子和院士均是畢業後就在生物物理所工作的研究員；施、陳兩位均在成長初期在生物物理所進修或工作過。陳霖是 1964 年入學，隻讀了兩年基礎課便遇上了文革，1970 年被發配到煤礦工作，直到科大黨委書記劉達複出後，被招收回母校“回爐”培訓為助教後，才先後經過與生物物理所進修、合作研究和派遣出國工作中成長起來的，在科大工作多年後調入生物物理所。更值得注意的是饒子和，他是 1973 年從下鄉知識青年中招收的工農兵學員，在科大生物物理專業三年學習後便分配到生物物理所梁棟才院士的蛋白質晶體學實驗室從事研究，通過艱苦努力和國外進修成才的。由此可見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在他們的成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毫無疑問，他們的科學基礎和探求科學的理念則是在科大養成的，他們也是所係結合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