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2 為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能出人才

為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能出人才

熊衛民(科技史與科技考古係）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可粗略分為前二十七年和後四十餘年相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的曆史也可以粗略地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 1958 年建校至 1976 年“文革”結束，包括 1970 年後學校從北京遷到合肥辦學。第二階段從1977 年至今，學校立足合肥在安徽創業。在兩個階段，中國科大都是我國教育改良的先鋒，都在學、商、黨、政、軍界培養出了不少人才。拿學界來說，第一階段，培養出了 41 位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以下簡稱“兩院院士”） ；第二階段，業已培養了 26 位兩院院士，7 位美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截至 2017 年 10 月）1，以及眾多西方著名高校的教授。和國內高校比較，這些成績還是不錯的，應當說有不少經驗值得總結。當然，若和加州理工學院之類國際名校比較，這些成績並不突出——建校六十年了，仍還沒有產生諾貝爾獎得主，也很可能沒有產生諾貝爾獎級的成果。與中國科大為什麽能出人才一樣，中國科大為什麽沒能出更高級別的人才，也值得探討。

下麵將分兩個階段來介紹中國科大在人才培養方麵的曆程、舉措和特點，然後簡單討論一下中國科大以及中國別的高校沒能培養出更高級別的人才的原因。

一、理工結合 科學家治係

1、中科院辦大學

長期以來，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和高等教育部之間的關係都不太融洽。原因很簡單，他們的生態位十分接近，存在廣泛的資源爭奪現象。其中之一為人才爭奪。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都以人才為本。而因戰爭、內亂等的阻礙，直到 1950 年代，中國仍沒能培養出多少高級的科學人才2。於是，人才成了兩機構的爭奪對象，以至於後來連毛澤東都被驚動了，要求兩機構停戰，劃一條 “三八線”。

不但高級人才是爭奪對象，作為初級人才的大學畢業生也是。作為主要的人才培養機構，高等教育部在畢業生分配工作中居主導地位，近 水 樓 台 先 得 月 ，他 們 往 往 把 最優 秀 的 畢 業 生 留 給 高 等 院 校 ，或 者 分 配 給 國 防 軍 工 機 構 等 ，中科 院 得到 的 ， 隻是 次 優 甚 至次 品的畢業生，且數量遠遠不夠。

這讓中科院很不滿。中央號召大家“向科學進軍”，並把中科院定位為“火 車 頭 ”。 若 生力 軍 隻 是 不 足 量 的 次 優 ， 中 科 院 又 怎 麽能 完 成 這 個 艱 巨任 務 呢 ？ “ 大 躍 進 ” 運動 發 動 後 ， 國 家 對 中 科院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 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完成時間從 12年 被 壓 縮 到 了 7 年 ， 甚 至 還 有 進 一 步壓 縮 的 趨 勢 。 這 令 中 科 院領 導 和 各所 所 長 對 人 才 產 生 了 更 大 的 饑 渴 。 新 建的 蘇 聯 科 學 院 西伯 利 亞 分 院 和 即 將 以 “所 與 專 業 結 合 ” 方 式 建 立 的 新 西 伯利 亞大學給他們提供了靈感。錢學森等所長提出，也要辦為研究所培養人才的所辦學院。而中科院領導則更進一步， 想到幹脆把那些學院集中起來辦成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這樣被構思出來，並迅速被聶榮臻、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等中央領導批準。

2、辦理工結合以理為主的大學

這個新學校該怎麽來辦呢？科學家們不想把它辦得和國內已有的高校一樣。民國時期，中國高校實行的本是從西方學來的通才教育。可 1950 年代初，在借鑒蘇聯的“院係調整”中，它轉變成了專才教育，不但專業過細，且教學和科研相脫離。幾年來的實踐表明，如此培養出來的畢業生知識麵較窄，學理科的不懂工科，學工科的理科根基不牢，創新能力普遍達不到要求。當時中科院主要在從事原子彈、導彈及相關研究，急缺大量新學科，尤其是新興、尖端、邊緣、交叉學科的人才。錢學森等學術帶頭人是在民國上的大學，在西方（主要是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洲大陸）上的研究生，這種教育經曆讓他們很自然地提議，中國科大應當培養與他們類似的、理工結合以理為主的寬口徑人才。此議很快得到了鬱文、張勁夫、郭沫若、聶榮臻等領導幹部的支持，盡管郭沫若等人在“理實交融”專業目標之外，又提了“紅專並進”的政治目標。

3、科學家治係

辦一所新大學， 師資從哪裏來？中科院提出的辦法是 “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由北京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員來擔任這所大學的教師， 且高年級學生將被送到各研究所去實習和做畢業論文。正副係主任、專業主任、教研室主任等，也均由科學家來擔任，由他們設計培養方案。他們強調學生應夯實基礎、理工結合，中國科大的學製也就變成了五年，其中三年上基礎課，且同學們既要上理科課程， 又上工科課程。課程不但任務“ 重”， 安排“ 緊”， 而且內容“ 深”。為了不“ 掛科”， 大量同學夙興夜寐， 甚至有為做作業而徹夜不眠的。於是，不久之後，即傳出了“窮北大，富清華，不要命的上科大”的俗語。

曆經多次政治運動之後，北大、清華等曆史悠久的高校實際實施的是黨員係秘書等專政。 與這些高校不一樣， 中國科大的科學家係主任等有職有權。譬如，1961 年 11 月， 錢學森認為近代力學係即將進入專業學習階段的學生基礎還不夠紮實，提出在學製中增加一個學期，給他們補數學基礎和力學基礎，這期學生也就增加了一個學期，晚半年畢業。

4、一線領軍科學家授課

中科院的著名科學家不但為係裏設計課程、製訂教學大綱，還親自到學校來講課。拿最基礎的數學課來說， 就一度由華羅庚、吳文俊、關肇直這三位著名數學家來主講—— 不是一人講一部分， 而是每人都講全套的課程。華羅庚一套四冊的講義《高等數學引論》後來得以正式出版， 不但一直沿用至今，還出了英文版。其他來上課的名師，還包括吳有訓、趙忠堯、張文裕、錢臨照、馬大猷、錢學森、郭永懷、楊承宗、趙九章、王元、李正武、鄭哲敏等。副校長嚴濟慈也親自為大家上《普通物理課》和《電動力學》課，一講就是六年。當時北大、清華、複旦等曆史較久的名校當然也有很多名師，包括不少人文社科領域的大師和一些在1920 年代、1930 年代既已成名的第一代科學家，但是，能在師資隊伍裏匯集大量一線領軍科學家（主要是 1950 年前後從西方留學歸來的第二、三代科學家）的，中國科大在中國是獨此一家。

5、優秀的生源

雖然剛開辦不久， 知名度還不高， 但中科院辦的“國” 字號大學， 眾多“尖端”的專業，如雷貫耳的名師，還是很快即吸引了考生，尤其是其家長和老師的注意，1958 年招收首屆學生時沒趕上全國統一招生，生源暫且不論；到 1959 年招收第二屆學生時，中國科大的錄取線就跟北大、清華同列，居全國最高一檔；至1962 年時，平均錄取線更是變得高居全國榜首。新專業對考生吸引力尤大。經過多年的教育， 他們普遍具有“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意識。當時國家號召全國科技人員“向科學進軍”，其重點又是實施“ 四大緊急措施” 和研製“兩彈”， 而中國科大辦的均是相關專業， 不少還是全國獨有， 這又如何不令青年學生們對她怦然心動？拿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係來說，因報考者太多，1958 年就錄了比計劃多一倍的學生。不過，這些新興專業也對中國科大的招生產生了一些不良影響：它們多屬與國防軍工有關的保密專業，對考生的出身有要求。雖不求全是“紅五類”，但至少“黑五類”難以通過其政審。這就減小了錄取範圍，杜絕了一些十分優秀的生源。

6、基本能按教育規律辦學

1950 年代，中國高校先後進行了“忠誠老實”、“思想改造”、“三反”、“肅反”、“反右派”、“紅專辯論”、“拔白旗”、“教育革命”、“ 科學批判”、“ 科學大躍進” 等政治運動。這些運動普遍采取了動員青年教師和學生批判資深教師的方式， 有時還動員資深教師之間相互批判。這使得老師之間、師生之間隔閡很深、矛盾很多， 進而資深教師不願或不敢把自己多年以來積累的知識和心得和盤托出， 而經常批判資深教師、在政治上不大能看得起後者的學生和青年助教也不大可能全心全意地向他們學習。這當然嚴重影響代際之間知識傳遞的效果。

強調“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 教育革命”和主張“ 人海戰術”、對人力有巨大需求的“ 科學大躍進”、“ 大煉鋼鐵”等運動還對大學正常的教育秩序構成了嚴重的衝擊。包括北大在內的絕大部分高校都不再能進行正規的課堂和實驗室教學。事實上，在這些深陷於政治運動泥潭中的高校，從 1958-1960 年，同學們約有三年的時間沒能接受正規教育。

中國科大與這些學校不一樣。作為一所 1958 年下半年才建立起來新學校， 它沒有因之前的政治運動而產生師生隔閡； 因中科院內的政治運動相對溫和一些， 教師之間的矛盾也相對較小。據筆者對一些老校友的訪談，從創辦到“ 文革” 爆發， 中國科大沒有開展過批判老師的運動。而由於大部分同學出身都很好， 同學之間的相互批判也少。極少數出身不好的同學受到了冷遇，但也並未遭到嚴厲批判。

“教育革命”、“ 大煉鋼鐵”等運動對中國科大當然也有衝擊。譬如，第一屆新生入學後，“學生老師不上課，都在校園內外挖坑用土法煉鋼，或在校辦工廠及各係自辦的小工廠裏勞動，一直到1958 年 12 月份才開始上課。” 但這種做法很快即得到了製止。同學們依然要參加勞動， 隻是中國科大的同學進行的主要是高級的勞動——去中科院的研究所實習。進入高年級之後，他們更是要到與所在係相結合的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做畢業論文。這是難得的機遇， 因為當時中國的科研更多地分布在科研院所， 而不是大專院校，且在科研水平上， 那些在“ 二戰” 前後方去國外留學的第二、三代科學家及其在國內培養的弟子，普遍比多在高校任教的第一代科學家要高。

7、領導開明

中國科大之所以能對違背教育規律的運動、 行為進行一定程度的抵製或變通，與領導的開明是分不開的。 拿上節所說的 1958 年 12 月中國科大走出“教育革命”和“大煉鋼鐵”帶來的混亂，恢複正常上課來說，就是出於郭沫若的指示。他說：“學生就是要讀書，讀書也是為了革命。”有了他的明確意見，中國科大才能與眾不同，得以複課。“紅專辯論”、“拔白旗”運動令一些同學不敢認真學習，生怕因此被批為“白專”和“個人主義”。郭沫若說：“個人鑽研、認真讀書不能和個人主義同等看待， 因為今天鼓勵個人鑽研和認真讀書是要為人民服務, 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的開導無疑能解除同學們的部分顧慮。

中國科大的首任黨委書記是鬱文。他為人也比較開明。1959年前後，他把何犖、曾肯成、方勵之、顧雁、朱兆祥、任知恕等一批才幹、膽識俱佳，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以至於不再能在原單位工作的年輕人吸納進學校，並稱這是“發了一筆洋財”。幾年後他又設法給其中的右派“摘帽”，讓他們得以正式成為中國科大的教師，給同學們授課。不久，有高層領導欲把北京市變成沒有階級敵人的“水晶城”。根據這個命令，前述一百多名中國科大的“政治處理品”將遭到清理。此時中國科大的黨委書記已由劉達接替，這位自己也遭到過錯誤處理的開明領導采納了嚴濟慈副校長的建議，“居然敢對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門中止清理這批教師的調令，為科大保留了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教師。”

中科院黨委書記張勁夫以及陳毅等中央領導也給了中國科大以支持。陳毅、羅瑞卿、烏蘭夫、郭沫若等中央領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剛剛建校，房屋、設備等還非常欠缺的中國科大來，這就是一種以行動來表達的支持9。陳毅、聶榮臻、張勁夫等還不時應郭沫若校長之邀，到中國科大來給全校師生做報告。郭沫若本人更是珍愛這所學校，不但自己經常來學校做報告，與師生座談，還多次把稿費捐出來， 給同學們改善生活條件——包括建遊泳池和給全校同學發 “壓歲錢” 等。領導的開明和支持給了同學們以很大的鼓舞。張勁夫“一百個農民才能養你們一個大學生”的話更讓他們產生報恩之心。同學們普遍珍惜難得的機會，學習十分認真。

8、科研機會多

與其他高校的同學相比， 中國科大的學生有更多的科研機會。首先，進入高年級後，他們被安排到中關村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實習和做畢業論文—— 為了給他們提供方便，學校專門在中關村建了“ 一分部”。其次， 畢業之後， 他們有相當大的比例被分配到科研部門， 尤其是中科院和國防科研部門的研究所工作， 研究機會相對較多。甚至在暴虐的“ 文革” 期間，因為還有少量國防軍工或毛澤東欽點、聶榮臻親抓的課題仍在進行， 而由於出身較好， 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仍能參加科研工作。大學或研究生畢業之後的數年往往是科研人員能否成才的關鍵，若是幾年不做研究或不出成果，很可能此人在科研方麵也就不再有前途，或者發展前途很小。在同齡人蹉跎多年甚至十多年的同時，一些中國科大畢業生有了科研積累， 改革開放後他們當然更易獲得出國進修機會和研究資源。馬太效應不斷積累， 他們做出重大成就、成為傑出人才的機會當然也就較大。再次， 那些與別的高校青年教師一樣在“ 文革” 期間缺乏科研機會的中國科大留校畢業生，於改革開放後得到了相對更多的鍛煉機會—— 原因很簡單， 中國科大的老教師基本沒遷到合肥來。在沒有大樹可乘涼的同時，他們當家較早， 在科研方麵主動性更強。再加上作為中科院係統的教研人員，他們得到了較多的出國進修機會，因而他們能更快成長。

9、工農兵學員

不但建校之初嚴格考取學生的幾年出了人才， 甚至在“ 文革”期間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中，中國科大也出了一些人才——其中包括 4 位兩院院士。

為什麽能如此？ 筆者帶著疑問訪談了從中國科大畢業的幾位工農兵學員， 以及他們當年的老師。得到的答複是： 中國科大的工農兵學員招生較少， 進來者大多經過了一定的考試（ 雖然不是全國或全省統考， 但作為推薦依據之一， 招生地區還是對被推薦者進行了考試） 。進來之後， 中國科大又對學生進行了摸底考試， 讓他們清楚自己的底子較薄。然後， 給他們進行為期半年以上的基礎課補習，把初、高中知識濃縮後傳授給他們。再後，上大學的課程，學期結束時同樣進行考試。工農兵學員是帶著“上、管、改”的任務來上大學的。在別的高校，老師基本不敢考學生，甚至還反被學生考。可中國科大當時的老師多為前幾年的畢業生，不但年輕，而且出身好，他們記得當年老師是怎麽教自己的， 也敢於以類似方式去嚴格要求學生。進入高年級後， 學生仍然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去實習和做畢業論文。畢業之後， 他們之中又有較大的比率被留到中科院係統工作—— 在中國科大基本沒有“社來社去”之說。“ 文革” 過後， 其中一些人又得到了出國進修或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做研究生的機會……在同齡人沒機會上大學，或者上了大學也隻是整天開會和進行體力勞動之際， 中國科大的工農兵學員受到了相對較為嚴格的訓練，因而他們成才的幾率也就大一些。

在極不正常的時代， 中國科大還能嚴格要求學生。看來，中科院的科學家在中國科大造就的嚴謹傳統依然傳承了下來。而教師能抵住外界的壓力遵循教育規律，又與領導幹部的開明和敢於擔當關係密切。中國科大於 1972 年 5 月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此時學校黨委書記為剛從蹲了五年的“牛棚”出來的劉達。他是領導幹部中罕見的“異類”，複出不久即在全國挑選了三百多名1967-1970 屆中國科大畢業生回母校培訓， 擬讓他們在受訓兩年後擔任教師。1973 年，此事被當成“回潮”、“複辟”的典型而加以批判，劉達硬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寧願“被整死”也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作為前“走資派” 的黨委書記都敢冒風險， 中國科大原本根正苗紅的老師當然也就敢於嚴格要求學生。總的說來，中國科大之所以在幾年時間內即迅速崛起、多出人才，甚至在“大躍進”和“文革”這類極端環境下也能有相對較好的產出，主要是因為她有好老師、好生源，尤其重要的是，比較尊重教育規律。在別的高校瞎折騰的時候，因學校和中科院黨政領導的支持， 治係的科學家阻擋住了一部分來自於外界的狂風暴雨。

二、民主辦學 改革先鋒

1. 辦校方針不變

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的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科大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全院辦學，所係結合”是中國科大在建校之初即確定的辦學方針。實踐證明，它是非常有效的，使得中國科大迅速成長起來，在短短的七、八年時間內即為國家培養出近5000 名質量較高的科技人才。進入新時期後，中國科大仍想繼續沿用這個方針。但由於此時它已南遷到合肥，與科研機構集中的北京距離遙遠，使得這個方針實施起來存在巨大的困難。中國科大的廣大教職員工一度想通過把學校遷回北京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由於方毅（當時他既是中科院院長，又是國家科委主任，還是國家主管科學教育口的副總理）主張已遷移的高校就留在本地辦學，再加上中國科大在北京的原校址被海軍七院論證部和 1973 年成立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占用，結果沒能如願。

為了解決中國科大所麵臨的困難，使它能夠在合肥穩定下來，安徽省委前後任書記萬裏和張勁夫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很有遠見，想把合肥建設成為一個自然科學的學術中心，提出可以把最好的地方征撥給中科院和中國科大，並在調配幹部等方麵給以充分支持。當時中科院在合肥建有安徽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他們建議中科院在最近幾年內，再籌建幾個新的研究所；而中國科大則可在原合肥師範學院、銀行幹校的校址基礎上進行大幅度擴建。 中科院同意安徽省的意見，於 1978 年 6 月同意了中國科大的擴建方案，並在幾年時間內先後在合肥建立了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合肥智能機械研究所和固體物理研究所。

雖然在安徽省的大力支持下，中科院在合肥的幾個研究所發展較快，但那些研究所畢竟建立時間不久，且研究範圍較窄，不可能在短期內與中國科大眾多的係科進行密切的“所係結合”。為了讓中國科大能繼續利用中科院北京各研究機構的資源，1978 年 8 月，中科院黨組李昌、胡克實致信鄧小平，懇請指示六機部盡快將海軍七院占用的原中國科大南院校舍騰出。幾天後，鄧小平即對信作出批示，要求六機部商同中科院從速處理。1978 年 9 月，中科院同意中國科大在原玉泉路校區南院成立北京教學管理處， 以負責組織高年級學生到北京進行後期教學（包括請研究所的科學家來給學生開課，學生到各研究所去實習、做畢業論文等） ，規模為 2000 人。除在北京建立後期教學點之外，中國科大還於 1981 年 6 月就合作科研、合作培養人才、儀器共享等問題與距離較近的上海分院、合肥分院、南京分院簽訂了合作協議，決定請三分院的科研人員到學校來兼課，並與上海光機所、上海原子核所、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地理所等研究所聯合招收、共同培養研究生。

2. 開放辦學

在北京辦學時， 中國科大教師隊伍的主體是中科院京區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員，這批高水平的兼職師資大多沒有隨學校遷移。南遷合肥之後，雖然中國科大仍請他們到學校來兼職、講課，但他們不可能來得像“文革”前那樣頻繁了，這迫使中國科大建立自己的獨立的教師體係。“文革”後期，通過辦“回爐班”等方式，劉達等領導已經做了不少這方麵的工作。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國科大又利用中科院的優惠政策，在全國大學中率先實行對外開放，大量選派教師出國進修。從 1979 年 5 月至 1982 年底，通過科學院公派項目、教育部公派項目以及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專家的推薦， 中國科大先後選派了200 餘名優秀青年教師赴歐美進修、訪問，且時間通常長達 2年。1981 年夏天，學校又從 1977 級畢業生中選拔了 30 多名優秀學生出國攻讀博士學位。據統計，1980 年代，中國科大先後派出教師1000 多人次，到 19 個國家進修、訪問、講學，其中不少人在國外取得了優異成績，而且 85% 以上的出國教師都學成回國。這些人到國際科學前沿更新了自己的知識、 技術儲備， 迅速成為了中國科大師資隊伍中的中堅力量， 還有不少成為校、係領導成員，方校長、溫元凱等人更是成了八十年代大學生的共同偶像。

在大量派遣教師去國外學習的同時， 中國科大還通過各種渠道邀請世界各國高水平的科學家到校訪問講學，其中，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吳健雄、袁家騮、陳省身、任之恭、薩拉姆等到校講學的國際著名科學家還被學校聘為名譽教授、客座教授或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80 年初，經過多次接觸和交流，中國科大與美國馬裏蘭大學簽署了校際合作交流協議備忘錄。從那以後，在短短的五、六年時間裏，中國科大又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國的許多著名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在 1984～1986 年間，來校訪問、講學和開展合作研究的外籍專家平均每年達到二百多名。

3. 民主辦學

與外界頻繁而深入地接觸大大拓展了中國科大人的眼界， 對於如何辦好中國科大，他們有了越來越成熟的想法。1984 年秋天，五名教授組成了中國科大新的領導班子。這些飽經憂患的科學、教育專家廣開言路，從善如流，開展了“分權製衡，校政公開，言者有功，共榮共生”為特征的民主辦學改革。他們認為，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導，明確提出“言者有功”、“保護失言者”，鼓勵廣大師生員工暢所欲言， 以主人翁的姿態對學校和國家的各種事務發表意見，把自己的智慧貢獻出來。學校的各種事務，誰有意見都可以大聲地說。誰想作學術報告和開學術研討會，用不著領導批準，隻需自貼海報一張。作為學校的公共平台，校刊廣泛地刊登各種言論，包括那些看上去有些“離經叛道”的逆耳之言。據統計，其中批評與建議一類的稿件約占八分之一。

為了避免“讓司令員去做排長的事”，讓廣大師生真正享有參與校政管理的權利，他們探索了多種橫向分權和縱向分權的路子。學校建立以教授為主體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教師技術職務評定委員會。對於全校科研項目的審定、科研經費的分配、各種學位的評授、教師技術職務的評定等，這些委員會都有充分的發言權。不同的校領導和委員會，各有各的權力，各司其職，各行其權，相互製約，有條不紊。因為中國科大是一所年輕的學校，校、處、係負責人與教師多為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科大同學，誰都不好擺領導架子，所以，中國科大教師之間有很濃的平等氛圍，普通教師願意就許多問題發表意見，而校、處、係負責人也樂意聽取或不得不聽取。

作為“校長負責製”的試點高校之一，中國科大還實行了係主任負責製，係黨總支隻起保證監督作用。係主任有權提名任免係副主任及以下的幹部；有權確定初級技術職務，並推薦授予中、高級技術職務的人員名單；有權支配本係的教學、行政經費和國家投資的重點學科實驗室建設項目經費……

學校實行校務活動公開化。開校長辦公會議，教職工可以去旁聽。一年舉行一次教職工代表大會，由校領導向教職工報告當年工作，並公開今後若幹年全校大政方針。教職工還會在會議期間提交數以百計的谘詢校政的提案，校領導必須對此作出回答。而學生代表大會則是同學們了解校政、校領導征求民意的又一條渠道。對於學生們關心的各種問題，學校的有關領導必須給予解答；對於學生們的建設性意見，有關部門還被要求在一周之內把采納情況直接反饋回去。除此之外， 校領導及其他有關部門的領導還參加群眾自發組織的青年教師俱樂部和中老年教師俱樂部，在那兒作為普通一員和大家平等交流。民主經常會導致不同的意見，在充分地試驗之前，它們往往優劣難辨。怎麽辦？中國科大並不要求大家統一到某一種認識中去，而是容忍異己、容忍不同意見，讓不同意見兼容共進。這些舉措是符合中央簡政放權、 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教育體製改革精神的，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內，就使得科大形成了銳意探究、縱智論爭的風氣，即便是年輕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無不意氣風發，雄辯滔滔，獨立意識、民主意識極強，進而令中國科大科研成果疊出，成為了學術自由的“樂土”、全國最有活力的高校之一。1986 年 10 月～11 月，這些辦校理念和措施得到《人民日報》接連報道，並配發編者點評，在全國範圍內引起強烈反響。

4. 其他改革措施

經過民主辦學群策群力，中國科大還提出其他多種改革方案。1980 年代，中國科大在全國率先提出並實施專業結構調整和改造，先後成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係統科學與管理係、科技管理與科技情報係、管理學院等，使學校當時以理科為主的學科結構調整為理工結合、兼有文管的綜合性學科結構。學校還進行了“4-2-3（學士、碩士、博士）分流培養”的試點，將高等教育的三個層次通盤考慮，針對學生的興趣、能力等方麵的不同情況，對學生進行分流培養，以提高培養質量，縮短培養周期。這是後來國內高校推行“本碩連讀”、“碩博連讀”的先聲。

與此同時，中國科大還在國內較早試行學分製，實行免修、選修、主輔修、雙學位等措施；開辦不分係科專業的教學改革試點班（因其沒有係的代碼，簡稱“零零班”） ，寬口徑培養人才；試行導師製，允許對拔尖學生單獨擬定培養計劃；鼓勵學有餘力的學生盡早參加科研活動，建立學生科研專項經費，開放部分實驗室供學生使用；等等。

5. 少年班

在科大的改革創新措施中，還有一項名聲極響的創舉——開辦少年班。這項開中國超常教育先河的改革要追溯到 1974 年。那年 5月，李政道通過周恩來上報了一份關於基礎科學人才培養的建議書給毛澤東，提出，“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藝、體育那樣從小培養”，可以參考招收和培訓芭蕾舞演員的辦法，從全國選拔少數十三、四歲的有培養前途的少年到大學培訓。此議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讚同，雖然沒有立即實施，但給一些高級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文革”結束後，麵對嚴重的人才斷層，人們迫切希望國家能用超常的方式快速培養出優秀人才。1977 年 10 月 20 日，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給方毅副總理寫信，推薦 13 歲的智力超常少年寧鉑。與此同時，中科院、中國科大也收到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推薦少年英才、早慧兒童的信。11 月 3 日，方毅對倪霖的信作出批示：“請科技大學去了解一下，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科大提出了創辦少年班，對智力超常的少年進行超越常規教育的設想，並很快得到了中科院的批準。 中國科大隨即派出了多位教師去全國各地對被推薦者進行考察，最後，有 21 位平均年齡隻14 歲（最小的隻 11 歲）的少年被中國科大破格錄取。

1978 年 3 月 8 日，中國第一個少年班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正式成立。從 1978 年 2 月7 日起，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對中國科大開辦少年班一事進行了廣泛報導，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對推動廣大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少年班不但是中國科大的名片之一，還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神童教育”的熱潮。1984 年 8 月 16 日，鄧小平在會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時，對中國科大少年班作出較高評價，說：少年班很見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幾個大學都應辦少年班。1985 年，教育部決定擴大少年班試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 12 所高校也相繼開辦了少年班。中國科大對這些早慧少年實行因材施教、寬口徑通識教育。最初半年或一年給他們補中學的基礎課， 然後讓他們進入大學課程的學習， 前麵兩三年不分係科，進行強化的基礎教學， 然後， 讓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到各係接受相關的專業教育，而且容許他們調換係科和專業。除細致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的班主任外，學校還聘請了一批傑出教師擔任他們的學業指導老師（即“學導”） 。學導根據學生的普遍特點和個性， 指導他們進行個性化的專業、 課程選擇和學習計劃製訂，幫助他們掌握學科的最新動態以及選擇合適的科研課題。 通過教學與科研相結合，著重培養其創新精神、創業能力。1985 年，在總結少年班辦學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中國科大又針對高考成績優異、年齡相對較小的學生，依少年班模式開辦了“教學改革試點班”（又稱零零班、強化班） ，讓他們和少年班同學在一起上課，一起生活，一起接受管理，相互取長補短。

實踐表明，中國科大摸索出來的這套培養方式是相當成功的。截至 2014 年底，少年班共招收 1261 人，畢業 1070 人；零零班共招收 1151 人，畢業 809 人16。據 2008 年的一項統計，此前畢業的1027 名少年班學生中，“有 935 人考取研究生，占 91%。前 16 屆畢業生（1983-1998）共 590 人，64%獲得博士學位，26.9%獲得碩士學位。據不完全統計，他們中約 20%選擇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有 93 人已擁有國內教授、副教授職稱和國外終身教職，許多人已成為國際著名的科學家；有超過 70%的少年班畢業生活躍在國內外經濟、IT、金融、製造等領域，其中在世界 500 強企業任職的約35%。” 據周逸峰教授介紹，光他們 1978 級少年班，就出了微軟公司全球副總裁張亞勤、德意誌銀行中國行長高峰、清華大學講席教授翁振宇、“納米博士”秦祿昌、“李光耀頂尖科研獎”獲得者謝旻、清華紫光總裁郭元林、美國物理學會會員王海林等優秀人才。

6. 重新崛起

在進行上述一係列改革創新的同時，學校在硬件建設方麵也取得了不少成績。

1984 年，經嚴濟慈校長上書，鄧小平批示（“據我了解，科技大學辦得較好，年輕人才較多，應予扶持。”） ，中國科大被國務院批準列為“七五”期間國家重點建設的 10 所高校之一。經過幾年的建設，截至 1988 年底，中國科大校園麵積擴大近一倍，建築麵積已由遷址合肥時的 6 萬平方米增至 51 萬餘平方米，設備先進、性能優越的校園計算機網絡建成並投入運行，到 1990 年代又建成了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火災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及結構分析、選鍵化學等中科院開放研究實驗室等。學校的這些進步是有目共睹的，雖然它已遠離首都、遠離中科院大部分研究所，每年仍吸引了大量優秀高中畢業生報考，錄取線再次高居全國榜首，很多省市的高考“狀元”在填報誌願時首選中國科大。因招生數量很少（1980 年代一屆隻收數百人） ，錄入的學生普遍十分優秀，同學之間的競爭壓力很大，大家普遍十分努力，“遍曆”（演算）經典教材和習題集中的所有習題，以解題為樂、為競賽方式者大有人在。而因為培養出的大批到西方留學的優秀畢業生，和取得的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它在國外更是聲名鵲起。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經過廣大師生員工努力拚搏、開拓創新，中國科大於1980 年代重現輝煌，重新歸入了中國最優秀的大學行列。

7. 第三次創業

1987 年之後，因為學潮和隨之而來的整頓等原因，中國科大的發展勢頭受阻。拿研究生的報考來說，其人數逐年遞減，1987 年比1986 年減少 14.7%，1988 年又比 1987 年減少 19.8%，1989 年又比1988 年減少 18.7%。進入 1990 年代，特別是 1992 年鄧小平“南巡”並發表講話之後，全社會出現“下海”熱潮，久為管理人員過多、經費緊張、教師待遇過低等問題所困的，包括中國科大在內的全國很多高等院校都變得人心不穩，教師流失現象嚴重。1993 年，國家決定實行“211 工程”，計劃重點建設 100 所左右的重點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其中，“九五”期間重點建設 25 所大學。以此為契機，中國科大開始了繼 1958 年創辦初建和 1970 年遷校重建之後的第三次創業。她確定了“質量優異，結構合理，特色鮮明，規模適中”的辦校方針，不跟風盲目擴大規模，繼續堅持“基礎寬厚實、專業精新活、注重培養全麵素質和創新精神”的教學原則，注重提高質量，著力促進學科交叉、催生學科生長點，遴選了數學與非線性科學、現代工程材料的力學行為和材料設計、極端條件下的凝聚態物理、加速器物理及同步輻射應用、化學反應的人工控製、火災安全科學與防治工程等六個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進行重點建設。1995 年12 月，中國科大成為國家首批十五所進入 211 工程的高校之一。1997年 1 月，國家計委批複中科院，同意中國科大為國家“211 工程”項目院校，在“九五”期間建設。這標誌著中國科大“211 工程”建設進入全麵啟動實施階段。當年，中國科大的科研經費到款 1.15 億元，比 1996 年增加 1 倍有餘。繼續得到國家的重點支持後，中國科大得以大幅度改善教師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學校建設有了新的發展。

1999 年，中國科大又獲得“985 工程”的支持，成為國家首批重點建設的九所高校之一；接著，它又於 2000 年整體進入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進入“985 工程”後，中國科大又得以在 1999-2001 年間新增建設經費 9 億元（教育部、中科院、安徽省各投入 3 億元）。進入“知識創新工程”後，除了剛剛提到的 1999-2001 年中科院每年給予1 億元的支持，2001 年後，中科院進一步加大了對中國科大的支持力度。2004 年 10 月，中科院、教育部和安徽省政府簽署協議，決定繼續重點共建中國科大，推動其創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中國科大由此成為第一所通過簽署共建協議啟動實施“985 工程”二期建設的高校。2008 年 7 月，國家發改委、教育部、財政部又批準中國科大正式實施“211 工程”三期建設。 得到三大工程強有力的支持後，中國科大蓋了很多樓，改善了辦學條件，把合肥經濟技術學院並了過來（1999 年），大幅擴大了研究生的招生。1990 年代後期以來，中科院、教育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中組部等機構先後開始實行“百人計劃”、“長江學者計劃”、“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千人計劃”等人才計劃。中國科大利用這些計劃，大大加強了引進海內外優秀人才的力度。

2017 年，中國科大整體進入教育部“雙一流”工程，並因合肥被定位為國家綜合性科學中心之一而新增上千畝的新校區， 這將給中國科大提供進一步的發展空間。

三、為什麽沒能培養出更大的才？

雖然中國科大出了不少科學技術人才，但畢竟還沒有出諾貝爾獎級的。不但留在國內的沒出，在海外發展的也沒出。事實上，不但中國科大人沒出，其他高校，也基本沒出。“我們的工程師和教授很少有領導世界新潮流的技術發明和科學發現，中國人對於世界科學的貢獻率不過萬分之幾”；“在 1500 年之後 500 多年全世界 838 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民族，據說也是最聰明的，可“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這也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中國科大 1984 級校友、美國佛羅裏達大學天文學終身教授葛健曾以自己為例，探討中國科大人錯失重大科學發現機會的原因：“我們當年缺乏的是很多美國傑出科學家具有的非常突出的實踐能力和由此產生的對科研最前沿的嗅覺。”他還進一步對科研嗅覺進行了分析：“美國科學家更重視實踐（動手）而中國科學家更重視理論（動腦） 美國科學家更重視演繹思維而中國科學家更重視歸納思維。這演繹思維，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科研嗅覺，對發現和解釋新現象非常重要和關鍵。” 他的總結和分析是發人深省的。

做學術研究， 需要提問題的能力 （包括敏銳覺察到現象與邏輯推演存在衝突、從不疑處生疑的能力，將錯綜複雜的現象簡化成科學問題的能力等） ，猜答案、建假說的能力，建模型的能力，找證據的能力，嚴格推演的能力，用實驗、數據、邏輯說服他人的能力，等等。其中，非常關鍵的是想象力（聯想、對比的能力） ，懷疑的能力，嚴格推理、清晰思維的能力。

想象力往往需要人文課程來培養。譬如，比較史學往往能讓人茅塞頓開，觀人看事時洞若觀火。再如，曆史研究、偵探破案、法官審案和科學研究均有共通之處：都是在複原某個過程，都是在尋找因果關係，都需用到假說、演繹、猜想、反駁等方法。人文課程不足，會限製一個人在想象力方麵能達到的高度。作為一所理科高度發達的高校，中國科大在人文教育方麵確實乏善可陳，不但沒能開設多少人文課程，就連這方麵的演講，也是十分稀少，與北大、劍橋之類高校完全不能比擬。

懷疑能力是科學精神的主要方麵，與嚴格推理、清晰思維能力密切相關。這兩類能力的培養，與邏輯（含數理邏輯）、哲學、曆史等課程有關。這類課程，中國科大也並不見長。事實上，大部分中國學校都不見長。因為咱們從小學起就背“標準答案”、“最佳答案”（而不承認開放的答案、亦可的答案） ，就說言不由衷的話。上中學、大學後又被教育去做“馴服工具”，盲從、迷信領袖，以及“聽話、出活”等。早就沒有什麽獨立思考，對於雙重標準、指鹿為馬、個人崇拜等，曆來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除課程設計外，大學體製、中小學教育體製、科研體製、政治體製、社會風氣、機構文化、單位小環境、個人性格、家庭環境等，都會對人才的成長構成影響，相關文獻很多，就不在此贅述了。

總而言之，中國科大之所以能夠出一些人才，主要是因為她大體能比較獨立地按教育規律來辦學；她之所以沒能出更高級別的人才，是因為她沒做到真正的獨立，還沒能完全按教育規律來辦學。

致謝：本文由阮耀鍾教授出題，在訪談中得到了施蘊渝院士、滕脈坤教授、陳惠然教授、任知恕局長、王貴海局長、姚蜀平副研究員、王忠民教授、朱學良研究員、周叢照教授、胡兵教授、薛天教授等多位中國科大學長的支持和配合，在撰寫過程中受益於與李尚誌教授、阮耀鍾教授、朱天相教授、華新民先生、陳兆甲先生、戴世強教授、陳允明教授等的討論，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作者簡介：熊衛民（1974—），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係特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教育史、口述史，[e-mail] 〕

注釋：

1 《科大英才名錄》編寫組：科大英才名錄。（見本文集9.01）

2 據中國科學院於 1949 年底、1950 年初的調查，當時中國培養出來的有較突出成就的科技專家隻有兩百餘人，見：中國科學院 1949—1950 年全國科學專家調查綜合報告[J]. 中國科技史雜誌, 2004(3):228-249.

3 丁兆君, 丁毅信.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創辦背景與動因淺析[J]. 教育史研究,2010(1):1-9.

4 童秉綱.踐行錢學森技術科學思想的故事. http://idea.cas.cn/viewscientists.action?docid=11934

5 據筆者對王貴海（2017 年 9 月 18 日）、姚蜀平（2017 年 10 月 10 日）等的訪談。

6 任知恕, 熊衛民. 我所參與的中科院人事和教育工作[J]. 江淮文史,2017(4):95-107.

7 本段引語出自中科大的相關檔案，轉引自丁毅信. 郭沫若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辦學思想與實踐[J]. 高等教育研究, 1987(2):24-28.

8 戴開元, 華新民. 劉達與科大[J]. 科學文化評論, 2008(5):107-114.

9 領導幹部的子女也是考進來的，據：任知恕, 熊衛民. 我所參與的中科院人事和教育工作[J]. 江淮文史, 2017(4):95-107.

10 熊衛民, 賀崧智.生物物理專業連隊——陳惠然教授訪談錄（2018 年 3月 6 日,待刊）。

11 熊衛民、姚琴.從生物物理係到生命科學學院：施蘊渝院士訪談錄.（待刊）12 即“工農兵學員上大學， 管大學， 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13 主要依據筆者對滕脈坤（2017 年 1 月 13 日）、施蘊渝（2017 年 1月 6 日）、陳惠然（2017 年 1 月 17日、3 月 6 日）的訪談。

14 戴開元, 華新民. 劉達與科大[J]. 科學文化評論, 2008(5):107-114.

15 鹿舫.民主辦學在中國科技大學.人民日報.1986-10-22、1986-10-26、1986-10-31、1986-11-04、1986-11-14.

16 少年班學員簡介. http://scgy.ustc.edu.cn/2014/1231/c11008a118263/page.htm

17 50 周年校慶紀念特刊.中國科大報.2008-9-20，第 17 頁.

18 熊衛民,張雲涵.在生科院圓科學家之夢——周逸峰研究員訪談錄.https://mp.weixin.qq.com/s/U0ite6kb4mIiriYDgwXqWQ

19 據筆者對 1980 年代畢業生周叢照（2017-12-19）、朱學良（2017-12-28）、胡兵（2017-12-26）等人的訪談。

20 董光璧.人與科學（第二冊）.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2 年，第119 頁.

21 張維迎.自由是一種責任.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960.html

22 葛健.科大難忘的課堂（見本文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