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一名中國籍男子因為在8月8日入境新加坡時賄賂新加坡移民局官員，結果觸犯防止貪汙法令，被控上庭。
新加坡媒體消息稱，該中國籍男子魏某在樟宜機場等候過關時，試圖用30新加坡元賄賂一名移民局官員，讓他通過非法手段順利入境。這名官員沒有接受賄賂，隨後將事件報到貪汙調查局。
如果涉事男子罪名成立，可被罰款最高10萬新加坡元和被判監禁高達5年，或兩者兼施。
許多人或許會驚呼，才30新元（大致相當於150元人民幣），居然有可能要罰款幾十萬甚至監禁五年？但這就是在廉潔方麵走在全球前列的新加坡。因為對腐敗采取零容忍態度，所以不管是30新元還是大數目，官員都會將案件立刻移交相關部門處理。
今年八月，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就曾發布消息，提醒中國公民入境新加坡時的注意事項，其中一條是不要試圖向海關官員塞“小費”，以免觸犯當地法規。
很多人猜測，這位涉事男子可能是將新加坡當成了越南或者印尼之類熱衷向中國遊客收取入境“小費”的其他東南亞國家。這個可能性確實很大，一直以來，越南等國家出入境人員瞄準的都是中國遊客。
有經驗的遊客都知道，越南並非沒有相關法律。一般來說，自由行的中國遊客也未必會遭遇索要，即使遭遇，如果據理力爭，對方反而會害怕退縮。所以真正在入境索要小費這事兒上的受害者，絕大多數是中國旅行團。
中國旅行團為何會成為越南出入境官員索要的對象？對方的貪婪是主因，另一方麵也跟導遊有關。當一件事情變成風氣，導遊就會隨大流。但當導遊隨大流時，遊客為什麽不據理力爭呢？問題恰恰在這裏，自由行的個人遊客或者小團隊，往往可以在這個事情上達成一致，但幾十人的旅行團就無法達成一致，隻要有少數人表示“入鄉隨俗”“別找麻煩”“花點錢無所謂”，其他人多半就會隨大流。拋開自由行遊客與跟團遊客的區別（一般來說，前者擁有比後者更多的旅行經驗），有些一以貫之的心態也很值得探究，那就是“遇到事情托關係走後門會更快”和“不要跟大多數人不一樣”。而當越來越多的旅行團主動遞上小費，對方的出入境人員也會越來越貪婪，認為旅行團軟弱可欺，刻意瞄準這一群體。
如果把場景從越南邊境移回中國社會，就會發現“遇到事情托關係走後門會更快”和“不要跟大多數人不一樣”的思維同樣無處不在。
在現實中，許多人不管遇到什麽事，第一反應都是“找關係”。大到找工作、做生意、老人入院、孩子入學，小到開個證明、辦個證件，都會把“找人”擺在第一位。我有個朋友甚至講過一個段子，說他居住的小城，當年每次出地下停車場都要等很久，因為很多車都在為了那幾塊錢停車費找關係，一群人拿著電話找這個科長那個經理這個老總……
一說到“習慣找關係”，很多人就會提到東北或者山東。我在山東住過十幾年，對這一套深惡痛絕，但對於“南方好得多”的說法，也隻能部分認同。相對而言，珠三角和長三角基於經濟上的強勢，確實會好一些，但整體風氣仍然是一樣的。畢竟都是一路從傳統走下來的中國社會，加上這幾十年的人口急劇流動，各行各業都是如此，連公務員考試都有“全國巡回報考團”，配合“學好要三年，學壞隻需要三天”的原則，誰也別笑話誰才是真相。隨便找個山東老大爺和珠三角老大爺，問他辦事應不應該找關係，他們的答案不會有什麽本質差別。一個東北本地體製內人員、一個考到珠三角體製內的東北人和一個珠三角本土體製內人員，看似三種人生，觀念有所差異，但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本質問題，他們的觀點同樣不會有太大幾率相異。
大概從我能讀書看報開始，對於“走後門找關係”的批評就沒停過，但說歸說，大家還是照做，你如果不跟風，家裏老人就會痛心疾首，說你不了解社會。這也難怪，因為每個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知青回城、提幹轉業、單位分房，那些曆史名詞背後，實際上都是個體走後門找關係的血淚史。你生下一個孩子，從入學到找工作，每一步都印證著社會地位與關係的重要性。隨便在街上找個人隨機采訪一下，他肯定痛恨走後門，但八成也會說“傻子才不走後門呢”。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他身處社會所決定的。
時至今日，在很多地方，不找關係辦事仍然寸步難行，尤其是那些經濟不夠活躍、體製內人員濃度更高的地方。有些地方固然好一些，辦事相對順暢，但有些人對此不吝讚美甚至感激涕零，我就覺得很傻。因為我覺得做好分內事、達到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不值得額外讚美的，更不能有“別的地方那麽差，我們這裏還算可以了”的比爛心理。
大多數人當然對隻能找關係辦事的現實不滿，但也早已習慣。那些“群眾辦事難，一個證明跑幾趟”“被幾個部門踢來踢去”的新聞，我足足看了三十多年，評論區總有人來一句“能找關係就不用受這個罪”“當年怎麽不好好學習，你要是有權有錢，還用擔心這個嗎”“不當人上人，就是這樣的。”
這才是人們的普遍心態，找關係的背後，是人情社會根深蒂固的傳統，而搭建人情體係的，正是“爭當人上人”心態下的等級觀念。
如今說起“道德滑坡”，不少人都會歸咎於市場經濟。這當然是荒謬的，“有恒產者有恒心”，從世界文明史來看，社會整體道德水準和文明度更高的地區，都是經濟發達之地。老話也說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道德淪喪與經濟的關係，更多是因為市場不充分，或者說是沒有建立真正完善的市場，反而受到太多幹擾，尤其是權力尋租。
在道德問題上呼喚“傳統”，將古代社會想象為雞犬相聞的單純時代，也非常可笑。生產資料和物質的匱乏是一方麵，更重要的是中國曆史自上而下的“道德輕蔑”——雖然嘴上將“道德”看得極重。
之所以說“輕蔑”，看看中國人強調的“優點”就明白了。相比嘴上對道德的推崇，實際上人們更重視的顯然是“精明”這樣的特質。“沒心眼的好人=傻”，是許多人認同的社會等式。
對道德的輕蔑，本質上是因為中國人對社會關係和等級身份的看重。“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這個概念，如今似乎是文明社會的基準，但在中國式語境裏卻是負麵的。從古至今，中國最重要的一個處世哲學就是“一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是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所以，中國人更強調的是相互依存，而非獨立自主。這就使得人們必須建構關係圈子，在人與人的交往中，類似伯牙子期這種單純的知音固然是千古佳話，但也僅僅是佳話，大多數人在內心裏對此嗤之以鼻。他們顯然更認同人的“有用性”，對方的社會地位、職位和關係網，顯然比他喜歡讀什麽書、有什麽高雅愛好更重要，一個人的價值，更大程度上在於將來能否“用得上”。所以，“契約社會”一直遙遠，“熟人社會”倒是常態。
這種功利性的依存關係，必然導致對權威的依附。家庭中強調父權、手工業中強調師徒關係，官僚體係則強調上下級關係。在這種依附關係中，“服從”顯然比“獨立個體的人格”重要得多。
這就導致中國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義原則，因為是非觀念不是根植於自己的獨立判斷，而是根據社會圈子而變化，一個人無法“自己對自己負責”。一件事情，你覺得錯了，那不等於錯了，領導也覺得錯了，那才是真的錯了，如果領導認為是對的，大多數人會選擇扭轉自己的判斷，而不是硬要把領導掰過來。至於事情本身的對錯，在大多數時候反而都變成了最次要的事情。
當然，“權威依附”隻是道德輕蔑的一個表現方麵，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兩個普通人不涉及權力和地位高低的普通來往，也呈現出對道德的輕蔑。或者說，他們往往隻強調“熟人道德”。
舉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我還是個小學生，成年人在公交車上搶座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我沒少見過。一個準備下車的人，隨時會變成幾個人的“獵物”，大家一邊腳下擺好起跑姿勢，一邊觀察周圍“競爭對手”的動作，簡直是常態。但也有例外的時候，那就是熟人相見，兩個人客客氣氣，守著空座位你讓我我讓你，客氣半天誰也不肯坐。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第三方陌生人想坐下來呢？門都沒有，因為這倆人一邊互相客氣，一邊很有默契地封住那個座位，不給第三人機會。
這就是典型的“熟人道德”，為了一個座位，陌生人可以搶甚至大打出手，絲毫不管什麽叫做文明，什麽叫做體麵，但兩個熟人就會完全不一樣。
這種處世方式，全世界都會或多或少在一些人身上存在，但出現的概率絕不一樣。一個有著強調“獨立個體”傳統的國家，這樣的人不會太多，但在一個強調“互相依存”的國家就恰恰相反，人們的麵子隻存在於熟人領域。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不會遵循規則辦事，而是將“熟不熟”作為是否辦事、用什麽效率辦事、能不能辦成事的標準。而且這個“熟”有太多附加的東西，同樣是從小熟悉的親戚，人們顯然會更熱衷於跟做官的親戚數落，轉而嫌棄所謂的“窮親戚”。
當所有人都在拚命找關係辦事時，意味著資源必然不平等，沒有關係的人會第一時間被“淘汰”。但有關係就能真的獲利嗎？也未必，因為有些人的關係會比你更硬。
這就導致在一個“爭當人上人”的社會裏，個體占有的資源、擁有的社會地位、享受的種種權利（甚至特權），都有可能是非常脆弱的，經不起多少風浪。即使你能安安穩穩過完這一生，你的孩子也未必會，正如我一直強調的那句話：“一代人越是強調無底線適應社會，就越會給下一代帶來更難適應的社會。”
原因很簡單，大家都要依靠“爭當人上人”去獲取資源，靠“找關係”去辦事時，必然導致社會規則的畸形。規則越被破壞，大家就越要爭當人上人，去維係各種關係。在這個惡性循環中，每個人都不過是飲鴆止渴。
有些人在這個環境下，或許會覺得如魚得水，但卻忽視了一點：這條路永無止境，因為不管你如何爬升，腳下都是萬丈懸崖。你腳下確實有無數人，甚至終其一生都在懸崖之下，但你和他們並沒有本質不同。
作者： 葉克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