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到了七五年我的記憶開始清晰起來,在大哥成為光榮的工人階級之後,我感覺自己瞬間在縣革委保育院大班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了一樣,優越感十足,畢竟在這個班級裏還沒有那個的哥哥姐姐是工廠裏的工人。唯一例外的就是阿紅的大姐,在林場插隊,據說在林場種樹也算是工人,跟我的大哥比起來,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那一年,在保育院的最後一個學期也是很開心的,因為幾乎每個月都有包場看電影的活動,排著隊去縣革委大禮堂看,《閃閃的紅星》、《小號手》、《偵察兵》、《神秘的大擼》......每一部片到現在還深深的刻在腦海裏,特別是《閃閃的紅星》,那時候,仿佛自己就是潘冬子,也嚐試過把鹽水倒在自己的衣角上、嚐試著用柴刀砍麻繩、還很積極的想幫外婆用柴刀劈柴,甚至想象著去革委食堂幫老莫劈柴,然後有一天胡漢三帶著還鄉團來到食堂吃飯,老莫不停的給胡漢三上菜,我也端著一盤白切雞過去,那胡漢三也是盯著我看,手裏還拿著一隻油光發亮的雞腿......到了晚上。我也拿起柴刀,跟著潘冬子進了胡漢三的房間,一把火燒了胡漢三的被子,偏偏這時候我手裏的柴刀怎麽砍也砍不進胡漢三這個壞蛋的身子,結果就醒了過來,這不是想象,這是一場很清晰的夢。
那時候的我,認為潘冬子殺掉胡漢三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殺地主、殺國民黨反動派都是應該的。
後來,老爹帶我去武裝部一政委家吃飯,這位人民解放軍問我長大了做什麽,我毫不猶豫的說要當解放軍,他哈哈大笑起來,然後把他的軍帽扣在我的頭上,那一刻,他的形象妥妥的吳大叔的形象,這一點太真實了,走的時候,他把一個透明的小紙袋遞到我手上,打開一看是一枚鮮紅的五角星,現在就差嶺上開遍映山紅,我就是那個敢於和胡漢三作鬥爭的潘冬子。這枚五角星伴隨了我好多年,有時還拿出來在阿紅這幾個小夥伴們的麵前炫耀,意思是我比他們優越,連潘冬子有的紅星我也有。
關於閃閃的紅星,我們還有很多的經曆在現實中去比照電影裏的情節,比如下大雨玉米地邊上的水坑漲滿水的時候,我們當真把竹排推入水中,然後唱起《小小竹排》。這讓我時時念想起龍岸垌的祿馬河來,認為小小竹排江中遊隻有在祿馬河才能更好的反映出來。
過沒多久,在革委食堂前麵的一塊空地上建好了一排新房,新房的頭頭就是那個我認為是日本鬼子的炮樓的小塔,後來我是知道這個小塔是大煉鋼鐵時候遺留下來的小高爐,可我寧可相信那是日本鬼子的炮樓,雖然塔上根本不可能容下一個人,卻絲毫不影響我對消滅日本鬼子的美好想象。並且,我那時始終相信有一天我會像小兵張嘎那樣把這座日本鬼子的小炮樓點著燒掉。
現實是,有一天,二哥的那幫同學又來到家裏,呼啦啦的就把家裏的家具都搬了出去,原來,我們又要搬家了,從八角樓搬到食堂前麵的那排新房子。這排房子一共有十套三居室可住十家人。我們家分到從東向西數的第六間,也就是最中間那兩套中的一間。過不久,那個小高塔被無情的拆除了,在塔的底部,還有一塊塊疙瘩狀的鐵渣子,站在上麵,腳很容易被劃破。
搬離八角樓我還是比較開心的,因為可以擺脫爛石花那種恐懼的困擾。外婆帶我從地棟回來沒幾天,原來隔壁家的阿波哥家就搬到宜山玻璃鋼廠,我對阿波哥家的不舍理由很簡單,就是有那麽一段時間,外婆獨自回龍岸,我和二哥在家,有時二哥晚上要去宣傳毛澤東思想,我隻能一個人在家,到了八點鍾全國廣播聯播結束後,外麵就會死一般沉靜,唯一的聲響就是從爛石花刮來陣陣風聲。那種風聲中似乎還夾雜著黃狗母的叫聲,又似乎有"苗變婆"的笑聲,總之會讓人越想越害怕,往往這時我是會被嚇哭的。而這個時候阿波哥的媽媽李姨媽會從飲食店下夜班回來,因為二哥出去的時候是把我反鎖在家裏,李姨媽也進不了家中,隻好坐在屋外的窗口下陪著我,一直陪到我睡著或者二哥回來。現在阿波哥家要搬走了,往後的日子,萬一又是我一個人在家,誰回來在窗口下陪我呢?
阿波哥家搬到宜山之後,隔壁搬來住的是李四妹家,四妹也是龍岸垌的人,我不記得她家是金街村還是龍鳳村的了。我在保育院上到大班的時候她都還沒得進保育院,但不妨礙她整天像個跟屁蟲一樣跟著我在爛石花邊緣這個區域跑來跑去。我去保育院的時候她的哥姐和父母也都不在家,她就會過來跟著我的外婆一整天,直到我從保育院回來,再帶她出去玩耍。相比於阿紅,我那時覺得四妹要更可愛些,至少她不像阿紅那樣切列,也不會像阿紅唱沙奶奶時的那種得意勁。或許是因為每天從清早去保育院的路上開始到下午從保育院回家的路上,阿紅和我幾乎是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在一起的緣故,坐在一起、吃在一起、在教室午睡也在一起,那種親密度已經達到完全可以忽略的程度,就像左手跟右手一般的存在,所以覺得四妹要乖巧得多。
有時我會坐在窗口下麵給四妹講潘冬子的故事,也會給她講頭天晚上二哥給我講的故事。
八角樓的日子是那麽的美好,坐在窗口下不單單隻是給四妹講故事,在那可以等大哥從農村回來,等二哥從學校回來,等老娘從鄉下回來,等老爹從五七幹校回來,每一次看到他們從縣革委小會議室的屋角出現時,我都可以歡快的向他們跑過去。
八角樓的日子真的很美好,雖然晚上會聽到從爛石花那邊刮風的聲音,也會聽到黃狗母的嚎叫聲,但我卻有了寸步不離二哥的理由,因為我害怕,不管是怕鬼還是怕黃狗母,總之到了晚上我就害怕,就得有二哥(大哥那時已經不在家)在身邊才肯安心。以至於二哥和他的夥伴去打夜鳥也隻好帶著我一起去,這是我的那個歲月中最快樂的日子。就說打夜鳥吧,天黑的時候,飛鳥入林,二哥和他最好的夥伴國田哥就會帶著我在革委院子找一些低矮的樹,在樹下用手電筒往上照,此時會看到樹枝上站著一排排的鳥兒,那種戴帽鳥在東門又叫八蠟虧,因為屁股上有一撮紅色的毛,也有叫紅屁股,個頭比麻雀大一倍,在電筒的強光照射下,這一排排的鳥一動不動的站在樹枝上,此時二哥和國田哥舉起手裏的木棒橫掃過去,幾隻鳥便會紛紛落下。如果是進玉米地的那兩棵柚子樹下,我就會在玉米地邊的路上等候,這時我是不怕天黑的,因為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兩個哥哥在柚子樹下揮木棒的身影。
那些晚上,回到家,二哥會趴開地爐,用鐵線串起拔了毛的八蠟虧,架在地爐上烤,烤得滋滋冒油,整個夥房都是烤鳥肉的香味。沒烤完的第二天用來煮粥給我吃,八蠟虧的粥要比麻雀粥好吃的多,因為八蠟虧的肉比麻雀的厚實,而且,麻雀在那個年代還是以害蟲的身份存在,吃起來還是有那麽一點厭惡感,其實吃的也不少。
我無法完全的穿透起來,也沒法描述有兩個哥哥的人生會是是多麽的完美,但我可以不停地回想著在八角樓的歲月,回想著在地棟村上的歲月,都是可以很好貫穿的。直到在家搬離八角樓去到食堂前那排新房之後,在我的意識裏,有了生活會改變的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