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遷徙,我是時常問起外婆福建在哪裏?為什麽要從福建來到龍岸垌這個地方?外婆自己也說不清楚,隻知道那是一個很遠的地方,遠到你根本無法走到的地方。至於那種逃避戰亂、被地主壓迫的說法也是我給他們遷徙的一種理由,我哪知道他們為什麽要從那麽遠的地方來龍岸垌。習慣於福建人、麻蓋人的稱謂,似乎他們本來就生活在這裏一樣,已無外來人本地人的區別,在我眼裏,他們在村裏都能和睦相處。
也就是在七四、七五年相交的那段日子,讓我認識到另一個讓我佩服不已的群體——"湖廣佬",具體點就是湖南佬。知道他們的存在是在過年前,有一天外婆說有湖廣佬進村了,裝點紅薯去給他們做紅薯粉。我就跟著去,看湖廣佬做紅薯粉,其實那個場麵已經很模糊了,隻記得那個湖廣佬講話的口音很特別,和官話差不多,但總有幾個字和我們的讀音不一樣。
還別說,那年過年,幾乎餐餐都有紅薯粉吃,滑溜溜的,加上點辣椒醬特別好吃。我和阿寧表哥還有一種吃法,就是拿出一根根紅薯粉放在火盆邊烤,紅薯粉瞬間膨脹起來,略帶焦糊香味,吃起來很脆口,但這種吃法外婆是不允許的,認為那不是零嘴而是一家人過年吃的一道菜,青菜豬肉紅薯粉湯應該是龍岸人過年的一湯,不管你家是四菜一湯還是八菜一湯,亦或十菜一湯,這一湯裏必然會有紅薯粉。
外婆說這個做紅薯粉的湖廣佬打湖南來,過年前他會在整個龍岸垌走村串巷給每個村的人家做紅薯粉,做完之後他就會回湖南過年。官話中"湖"和"福"都一個讀音,所以我認為湖南和福建離我們一樣遠,應該是同一個地方,就像地棟村跟祿馬村、蓮花村一樣。所以這個從遙遠的湖南來做紅薯粉的湖廣佬,做得一口好吃的紅薯粉,我是打心底裏佩服他的。感覺他比龍岸圩口那個搓龍岸大頭粉的老奶還有本事,每次去她家吃大頭粉,多要點酸菜她都不舍得。
之後,過完年不久,又會有另外湖廣佬來到龍岸垌,也是從湖南過來的,這一波就更有意思了。也是有一天外婆說,村裏來了湖廣佬,要拿犁耙去給他修。緊接著還有"磨刀、補鍋、修犁頭"的吆喝聲在村裏回蕩,也可以說在整個龍岸垌回蕩。在我的記憶中,在龍岸垌還有打春牛的儀式,已經記不起是立春打還是春分打,總之在大人們的嘴裏說出的打春牛,怎麽打?是用棍子打還是用鞭子抽,我一概不清楚的了,就好像是,打春牛已經有湖廣佬出現。
然而,磨刀的,補鍋的,修犁頭的,其實都沒有賣"叮當糖"的讓我們歡喜,因為一旦聽到遠處有叮當聲,我們就知道有糖吃了。那是湖廣佬用籮筐裝著的、白裏透黃的麥芽糖,也是在龍岸垌走村串巷的叫賣,一麵走一麵用兩塊片狀的鐵刀相互敲擊,發出清脆的叮當聲,聲音能傳得老遠,感覺我們在帽兒山腳便能聽到從涼粉坪傳來這種敲擊聲。湖廣佬,亦或湖南佬做的麥芽糖那是真的香甜,比糖煙酒店賣的紙包糖要好吃得多,甜甜的、軟軟的、香香的、有點粘牙。
這一群人,在龍岸垌是沒有房子沒有家的,搞不懂他們除了過年回湖南家中,這一年他們都住在哪?外婆說他們住在山洞裏,可我不知道犀牛山有沒有洞,蓮花山有沒有洞,豬頭上有沒有洞,最起碼的是我可以確定屋後的帽兒山是沒有洞的。他們有的挑著擔,有的背著箱,就這麽在龍岸垌走村串巷,從春天走到冬天,還時時讓村裏的大人孩子惦念,說出來,能不讓人佩服嗎?
有一點混淆的是,我應該是那個時候知道湖南佬特別能吃辣椒,還是記不起是磨刀的還是補鍋的、或是修犁頭的那個湖南人在我們的家裏吃過一次晌午,一碗飯就一碗辣椒,龍岸垌的那種細長辣椒和指天椒都是那種可以辣到耳朵鬼都叫的辣椒,平時和阿寧表哥吃一口,鼻孔都冒煙的那種。然而,那個湖南人一口一個下肚,連鼻頭都不出汗,著實讓我們看得目瞪口呆。我確定他是在我們家吃的晌午,是因為我們的堂屋敞開著接待山上來的苗人,自然也是會敞開著接待遠道而來的湖南佬(湖廣佬),我確定那個湖南佬是磨刀的、補鍋的或修犁頭的,而不是賣叮當糖的,是因為他吃過晌午之後,我和阿寧表哥並沒有叮當糖吃,混淆的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