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蘇黃米蔡”，對於喜愛中國書法的群體這似乎是一個特定詞匯，它是掙脫唐人“法度”的束縛，以“意”代“度”開創書法第三高峰，泛指宋代書法。蘇軾，黃庭堅，米芾確能領銜之至。而其中的“蔡”字為何其人？由提出“蘇黃米蔡”以來一直有爭議，這一爭議意外地出現在宋朝而大致平息於清末民初。四九年建國以後，迫於時代[閱讀全文]
俞頻
無知亦無得
博文
(2023-07-07 09:31:41)
話說“蘇黃米蔡”，對於喜愛中國書法的群體這似乎是一個特定詞匯，它是掙脫唐人“法度”的束縛，以“意”代“度”開創書法第三高峰，泛指宋代書法。蘇軾，黃庭堅，米芾確能領銜之至。而其中的“蔡”字為何其人？由提出“蘇黃米蔡”以來一直有爭議，這一爭議意外地出現在宋朝而大致平息於清末民初。四九年建國以後，迫於時代[閱讀全文]
(2023-06-30 02:19:10)
關於“二重證據法”之狹義性和廣義性問題，首先筆者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作以歸納：
1.運用出土史料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用出土史料（出土文獻、古器物等）證明傳世文獻的部分實錄性，用傳世文獻證明出土史料的內容。
2.傳世文獻記載的內容未必都是“偽”，而是存有不少“真”。
3.即使沒有得到出土史料的證明，傳世文獻內容也不[閱讀全文]
(2023-06-24 01:45:17)
最近在線上收看了清華大學教研主任侯旭東教授，關於《“二重證據法”再思考：在出土文書類簡牘中發現曆史》視頻講座。這讓我回憶起好多年前學習王國維先生《殷周製度論》時的切身體會同時，也覺得侯教授結合簡牘考證對“二重證據法”的思考略顯不足，或許這和侯教授本人的專業研究不無關係。但既然是“二重證據法”再思考，總要把問題說全說[閱讀全文]
(2023-06-14 06:49:06)
餘數日後離別舊居。雲繞殘陽，紗窗漸黃昏。空屋一人落得思緒千萬。稍凝神，兩親形影猶在，今逢得鳥雀驚啼空蕩回聲處處。世道終將輪回，如萬馬奔騰越過險灘無數。落盡繁華見真淳，隻留個平淡正幹淨。湊兩詞，照鬢霜，戲笑人間。
《菩薩蠻尋覓》
昨夜天籟尋覓出，遙看仙去又仙回。
老鬆喬新居，小龜入蓮池。
家慈坐轅轍，拈指又一年。
而今留[閱讀全文]
《菩薩蠻尋覓》
昨夜天籟尋覓出，遙看仙去又仙回。
老鬆喬新居，小龜入蓮池。
家慈坐轅轍，拈指又一年。
而今留[閱讀全文]
(2023-06-10 02:05:29)
其三，陳寅恪先生自喻的“不古不今之學”從治學對象和方法在他說的語境時代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漢學自秦漢以來無論經學和史學如何“升降”或“輕重”，漢語一直受到周邊民族語言的影響和發展，比如近代民國的中文語言曾受到先於亞洲各國首先引入西方文明的日本漢語的影響，大量解釋現代科技文化的日本語中的漢字詞匯直接融入中國漢語。同樣在[閱讀全文]
(2023-06-03 03:33:40)
其二，如果將陳寅恪先生自稱為“不古不今之學”放在他本人的1930年發表這一感言的語境細分析，筆者認為這裏的“古”指晚清經學家們常掛嘴邊古文，這裏的“今”指五四以來的學者引進西方史學觀而治史的“今”。換言之陳先生自認為他的學問不是這兩派中的一派。要理清以上觀點，首先要了解1930年前後是怎樣的時代。
清代漢學在乾嘉學派代[閱讀全文]
(2023-05-30 04:05:47)
三年前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年之際，國內學界和媒體推波了一股“陳寅恪”熱，這也促成了當代重新仰慕民國學者以及學界對先生研究領域的再度審視而至今不衰。前幾年陸鍵東先生所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很熱銷，因為作者從事文藝寫作專業，對於陳先生晚年在中山大學完成《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也隻是膚淺敘述而已，其實這兩篇著作即便今天放[閱讀全文]
(2023-05-17 23:57:07)
當兩碗潤有蔥花和紫菜香氣的餛飩端到我們麵前時，我已察覺它和我們上海弄堂的略有不同，這是在西湖龍井村小坐時的一景。雖然初夏尚有陰雲，這已經暗示著此時早已過了采茶，清炒，叫賣的大忙季節，剩下的隻是村落裏的清閑和等待，但這裏出現餛飩倒也略有不適，沿路都是農商供遊客歇腳品茶和促商的座椅，但因為三兩群遊客未必引起賣家的注意，於是躺在藤椅上閉[閱讀全文]
(2023-05-13 02:35:54)
我引用曆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其著作《袁氏當國》中評價汪精衛的一段作為本文的開始：“汪是位很標準的文人、詩人、情人，他不應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後天環境引他誤入政壇，用非所長，接連犯了十大錯誤。國人愛之，厚望之，原諒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錯誤都能東山再起。隻是他第十次則犯得太絕了。”我是在葉嘉瑩先生的古詩詞講座留意起汪詩，讀汪詩始終覺得既[閱讀全文]
(2023-05-08 04:11:00)
筆者近期發表了《再議《唐宋變革論》及意義》一文之後，引起了讀者和網友的熱議，其中有不乏寶貴意見和觀點實屬難得和懇切。在諸多討論中似乎對“封建”這個詞認識不一,概念不統一就很難規範意見觀點之異同。以下筆者以“封建”的詞義和中國近代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經過作進一步解釋，作為《再議《唐宋變革論》及意義》一文的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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