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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清代碑學,起點應該是晚明王鐸時代對字體雜糅的開始到晚清包世臣,康有為在理論上作出總結。是少見的大量實踐在先,而理論趕在最後的奇異現象。當然中間出現過阮元對碑學的思考,但他沒有擺脫出二王範疇,即在貼學的高山上看碑學山峰,難能可貴的是他關注初唐歐陽詢和虞世南之間的差別,阮元認為虞世南是一個純粹二王脈絡的延續,而歐陽詢可能是和北朝那[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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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遊覽江南園林或者北方古建築群時,庭院或正門高掛著楹聯或者廳堂裏的一幅中堂對聯,或是一塊用篆隸,行楷作的匾額,或是出版的哪本書上看到封麵的題目是用隸書或小篆作裝飾,或在哪條山徑處看到一個摩崖等,今天被人們稱之為榜書或者字體較大的,帶有禮儀性紀念性的書寫文化和曾經在清代發生過崇尚碑學風氣有著密切的聯係。這並不是說唐宋時代人們不會[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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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對清代書法史整體的閱讀和思考不是一個短時期或即興研究,而是長期書法書寫中的留意,在學習唐以前的刻碑書法比如漢碑,北魏的碑刻,和學習王羲之範疇的由二王,褚遂良顏真卿,到宋四家,元趙明董。在多年實踐中一直有種不言而喻的衝突和隔閡,那就是如果執迷於唐以前刻碑書法臨摹學習,在試著嚐試行草書寫時往往用不上。具體的說,由楷入行在用筆上多少[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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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為清代碑學寫一些閱讀和思考由來已久,好多年以前當接觸書法由過去的鋪紙,取水,磨墨等略繁瑣情節後方提筆寫字,到有閑餘時間隨手拿筆在紙張上塗鴉,書法對於筆者已經不是一種虔誠禮儀而成了日常取舍的隨意時,倒細細琢磨出那些和現代生活早已格格不入的取水磨墨洗筆雖有助心情趨於平靜而寫好書法,其實在遠離書法。當然鋪紙磨墨洗筆在古人生活節奏下倒是[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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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當我第二次下榻金匯路酒店時已是第二年預示春天將至的穀雨時節,熟悉的林蔭和街道之間忙碌著快遞小哥黃的藍的帽子顯得比以前稀少很多,尚未改變的是公交平穩運行。一切祥和一切在新的界麵上重新得到平衡般的和諧。黃昏過後的繁華依賴霓紅來襯托,隻可惜敞亮的一家家飯莊唯有一二個人影在晃動,似“江楓野火對愁眠”之景觸情,似每個人還在打拚[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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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代學者討論賦體文之序時,常將其劃分為外序和內序。針對正文內容而作創作背景和總結的歸屬內序,外序幾乎脫離正文而大談時政曆史,吹捧當朝帝王偉業或者對文章詩歌議論一番,其作用正如上文所述為帝王而作,為博帝王拍案叫絕。較典型的是班固《兩都賦》,以此為例:
史學家班固在漢明帝永平年間作《兩都賦》後編入《昭明文選》,全文分三大段,第一段外序[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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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詩經》開拓了漢語成語種植的良田的話,那麽賦的成就是雕鑄出精美無比之雙聲疊韻詞匯的工場。作為一種“不歌而誦”的文體,起於戰國後期荀子而沒落於晚清,可謂貫穿整個漢語發展史。清康熙時代學者陳元龍奉旨編撰賦體文學總集《曆代賦匯》,收入先秦到明代的賦作三千八百三十四篇,這就是賦在漢文學中的體量,閱讀研究漢文學繞不過賦體文學,今人[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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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5 05:07:00)

讀王邁詩,攝之其優,棄之其粕。湊功名詩一首,勉膝下話而立。功名功名暮四朝三,學問人百已千。
賦詩心醉六義,讀易夢遊三爻。
日日灌溉胸次,久久功用神入。
方冊不著聖賢,半池惟綠蓮田。[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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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3 02:44:41)

完成《“由韓愈到王陽明”,經學史雜說》一文後,如過去一樣也有思考延續的情況,似乎“挖”出一段經學史對其前後“藕斷絲連”之兩端有不舍之意。還好《尚書》倒是這個“絲連”的明顯環節,不妨敘述一點它的坎坷算作一個後跋。
當代人不是不想閱讀《尚書》,而是其過於古老,用語恍若隔世,其次所敘之事都是枯草無味遠不如《左傳》或[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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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本質是帝王用作統治天下的思想工具。如果前期“漢學”即漢唐經學的表征是《五經正義》,那麽後期“宋學”即兩宋經學的表征是《三經新義》和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學派在“慶元黨禁”中間被打擊,朱熹搞出的那套“四書係統”有很多年被變成忌諱,但民間對其研究熱誠卻反其道而行,有相當一部分學子要為朱熹思想“平反”[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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