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林彪翻案是一種變態的“文革病”

寒竹：為林彪翻案是一種變態的“文革病”
(博訊北京時間2007年12月17日 首發 - 支持此文作者/記者)
林彪是一位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舞台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曆史人物。對這樣一位曆史人物進行嚴肅和客觀的研究，無論是對當年的曆史還是對今後中國的政治發展都是有重要的意義的。但是，近年來在海內外出版的關於林彪的中文書籍和文章中卻很少看到實事求是的曆史研究。許多書籍和文章實際上隻是在圍繞著為林彪翻案進行一種政治宣傳。熱衷於對政治人物進行打倒或翻案，給曆史人物進行黑白兩色的塗改，是中國社會在文革時期一種政治病態。遺憾的是，在文革結束三十年之後，雖然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告別了這種文革病。但在少數中國文人那裏，這種“文革病”還害患得很厲害。為林彪翻案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病態。

從近年來出版的各種重新為林彪翻案的書籍和文章中，很少看到對林彪政治理念的深入發掘和評價，很少看到對林彪在中國曆史上的各個重要時期的所作所為所產生的政治影響進行過深入的分析和評價。在這些洋洋萬言的文字中隻讀得出兩個字，這就是翻案。翻案成了研究林彪的主題，所有的材料都被用來給這個翻案主題下注腳。當然，把對林彪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上的再評價也並非不可以，但是，這裏的關鍵是如何重新評價林彪，評價的標準是什麽。 (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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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評價一個人在中國曆史上的是非功過，主要應該看他在重要曆史時期的所做所為和影響。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曆史中，有三個曆史事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因為這三個曆史事件直接影響到中國發展的方向，影響到老百姓的命運，林彪在這三個曆史事件中的表現，既體現出林彪的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也體現出林彪的道德人格。漏掉林彪在這三個曆史事件上的所做所為就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林彪。

第一個曆史事件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久病在家休養的林彪在廬山會議主動跳出來為已經明顯錯誤的大躍進，人民公社辯護。本來長期稱病在家的林彪是可以繼續稱病不出的。對領軍赴朝作戰都可以說“不”的軍人林彪為什麽不對半途參加廬山會議以生病為借口說“不”呢？鄧小平不是就聲稱腿摔壞了沒有去嗎？退一步，即使去了，被迫選邊，害怕毛澤東的權勢，被迫說違心的話，也可以象朱德那樣“隔靴撓癢”，敷衍幾句就行了，為什麽要跳到第一線當打手呢？不承認錯誤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得到支持後一意孤行，中國因此而多餓死了上千萬人，這個帳，林彪有一筆是跑不掉的。

第二個曆史事件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如果說，在1959年廬山會議時，大躍進的失敗還沒有象1960年，61年，62年那樣有上千萬人餓死，那麽，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時，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和全國性的大饑荒已是中共高層眾所周知的事實；如果說在廬山會議出來維護毛澤東的不止林彪一人，還有象羅瑞卿，譚震林，陶鑄，柯慶施，李井泉這些中共高層大員，那麽，在七千人大會上，麵對大躍進的失敗和全國性的大饑荒，當年在廬山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高層官員大多有所反省而對毛的大躍進政策表示反感。畢竟。餓死上千萬人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嚴酷事實，任何一個有一點良知的人都不會無動於衷。而林彪在毛澤東已經被迫承認對大饑荒有責任時竟公開出來肉麻地為毛澤東的錯誤政策辯護，這就不僅僅是一個對事物的認識問題，而是一個人格問題。

第三個曆史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從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在軍內首創“毛主席語錄”，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到了高峰，為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作了軍事和輿論準備。正是在林彪手中，對毛的個人崇拜達到了粗俗，荒唐的地步，全國的紅海洋，三忠於，四無限，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等。中共從延安整風以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開始泛濫，黨內外的抬轎者數不勝數，但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搞到連老百姓每天的飲食起居都必須對毛象對神一樣崇拜，二十世紀之中國，也就林彪一人而已。了解文革的都知道，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中共黨的組織係統外發動文化大革命來打破中共的組織係統，有兩個關鍵的力量支持：一個是軍隊係統的支持；另一個是以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為基礎的紅衛兵及被洗了腦的普通民眾。而無論是軍隊對毛的效忠還是全國的個人崇拜狂熱，林彪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林彪的鼎力相助，毛澤東根本沒能力發動文化大革命。經曆過文革的人都清楚，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參與階段和林彪死後階段的差別是很明顯的。文革最狂熱的時期，全國性的迫害和清洗最嚴酷的時期，（從1966年到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僅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全國受到迫害的人數就達五千萬之多。）正是林彪在中共黨內，軍內的權勢如日中天的時期。而林彪死之後，毛澤東的文革很快走上了死氣沉沉的下坡路。毛澤東後來搞的批林批孔，評《水滸》，批鄧等運動已經沒有文革初期的氣勢了。沒有了林彪支持的毛澤東在文革後期顯得威望大減，力不從心。如果說，毛澤東要對文革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負最大的責任，那麽，林彪是當仁不讓的第二人。

但是，遺憾的是，許多為林彪翻案的書籍和文章並未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過深入地分析和評價，而是把為林彪翻案的問題集中在一點上，這就是林彪跟毛澤東的關係。相當一部分翻案之說是想證明林彪並無害毛澤東之心，是毛澤東害了林彪，反咬林彪謀反。另外也有人說林彪是一條好漢，敢於在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下反抗毛澤東。持這兩種說法的人各有各的事實根據，看起來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細一分析，這種對林彪的重新評價就像是文革中以人劃線的大字報，即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肯定和否定完全取決於他對另一個政治人物的基本態度。這種文革大字報式的翻案方式是一種病，一種變態的“文革病”。林彪是否要進行政變謀害毛澤東？究竟是林彪要謀害毛澤東，還是毛澤東早就蓄意要除掉林彪，這確實是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毛澤東和林彪個人曆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是，這個問題不是我們評價林彪在曆史上地位的主要根據，因為毛澤東不是我們今天評價林彪是非功過的標準和根據。一些以林彪被毛無辜害死或說林彪有膽量敢反毛為根據來為林彪翻案的人，在骨子裏還是沒有擺脫文革的思維方式，實質上是把毛澤東設立為曆史坐標來評價林彪。事實上，林彪反不反毛，並不是我們評價林彪的主要根據，正如托洛茨基反不反斯大林並不是我們評價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中的所作所為和他的“世界革命”理論的主要根據一樣。把毛澤東作為重新評價林彪的標準是一種變態的“文革病”。

當然，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的整個經濟政治軍事的大權都掌握在毛澤東一個人手裏。要評價中共黨內任何一個人物，必然離不開跟毛澤東的關係。但是，這個關係主要不是指個人關係，而是指被評價者對毛澤東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態度。從現象上看，我們看到的是林彪對毛澤東的個人態度，從本質上看，看到的是林彪的經濟政治觀念和治國的基本理念。比如，從廬山會議到七千人大會，再到文化大革命，林彪對毛澤東步步緊跟，吹捧抬轎而成了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曆史事實。當我們說林彪對中國的民眾是有罪的，不僅僅是說林彪在造神運動上的無恥，而且也是說毛澤東的從大躍進以來的治國方針本來就是錯的，而林彪是中共黨內緊跟和維護這個根本錯誤的治國政策的第一人。同樣，林彪反對毛澤東也不能作為評價林彪的主要根據。因為曆史人物評價著眼的不是林彪和毛澤東的個人關係，而是這兩個人的政治路線和治國觀念。從1959年的廬山會議到1971年死亡，林彪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什麽呢？是反對劉少奇，鄧小平當時搞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經濟政策，是主張大搞階級鬥爭，主張槍杆子理出政權，主張領袖的絕對意誌（包括對他的個人崇拜），主張毫不留情地鎮壓不同意見的人。一句話，在五六十年代，林彪和毛澤東的政治立場是基本一致的，二者在本質上並無思想，路線之分。如果說要有區分，可以說林彪更倚重軍人集團，主張用鐵的軍事手段治理國家，而毛澤東更倚重文人集團，主張發動群眾運動來實現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說，林彪和毛澤東之爭是個人權力之爭，是九大以後軍人集團和文人集團之間的權力之爭，而不是治國理念之爭。這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毛澤東的分歧有根本不同。從劉少奇，鄧小平所推行的政策來看，跟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毛澤東和林彪都是要中共永遠做一個不斷革命的革命黨，而劉鄧是希望中共轉化為一個非革命的執政黨。如果有人真正要重新評價林彪，應該好好整理一下林彪從1949年到他死亡時的基本政治主張，客觀分析他在中國曆史進程中所產生的具體作用。我們評價曆史人物是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站在千千萬萬的普通老百姓的立場上，而不是以毛澤東為準繩上來看林彪冤不冤。隻是用文革的方式來重新塗改林彪的政治色彩是無法還原曆史的本來麵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