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意義

私有化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意義

近來網上討論私有製和民主化關係的文章很多。討論各方較一致的地方在於都承認這二者是中國現在發展的方向。各方的區別在於私有化和民主化誰為前提和基礎？哪一步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當務之急？就理論而言，我是相信從哈耶克到弗裏德曼的基本學說，認為私有經濟和自由市場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礎。我在九十年代初曾和弗裏德曼有過交流，很認同他的觀點。在政治現實中，我讚同撒切爾夫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主導英國私有化過程時的講法：經濟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和基礎。但是，無論是西方的現代保守主義，還是今天主張私有化應該先於民主化的網上諸友，都對私有化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革命和進步意義估計不足。本文在此作一點粗淺的探討，作為引玉之磚。

私有化是一種財產所有權的轉讓，是指企業的所有權從政府部門，公共部門轉移到私人手中。從一般意義上講，經濟私有化意味著企業經營可以擺脫政治的影響和幹預，企業可以變得更有效率，產品和服務更有競爭力，政府公共部門的貪汙腐化會相應減少。在西方國家，這個財產所有權的轉移過程一般是通過股份銷售，企業拍賣等方式進行。上個世紀末，英國和一些歐洲國家都先後進行了企業私有化的改革。而這個改革在現實上也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並得到相當多的民眾支持。在今天的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私有化也基本上是以上述理由為根據。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中國經濟自由化，私有化的過程，我們會發現，中國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所引發的社會變革上遠遠超過了西方社會中的私有化。中國在社會轉型中的私有化不僅僅是一場經濟改革，而是一場靜悄悄的政治革命。正是由於這場尚在進行中的革命，中國社會才會有今天的活力。也正是這個原因，我認為中國這二十多年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為根本內容的改革既是一場經濟改革，同時也是一場巨大的，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變革。

要理解中國社會的私有化過程是一場政治改革或革命，最根本的前提是要對中國社會從1949年以來的政治製度，執政黨的統治方式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產生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曾經是一個革命黨。這個革命黨在1949年掌握了國家政權後基本上實行的是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政治製度。但是與前蘇聯相比，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有著自己獨特的形式。一方麵，從1949年到1980年代，中國並不是一個警察國家，共產黨並不是僅僅靠秘密警察，靠武裝部隊來統治整個社會。按人口比例，中國城市公安警察的力量不僅遠遠低於前蘇聯，也遠遠低於西方民主國家。一個城市公安局下麵除了刑警大隊，交通大隊等部門外就是各個片區沒有什麽武裝力量的派出所。如果說僅僅從國家暴力機關的統治力量來看，中國政府的統治力量並不強大。

但是，從另一方麵看，1949年到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最為典型的全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社會。中國政府對全社會的控製遠遠超過了前蘇聯和東歐諸國。這裏，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中國政府以公有製的形式對社會資源，經濟活動的嚴密控製。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城市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完成了公私合營。在農村已經建立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國的所有經濟活動已經完全被共產黨所控製。1958年，控製人口遷徙，奠定中國社會城鄉二元化的戶口製度正式由國務院頒發。共產黨通過控製社會的一切經濟資源和經濟活動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經濟單位所有製”。並通過這種製度進而控製了所有的社會活動，控製了每一個個人。在這種經濟政治製度中，個人並不是一個獨立的自由人，而是完全地受控並依附於自己所處的經濟單位。個人的經濟來源，醫療福利，住房，子女的教育，就業，宗教信仰，思想言論，甚至生活方式都被控製於他或她所工作的單位中的黨委或黨支部。沒有工作的無業人員則受控於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簡而言之，整個社會的基本單元，除了家庭，都成了共產黨的派出機構。當時流行的一個口號：“工農兵學商，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正是反映了這個現實。這種東方式的全權主義是簡單而有效的。黨的中央隻要控製了自己的組織係統，就可以通過成千上萬個黨委，支部控製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這就是為什麽，從1949年到1976年文革結束，曆次的政治運動傷害了這麽多人，三年的饑荒餓死了這麽多人，社會上並沒有明顯的反抗跡象。從1949年後中國的曆史看，隻要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健全，隻要中國政府徹底控製了社會全部經濟資源和全部經濟活動，無論政府當局的對社會成員的政治清洗有多嚴酷，社會貧困有多嚴重，整個社會的表麵都風平浪靜，毫無任何街頭抗議的跡象。

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正是麵臨著這麽一個沒有私有製的全權主義社會。清醒地認識到這一基本現實，是中國的改革者能否成功的關鍵。從一般理論上講，全權主義社會直接過渡到民主社會是沒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全權主義對社會全方位的控製，導致了自由經濟的全麵消失和公民社會的全麵退化。民主機製在這樣一個社會找不到生長點和社會基礎。一般說來，沒有私有製，沒有自由的市場經濟體係，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製度，這一點已為世界各國發展的曆史所證明。就政治學的一般理論而言，全權主義社會通常是轉化到威權主義社會（authoritarianism）。在威權主義社會，政府退出了大多數經濟領域，自由經濟和公民的獨立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政府由於對社會控製力量的減弱而使民眾的街頭抗爭成為普遍現象。但是民主在這個社會仍然沒有成為一種製度，政府主要通過警察和軍隊來統治社會。不過隨著自由經濟的發展，威權主義社會大都能成功地轉化成民主社會。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葡萄牙，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南韓，台灣等都是由威權主義社會轉化成民主社會的典型。但從全權主義社會直接過渡到民主社會，在世界曆史上並無成功的先例，相反，隻有後來前蘇聯失敗的例子。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條件，而私有製和自由市場則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和基礎。直接過渡，在沒有私有製和自由市場的社會條件下直接構造民主製，實質上是偃苗助長，空中建樓，無助於民主化的實現。

中國從1949年來的經濟政治現實告訴我們，中國社會的改革必須要從經濟製度入手，必須要讓全權主義那種徹地控製經濟活動，嚴密控製人身自由的絕對統治方式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私有化過程就是人的解放過程。隻有通過經濟私有化，每一個社會成員才能獲得基本的人身自由，獲得選擇工作，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因為隻有通過經濟私有化才能讓共產黨的組織係統逐步退出經濟領域，或者收縮共產黨在經濟單位中的權限。這就是我講中國社會的經濟私有化本身就是一場巨大的，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改革的含義所在。

1989年，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來中國訪問，受到很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推崇，這些知識分子都由衷地認為戈爾巴喬夫以政治為前導的社會改革要優於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很可惜，這些中國文化人在理論上並不真正懂得私有經濟，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在現實上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現狀，不了解從1949年以來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統治方式。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徹底的全權主義社會，根本沒有純經濟的改革，中國前進的每一步，都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性。這場改革，從經濟角度看，是一個經濟逐漸私有化，市場逐漸自由化的過程；從政治角度來看，是一個共產黨和政府逐步退出各個經濟單位的政治改革過程，是一個共產黨逐步改變其統治方式的過程；從民眾來說，是一個由人身依附狀態逐步變成能自由出賣勞動力的現代人的過程；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一個從全權主義轉化到威權主義的過程。如果我們不是把政治改革狹義地等同為民主化，就應該承認中國的政治改革是緊密伴隨著經濟改革的。從社會發展的遠景看，這場經濟私有化，解放人的政治革命實際上是在為中國的民主化作準備，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中國民主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始終堅信，隻要中國能順利地完成經濟私有化的過程，隻要普通的中國人能夠獲得基本的人身自由，民主製度終將會由中國人自己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