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腐風暴看中國政治結構的主軸和發展走向

從反腐風暴看中國政治結構的主軸和發展走向

入夏以來，中共高層在反腐問題上開始了一係列大的動作。六月中旬，北京市副市長劉誌華因腐敗案受到審查。此案的審理剛開始不久，七月十六日，中紀委又派人飛赴上海，直接到上海社保局宣布了對社保局長上祝均一進行雙規的決定，並立刻查封了祝的辦公室和一係列文件櫃。八月中旬，龐大的中紀委專案組進駐上海市的馬勒別墅，對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展開全麵調查。九月二十五日，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在上海市委代表中央宣布了對陳良宇的審查的通報，事實上，在前一天下午，陳良宇已被中紀委的人帶走。正當局外人還在用傳統的人事鬥爭，上海幫等概念來解讀這一場反腐風暴時，中共中央在北京又展開一場更大的行動，中紀委在北京萬壽路八號的賓館集中了來自各地的三百多名紀檢官員，其聲勢和陣容甚至超過了在上海馬勒酒店的中紀委人員，開始了查辦北京市貪腐官員的攻城之戰，和上海的反貪行動南北呼應。劍之鋒芒直指北京更高一級的官員和在中央的後台。

中共這一係列的重大反貪行動，在國內外引起了關心中國問題人們在兩個方麵的探討，一方麵人們進一步探討中國日趨嚴重的腐敗根源和打擊腐敗的法律機製；另一方麵是通過這一係列行動來解讀中共黨內的人事鬥爭。但是，在我看來，中共這一係列行動再一次顯露出中國決策者正在強化政治結構中的中央集權這一主軸，同時也預示著中國政治製度進一步的發展和走向，甚至包括中國在對待台灣問題的基本態度。政府官員的腐敗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每一個社會，無論其政治製度如何，政府為了避免整個社會被腐敗蛀空而崩潰，都必然要對政府官員的貪汙腐敗采取一定的打擊和控製措施。但是，在不同的社會製度和政治文化傳統下，不同的國家對貪腐的控製機製完全不同。從世界各國的曆史和現狀看，有兩大類型的機製來控製貪汙腐敗。一種是建立在社會自治基礎上的民主製度，這種製度主要是由政府官員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來控製腐敗。當政府的腐敗違背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契約以及建立在這個契約之上的法律製度，通常會受到法律的製裁。無論這種自我控製在不同的民主國家是否有相同的效果，但自下而上的法律控製機製是一致的。另一種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垂直統治係統。中央政府為了保證社會能夠平穩地運轉，自上而下地監控著政府的各級官員，當地方官員的貪腐行為威脅到整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中央政府通常會壯士斷腕，下重手除去貪腐的官員。作為有著兩千多年中央集權專製主義傳統的中國，是這種自上而下監控製度的典型。

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很象生物的進化發展，不停使用的器官不斷進化發展；很少使用，或不使用的器官則會退化和喪失。當中國的中央集權製度在秦漢時代形成後，自上而下的官僚製度不斷的完善，發展。而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自治文化則不斷衰退。到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演化為一個離開了中央集權政府就難以穩定，難以生存和發展的狀態。無論這個狀態是否合理，但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個既定的事實。回顧辛亥革命以後一係列革命和戰爭的曆史，拋開表麵的意識型態和政治口號，中國社會實際上是在摸索和尋找一條沒有皇帝的中央集權製度。從政治製度的發展來看，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初年在政治製度上部分地模仿了英國議會製和美國各州的自治製度，在當時的亞洲走在最前列。但是，對於自治文化已經退化和喪失，長期依賴於高度中央集權的中國社會來說，民國初年的政治製度無法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廉潔，各省督軍實際成了軍政合一的土皇帝。袁世凱想通過稱帝來解決這個問題失敗了，但失敗隻在於稱帝這個不合時宜的形式。從政治形式上看，孫中山，蔣介石的北伐實際上是沿著袁世凱的路在走，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盡管在表麵上孫中山和袁世凱勢不兩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教科書都過分誇大了北伐的進步性。如果僅僅從民主這個角度來看，國共兩黨的北伐實際上並不比北洋政府進步。雙方所爭，不過是由誰來建立一個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北閥勝利後，國共兩黨所爭，除去政治口號，在實質上也是由誰，用什麽形式來建立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度。而國民黨最終的失敗，盡管有千種萬種原因，國民黨無法建立一個強有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製度導致了它的腐敗和無能。中國找到沒有皇帝的中央集權製度是在1949年，不僅如此，中共把政治的高度集權和共產主義主張的經濟國有化合二為一，把中央集權製度發展到了曆史的頂點。在其後的十幾年中，這個自上而下的監控製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防止了社會的腐敗現象，但同時也使得社會的自我清潔機製嚴重依賴於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製度，社會本身的各種機能進一步退化。現在的中紀委實際成了中央政府打擊貪汙腐敗唯一相對有效的工具。

本來，中國這二十多年的改革在政治上有兩個基本方向，一個是最高領導層開始建立集體領導體製，再一個是基層的鄉村民主選舉。前者自上而下，後者自下而上，最後貫通於整個社會。但從近年來中國政府官員貪汙腐敗之風越演越烈，政治和法律製度都無能為力的現象看，中央唯有拿出中央集權製度中的尚方寶劍才能暫時解決問題。中紀委進駐上海和北京再次表明，解決貪腐，除了非法律的中央集權的尚方寶劍，在現今條件下，別無他法。這對中國近期的政治發展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自下而上的政治自治化在中國基本上無法行通。要想象英美社會那樣通過基層的民主選舉，地方自治走向民主，至少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可能。在西方，減少或擺脫中央政府的控製意味著更多的自由和活力，而在中國，由於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製度的不斷強化，地方的自治文化喪失，擺脫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則意味著糜爛。清理社會的腐敗現象的有效力量隻能來自中央，這意味著近幾年內中國的中央集權還會進一步強化。聯邦製在中國也基本喪失其可能性。曾經有人提出的通過邦聯或聯邦製來解決台灣的統一，在現在看來也很少有現實性。中國的決策者寧願把台灣放在那裏不動，也不願意為了統一台灣拿聯邦製在整個中國大陸冒險。高度中央集權對中國在當今激烈競爭世界中的發展是禍還是福，對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弊，值得進一步探討。但無論是什麽結果，中紀委在上海北京掀起的反貪風暴已經預示了中國政治近期的發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