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深層原因

寒竹來稿／胡錦濤今日進入西雅圖開始他的美國之行。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曾在4月17日在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講話時聲稱，在胡錦濤與布什會晤時，中國匯率改革問題將是討論的一個問題，胡或將發表一份聲明。

在中美兩國的經濟議題中，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一直是兩國爭議的兩個最重要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又以人民幣的幣值最為根本，因為美國把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歸之為人民幣的幣值被嚴重低估。所以，美方一直要求中國政府提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但筆者以為，美國在這個經濟問題的要求背後，有更深一層的戰略和政治考量。關於人民幣升值後的利弊，中外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作了詳細分析,無須多言。就理論而言，兩國間貨幣的比值發生變化，對兩國的經濟都會發生雙重影響。所不同的隻是兩國從幣值變化中得到利弊的大小不同，絕沒有隻贏不輸的一方。但是，跳出經濟理論的框框，從中國的經濟政治現實看，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對中國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綜合性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打擊。

從中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看，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外商的加工工業。據商務部的數據，2005年，中國出口總額的58％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淨值844億美元，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83％。如果扣除這一部分，中國的貿易順差僅為175億美元。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掌握在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外商手裏，產品的利潤也在他們手裏。那麽，美國為甚麽仍然竭力要求大幅度提高人民幣的幣值?人民幣大幅升值後對中國會有什麽樣的影響呢？

人民幣的幣值提高後，在現實中隻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出口商家把人民幣升值後的產品價值真實地反映在出口商品上，這將直接導致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上揚；第二個可能是出口商家把人民幣升值後的上漲成本自己消化掉，出口價格基本維持不變。這兩種情況的最後結果都是一樣，對發展中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產業分工的轉移非常迅速。從1９９６─２００５年的統計看，這一轉移在進一步加快，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每年超過４００億美元，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加工製造業中心。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的出口行業大都是一些勞動密集性產業。而從全球的消費市場看，由於中國巨大的加工能力，勞動密集性產品已經形成一個買方市場。另外，再從全球勞動力市場上看，低端的非技術勞工是過剩的。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勞動密集性加工業沒有能力把人民幣升值後的上升成本轉移到出口商品價格上，因為國外的買家在市場競爭條件下不可能接受因人民幣升值而導致上漲的商品價格。如果出口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隻能意味著加工產地將再次由中國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去。這是出口商家不願意做而中國社會不願意見到的後果。在這個商品產銷的交易鏈中，發達國家的購買者握有最後一張王牌。這一張王牌將逼使中國的出口商家自己消化掉人民幣升值的上漲成本，也就是筆者講的第二中可能。

人民幣升值，但出口產品在市場供求關係的製約下，產品價格不能上漲，這是出口商家不能不麵對的嚴酷事實。但資本的本性是不能虧本的，出口商家必然要找到這個苦果的承擔者。在原材料不斷上漲的今天，唯一有可能咽下這個苦果的隻有具體的生產企業，具體說是中國的勞工階層。由於市場的原因，由於勞動密集性產業難以在技術上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方唯一能降低成本的方法就是惡性競爭，進一步壓榨中國的勞工。而有著近8億農業人口作後備的中國低端勞工市場是沒有能力和資方講價錢的。所謂勞工荒隻是一些理論家對個別現象的放大，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筆者以上所述僅僅是一種主觀臆測還是一種有事實根據的推斷？這一點從近年來中美兩國的基本經濟現象可以判斷。過去10年，美國的零售業中從中國進口的勞動密集性商品（服裝，鞋帽，日用百貨等），零售價格一直穩定甚至略有下降。這是一個奇怪但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十年間，中美兩國企業的租金，能源，交通，美國的人工，保險等都在上漲。這些成本上漲為什麽沒有在美國的日用百貨的零售價格上反映出來？是誰在消化這些上漲成本？答案是中國的出口商家。過去十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中低檔日用品的出口價大約平均下降了30％。而中國出口產品價格的下滑則是由勞動生產率提高和中國勞工實際收入下降來實現的。過去10年,中國勞工階層的實際收入和中國社會的通貨膨漲完全不同步.正是中國勞工收入的實際下降幫助美國避免了日用品的通貨膨脹。

中國改革25年來，社會結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共產黨和政府的統治方式，社會內部的群體衝突，民眾和政府的衝突都大大不同與改革以前。實際上，中國已進入以街頭抗爭為常態的威權主義社會。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把勞動密集性產業轉移到中國，也同時將相當一部分勞工問題轉移到了中國。2004年，中國因社會問題爆發的民眾暴力衝突有7萬4千多起，平均每天發生202起。對於中國社會內部現有的衝突矛盾，在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而導致企業為了自保而拚命壓低生產成本後的變化,以及這一變化引起的社會後果,美國非常清楚。有一點可以肯定，在中美關係上，美國是把全球戰略和政治問題放在經濟之上，而貿易逆差隻是用來打擊中國的一張牌，否則開放高科技出口立即就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美國不希望中國崩潰，但也絕不希望中國真正強大。如果有削弱中國的機會，美國更不可能放棄。所以，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逼迫中國升值不僅僅是表麵上經濟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背後戰略和政治上的考量。這次胡布會談的結果如何，胡錦濤是否會象佐利克所講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發表一個聲明，人們靜觀以待。




寒竹來稿／胡錦濤今日進入西雅圖開始他的美國之行。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曾在4月17日在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講話時聲稱，在胡錦濤與布什會晤時，中國匯率改革問題將是討論的一個問題，胡或將發表一份聲明。

在中美兩國的經濟議題中，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一直是兩國爭議的兩個最重要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又以人民幣的幣值最為根本，因為美國把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歸之為人民幣的幣值被嚴重低估。所以，美方一直要求中國政府提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但筆者以為，美國在這個經濟問題的要求背後，有更深一層的戰略和政治考量。關於人民幣升值後的利弊，中外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作了詳細分析,無須多言。就理論而言，兩國間貨幣的比值發生變化，對兩國的經濟都會發生雙重影響。所不同的隻是兩國從幣值變化中得到利弊的大小不同，絕沒有隻贏不輸的一方。但是，跳出經濟理論的框框，從中國的經濟政治現實看，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對中國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綜合性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打擊。

從中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看，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外商的加工工業。據商務部的數據，2005年，中國出口總額的58％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淨值844億美元，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83％。如果扣除這一部分，中國的貿易順差僅為175億美元。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掌握在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外商手裏，產品的利潤也在他們手裏。那麽，美國為甚麽仍然竭力要求大幅度提高人民幣的幣值?人民幣大幅升值後對中國會有什麽樣的影響呢？

人民幣的幣值提高後，在現實中隻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出口商家把人民幣升值後的產品價值真實地反映在出口商品上，這將直接導致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上揚；第二個可能是出口商家把人民幣升值後的上漲成本自己消化掉，出口價格基本維持不變。這兩種情況的最後結果都是一樣，對發展中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產業分工的轉移非常迅速。從1９９６─２００５年的統計看，這一轉移在進一步加快，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每年超過４００億美元，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加工製造業中心。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的出口行業大都是一些勞動密集性產業。而從全球的消費市場看，由於中國巨大的加工能力，勞動密集性產品已經形成一個買方市場。另外，再從全球勞動力市場上看，低端的非技術勞工是過剩的。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勞動密集性加工業沒有能力把人民幣升值後的上升成本轉移到出口商品價格上，因為國外的買家在市場競爭條件下不可能接受因人民幣升值而導致上漲的商品價格。如果出口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隻能意味著加工產地將再次由中國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去。這是出口商家不願意做而中國社會不願意見到的後果。在這個商品產銷的交易鏈中，發達國家的購買者握有最後一張王牌。這一張王牌將逼使中國的出口商家自己消化掉人民幣升值的上漲成本，也就是筆者講的第二中可能。

人民幣升值，但出口產品在市場供求關係的製約下，產品價格不能上漲，這是出口商家不能不麵對的嚴酷事實。但資本的本性是不能虧本的，出口商家必然要找到這個苦果的承擔者。在原材料不斷上漲的今天，唯一有可能咽下這個苦果的隻有具體的生產企業，具體說是中國的勞工階層。由於市場的原因，由於勞動密集性產業難以在技術上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方唯一能降低成本的方法就是惡性競爭，進一步壓榨中國的勞工。而有著近8億農業人口作後備的中國低端勞工市場是沒有能力和資方講價錢的。所謂勞工荒隻是一些理論家對個別現象的放大，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筆者以上所述僅僅是一種主觀臆測還是一種有事實根據的推斷？這一點從近年來中美兩國的基本經濟現象可以判斷。過去10年，美國的零售業中從中國進口的勞動密集性商品（服裝，鞋帽，日用百貨等），零售價格一直穩定甚至略有下降。這是一個奇怪但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十年間，中美兩國企業的租金，能源，交通，美國的人工，保險等都在上漲。這些成本上漲為什麽沒有在美國的日用百貨的零售價格上反映出來？是誰在消化這些上漲成本？答案是中國的出口商家。過去十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中低檔日用品的出口價大約平均下降了30％。而中國出口產品價格的下滑則是由勞動生產率提高和中國勞工實際收入下降來實現的。過去10年,中國勞工階層的實際收入和中國社會的通貨膨漲完全不同步.正是中國勞工收入的實際下降幫助美國避免了日用品的通貨膨脹。

中國改革25年來，社會結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共產黨和政府的統治方式，社會內部的群體衝突，民眾和政府的衝突都大大不同與改革以前。實際上，中國已進入以街頭抗爭為常態的威權主義社會。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把勞動密集性產業轉移到中國，也同時將相當一部分勞工問題轉移到了中國。2004年，中國因社會問題爆發的民眾暴力衝突有7萬4千多起，平均每天發生202起。對於中國社會內部現有的衝突矛盾，在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而導致企業為了自保而拚命壓低生產成本後的變化,以及這一變化引起的社會後果,美國非常清楚。有一點可以肯定，在中美關係上，美國是把全球戰略和政治問題放在經濟之上，而貿易逆差隻是用來打擊中國的一張牌，否則開放高科技出口立即就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美國不希望中國崩潰，但也絕不希望中國真正強大。如果有削弱中國的機會，美國更不可能放棄。所以，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逼迫中國升值不僅僅是表麵上經濟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背後戰略和政治上的考量。這次胡布會談的結果如何，胡錦濤是否會象佐利克所講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發表一個聲明，人們靜觀以待。




寒竹來稿／胡錦濤今日進入西雅圖開始他的美國之行。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曾在4月17日在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講話時聲稱，在胡錦濤與布什會晤時，中國匯率改革問題將是討論的一個問題，胡或將發表一份聲明。

在中美兩國的經濟議題中，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一直是兩國爭議的兩個最重要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又以人民幣的幣值最為根本，因為美國把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歸之為人民幣的幣值被嚴重低估。所以，美方一直要求中國政府提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但筆者以為，美國在這個經濟問題的要求背後，有更深一層的戰略和政治考量。關於人民幣升值後的利弊，中外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作了詳細分析,無須多言。就理論而言，兩國間貨幣的比值發生變化，對兩國的經濟都會發生雙重影響。所不同的隻是兩國從幣值變化中得到利弊的大小不同，絕沒有隻贏不輸的一方。但是，跳出經濟理論的框框，從中國的經濟政治現實看，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對中國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綜合性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對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打擊。

從中國出口的商品結構看，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外商的加工工業。據商務部的數據，2005年，中國出口總額的58％來自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淨值844億美元，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83％。如果扣除這一部分，中國的貿易順差僅為175億美元。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是掌握在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外商手裏，產品的利潤也在他們手裏。那麽，美國為甚麽仍然竭力要求大幅度提高人民幣的幣值?人民幣大幅升值後對中國會有什麽樣的影響呢？

人民幣的幣值提高後，在現實中隻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出口商家把人民幣升值後的產品價值真實地反映在出口商品上，這將直接導致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上揚；第二個可能是出口商家把人民幣升值後的上漲成本自己消化掉，出口價格基本維持不變。這兩種情況的最後結果都是一樣，對發展中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產業分工的轉移非常迅速。從1９９６─２００５年的統計看，這一轉移在進一步加快，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每年超過４００億美元，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加工製造業中心。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的出口行業大都是一些勞動密集性產業。而從全球的消費市場看，由於中國巨大的加工能力，勞動密集性產品已經形成一個買方市場。另外，再從全球勞動力市場上看，低端的非技術勞工是過剩的。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的勞動密集性加工業沒有能力把人民幣升值後的上升成本轉移到出口商品價格上，因為國外的買家在市場競爭條件下不可能接受因人民幣升值而導致上漲的商品價格。如果出口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隻能意味著加工產地將再次由中國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去。這是出口商家不願意做而中國社會不願意見到的後果。在這個商品產銷的交易鏈中，發達國家的購買者握有最後一張王牌。這一張王牌將逼使中國的出口商家自己消化掉人民幣升值的上漲成本，也就是筆者講的第二中可能。

人民幣升值，但出口產品在市場供求關係的製約下，產品價格不能上漲，這是出口商家不能不麵對的嚴酷事實。但資本的本性是不能虧本的，出口商家必然要找到這個苦果的承擔者。在原材料不斷上漲的今天，唯一有可能咽下這個苦果的隻有具體的生產企業，具體說是中國的勞工階層。由於市場的原因，由於勞動密集性產業難以在技術上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方唯一能降低成本的方法就是惡性競爭，進一步壓榨中國的勞工。而有著近8億農業人口作後備的中國低端勞工市場是沒有能力和資方講價錢的。所謂勞工荒隻是一些理論家對個別現象的放大，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筆者以上所述僅僅是一種主觀臆測還是一種有事實根據的推斷？這一點從近年來中美兩國的基本經濟現象可以判斷。過去10年，美國的零售業中從中國進口的勞動密集性商品（服裝，鞋帽，日用百貨等），零售價格一直穩定甚至略有下降。這是一個奇怪但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十年間，中美兩國企業的租金，能源，交通，美國的人工，保險等都在上漲。這些成本上漲為什麽沒有在美國的日用百貨的零售價格上反映出來？是誰在消化這些上漲成本？答案是中國的出口商家。過去十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中低檔日用品的出口價大約平均下降了30％。而中國出口產品價格的下滑則是由勞動生產率提高和中國勞工實際收入下降來實現的。過去10年,中國勞工階層的實際收入和中國社會的通貨膨漲完全不同步.正是中國勞工收入的實際下降幫助美國避免了日用品的通貨膨脹。

中國改革25年來，社會結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共產黨和政府的統治方式，社會內部的群體衝突，民眾和政府的衝突都大大不同與改革以前。實際上，中國已進入以街頭抗爭為常態的威權主義社會。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把勞動密集性產業轉移到中國，也同時將相當一部分勞工問題轉移到了中國。2004年，中國因社會問題爆發的民眾暴力衝突有7萬4千多起，平均每天發生202起。對於中國社會內部現有的衝突矛盾，在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而導致企業為了自保而拚命壓低生產成本後的變化,以及這一變化引起的社會後果,美國非常清楚。有一點可以肯定，在中美關係上，美國是把全球戰略和政治問題放在經濟之上，而貿易逆差隻是用來打擊中國的一張牌，否則開放高科技出口立即就能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美國不希望中國崩潰，但也絕不希望中國真正強大。如果有削弱中國的機會，美國更不可能放棄。所以，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逼迫中國升值不僅僅是表麵上經濟的考量，更重要的是背後戰略和政治上的考量。這次胡布會談的結果如何，胡錦濤是否會象佐利克所講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發表一個聲明，人們靜觀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