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賓雁先生去世想到知識精英和中國的改革

從劉賓雁先生去世想到知識精英和中國的改革

從劉賓雁先生去世想到知識精英和中國的改革
還在Montreal 就聽到了劉賓雁先生去世的消息。回來一看，多維上對劉先生的頌揚的文字已有很多了。我不用再多談。讀罷多維記者高伐林的專訪稿，對劉賓雁來美十幾年來反複追問自己的一個問題頗有感觸：“為什麽我們對中國前景的預測老是出錯？一方麵，中國危機的嚴重程度超出我們的預計，但中國的政治形勢又沒有發生我們認為理應發生的變化。錯在哪裏？很顯然，我們沒有把十三億人這個因素考慮進去。” 劉賓雁可貴的地方在於他能自我反省，而他的這個反省多少已接觸中國八十年代知識精英最根本的弱點。這個問題直接涉及到對中國在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時的社會基本分析和理解。筆者在八十年代中就提出，中國的知識精英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理解和對中國改革的期待基本上是脫離了中國的現實，脫離了中國的大多數人。而這個錯誤理解，無論對知識精英自身還是對整個社會，都是一個悲劇。   
用現代政治學理論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是一個全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執政黨幾乎控製了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對於全權主義，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曆史主義的貧乏》，弗裏德裏希和布熱津斯基合著的《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都有過經典的論述。後來做過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還專門在他的《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中對前蘇聯的全權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比較前蘇聯，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國，全權主義走得更遠。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再加上中國傳統的東方專製主義文化，古為今用的保甲製度，使得全權主義在七十年代的中國發展到了極至。共產黨通過控製社會的一切經濟資源和經濟活動進而控製了所有的社會活動，控製了每一個個人。個人的經濟來源，醫療福利，住房，子女的教育，就業，甚至生活方式，思想言論都被控製於他或她所工作的單位。沒有工作的無業人員則受控於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簡而言之，整個社會的基本單元，除了家庭，都成了共產黨的派出機構。當時流行的一個口號：“工農兵學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正是反映了這個現實。這種東方式的全權主義是簡單而有效的。黨的中央隻要控製了自己的組織係統，就可以通過成千上萬個黨委，支部控製所有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這就是為什麽，從1949年到1976年文革結束，曆次的政治運動傷害了這麽多人，三年的饑荒餓死了人，隻要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健全，就不可能出現街頭示威和遊行，更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起義暴動。
對於中國全權主義社會形成的原因，這裏不談。對於它的曆史功過也不談。這是另外兩個大的題目。這裏隻談中國改革所麵臨的現實。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和他的同盟者麵對的就是這麽一個極端的全權主義社會。這就是中國改革所麵對的基本現實。
另一方麵，全權主義有效地控製了社會，但並沒有解決存在的矛盾和潛在的衝突。這是改革者必須要思考的問題。任何一種社會改革都涉及到社會利益的再分配，都意味著固有社會關係的變動，改革的每一個措施都可能引起社會某個階層的更高期待和要求。稍有不慎，改革就可能轉變成革命。在世界曆史上，許多激進的革命都是從溫和的改革轉化而來。在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有三個沒有引爆但又無法立即消除的炸彈埋藏在社會之中。一個是1949年後國家原始積累時所造成的城鄉二元化。有八億左右的農業人口被法律不公平地束縛在土地上，承受著各種不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說，中國有超過75%的大多數人口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二是從共產黨打天下到執政三十年來留在民間的各種不滿和仇恨。三是在中國土地上分布著56個民族。雖然漢民族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但少數民族聚集的地區占了中國國土相當大的一部分，而在這些地區，漢民族並不占多數。在全權主義的社會中，這些深層的矛盾並不會顯露出來。但一旦改革的蓋子揭開，這些炸彈隨時會爆炸。在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在開始改革之前，不得不認真考量這三個沒有被引爆的炸彈。
除掉以上講的改革所麵臨的社會現實和矛盾，改革還有一個它自身的悖論。一方麵，改革是要對社會的資源和利益進行再分配，這不能不損害到擁有既得利益的階層和集團；另一方麵，作為體製內的改革，最高決策者又不得不依靠現有的官僚隊伍。中國的官僚集團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改革的成功與否，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官僚集團的態度。戊戌變法的失敗，從表麵上看，是光緒皇帝的軟弱無權和慈禧太後的反對。從本質上看，是光緒皇帝僅僅靠幾個智囊，在短短的幾十天中向手握實權的整個官僚集團全麵開戰，即使沒有西太後，改革的失敗也不可避免。同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也並不在於毛得罪了工人，農民，紅衛兵和知識分子，而在於毛要用自己周圍的幾個筆杆子來向整個共產黨的官僚體係挑戰。 毛澤東縱然擁有巨大威望和高深權謀，但在頑強的官僚集團麵前也不得不敗北。中共的高層決策者在毛澤東逝世後逮捕毛的遺屬及其同黨，與其說是順應了民意，不如說是順應了中國官僚集團的集體意誌。這是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進行改革時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因為鄧小平本人也是這個官僚集團的產物。
但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精英的基本主張卻是政治民主化。他們堅持認為，沒有政治製度的民主化，沒有新聞和出版的自由，中國的改革是沒有出路的。，筆者認為，中國知識精英以民主化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主張，在理論上是違背現代民主社會形成的一般規律；在現實上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大多數人的基本利益和要球。
從一般理論上講，全權主義社會直接過渡到民主社會是沒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全權主義對社會全方位的控製，導致了自由經濟的全麵消失和公民社會的全麵退化。民主機製在這樣一個社會找不到生長點和社會基礎。一般說來，沒有自由的市場經濟體係，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製度，這一點已為世界各國發展的曆史所證明。就政治學的一般理論而言，全權主義社會通常是轉化到威權主義社會（authoritarianism）。在威權主義社會，政府退出了大多數經濟領域，自由經濟和公民的獨立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民主在這個社會仍然沒有成為一種製度。政府主要通過警察和軍隊來統治社會。不過隨著自由經濟的發展，威權主義社會大都能轉化成民主社會。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葡萄牙，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南韓，台灣等都是由威權主義社會轉化成民主社會的典型。但從全權主義社會直接過渡到民主社會，在世界曆史上並無成功的先例，相反，隻有後來前蘇聯失敗的例子。直接過渡，實質上就是偃苗助長，空中建樓。根本無助於民主化的實現。美國現代保守主義之父Russell Kirk 在他的《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 to Eliot》講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現代民主社會是長成（growing）的而不是被製造(making)出來的。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主張政治盡快民主化的大都是一些理想主義者，對西方的民主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並把民主化看作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一把鑰匙。在現實上，他們大大地低估了中國當時社會矛盾的尖銳性，並且弄不清楚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的關係。他們想要建立一個多數人統治的民主製度，但他們本身並不代表社會的大多數。換一句話說，中國八十年代的知識精英並沒有自己的社會基礎。這樣，主張進行民主化改革的知識精英把自己放到了一個虛幻的境地。民主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多數人的統治。知識精英顯然不是中國社會的多數。但主張民主化的知識精英自認為是代表了多數民眾的利益和要求。其實，這隻是知識精英的自我膨脹而已。在八十年代的輿論界和學術界，知識分子一時成了討論的中心。知識分子仿佛成了社會中最受壓，最貧困的一個社會群體。知識分子的英年早逝也成了大家討論的一個問題。大家可以想一下，當時的中國農民在加上城市裏的勞工階層，占了中國人口的90% 左右，他們生活在一種什麽樣的狀況中？每天還有多少人因吃不飽飯而英年早逝？誰來討論這些英年早逝的農民？如果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他們關心的應該是社會大多數人最基本，最迫切的問題。不錯，從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時的經濟和政治狀況看，是到了需要政治上的民主和言論上的自由的時候。可是中國絕大多數的社會大眾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麽呢？不是民主選舉，不是新聞，出版自由。他們首先要能夠吃飽飯，能夠擺脫全權主義社會中的人身依附狀況。一個人連最基本的經濟自由，人生自由都沒有，談甚麽民主選舉，談甚麽言論自由！拋開口號從本質上看，知識精英要求的實際上並不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而是少數知識精英自己的民主。但是，一旦民主改革的蓋子揭開，社會的發展將不以少數知識精英的意誌為轉移。這種例子在世界曆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中是常見的。1789年，當法國議會的第三等級和部分貴族，教士在網球場宣誓時，他們並不知道人數更多的下層社會人士正站在他們背後等待機會，他們更不知道當他們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後，後麵的羅伯斯庇爾們也會用同樣的理由把他們送上斷頭台。1917年3月的俄國也是類似的情況，當克倫斯基和他的同誌們在推翻沙皇，籌建革命臨時政府時，布爾什維克已經把槍口對準了他們。臨時政府隻存在了半年，十月革命即爆發。我們從1989 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發生的一個小插曲，也可以看出這場運動的尷尬性。在學生們占領了天安門廣場後，有兩個湖南人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掛像扔了裝有顏料的雞蛋。這兩個人立即被學生扭送給公安人員。（這兩個人好像很快被判刑）無論學生的這個行為是出於策略或其他原因，在道義上都缺乏正當性，在運動中也缺乏可操作性。人們會問，為什麽你們學生可以罵鄧小平，我們就不能反對毛澤東？為什麽你們可以違背現有法規占據廣場，我們就不能違背法規扔雞蛋？一句話，革命並不是知識精英才能擁有的專利。實際上，這兩個湖南人的行動已經預示了運動的前景。如果當時學生的浪潮衝垮了政府，後麵的民眾浪潮將會鋪天蓋地而來，無人能夠阻擋。蓋子一旦完全打開，民眾一旦從麻木中清醒，民眾一旦從聽天由命轉變到充滿希望和期待，曆史的發展將不是揭蓋人能夠所掌握的。本文上麵提到的三個炸彈隨時都會爆炸。
八十年代的民主派脫離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跟他們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心理狀態有很大關係。他們在心理上跟社會大眾有很遙遠的距離。即使他們從八十年代末開始流亡在海外，生活在自由民主製度非常成熟的西方社會，他們和生活於其中的海外華人社會也完全脫節，所謂海外民主運動成了少數幾個人的顧影自憐的活動，連對海外華人社會都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何談對中國大陸民眾的影響。 對於中國的知識精英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勞工階層在心理上和社會要求上的巨大的差別，劉賓雁很坦然地承認過。劉曾對洛杉磯時報記者說：“我在去勞改地的工地上總想和工人和農民溝通，但我發現很困難，因為我們不是講同一種語言，也沒有共同的興趣。” 而到了八十年代初，主張政治民主化的知識精英實際上已經和共產黨內主張民主化的政治精英接合，進入了統治權力的邊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從五十年代起就開始追隨共產黨，在八十年代都或多或少擔任了不同的職務。（從前一段時間紐約舉行的胡耀邦90周年紀念會上可以看到，大多數流亡在海外的異議人士還是把自己十多年前在中國擔任的政府或研究機構的頭銜掛在在身上。）自身社會地位的變化，更使得他們對中國社會潛在的不合理性，矛盾的尖銳性大大低估了。倒是鄧小平一路從井岡山打過來，對中國近半個世紀的血雨腥風了然於心。對他也親手參與建立的社會下麵埋藏的炸彈不敢忘懷。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鄧小平是共產黨內頭腦最清醒的領導人。
這樣，主張民主化的知識精英在政治上進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一方麵，他們作為接近權力中心的改革者或者共產黨內政治精英的智囊，他們覺得提倡民主化改革是為了鞏固現有的政權；另一方麵，在共產黨的核心決策者眼中，這些提倡民主的知識精英將會毀掉整個共產黨和社會。主張民主化的知識精英始終想不通，他們的民主化改革是利國，利民，也利於執政黨，為什麽會遭到共產黨決策者的反對和壓製？所以，當劉賓雁在1987年1月23 日聽到新聞廣播，中國共產黨將他開除出黨時，一個人坐在家中默默流淚。劉賓雁真的是想不通，真的是太委屈了。其實，劉賓雁和其他提倡民主改革的知識精英一樣，對中國的現實完全停留在表麵上，既缺乏對中國經濟政治結構的深入理解，又大大低估了社會中潛在的矛盾和衝突。從八十年代民主派經常講的一句話可以看到問題的一個側麵。民主派常講，讓人們擁有新聞和輿論的自由，天不會塌下來。其實，這句話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錯誤的。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如果人們真的可以通過新聞媒體自由發表意見，天真的是要塌下來。因為自由的新聞媒體可以在短時間內把現政權所有不合法，不合理的東西統統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把社會中所有潛在的矛盾和衝突公開，渲染，放大。這樣，共產黨會在道義上必然會失去執政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在現實上將會失去控製社會的能力。革命必然會爆發。改革，是在現有體製內進行逐步的，循序漸進的改良，不讓現有政權崩潰是任何改革最基本的一條底線。這一點，鄧小平要比胡耀邦以及所有主張民主改革的知識精英清醒得多。
如果說政治改革不能動，那麽是不是中國的改革就隻能局限在經濟領域內了呢？共產黨這二十多年來的宣傳就是把經濟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基本內容。對此，主張民主化改革先行的知識精英一直有一個疑問縈繞在心頭：一個純粹以經濟為內容的社會改革怎麽可能進行？但如果我們從從曆史發展的客觀事實看，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改革從來就不是純經濟的，政治改革在中國一直就沒有停止。這就是曆史的吊詭。
中國政府一直大聲宣稱，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製的改革是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相反，對政治改革卻一直很低調。但是，中國進行的是什麽樣的經濟改革呢？看了本文對中國在改革前的基本分析後，不難發現，在一個全權主義的社會，根本沒有純經濟的改革，因為政治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步改革，都不能不牽涉到政治。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的每一個經濟改革措施，同時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中國前進的每一步，都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性。這場改革，從經濟角度看，是一個經濟逐漸市場化的過程；從政治角度來看，是一個共產黨和政府逐步退出經濟領域，共產黨逐步退出政府管理事務的政治改革過程，是一個共產黨逐步改變其統治方式的過程。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是一個從全權主義轉化到威權主義的過程。通過25年的改革，這個轉化過程已接近完成。今天的中國，已基本是一個威權主義的社會。（這個問題可以參考吳稼祥的《民主進程中的中國崛起》。）如果我們不是把政治改革僅僅狹義地理解為民主化過程，任何人都難以否認，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體製，政治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革。誰能說中國沒有發生政治改革呢？難道說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鄉，鎮兩級政府不是一種政治改革嗎？ 難道說撤銷政府掌管經濟的各個廳局，把企業的還給企業不是一種政治改革嗎？難道說讓社會的經濟活動擺脫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束縛，擺脫黨和政府的直接幹預不是一種政治改革嗎？具體到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和二十多年前相比，個人在擇業，遷居，個人生活方式，思想的表達方麵是不是有了更多的自由呢？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的發生，人們怎麽會獲得這些自由呢？當然，中國人的自由還很有限，中國還沒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製度，這些都是事實。但不容否認的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已經在進行當中。中國社會從全權主義轉化為威權主義的過程，就是經濟和政治雙重改革的過程。隻不過這個政治改革並不是以民主化為基本內容。
今天，很多人都承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采取了瞞天過海的策略。鄧小平對所有的經濟改革措施都加上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定語。明明是全麵地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卻聲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明明是要加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卻聲稱是要和世界經濟接軌。這個瞞天過海的策略有一石三鳥的作用。一是保證了中國社會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證了中國的改革是作為體製內循序漸進的改良而不是體製外的革命；二是保證了官僚隊伍的穩定和對改革的配合；三是降低了社會各階層對改革的期望和要求。這是中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能夠平穩進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鄧小平的瞞天過海策略不僅運用於經濟改革，同時也運用於政治改革。從八十年代初的改革一開始，鄧小平就對政治改革的態度就表現得極為低調。閉口不談民主改革。並且多次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手段來防止民主運動的興起。從二十多年來的改革看，共產黨決策者不僅反對以民主化為內容的政治改革，而且竭力防止社會各階層把注意力集中於政治改革。即使當政者在進行體製內的，漸近的政治改革，也不願公開宣稱政治改革已提上議事日程。這裏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任何政治改革的討論，都會導致民眾在政治製度上的期待和要求迅速提高，而體製內的政治改革無法在短期內滿足民眾不斷提高的期待和要求。再一個原因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改革已經狹義地與民主化劃上了等號。大多數的知識精英都認為，政治改革就是引進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別無他義。如果中共決策者公開宣稱把政治改革作為主要任務，必然會引發民主改革的浪潮，而這個浪潮必然會突破現有體製內的改革所能容納的範圍。如上所述，不允許現有政權的崩潰，是改革的一條基本底線。所以，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共決策人始終采取淡化政治的手段，盡可能的把民眾的注意力和視線集中在經濟上，讓政治改革靜悄悄地進行。這與中共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建立資本主義經濟的策略是一致的。正是這種淡化政治的策略使得大多數人認為，中國這二十多年所進行的僅僅是一場經濟改革。
本文的結論：發端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改革是一場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性改革。隻是其間的政治改革並不是以民主化為基本內容。這場改革是以共產黨逐步退出經濟活動為主軸。改革直接導致了執政黨和政府統治方式的改變。通過這場改革，中國基本上由一個全權主義社會進入了威權主義社會。盡管，中國社會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嚴重問題，但這場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中國在經濟上的巨大發展和變化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和25年前相比，中國人在經濟上，政治上，生活方式上所獲得的自由和進步，也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形勢並沒發生劉賓雁所認為理應會發生的革命的根本原因。
新的問題：剛剛進入威權主義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社會衝突和問題。一些是潛伏在過去，但在目前變的日益嚴重的問題；一些是在社會從全權主義轉化到威權主義過程中產生的。“三農”問題，貧富懸殊和社會弱勢團體的問題，官僚隊伍日益腐敗的問題，地方宗法勢力和黑社會合流的問題，民族矛盾和衝突問題，社會道德意識淪喪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日益威脅著中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但是筆者堅信，飽經磨難的中國社會再也經不起一場革命了，無論這場革命的目標有多麽偉大崇高。隻有逐步的，循序漸進的改革才是中國的最佳選擇。而今天的中國已經走上了改革的不歸路。但是，中國改革的下一步究竟走向何方，究竟以甚麽作為改革的基本內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ccstone]

也會是在不斷探索，實踐，和失敗中前進的。過去是這樣，現在和將來都會是這樣。
在發展中的中國特色就是要考慮到廣大的勞動者的利益。這也是與西方國家的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