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中文教學的先驅弗朗斯先生

1960年弗朗斯先生在給學生上中文課

 

弗朗斯先生和學生在一起

 

1956年的墨爾本，即將舉辦第16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奧運會首次在南半球舉行。當時墨爾本的市區人口大約在150萬到160萬之間。為了迎接這次盛會，整個城市都調動起來了，到處是一片繁榮的景象。這一年，也是墨爾本堪伯威文法學校（Camberwell Grammar School）建校80周年，開學伊始，各種慶祝活動就陸續展開。這一年，一位叫格林弗朗斯（Glynn France）的中年人來到了這所學校，成為了一名曆史老師。這位從英國來的中年人，是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專業是日語和漢語。大學畢業不久，正趕上二戰爆發，於是他加入了英國軍隊，他在日本投降後不久在馬來亞擔任戰爭罪行調查員和官方翻譯。後來來到了澳大利亞，成為了一名老師。

 

1956年的澳大利亞，還實行著白澳政策。當時學校開設了拉丁語、法語和德語。但是，已經有些人開始關注亞洲，他們強調亞洲對澳大利亞未來的重要性。剛剛入職的弗朗斯先生也開始在他三年級的曆史課上灌輸一些中國和日本的曆史和文化，當然也包括一些漢語的知識。經過幾年的努力，弗朗斯先生決定爭取在學校正式開設中文課，這在當時白澳政策的環境下是不可思議的，自然會遭到白眼和惡意中傷。為了製造輿論，弗朗斯先生開始在校刊上發表文章，說明開設中文的三條理由：首先，未來的澳亞接觸需要越來越多的中文語言學家。其次，有必要使用語言更多地了解中國人民。第三，東南亞旅行需要與華人社區接觸。同時希望為學校初級部的男孩提供學習亞洲語言的機會，作為“擴大學生對人類和世界的看法的一種手段，這應該是調和不同背景的人的一種手段”。

 

1959年，弗朗斯先生被任命為小學校長，於是“決定明年將中文（普通話）學習引入六年級，由一群選定的男孩進行實驗”。但是，敢為天下先的道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六年級引入中文也不例外。當時，一些旁觀者將這種語言的引入視為一種“精明的噱頭”，並把他在中文課上教學生給老師鞠躬，當作笑料大肆宣傳。但是弗朗斯先生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中文教學，並在學校大會上宣稱：“老師們……正在窺視麵紗，但現在是撕下無知麵紗的時候了。”那層麵紗隻會掩蓋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觀點，這種觀點應該比學校內部的反對之聲更廣泛：“那麽，我倡導亞洲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學生的生活將受到亞洲重大問題的極大影響，有思想的人必須努力理解這些問題。”弗朗斯堅稱，澳大利亞的未來是雙重的：將澳大利亞視為未來的香港---中國大陸之外的一個島嶼，這是否太棒了？或者，懷疑澳大利亞是否真的會成為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橋梁也同樣無聊嗎？無論答案是什麽，我們這所學校都必須努力在學生的心中架起東西方之間的橋梁。

 

弗朗斯先生堅信“人類是不可分割的，文化上完全不可能分離”，他為學校製定了一些崇高的目標：“也許我們在這所學校的主要任務是讓這一代男孩接受我們自己知之甚少的知識領域，同時使他們能夠理解和保留我們基督教和西方遺產的真正價值觀”。對於那些在中文方麵苦苦掙紮的小男孩來說，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慶幸的是弗朗斯先生的觀點繼續得到大校長的認可，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這些觀點，現在看起來也許不算什麽，可是在六十多年前，不得不說是先見之明。

 

1960年，中文課正式開設，有20名男孩選了中文，弗朗斯先生親自授課，由來自香港的中國學生Stephen Lee先生協助，後來Lee先生接替弗朗斯先生繼續擔任中文老師，一直到2001年。到了1961年，中文已擴展到中學一年級;到了1963年，校長在官方年終回顧中積極讚許了學校的中文教學；到了1964年，墨爾本大學東方研究係的西蒙教授學校來校訪問，發現進入一年級的90名男孩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生選學現中文，西蒙教授高度讚揚了學校的中文教學。而這些選學中文的學生中，有好幾個後來進入墨爾本大學繼續學習中文，並最終成為小有成就的漢學家。

 

1964年弗朗斯先生離開了這所學校，在告別演講中，校長說弗朗斯先生為學校帶來了“新想法和靈感”，並利用“其開創意義上的獨立性”來拓寬其他人的思想和眼界。弗朗斯先生以一種適度的方式成功地在堪伯威文法學校設立了“亞洲研究”和中文課程。如今，這所學校的中文教學越來越好，在許多方麵都起著領頭羊的作用。

 

1964年，弗朗斯先生到另一所女子文法學校做校長，並開設了中文課程，一直延續至今。如今全球中文教學方興未艾，澳洲的中文教學，特別是中小學的中文教學在世界上也是處於領先地位的。這位學者般的英國紳士超越了時代，他在將澳大利亞轉變為“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橋梁”的艱巨過程中發揮了創新性的重要作用。

 

我們將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