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十四） 磨杵成針王順洪

王順洪，1949年9月30日出生於北京，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教授。1970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1974年畢業留校。長期致力於日本漢語教育史、日本人漢語學習、中日語言文化比較研究。2013年3月，在立命館孔子學院工作任期結束，真正開始了退休生活。

我1978年入校不久就認識了王先生，那時候他是負責係裏學生工作的團總支書記，我是團支部書記，因此，在工作上多有接觸。王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一口鄉土氣的京腔，不是滿族人的京腔，而是當地老百姓的，帶著市井氣的京腔，充滿了兒化和輕聲，說快了還真聽不懂。他瘦高的個子，眼睛不大，但是眼裏總是透著機靈，給人一種老道、成熟的幹部印象。

最先引起了我好奇的是他的名字，不知是不是與那場運動有關。在那個年代不少人追隨時代，追隨領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比如“衛東”、“紅旗“之類的。王先生的名字是生下來就起好了的，因為他出生在1949年9月30日，共和國成立的前夜，因此，他的名字裏都透著新中國的氣息，這個”洪“雖然不是紅色的意思，但是是時代的洪流。中國人特別看重時代，所謂時勢造英雄。趕上了好時代，順應了好時代，這一生就錯不了。

王先生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幸運兒。伴隨著新中國的腳步，他經曆了童年、青年、中年，進入了老年。

1970年，王先生被單位推薦到北京大學成為首屆工農兵學員。1970~1976年，在中國，“工農兵”和“大學生”被聯結在一起，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聯係的詞匯一經結合產生了驚人的“化學反應”，一場前所未見的高等教育模式成為事實，大為推廣，許多人還沒有來得及體會就被強行貼上了工農兵大學員的標簽，他們別無選擇 ，這是曆史的選擇，也是時代的需要。 為什麽叫“工農兵學員“，而很少叫”工農兵學生“？因為他們的使命不一樣。1970年5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向中央上報要求開始招生，偉大領袖發出最高指：“大學還是要辦的，我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招生製度要改革，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戰士中選拔學生。由此，從京城的北京大學到蕭山的湘湖師範，都陸續開始恢複招生。因為工農兵大、中專學生肩負的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神聖曆史使命，而大學教授們則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臭老九”，故不稱其為“學生”，而是“學員”。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使命，旨在打破知識分子壟斷教育的情況，貫徹教育的無產階級化。

推薦工農兵學員首先看你的政治麵貌和政治表現。何謂政治麵貌呢？當時不是說看你本人怎麽樣，而是要看你家庭怎麽樣，看你的出身是不是純潔。因此，這種推薦製有點像古代的舉孝廉。“文革”開始後，北大和清華的首次招生，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輕人走進了大學。 據統計，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員在整個工農兵學員中不到20%，大部分學員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達到60%，另外還有不少人隻有小學文化水平。

北大第一屆工農兵學員開課後，知識水平低的問題很快就顯露了出來。一些人聽不懂老師講什麽，一些人不會做課堂筆記，還有一些人上了幾天課後根本就學不下去。 北京大學金鼎漢教授回憶說：要我們教的第一句話是印地語的“毛主席萬歲”；第二句話是“中國共產黨萬歲”；第三句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我們提出這太難了，對於這些同學，好多音他一下子發不出來。但老師們的提議最終被否決，按照校方的意見，這些發音再難也應該學會。於是老師們隻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給學員們授課。 一個星期結束後，這種教學方法以完全失敗告終。校方終於意識到這種學習語言的方式沒有用，之後他們隻得同意，讓老師們按正規的方式給學員授課，從第一個字母開始學起。雖然大家基礎差，但學習非常用功。

王順洪先生是這批學員中比較幸運的一個，一方麵得益於他上學以前在機關五年的工作經曆，給他打下了不錯的文字基礎；另一方麵，當時的中文係，非常重視這批學員，據王先生回憶：慶幸的是，那時候中文係的老教授王力、魏建功、楊晦、林庚、吳組緗、季鎮淮、王瑤、朱德熙等，也給我們授課。中青年教師，除了承擔主要講課任務，還被分到各班進學生宿舍輔導。在“開門辦學”期間，一些教師同我們一起走出學校進行教學實習。因而，師生接觸比較多、關係密切。

中文係的老師們不僅教給我們專業知識，幫助我們完成學業，還給予我們人文關懷。畢業多年後同學相聚，每當聊起當年各位老教授講課的特色與風采，回想起隨班老師與學生同屋促膝交談、耐心輔導學生的情景，就油然升起懷念和敬仰之情。雖然20世紀70年代特殊背景下北大教育所受的局限，對我們獲得更多的知識有一定影響，但畢竟為我們後來的人生發展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使我們為社會作出了更大的貢獻。

1974年2月王先生從中文係文學專業畢業後，便留在學校工作。起初是在中文係做青年教師，曾帶領文學專業1973級創作組學生走出校門進行創作實踐。半年之後，借調到北大政治部組織組（現組織部）工作，一幹就是4年多。1978年8月，經領導批準王先生回到了中文係，一邊任團總支書記做學生工作，一邊在當代文學教研室做教員。

這時的王先生又迎來了時代的新潮流，那就是文革後高考的恢複。隨著77、78級新一屆大學生的進入，社會上對那些“工農兵學員“略有微詞，留在大學工作的工農兵學員也開始感到壓力。他們心裏很不是滋味：一是有點抬不起頭，二是有點不服氣。難道工農兵學員真是處理品？想當年他們意氣風發進入北大，承擔了那個特殊年代的光榮與驕傲，卻沒有料到這一份光榮與驕傲，有一天因為風雲變幻變成自卑和包袱。著名作家王蒙稱他們是“一個曾被隆重命名、又被轉眼間忽略了的人群”。的確，在近百萬工農兵學員中，他們的經曆、磨難，他們對於不公平命運的抗爭，他們極力要從外在的羈絆與內心的深淵中掙脫而做出的種種選擇，是那個時代不可忽視的。“工農兵大學生”的曆史雖然隻有短短的七年時間，但是它卻對當時的經濟發展、教育理念及個人命運等方麵影響深遠。雖然在許多重要崗位上不乏他們的身影，然而，他們始終都被認為是特殊時代的產物，這個陰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個“工農兵學員”的心中。

大浪淘沙。王順洪先生麵對時代的浪潮，選擇了做一個時代的弄潮兒。

1978年回到中文係，幾近而立之年的的王先生在老教師的指導下，重新“回爐”進修鑽研業務。他同1977級、1978級學生一起聽課，將文學專業的課程又係統地修了一遍，之後便開始備課講授中國當代小說、戲劇文學。那幾年，行政、業務雙肩挑，擔子重、壓力大，加上成家有了小孩，是留校後最忙碌最辛苦的時期。記得有一次去王先生的“家”，其實是筒子樓裏的一間宿舍，隻有12平米，一家三口擠在一起。王先生回憶說：當時畢竟年輕，精力充沛，壓力變動力，幹事爭分奪秒，除了晚上《新聞聯播》必看，其餘時間一點兒不敢浪費。當時住在由學生樓改為教工宿舍的34樓，幾口人擠在筒子樓一間屋裏，無法看書，我就鑽進圖書館直到閉館；擔任團總支書記做學生工作，34樓對麵就是32樓中文係學生宿舍，不管白天還是傍晚，我見縫插針隨時去和學生幹部見麵。那時候，盡管精神壓力大，生活緊張而清貧，但奮鬥意誌十足，從未感到苦和累，感覺十分充實，每天都在進步。

1982年王先生卸任團總支書記後，開始全力以赴從事教學工作。這時，曆史的新浪潮有一次撞上了王先生。1983年初夏的一天，中文係副主任突然把王先生叫進辦公室，告訴了他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中國改革開放，開始大量向國外派遣留學生，駐外使領館亟須管理幹部，教育部擬從北大借調數人，任期四年，你願不願意去？給一周考慮時間，若同意就向上推薦。”

麵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機會，王先生有些不知所措。剛走上教學崗位，孩子也還小，海外一去就是四年，未來變化莫知，興許就此離開北大。又一次麵臨重大抉擇。王先生分析了利弊，覺得興許是自己學了點兒日語，又做過學生管理和教學工作，學校才給了這個機會。還是應該順應潮流。於是經與家人再三斟酌，最後決定接受借調，但任期結束後一定還回北大。

1984年9月22日，經過教育部安排的半年日語培訓和半年多教育外事實習，王先生被派遣到了日本東京，先在中國大使館停留20天，拿到日本政府發的外國人登陸證後，於10月12日來到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教育組，開始了新的工作。四年一下就過去了，在四年多的時間中，通過不斷學習和努力奮鬥，王先生順利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鍛煉和提高。另外，還大大加深了對日本社會的實際了解，運用日語的能力也明顯增強，為後來從事與日本有關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1988年夏，駐外工作任期即將結束，回國後到哪裏、幹什麽？王先生又陷入了迷茫之中。老天真是眷顧王先生。正值此時，北大對外漢語教學中心負責人潘兆明先生等到日本訪問，在大阪見麵時說起回國後的工作，潘先生熱情地說：“歡迎來漢語中心。”正值不惑的王先生聽後眼睛一亮，又一扇門向他敞開了。

1988年對外漢語還剛剛起步，這又是一塊大有作為的園地，王順洪先生又趕上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回去後將文學與漢語結合、中文與日文結合，專門給留學生上課，豈不是理想的選擇與歸宿？於是，我很快就下定了決心。

在這片大有作為的園地裏，王順洪先生完成了華麗的轉身，選擇了理想的歸宿。

在北大對外漢語教育學院（含漢語中心）的22年當中，王先生在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同時，先後擔任過漢語中心副主任、學院黨總支副書記、選修課教研室主任、漢語教研室黨支部委員等職務，親曆了對外漢語這個新興學科在北大的變化。參加編寫《新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發展史》一書，撰寫《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學大事記（1952—2003）》（打印稿）和《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發展概要》等文章，對北大這個領域的發展有所了解。這個新中國的同齡人也是北大對外漢語教育事業發展變遷的見證人。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世界出現“漢語熱”，來華留學生迅速增加，對外漢語教育事業蓬勃發展。2002年6月29日，對外漢語教育學院成立，標誌著北大的對外漢語教育事業又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對外漢語教學不光要請進來，還要走出去。世界上一些大國在這方麵已經有了很值得借鑒的經驗，比如德國的歌德學院、法國的法語聯盟、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日本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以及英國的文化學院等。於是，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誕生了。孔子學院的建立，使中華文化近距離地走到了世界麵前，使各國人民在自己

國家就可以“零距離”地接觸和學習到原汁原味的中華文化。 孔子學院是在受到世界其它國家設立的駐外文化機構的啟發，借鑒國外有關機構推廣本民族語言經驗的基礎上設立的，這樣可以揚棄國際上已有的語言文化推廣機構的管理機製和傳播戰略， 突顯出出孔子學院的中國特色。 同時，孔子學院的建立有利於促進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有助於提升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成為推廣中國文化及國學的全球文化品牌。

2006年10月，在國家漢辦的推動和支持下，北京大學與日本立命館大學合作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孔子學院——立命館孔子學院。

立命館大學孔子學院（2005年）是日本首家孔子學院， 也是規模最大的孔子學院。日本人對漢語的認知度和學習能力都非常強， 日本孔子學院不僅教授漢語，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國化文化的深入研究上都做了積極探索。立命館大學孔子學院不僅開設麵向社會的一般漢語講座，而且注重舉辦一些高層次的講座，介紹中國的文化和經濟，除此之外，還開設“旅遊中文”、入門及中級漢語課程，舉辦中文演講比賽、海外谘詢留學會、漢語教師短期培訓等活動。

2011年3月12日，剛過耳順之年的王先生接受北大和國家漢辦的派遣，赴日擔任立命館孔子學院中方院長。

王順洪先生不僅是一個幸運兒，是一個弄潮兒，還是一個腳踏實地的踐行者。

2003年王先生編寫的教科書《中國概況》，曆經二十多年，經久不衰。2023年出版了第五版。2023年《中國概況》第五版共分為多個章節，涵蓋了中國的自然環境、曆史沿革、政治製度、經濟發展、社會生活、文化傳統等多個方麵。每一章都配有詳細的插圖和圖表，使抽象的知識變得直觀易懂。此外，書中還設置了大量練習題和討論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思考和討論，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使用體驗：師生共同成長的橋梁。

一名對外漢語教師這樣評論道：我親身體驗過這本書的使用效果。我發現，《中國概況》第五版不僅是一本教材，更像是一座橋梁，連接著中國與世界，幫助學生跨越文化的鴻溝，增進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和認識。同時，它也給教師提供了豐富的教學資源和方法，讓我們能夠更好地開展文化教學活動

北大出版社在廣告裏是這樣推薦的：

親愛的朋友們，《中國概況》第五版絕對是對外漢語文化課教學的首選教材。無論你是對外漢語教師，還是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朋友，這本書都能為你打開一扇通往中國的大門，讓你更加深入地了解這個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東方大國如果你也想探索中國，不妨從這本書開始吧！趕快行動起來，開啟你的中國之旅吧。

王順洪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日本人漢語學習研究》以日本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外國人學習漢語的特點與規律。既有細致的微觀分析，又有開闊的宏觀論述；既有充分的事實描寫，又有精當的綜合概括；既是幾十年教學經驗之集成升華，又是學術上的有益探索；既是對日本人漢語學習的曆史總結，又對對外漢語教學具有現時指導意義。

王先生曾經擔任孔子學院院長的立命館大學的校名來自《孟子》中的：“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句話出自《孟子•盡心上》，意思是“有人早年夭折，有人健康長壽，這是天命決定的，所以活著的時候要修身養性、勤奮學習，以待天命，盡到做人的本分。”意為“鑽研學問，開拓人生之修養的場所”。

王先生在前幾年的一次發言中說：總而言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齡人，回顧祖國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心潮澎湃，激動不已；作為一個北大人和對外漢語教育學院教師，回想在這塊美麗園地上大半生的經曆，參與和見證了這裏的非凡進程和偉大業績，我無比自豪。借此我向偉大的祖國、向我所愛的北大和對外漢語教育學院，獻上衷心的祝福！

為生民立命就是要把自己貢獻給天下人。王順洪先生已經年近八旬了，我想他已經把自己貢獻給了天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