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拾貝
本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尤其是漢語。這裏發表的是個人對漢語的一點研究成果，樂意與愛好漢語的朋友們分享。
摘要：
普通話是現代漢語的標準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定義裏實際包含了通用語和標準語兩個概念。有沒有必要區分通用語和標準語？應該怎樣區分？應該怎樣定義通用語和標準語？區分通用語和標準語的意義何在？筆者通過比較給出了自己的意見。
什麽是普通話？
現代漢語有標準語和方言之分。普通話是現代漢語的標準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2000年10月3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定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言。（2021-08-27 來源：教育部）
我們再看一下兩本權威詞典給“普通話”下的定義。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2016年）
普通話：我國國家通用語言，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現代漢語規範詞典》（2009年）
普通話：我國國家通用語言，也是我國基本的教育教學語言，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比較這三個定義，共同之處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同時都強調“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通用”指的是普遍使用，在這裏和“共同語”意思一樣；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教育部的最新表述強調了“普通話是現代漢語的標準語”。
“普通話”到底是“標準語”還是“通用語”？，還是兩者兼具？“標準語”和“通用語”是同一個概念嗎？
“通用語”指的是說不同語種或方言的人們之間為了相互溝通而使用的語言。我們常說“英語是世界通用語言”就是這個意思。“標準語”則是指某種語言係統中，最為規範的正式用語，常被使用在公共及正式場合的對談或書麵表達中。
從早期關於“普通話”的討論中就可以看出大多數人把普通話看作大眾語、共同語或通用語。2014年王東傑在《官話、國語、普通話：中國近代標準語的“正名”與政治》一文中做了詳細的考證，現摘錄如下：
1906年，最早使用“普通話”一詞的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
瞿秋白在1931年5月的一篇文章指出，通常所謂“國語”有三層意思：一是“全國的普通話”；二是西人所謂national language，即“本國的(本民族)言語”；三是“國定的言語”
瞿表示，隻有在“普通話”的意思上，“國語”才是成立的。而他所謂“普通話”，是在一些“五方雜處”的文化、政治、經濟“中心”，出於交流需要，大家“自然而然”地“避開自己土話之中的特別說法和口音”，“逐漸形成”的一種共通語。和“國語”的其他兩層義涵、特別是第三層義涵比起來，普通話的重點在於它不是靠“強迫指定”，而是自然形成的。
瞿秋白對“普通話”的肯定，影響了眾多左翼文化人。魏猛克提出：普通話不是在“現代化的工廠裏”產生的，而是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鋪、遊藝場”等“交通發達”場所出現的，工廠是因受到其影響而已。
魯迅也提出：“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比起瞿秋白的定義，這些意見都擴大了“普通話”的產生場所，而不盡是一種“工廠”語言了。事實上，在魯迅的描述中，“普通話”毋寧是一種處於“國語”和“方言”之間的語言形態，實近乎現代“官話”。
1947年，拉丁化新文字的重要宣傳陣地、上海《時代日報•新語文》副刊在回答拉丁化運動與方言的關係及“普通話”是什麽等問題時說，拉丁化主張在各地方言融合的基礎上建立“共通語”：“它所采用的是各方言中最廣泛的因素，而不是最狹隘的因素(所以各方言都要有某種程度的讓步)”。具體說來，就是“拉丁化方案的最早起草人瞿秋白所一再提到的‘中國現代普通話’”。
與此同時，編者強調應使用“共通語”（即通用語）而不是“標準語”的概念，因前者“更正確、更適切”。所謂“更正確”者，蓋因“普通話”是方言混雜的“自然”產物，不像“國語”那樣“標準”也。這也是左翼文化人的共識，他們一般都不使用“標準語”一詞，而是采用“共通語”、“統一語”等表達方式。
鄭伯奇亦把“普通話”和“標準語”、“官話”區分開來。前者是“我們日常通用的公共言語”，它由“許多方言溶化而成”，流行區域甚廣：“除過江蘇的東南部、浙江、福建、廣東和廣西一部外，無論什麽地方，這種言語都可以通行；並且，在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各省的大都市，這種言語也逐漸使用起來了。”
有人指出：“普通話”就是“在大都市的碼頭上、公共機關企業中、大學校裏、解放軍部隊裏、全國或大行政區和省級的各種會議中演講或者交談用的語言”。這顯然是在魯迅論點的基礎上增益而成。
從上麵王東傑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普通話”更多表示的是一種共同語或通用語，而不是一種標準漢語。正如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戴紅亮指出的：2000年我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采用了“國家通用語言”這一說法。這是一個法律術語，主要是從語言功能角度說明“普通話”的使用範圍，著重強調的是其在國內的“通用性”。“普通話”“國家通用語言”主要是從語言使用功能角度提出來的，主要揭示的是語言在國內的流通度和使用問題。兩者內涵存在著較大的差別。
“普通話”的通用性從“普通話”成為法定名稱後官方的解釋中也可以看出，比如：
1955年，官方對標準語問題的討論做了結論。10月19日，教育部長張奚若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做了《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報告，提出“漢民族共同語”是“普通話”。他解釋道：“‘普通’在這裏是“普遍、共通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張奚若強調：“教普通話，學普通話，都是為了祖國更進一步的統一和發展，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光榮偉大的事業”，因而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定義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1958年1 月，周恩來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報告會上指出，“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 周總理認為，要求人人都能說得像北京人一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應對不同對象有不同要求，比如對廣播員、電影和話劇演員、師範學校的語文教師，就應該要求嚴些，對一般人就寬些，對中年以上的人可以不必有此一般要求，從而提高大家對學習普通話的信心和興趣。
總結上麵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通用語和標準語各有不同的特性：
通用語：
出於交流需要，大家“自然而然”地“避開自己土話之中的特別說法和口音”，“逐漸形成”的一種共通語；它所采用的是各方言中最廣泛的因素，而不是最狹隘的因素，所以各方言都要有某種程度的讓步；“‘普通’在這裏是“普遍、共通的意思；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
標準語：
強迫指定/製定、加了工和規範化了的民族共同語；“標準語”是人為“造”出來的；標準語是有“規範性”的。
從語言運用的實際情況來看，漢語包括方言---通用語---標準語這三個層麵。三者共存，且互相影響。通用語包括來自方言、外來語、網絡語言等各方麵的語言表達方式，有局部的，也有暫時的，但是都在通用語這個階段得到實驗和檢驗，然後其中的一部分才能進入標準語。
試舉例說明通用語和標準語的不同：
通用語不僅是達到標準語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們每個人都經曆過的一個學習過程。每個學習普通話的人都要經曆一個從方言普通話，及作為通用語的普通話到標準普通話的過程，而真正掌握標準普通話的隻是少數人。
周有光先生說：
從“群眾”學習有不同的環境。我的方言普通話起初是在小學裏學來的，後來移居北京，又受到了一些北京的影響。八十九年前，我進的小學裏，師生來自幾個臨近的小方言區，讀書識字用方言。師生共處，自然形成一種學校的方言普通話，我不知不覺地就學會了。1956年我家遷來北京，先後有幾位保姆，來自四川和安徽的農村；她們初來的時候，聽北京普通話有困難；不久，由於天天到馬路邊的地攤市場買小菜，那裏有來自四鄉和外地的人群，我家保姆在跟他們接觸中學會了菜市場的方言普通話，當然仍舊帶上四川和安徽的方言。這是我家從“群眾”學習方言普通話的經驗。
從“群眾”學習方言普通話，“沒有教師，沒有教科書，沒有教學計劃”，“三個沒有”，完全在日常生活的接觸中不經意地得來。“方言普通話”在各地有當地的模糊規範，相互大致可以聽懂，這就是所謂“普普通通的普通話”。
對“方言普通話”有兩種相反的看法。一種是肯定的看法，認為方言普通話是客觀的廣泛存在，應當利用來作為推普的基礎。另一種是否定的看法，認為方言普通話是沒有“達標”的普通話，提倡藍青官話隻會妨礙規範普通話的推廣。對大眾來說，學習“規範普通話”，實際得到的往往是“方言普通話”。藍青官話是未成熟的普通話。這就是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語言學家王力先生說過：標準必須一致，要求可以分級，學習可以漸進。
那麽什麽是標準呢？標準語是建立在通用語的基礎之上的。
1983年中國頒布的國家標準（GB3935.1-83）中對“標準”的定義是：“標準是對重複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統一規定。它以科學、技術和實踐經驗和綜合成果為基礎，經有關方麵協商一致，由主管機構批準，以特定形式發布，作為共同遵守的準則和依據。”。1983年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布的ISO第二號指南（第四版）對“標準”的重新定義是：“由有關各方根據科學技術成就與先進經驗，共同合作起草，一致或基本上同意的技術規範或其它公開文件，其目的在於促進最佳的公眾利益，並由標準化團體批準。”
語言文字工作的核心內容是促進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其中標準化是指研究、製定並頒布包括語音、詞匯、語法等諸要素的，要求全體使用者共同遵循的語言文字使用規則和標準；規範化指的是促使全社會遵照國家頒布的各項語言文字使用標準規範使用語言文字。這一點已經體現在《漢語拚音方案》和《簡化漢字方案》的製定和實行上。普通話的推廣也在某種程度上對現代漢語標準語的形成和規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每一種語言都有其標準語，比如我們熟悉的英語。學者們對英語標準語的認識或許會給我們討論現代漢語標準語一些啟發。
標準英文指的是在許多社交場合都可以接受的理想化的英語規範。作為一種語言，標準英語是大多數公共話語以及美國社會機構的常規運作中使用的語言。我們學校和大學中的新聞媒體，政府，法律專業人士和教師都將標準英語視為其適當的交流方式，主要是在說明性和論據性寫作中，以及在公開演講中。因此，標準英語不同於通常認為的言語，因為必須教標準英語，而孩子們卻學會了自然的口語而不需教。
語言習慣是默契的。 標準英文並非由法庭立法，而是在作家，讀者和編輯者的虛擬社區中以隱含的共識出現。這種共識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化，就像時尚的變幻莫測一樣，這是無法計劃和無法控製的。
標準英文在全球範圍內並非完全統一，比如美國英語和英國英語就有一些不同，但是，與哪些形式應視為標準的高度共識相比，這些地區差異很少。盡管如此，標準英語，就像所有其他生活語言一樣，會隨著時間而變化......。“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標準英語在本質上絕不比其他任何一種英語都優越：特別是，它不是'更具邏輯性'，'更具語法性'或'更具表現力的'。從底部說，這是一種方便：使用統一的標準格式，各地演講者都可以學到，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不確定性，混亂，誤解和溝通困難。”
每個現代化的語言都有標準語。法語、德語、英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等等語言，都有經過規範的標準形式。這些標準語的教材都會明確告訴學習者，該語言有多少輔音，有多少元音，有幾個聲調，具體每個音素怎麽發音；每個詞怎麽寫，有什麽含義；哪一個語法表達什麽，都是明確的。這樣的語言有一個統一的公認的規範，以保證語言的穩定性和相互交流的效果，廣播電視用它，學校、軍隊用它，社會各層麵在必要的時候（比如跨地區交流）用它。當你學習這樣的一門語言的時候，你所學到的東西，跟另外一個人在別的國家學到的東西，應該是圍繞同一個規範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規範主要表現在語音、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上。通用語在某種程度上跟標準語類似，隻是不那麽強調準確性和規範性，更側重交流的效果。
通用語和標準語分開是很有必要的，正如王力先生提出的：“沒有人懷疑標準語的必要性。”他把標準語和“民族共同語”做了區分，強調前者是“加了工和規範化了的民族共同語”。在此意義上，他認為“普通話”和“標準語”是“互相排斥的兩個概念”：“我們提倡標準語，就不可能同時提倡以方言融合為定義的普通話。”周祖謨先生也說：“普通話不指明地域是不對的”，因為這“很容易被人誤會為南腔北調的普通話”，而標準語是有“規範性”的。需要強調的是，從語音、漢字、詞匯、語法和寫作等方麵來考察通用語和標準語，語音、漢字是比較容易標準化的，一些專業詞匯和專用文體也是比較容易標準化的，也必須規範化。但是對於詞匯和一般生活中的表達方式，包括文學作品的創作，不僅很難標準化，也沒有必要標準化，否則就是新的八股，就會抑製甚至扼殺語言的多樣性、靈活性和豐富性。這樣做的話，將不利於現代漢語的發展，將不利於現代漢語成為國際語言。語言是不斷發展的，每年都有新的詞匯和表達方式進入標準語，同時也有一些詞匯或表達方式會被淘汰。一個詞語是否能夠進入標準語是約定俗成的，比如“的士”一詞，最早是一個方言詞，現在不僅進入了通用語，而且也成為了一個標準詞匯，詞典裏不僅收了這個詞，還為這個詞創造了一個新的讀音“的士dī shì”，“的”原來是不讀第一聲的。
從我們上麵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現行的普通話的定義，更適合被看作是對作為現代漢語通用語的“普通話”的定義。我們可以對現代漢語通用語做如下定義：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以北方話為基礎詞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和寫作規範。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因為北京語音可以基本代表北方方言的語音係統，比如北方方言大都有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盡管各個子方言的調值不盡相同；另外，北方方言的聲母係統基本相同，盡管大部分子方言中沒有zh、ch、sh這套聲母；韻母方麵，有些子方言en、eng不分，yin、ying不分。但是總起來說，北京語音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同時與粵方言、吳方言、閩方言、湘方言等其它方言的對應關係也比較清楚。
那麽應該怎樣定義作為現代漢語標準語的“普通話”呢？其實這一點並不難，因為從1955年開始中國政府已經做了很多這方麵的工作。現代漢語標準語應該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為依據，具體來說，可以包括下麵這些要素：
以《漢語拚音方案》為標準的拚音書寫形式，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發音，以國家公布的簡化漢字為標準的書寫方式；詞匯方麵以普通話水平測試、漢語水平測試中規定的詞匯為標準；寫作方麵以法律文件為規範，以標準的說明文、政論文為規範，比如毛澤東著作可以作為政論文的樣板。
以上標準包括了口語和書麵語的運用。現代漢語標準語中“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比較難，因為文學作品很難有統一的標準。
區分通用語和標準語有利於作為通用語的普通話的推廣。
《南方都市報》2021年南都民調中心曾於2021年上半年發起問卷調查並發布《公眾語言習慣調查報告（2021）》。報告顯示，近四成受訪者以普通話為母語，七成受訪者經常使用普通話，其中90後00後年輕群體使用普通話的比例更高；在不同語言環境中，超六成受訪者與家人交流時使用漢語方言，八成受訪者在公共場合使用普通話；超七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普通話標準，學校教學是主要的學習途徑；超九成受訪者支持推廣普通話，使用程度越高支持度越高。這說明普通話作為通用語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
2021年11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全麵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國辦名義下發的全麵加強語言文字工作的指導性文件，《意見》明確提出了全麵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主要目標：到2025年，普通話在全國普及率達到85%；到2035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全國範圍內的普及更全麵、更充分，普通話在民族地區、農村地區的普及率顯著提高。
區分通用語和標準語有利於更好地推廣現代漢語標準語。
通用語是人們日常使用的，而標準語隻是通用語的一小部分，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把通用語都變成標準語。因此，對大多數人要求掌握的事通用語，而隻有一小部分人需要掌握標準語。2022年1月1日開始實行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管理規定》中規定下列人員要掌握好作為現代漢語標準語的“普通話”：
第十條 以普通話為工作語言的下列人員，在取得相應職業資格或者從事相應崗位工作前，應當根據法律規定或者職業準入條件的要求接受測試：
（一）教師；
（二）廣播電台、電視台的播音員、節目主持人；
（三）影視話劇演員；
（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五）行業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應該接受測試的人員。
第十一條 師範類專業、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影視話劇表演專業以及其他與口語表達密切相關專業的學生應當接受測試。
高等學校、職業學校應當為本校師生接受測試提供支持和便利。
第十二條 社會其他人員可自願申請參加測試。
在境內學習、工作或生活3個月及以上的港澳台人員和外籍人員可自願申請參加測試。
區分通用語和標準語對國際中文的教學和推廣具有重要意義。
2021年7月開始實行的《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就是中文標準語的一個嚐試。國際中文的教學可以以此為標準，而國際中文的通用語，即陸儉明先生等提倡的大華語，也可以以這個標準為參考。 “大華語”這一概念由陸儉明先生在《關於建立“大華語”概念的建議》中提出，陸儉明指出，大華語是以普通話為基礎而在語音、詞匯、語法上有一定彈性和寬容度的漢民族共同語。大華語從本質上說是全球華人的通用語，因此區分通用語和標準語不僅有利於大華語的推廣，還有利於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學習漢語，特別是在漢語考核方麵，大華語更具包容性和容忍度。很多人覺得漢語很難，其實漢語隻是不同於其他語言而已，特別是不同於印歐語係的語言。而以通用語作為學習漢語的入學門檻，標準不會太高，更有利於初學者保持學習漢語的興趣和熱情。
綜上所述，現代漢語包括通用語和標準語，現行的“普通話”包括了這兩個概念，我們有必要把它們區別一下。涉及現代漢語通用語和標準語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書麵語和口語的問題。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與大家分享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