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妹 仔
我下鄉到江永那年,大妹仔家裏正在替她說親。盡管她隻不過與我同年——16歲,當地人卻都以為理所當然。在那遠離城市的山旮旯裏,習俗像山一樣堅實,像水一樣深闊,結婚證遠不如一張手寫的紅紙婚書,大妹仔本人也幾乎沒有什麽發表意見的餘地。婚姻法?沒聽說過。
大妹仔不算漂亮的姑娘,但長得絕不難看。小小的瓜子臉上,五官顯得有點兒大。圓鼻頭、稍厚的嘴唇,那是純樸的當地人較普遍的特征;一雙杏兒眼卻十分耐看,透著小兔般的溫順與清純。瘦小單薄的身上,幾乎永遠是一件靛藍土布的大襟衣,同樣質地的寬腳褲子。
因為出工時婦女和半勞力總是在一起,我和大妹仔很快就熟絡起來。第二年夏天,我背扮桶(一種用作扮禾的方形大木桶)扭傷了腰,又中暑暈倒在田裏,生產隊便照顧我下午放牛。我們那地方放牛有兩種方式。地方大、有草場的,多半“養排牛”,隻要幾個牛倌,就能把隊裏所有的牛趕出去一起放養。像我們靠山邊的小村子,則是把牛分散到社員家裏,由半勞力下午各自牽牛去吃草。大妹仔正好也要放牛,於是那段日子我就跟她形影不離了。每天午飯後,我們牽著牛東山西山地尋覓好草地,一起采野果、烤玉米、煨芋頭,天南海北地神聊。
對於連煮飯炒菜都不怎麽會的我來說,大妹仔的能幹真叫人佩服。她幾乎能做所有的農活,還會做針線、打草鞋以及弄各種好吃的東西,像是上山采楊梅、雨後撿豆腐菌、在家裏打油茶、爆米花、蒸柚子葉粑粑……。而僅僅讀過一年半書的大妹仔對知青卻是又敬佩又羨慕:“你們是大地方的人,讀了十幾年的書,什麽都見過,什麽都曉得啊!”聽我們說起她不曾見過的火車、輪船、百貨公司……她那付神往渴慕的樣子,就像我們小時候聽那些令人憧憬的美麗童話。然而最讓她眼熱的,則莫過於知青們的穿著了(盡管那年頭我們也穿得十分簡陋,在那個貧窮的山村卻已是很時髦甚至 “豪華”),尤其是她沒有看見過、更沒有穿過的“繩子衣”(毛線衣):“唉,這輩子要是能穿上一件繩子衣,我死都值了!”
我和大妹仔都喜歡唱歌,雖然我們唱的歌完全不一樣。當地習俗,姑娘出嫁時要“坐歌堂”唱“哭嫁歌”,調子很簡單,就那麽幾個,歌詞卻千變萬化地數不清。那些歌沒有文字記錄,都是一代代“口口相傳”下來的。我沒有料到,大妹仔竟記住了那麽多首歌,像是:“正月好唱銅錢歌,一個銅錢值幾多,一個銅錢四個字,買馬錢少佩鞍多……”接下去一直唱到十二個月,還有好多各種各樣、長長短短的歌。這些歌那樣生活化,那樣的無所不包,有敘事的,有訴苦的,有出題難人的,還有罵人的,簡直讓我驚歎不已。很多時候,我和大妹仔坐在樹下,她一邊納鞋底,一邊細細地用假嗓唱歌。可惜我那時沒想著要學,如今早已記不得那些歌詞了。偶爾,她也學我們的歌:“媽媽她到林裏去了,我在家裏悶得發慌……哎呀,這些歌我們唱不來的!”她嘻嘻地笑著不肯唱了。
一轉眼就是冬天,大妹仔出嫁的日子快到了。平日溫婉的她似乎有些不安起來,出工時常常停住手上的事,皺著眉頭發呆;有時候喊她幾聲沒聽見,突然“醒”了,一付“驚弓之鳥”的模樣。那天隊裏挖花生,我跟大妹仔一人一條小板凳,共一個竹籃並排往前挖。看她沉默不語,我懵裏懵懂地開她玩笑:“嗨,想什麽呢,心飛去廣西啦?”“莫講笑,人家心裏惱火哩!”大妹仔歎了口氣:“我都曉不得廣西什麽樣子,那裏的人一個也認不得。”我知道,大妹仔最遠隻到過十幾裏外、區政府所在的桃川鎮。相親時,雙方也隻在湖南和廣西交界的龍虎關見了一麵。她隻曉得婆家在廣西那邊,跟我們隔著大山(其實就是南嶺山脈的都龐嶺),要走七、八個小時才到。於是我默然了,不由想起我們自己,被送到這千裏之外的無根之地,要不是有一群知青一起,該是怎樣的惶惑!
想到她就要遠嫁,以後再也難得長聚,我很想送她一點什麽作紀念,可又囊空如洗。翻開自己簡陋不過的家當,除了幾件舊衣服,就是一個用過的筆記本、一支舊鋼筆。我幾乎想把自己身上拆洗重織過好幾次的舊毛衣脫下來送她,可是孤身在外,我實在沒有可以替代禦寒的東西。還好,有一小盒沒開封的“百雀羚”(當時一種極普通的潤膚油),唉,就算是個心意吧。沒想到,當晚村裏就傳遍:知青小左也給大妹仔“添箱”了,好香好乖(當地話,意為靚)的油啊,比豬板油還白,從來沒見過的!大妹仔家裏也連忙按照當地習俗,請我在出嫁前一天去陪她“坐歌堂”、喝喜酒。
我們那地方的人家大都住土磚房,樓下是火塘,熏得黑黑的天花板和屋頂之間是一個極矮的閣樓,用來儲存糧食、雜物,也可以在上麵打地鋪。樓板上開著一個約摸一米見方的洞,上下樓就臨時搬個梯子靠在洞口。姑娘出嫁前,陪伴梳妝和坐歌堂的女伴們就跟新娘子一起住一晚並一直呆在樓上。
那天下午去到大妹仔家,村裏老人正用棉線替大妹仔“開臉”,梳起圓髻。她依然是一套靛藍土布衣褲,隻在衣服大襟上釘了一圈紅布條。相好的姊妹們都聚在樓上陪新娘,整下午地唱著哭嫁歌。
“苦櫪樹,苦櫪樹,年年起來開苦花,年年起來結苦籽,小妹落在苦人家……”,唱到傷心處,大家哭作一團;“兩捆枝枝一擔柴,大嘴媒婆兩邊抬,不打油茶不敬酒,等我添糠舀潲來”,唱到開心處,大家又嘻嘻哈哈笑得亂滾一氣。
傍晚,村裏一群男青年來到樓下火塘邊,“坐歌堂”才算正式開始了。整個晚上,男女對唱一會兒互相問難,一會兒又挑逗取笑,也不乏情意綿綿的合唱,偶爾還有即興的新詞。樓上樓下、男聲女聲、笑聲歌聲,還有看熱鬧的起哄聲,在鄉村的夜空裏回蕩。大妹仔卻並不參與,她隻跟著那歌聲默默地哭、笑、沉思,臉上那種羞澀、迷茫、憧憬、畏懼……交織在一起的表情,令我至今不能忘記。我不會唱當地的歌,隻有坐到她身邊,輕輕拉起她冰涼的手:“冷嗎?想什麽呢?”大妹仔搖搖頭:“我……曉不得……”,眼神就像被逮住關在籠子裏任人宰割的野兔,讓人憐憫得心痛。想到明天,她就要跟那隻見過一麵的陌生人走,去過一種完全不可預料的生活,我的心裏竟沒有一點喜悅,隻有深深的同情和悲傷。
第二天中午,迎親的來了。沒有花轎、鑼鼓,男男女女七、八個人,挑著一擔糍粑和紅薯酒,放了一掛鞭炮。大妹仔眼瞼低垂,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被引到一條腿有點兒跛的單瘦新郎跟前,接過一隻鐲子戴到手上。那似乎是一隻銀鐲子,很大。後來聽人說,這鐲子是“借”的,不過當道具罷了。午飯後,大妹仔夾在迎親隊伍裏漸漸走遠,一次也沒有回頭(據說回頭是不吉利的)。那以後好長的日子裏,我常想起她冰涼的手、表情複雜的臉和小小的穿著靛藍衣褲的背影,卻不見她回娘家,也無從知曉她的境況。
我離開那鄉村四十多年了,後來雖然好幾次回去,卻再也不曾見過大妹仔或她的家人。最後一回,在路上意外地碰見了大妹仔的媽媽。聽說大妹仔有三個孩子,如今已經做奶奶也做外婆了,生活過得比前些年好。是啊,苦難的日子過去,大家都慢慢好了,大妹仔也該早就穿上“繩子衣”了吧?
2013.1.8完稿於花生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