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進
德進是我們隊上一個奇人。看外貌,他與當地農民實在沒有什麽兩樣,個子不高,精瘦卻十分結實的身材,曬得黑黑的皮膚。但他兩隻眼睛特圓、特大,眼珠有些突出,讓人想起特寫鏡頭裏的猴。
德進之奇,一是他“煙齡”與“奶齡”異常的長,二是力氣特別大。他的“煙齡”跟他的年齡一樣大,“奶齡”則是超出常人數倍的12年!據說,他出生就有個肚痛的毛病,哭得聲嘶力竭什麽都哄不住。他那抽旱煙的娘佬(媽媽)偶然噴些煙到他嘴裏,哭聲竟奇跡般止住了。於是從“喂煙”到幹脆把煙袋塞進他嘴裏,那還不會說話的小嘴巴居然吧嗒吧嗒就抽起來了!到進小學的時候,德進帶著煙杆煙袋,一下課就趕緊摸出來吧噠幾口;還時不時要請假回去,抱住娘佬吃一陣奶。老師看著實在不像話,說了兩次母子倆都不喜,幹脆就不讀書了。他娘佬說,認得自己名字,曉得幾個數字會算賬,在鄉下作田盡夠了。
德進爺佬(父親)去世得早,他娘佬把這獨生子看得一口氣一樣。無奈死生有命,德進娘佬竟在他12歲那年也死不瞑目地走了。德進隻好跟他單身的叔叔一起過日子,兩條光棍稀裏糊塗掙紮著到了德進二十多歲,也就是我們下鄉的時候。
我們到隊上沒幾天就碰到燒石灰、挑管子(即燒石灰的原料石灰石)。大家挑著扁擔箢箕往管子山那邊走,我們發現好幾個社員的扁擔都不是直的,而是向上翹起。德進的扁擔更是翹得厲害,簡直就是初三初四的“峨嵋月”。“咦,你的扁擔怎麽這樣的啊?”有好奇的男知青拿過來一試,那“峨嵋月”剛一上肩就變成了“拱橋”!“哈哈!哈哈!”大家都笑起來。德進也笑了,卻沒吭聲。等到箢箕裏都裝上沉甸甸的石頭,我們才見識了那翹扁擔的妙處:隨著社員們穩穩的腳步,翹扁擔兩頭一閃一閃,節奏均勻上下跳動,顯得輕鬆極了。在我們這群剛下鄉一腦門子浪漫未來的年輕人眼裏,這哪裏是繁重的勞動嘛,簡直是健美的舞蹈!
挑管子是按重量計工分,勞動力強的,正是掙工分的好機會。社員們個個發狠,一擔比一擔重,漸漸就有了“比一比”的意思。休息的時候,我們好奇地去看會計的記錄。隊長說:“不用看,肯定是德進最多。”果然,他甚至比知青多出好幾倍。幾個年輕社員好玩,狠狠裝了一擔賭德進挑:“挑起了輸你一包豐收的煙!” 德進還沒吭聲,周圍的社員已經起哄了:“德進,雄起!”“起啊!起啊!”
德進瞪著眼睛看了幾十秒,突然一彎腰,馬步到了擔子底下。他深吸了一口氣,一挺腰,“叭!”扁擔斷成兩截!“再來,再來!”“用你自己的扁擔!”德進回身拿過自己的扁擔,再次鑽到擔子底下。隨著扁擔由上翹變成平的,再變得向下彎,德進的臉上也慢慢漲紅,緊閉的嘴巴裏牙關咬得從腮上凸了出來,額上、脖子上青筋鼓起,眼珠子突得恨不能掉出來。突然,一聲粗重的“哼!”從腹腔深處直噴出來,德進瘦小的腰挺起來,還踉蹌著挪動了兩步!“好——”人們歡呼著把大秤拿過來,分別抬起兩頭一稱,天呀,統共507斤!一個男知青不肯置信地摸著德進的身體:“你這是鋼筋鐵骨啊!”突然,他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叫起來:“哎,你們看,德進的肋骨不是圓的,是扁的一根根連著像塊板咧!”“真的?”好幾個人伸手跳上去,德進嗬嗬笑扭著身子逃跑:“哎,哎,別亂來,癢死了,癢……”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次真是德進最“活潑”的一回。平日他很少說話,也從來不跟其他社員一樣開些粗俗的玩笑。他們叔侄兩田裏功夫都不錯,也同樣安靜和善,從來沒有為派工、為工分、為分配跟人爭執的事。我們知青每人有一個“師傅”,因為德進家不是貧農,沒有人分到他們名下,這樣他們跟知青打交道也就不多了。但出集體工時,無論社員或知青,跟他們分到一組總是十分樂意的。如今想來,嬌生慣養到12歲的德進,要操出那樣的勞力和田間手藝,也不知吃了多少苦!
65年秋,全縣動員修源口水庫,每個生產隊要派兩個勞力去工地。我意外地得知隊上派了我和德進。派德進,是因為他勞力好又沒有牽掛;派我,據說是公社點名,營裏(每個公社編為一個營)要我去搞宣傳,教大家唱歌。到江永一年,我去過最遠的地方是15裏外的桃川鬧子(集市),聽說源口比桃川還遠十幾裏,而且水庫要修到第二年春天,對我來說,無論時間還是距離,都可謂是“長征”了。
9月的驕陽下,我和德進背著行李動身了。路上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兩句,德進除了簡單答幾個字,就是默默走在前麵,偶爾回頭來看一眼。走了一程,汗珠子漸漸冒了出來,有些唇焦口燥了。我正在東張西望看看哪裏可以找點水喝,德進好像後腦勺長著眼睛,頭也沒回地問:“口幹不?我這裏有水。”說著回身遞過一個竹筒,又補充道:“新的,沒用過。”果然,那竹筒的青綠色還未褪盡,白白的竹節中隔上開了個洞,塞著一個刨得光光的新竹塞,兩邊耳子上還沒穿上繩子。怪不得我沒看見,他把竹筒塞行李中間了。我高興地接過來:“你帶著水呀,我正想看看哪裏有水井或者小溪呢!”那時我們早已習慣喝這些生水了,江永的水質很好,無論井水、溪水、河水都清清亮亮、甜甜的,比城裏自來水一點也不差。
我毫不客氣地接過竹筒猛喝一氣,遞回去德進卻沒喝。“你不喝呀?”“我不口幹。”德進不知怎麽臉都紅了,低頭把竹筒收起。第二次,又是如此。快到桃川時,路邊有棵大樹,他說:“洗下手吧。”(我們那裏,出工休息就叫“洗手”,可能是滿手泥巴,休息時先到水田裏洗洗而來的吧。)樹下的石頭被人坐得光溜溜的,不遠處還有個給人方便的小茅棚,可見是常有人休息之處。德進變戲法似的掏出兩個熟紅薯:“吃吧,還有一半路呢。”“還有紅薯啊,一人一個!”我喜出望外接過來。德進把竹筒水放在我旁邊,徑自往田埂小路上走去。我眼光遠遠地跟著他,哦,原來快到村口那裏有個水井。
到達源口已過晌午,在食堂裏吃點冷飯,德進陪我找到住的地方,一個蠻梗(當地一種植物,常用其杆建房)作骨架糊上泥巴的草棚。地上鋪了些稻草,看鋪蓋已經住了三四個人。我走累了,靠在背包上動都不想動,隻想睡一覺。正要朦朧過去,聽到外麵輕輕叫我名字。起身一看,是德進,手裏提著一大桶熱水:“走累了,洗個澡,那邊是婦女用的。”他指指右邊的棚子。我感激地接過來:“多謝你!”德進的臉又紅了,急忙掉頭就走。平日與他接觸少,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德進會有這樣的細致和體貼,跟女孩子打交道又是這樣的羞澀!
我們營裏隻有我一個知青,未免覺得有些孤單。大概也正因為這樣,我又時不時給社員唱唱歌或者教他們唱,大家對我都很好,德進更是不聲不響時時照顧。出工時,他總是在我附近,挑土、挑石頭都給輕的,抬石頭隻管把繩子往他那頭拉。收工了搶先提桶熱水給我(食堂裏隻有一口大鍋,搶不到就隻有到河裏洗冷水了),每次我一道謝,他就臉紅。我實在不好意思老要他照顧,不過幸虧在營裏隻呆幾天就調去水庫指揮部宣傳隊了。那裏十來個人幾乎都是知青,大家成天唱唱跳跳的。雖然壓力也大,上午出工,每星期還要出一台節目,卻實實在在是如魚得水,樂在其中了。自此我很少去營裏,倒是德進每次回隊上都要來跟我說一聲,看要不要什麽東西,有什麽事沒有。
無獨有偶,69年我又一次跟德進一起走長路,這回徹底是他幫我的忙。那年冬天,我接到家裏電報,與我相依為命的養母中風了。接到電報已是下午,如果走路到桃川,第二天坐車到縣裏,第三天坐長途車到冷水灘,然後轉火車到長沙,要三四天的時間。我等不得了,決定取道廣西栗木,坐汽車去全州搭火車趕回長沙。可是從隊上到栗木要走三十多裏路,最要命的,是要走夜路翻大山。那是湖南和廣西交界的都龐嶺一脈,山高路險,而且正逢文革時期,到處都亂。
聽說我家裏出了事要回去,來了好些知青和社員,紛紛幫我出主意,還拿了些花生柚子什麽的來。同隊男知青王宇文自告奮勇送我去栗木,但我們兩個仍然有點路生膽怯。德進說:“我也去。”我匆忙收拾東西,德進不聲不響回去拿來一根扁擔換下我的:“用這根,結實。”王宇文也說:“好啊,萬一有事就是武器。”
漆黑的夜晚,我們三個人在莽莽大山裏摸索前行。山路像一條隱隱約約的灰色帶子,在坡坡坎坎的灌木叢和林中蜿蜒。冷風呼嘯,鼓起陣陣林濤,還有些不知道什麽東西古古怪怪的叫聲。我心急如焚,無心說話;王宇文平日是個愛熱鬧的小夥子,這時也隻不時安慰兩句。倒是德進說話多了,他挑著行李,還說起城下公社有人打賭,男人穿花衣上街給當流氓抓了;說三隊隊長的水牯牛跟鄰村廖家崗的牛打架,把人家的牛頂翻摔斷了一條腿人家要賠;說廣西奶仔(男孩)總喜歡到湖南來娶媳婦,因為這邊的妹仔(女孩)比較乖(漂亮)……每次不知什麽古怪叫聲傳來,也是他念叨著:“不怕,不怕,不要緊!”儼然是一位保護人。
也不知半夜幾點,我們摸到栗木汽車站。那是個極簡陋的小站,一棟小小的房子,一邊是工作人員值班、休息的地方,另外一邊是候車室。從窗口看去,裏麵放著幾條木頭長椅,靠值班室牆上挖了兩個賣票的小窗口。周圍燈光昏暗,裏裏外外一個人都看不見。天慢慢亮了,我等在窗口第一個買票,急急忙忙拖著行李、在他們囑咐著“小心”中上了車。車頂沒有行李架,包裹、籮筐、雞鴨……跟人一起擠在肮髒斑駁的車廂裏。從車窗殘破的玻璃往外看,站台上兩個小小人影迅速掩去。抱著提包,撐著德進的扁擔,盡管周圍人聲嘈雜,我卻突然有了一種孤獨的感覺。這世間常常會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我怎麽也沒料到,德進這條扁擔後來竟然變成了我結婚的家具!
七十年代,木材奇缺,像我們這樣既無錢又沒有門路的回城知青,想搞點木材作結婚的家具真是難於上青天。我們的“大衣櫃”是知青老公自己做的。板料用雜誌那麽小塊的模壓紙板一塊塊粘成,為了遮掉拚湊的痕跡,他刮灰、打磨了好幾遍,又“一鞠躬,二鞠躬”地刷好多次漆(一米八高的櫃子,要一刷子到底,自然隻有不停地“鞠躬”了)。方料是一個破“繃子”(用棕繩編織在中間的床墊)改的,最後中間隔板實在沒有支撐物,就把德進的木扁擔作了一根橫梁。嗬嗬,幸虧我帶回來的不是他那根“峨嵋月”!
後來我師傅評上先進,到長沙來開會,住在東塘的一個招待所。我去看他,請他出來吃碗肉絲麵,聊了好久。說起村裏的事、村裏的人,也說起德進。師傅說,他一直沒有娶親,現在過繼了姐姐的一個兒子,也快成人了。師傅帶去我的地址,沒料想兩個月後我收到了德進的信!村裏識字的人不多,也不知道是誰替他代的筆。懷著對那塊土地的掛念和對德進的感激,我連忙回了信去,前後往來怕也有七八封。之後他再沒有信來,我也忙自己的沒再通信了。
九十年代初,我隨老公到了馬來西亞。不到一個月,公司打電話來問我,江永來了一封特快專遞,要怎麽處理。我們公司有外貿業務,國際電話和傳真都還方便,我就請他們傳真給我。一看,竟是德進兒子寫來的告急信,說德進住院,要借兩千元救命!我連忙告訴老公,盡管當時兩千元對我們來說已是很大的數字,但他說:“兩千塊救一條命,值!”我們馬上打電話到長沙,請家人湊齊錢電匯過去了。
93年,有事去廣西,我們特地抽出一天,繞道回到當年下鄉的地方。我倆下放的村子相隔約20裏,為了趕時間,我們找原來水庫宣傳隊一個當地隊友借了兩輛單車。在那個留著我很多難忘記憶的小村裏,久別的社員極其熱情,鄉情還是那樣的純樸厚重。但我沒有看見德進,聽說他搬去附近的廖家崗住了。
傍晚踏上回程,我們感慨地談著山村依舊、人事已非的第二故鄉,忽然看見遠遠小路口上一個瘦瘦的身影。德進!我直覺地感到那是德進,果然是他!還是那樣黑瘦,還是那圓鼓鼓的眼睛,還是那安靜沉默的笑容;可是背已經微微彎曲,頭發也已花白了,空落落在夜風中飄著的衣服裏,顯然已經不再是當年挑500斤的強壯身體!我不禁有些感傷:“你的身體都好了麽?生活過得還好嗎?”“好,好,我聽說你回來了,就走啦?”他說著垂下眼睛,似乎又紅了臉,黃昏裏看不清楚了。“是啊,這次沒有時間了。這是我老公。”“哎,好,好。”德進囁嚅著:“多謝你們……我住院……現在……”我忙打斷他:“別放在心上,人好最要緊,你自己要好生養息啊!”他遞過來一個小包:“路上吃。”我們連忙道謝接過來,摸得到是一包花生米。怕他尷尬,也怕天晚,我們趕快告別了。
夜風中,德進小小的身影一直佇立在小路口,老遠老遠還看得見。
2013.1.27完稿於花生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