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知青”
好像一件外衣,也好像一種身份,或者,是個人的某一個標簽,某一種特質,總之,很多場合都會體現出:我是一個知青。朋友,大多是當過知青的人;談話,常是有關知青的內容;寫作,印象最深的是當年的知青生活;思考,很多事物都免不了拿它與農村生活作比較;做事,不知不覺還常用著下鄉時學來的方法。不錯,我就是一個知青,不管生活在何處,都是一個深深打上知青烙印的人。
知青這名字並不高大上,相反倒是很接地氣,因為全中國有近兩千萬人當過知青,六、七十年代城市裏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孩子下過鄉。可知青其實是很了不起的,該是冠古絕今、舉世無雙的一代人吧,沒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年代能出現這麽特別的群體。知青也成就了最複雜的一群人,上至國家最高領導、尖端科學家,世界各行各業的精英人士;下至下崗工人、家庭婦女、靠低保維持生命的底層平民。雖然締造了一段曆史,知青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卻各持觀點,甚至針鋒相對,爭論不休。離蓋棺定論還有些年頭,將來的正史野史會怎樣記載?
其實一般人概念裏的所謂“知青”,並沒有包括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為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政府組織移居農村的城市青年,或者到邊遠地區建立農場的城市青年,以及很多在城裏讀了書回鄉務農的青年。人們所說的“知青”,大約是從六十年代初輿論上捧出的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幾個知青典型開始,到文革前、文革中大規模上山下鄉,最後以七十年代末由單位組織職工子弟下鄉結束。
知青一代下鄉時間錯落,算來至今該是五十年前左右的事了。當年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如今都已屆不惑至古稀的年齡。回首往事時,雖然情緒、觀點各不相同,但那段經曆的刻骨銘心是一致的、必然的。按古人的說法,“五十而知天命”,知青的五十“知齡”又怎能不引起廣泛而深刻的反思?於是社科人文方麵的研究、網絡和實地研討、博物館紀念館、出版物電視劇、文藝匯演和組織返鄉活動……雖然多半是民間在組織運作,但也熱熱鬧鬧四麵八方不時有消息傳來。已屆退休年齡的人們成熟了,對上山下鄉有更多的思考,對逝去的青春有更多的留戀,他們希望給這個世界留下自己最難忘的回憶。
我可能是比較宿命的人,尤其出國以後眼界寬了些,才知道原來很多事情的緣起和發展都很複雜,甚至是匪夷所思。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個人仿佛是大海裏的一滴水,田野裏的一株草,大漠裏的一粒沙,對大環境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一個人何時出生——是國泰民安、風平浪靜,還是戰火硝煙、運動變革的年代;或者出生在哪裏——哪個洲、哪個國家,城市、郊區還是農村;甚至,是哪一個家庭——是權力高層、富豪之家還是平民百姓的家裏;能由自己選擇嗎?不能。普通的水滴、小草、砂礫被動地經受著陽光雨露、風霜冰雪,卻並不知道、更無法左右那太陽與雲層之間的變化。知青大多是一介草民,起點太低了,國家、社會的上層離我們太過遙遠,那裏發生的一切我們想都想不到。唯一能做的,隻有在自己出生的環境裏,盡可能編織自己的理想人生了。
關於知青問題,官方是有結論的。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據說李先念還加了一個不滿意,叫國家不滿意。1981國務院知青辦《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說了幾層意思,一是知青上山下鄉是根據我國人口多、底子薄、就業難的國情,解決就業的一次大試驗;二是把就業問題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三是對知青誌在四方、勇於承擔國家困難、艱苦創業的精神予以肯定;四是這條就業渠道也不能堵死,應根據曆史的經驗和形勢的發展搞活,講究實效。
官方結論有了,絕大部分知青返城又過了半輩子,“試驗品”群裏卻還一直在爭論著“青春無悔”還是“有悔”,其實這就是個偽命題。1800萬知青,數十年的時光,裏麵各種情況是何等的複雜,一代人的情懷豈可一言以蔽之!況且所謂“悔”,是人針對主觀思想行為的一種情緒,隻能自己對自己負責,不能包辦或替代其他的人。知青下鄉時,環境與情勢對一群十多歲年輕人的影響,幾乎完全不是自己所能主宰的,完全被動的行為,又何談悔與不悔?如今提問也好,討論也罷,事實擺在那裏,不管有悔無悔,不要把一代人的青春冠在前麵。
就我個人來說,並沒有什麽後悔,但也絕不唱高調。我的確是自願下鄉的,那是在品學兼優高中卻不讓我進入的憤懣之下,也是在自以為“天生我材必有用,下鄉也能幹出成績”的幼稚想法中。其實當年即便不因“貫徹階級路線”下鄉,留在城裏也同樣是運動一個接一個,境況好不到哪裏去,五十步與百步之遙罷了,大環境其實已決定了我們的命運。當然,人還有偶然的機遇,有些能抓住,有些隻能眼看著在天空飛過,這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不如視之淡然。回想走過的路,我很明了自己的得失,除了少年下鄉沒能抓緊時間好好看書學習,我沒什麽好後悔的。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在能力範圍以內,已經盡可能按自己的意願活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