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

第二封

Helen：

按農曆算，今天已經是2020年的二月初二了。

北京已有了些許春意，而香港估計已然暖風徐徐。隻是，不知道香港的理發店是否都已經正常營業？中國人講究二月二龍抬頭，今天，也是該去理發的日子。

隻是新冠病毒的疫情似乎還一下子也看不到頭，北京的理發店大都還未營業。我一家四口，三個男人，發型分別是毛寸和板寸，都是半個月需要打理的，現在倒好，一個一個長毛賊一般。我隻好在網上訂購了理發工具，等到貨了，準備試試身手。

前幾天收到你的第一封回信，才知道你確切離開中國的日子已經是1990年的夏天而非我之前認為的1989年的夏天，也才知道你離開中國時除了有與W先生團聚的喜悅，更有要逃脫父母的迫切。雖然每個年輕人都必須要經由離開父母、否定父母才能獲得成長的動力，但是我們的父母，他們這一屆人，好像有個共性就是不會愛孩子，或者其實就是不愛孩子。這種不會愛以及不愛，還是給我們帶來了許多負麵的影響。

我想我們不約而同地用力愛我們自己的孩子，與我們的父母對年少的我們曾經大同小異的輕慢和有意無意的傷害，應該是有關係的。

今天不說這個，孩子的話題可以放到以後慢慢聊。今天我想跟你說說1989年的夏天，那時候你已經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宿舍，我要說的故事也許你是第一次聽到。

1989年的夏天，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敏感的夏天。以我個人極其淺薄的政治素養，根本沒有能力去做什麽分析判斷和解讀。我隻能說，那個時候我的感受其實很不好。就像今天的疫情給我的感受一樣，它讓我覺得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亂，平淡無奇的日子被攪動，有一種惶恐和沮喪。而我要說的這個小故事，也許可以從一個很小的側麵看到那時候年輕的我們有多美好，就有多無知，有多勇敢，就有多脆弱。

S就那樣突然偷偷跑去外灘了。你離開之後我是她最親密的朋友和同學以及小媽。那時候公交全停了，我一個人從學校一路由西往東走到外灘，竟然一點不覺得累，心裏全是對s的牽掛和擔心。

我買了一罐潤喉糖和一大塊巧克力。我把糖倒出來，又把巧克力敲碎了裝進潤喉糖的罐子裏。因為聽說學生領袖要檢查我這樣的“探視者”究竟有沒有帶食物，按照當時他們的規定，我隻能帶潤喉糖，巧克力是絕對不允許的。嗯，這裏大概要告訴孩子們，當年很多學生都跑去外灘集會了，參與集會的學生自發地不吃任何食物。

我在宿舍裏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眼淚嘩嘩地往下流，無聲地流，流得很長很長，我覺得那些眼淚啊，一直從我的眼裏流到宿舍地板上然後好像嘩嘩、嘩嘩地都要湧進走廊裏了。我真的很傷心很害怕，以至於我們係比我們低一屆的一個男生衝到我麵前突然跪下說，他不是個男人，他怎麽可以不去外灘而讓S一個女孩子代表我們係去了外灘呢？

當然我沒有搭理他，他罵完自己不是個男人最終也沒有去外灘。30年過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個男人。

而當我終於耗時2個小時走到外灘，當我手裏緊緊地捏著那罐潤喉糖跟學生領導費盡口舌，當我得以步入外灘的核心區域，遠遠地看到S的時候，我驚呆了。

我現在已經不太清楚我的記憶是否還客觀，是否經過30年的反複加工，它已經完全變了模樣。但是驚呆了的感覺我想不應該有錯。

你應該知道當年位於外灘的上海市政府那棟樓的模樣，我聞到初夏的微風裏裹挾著陽光的味道在這樓的前麵飄來蕩去，我看見一棵很寬大的梧桐樹下坐著S，她的身邊是一個長發飄飄的男生，關鍵是男生還抱著一把木吉他！S,我們親愛的S，很安靜的表情……為什麽我的記憶竟然停留在了這個畫麵？竟然是如此美好宛若一個木吉他夏令營？我覺得吉他的聲音，長發男生的歌聲，S安靜的淺笑，就這樣在我的記憶裏美了足足30年。奇怪嗎？

事情很快過去，風波終究平息，一切如常。其實，我和S像大多數大學生一樣並不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麽，也並不能了解它對我們將會產生的影響。彼時彼刻，對我們而言，隻是那長發男生開始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裏，短暫而又新奇。

我到今天也記得他的名字。他姓劉，搭配著一個出現在成千上萬個中國男孩名字裏的那一個字。

劉，來自北京。

劉，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裏主要是為我們翻譯崔健的歌詞，那時候，含混不清的北京話對我和S都是個障礙。

秋去冬來，轉眼便是1990年元旦。

1989年的最後一天，我沒有住在學校的宿舍，我留宿在S的家裏。

1990年的第一天，清晨，特別早，特別、特別早啊，S還在熟睡。門鈴響了。

我爬起來打開房門，門口S家的信報箱裏，突然有一支怒放的紅玫瑰靜靜地看著我。對，一支，就隻有那一支。

我愣了一下，探出腦袋，就看見了劉在自行車上倏忽離去的背影。我把花從信報箱裏取出來，花瓣還有好聞的香氣。

劉就讀的學校在江灣五角場，騎自行車來到S家應該花了不止2個小時。

好了，這個小故事到此就結束了。這之後，劉退出了我們的生活。

這朵玫瑰花，既是開始也是告別。

                                                                                                 Jin

                                                                                2020年2月24日

Jin：

看了你的來信，想象著你給家裏三個男人理發的樣子。這場疫情改變了很多原本生活的狀態，連我父親也不得不留守在家裏了。你知道，過去的幾十年，父親除了大年初一辦公大樓關門，他無法進入。其餘的364天，從早上8點到下午6點，他每天都在辦公室，中午回來吃個飯小憩一會兒就又回去。夏天的時候他索性就帶了午飯，搬了張躺椅在辦公室休息。甚至連我弟弟剛剛去世的那幾天，他都沒有留在家裏陪母親。我總以為，他的工作是必須在辦公室才能完成，但是從封辦公大樓至今已經一個多月了，他在家裏工作並沒有受到影響。

香港已經變暖，被疫情困在家中的人們都紛紛奔向戶外，有的行山，有的海釣，有的燒烤。在家工作的人多了，地鐵在繁忙時段都顯得寬敞起來。前兩天去灣仔的政府大樓辦事，地鐵上看到一個外國人不戴口罩，我以為她買不到，好心地遞上一個包裏額外備用的口罩，誰知她婉言謝絕了，說她有口罩但是覺得不需要戴。我心想，肯定是SARS的時候沒在香港，經曆過SARS的香港人，怎會不知道SARS的厲害呢！

我家鄰居的男主人是一個剛剛從美國搬到香港的執業律師，911 的時候在紐約的世貿大樓裏逃出生天，大難不死，結果舉家移居香港後去北京出差，染上SARS。所幸他自知不妙，飛回香港時從機場直接去了醫院沒有回家，從此再也沒有出來。死神一路追殺，逃過911卻沒逃過SARS，留下年輕的太太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大女兒和我兒子同班，現在也是25歲了。太太後來帶著孩子們離開了香港這塊傷心地，遠赴澳洲。臨走前，太太為了給孩子們留下爸爸的記憶，出了一本書《好爸爸，忘不了》，裏麵都是孩子們寫得歪歪扭扭的想念爸爸的話和蠟筆畫出的爸爸的樣子。十幾年過去，我完全忘記了孩子們的相貌。一個生命的消逝，一個溫馨家庭的破碎最後在我的記憶留下的隻是這本孩子們懷念爸爸的書。就像30年前那個轟轟烈烈的夏天，讓你刻骨銘心的是一朵怒放的玫瑰。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我努力地想象我們的S安靜地坐在男孩身後的樣子，為何剛剛開始就匆匆結束了？S剛進大學的時候穿過粉紅色的束腰連衣裙，寶藍色的大擺裙，她還穿過鮮黃的上衣和黑色的燈籠裙，我笑她象一隻亭亭玉立的蜜蜂……或許她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安靜的女孩，我不知道為什麽同學們都喜歡她Tomboy的樣子，喜歡她聳起肩膀，把手插在褲兜裏，被稱為“爺”的樣子。我很慚愧，我人在上海，也住在學校的宿舍，竟然沒有注意你因為擔驚受怕眼淚都流成了河，而我則心猿意馬地等待一個不知道是應該歡喜還是應該傷感的結局。

老公（那時候還是男朋友）從科學院退了學，賠了8000元人民幣給所裏，背水一戰。那時候的八千算是巨款，他家拿不出那麽多錢，是我父親出國回來後把大件小件的指標賣給了同事才湊齊了這筆錢。他專門去了一趟南京拿這筆現金，然後找了一個看似破爛以免招人現眼的旅行袋，橡皮筋捆起厚厚的一疊疊10元麵值的人民幣再用粗糙的牛皮紙包著，上麵還壓了一隻溫熱的烘山芋。從南京回到上海的列車上，他的眼睛從來都不敢離開那個旅行袋。賠了款，檔案退回原籍的街道再曆盡艱辛辦出護照，錄取通知書卻因為獎學金還沒到位遲遲沒有發出。

我絮絮叨叨說了這麽多，是想告訴你，我那些日子早出晚歸，甚至不歸，沒有出現在宿舍，是因為我在上海的另一個角落裏等一個叫做電傳的東西——是的，現在已經消失，當時是一種比電報先進，不用電碼，而是直接用英文發送，但又比傳真落後的通訊工具，能夠收發最近的地點在黃陂北路盡頭的電報大樓。大樓很高，門口的廊柱很巍峨，或許是因為從這裏發出的電波可以通向遙遠的世界各地，更有一種高不可攀的姿態。12個小時時差的關係，我們很多夜晚9:00以後就出現在這裏，等到第二天清晨5點鍾西半球的秘書下班。老公的博士導師說材料齊全研究生院就發通知書，他就會發電傳，叫我們務必每天去看看，萬一需要補充材料可以及時通知我們。他想象不到連家居電話都沒有的我們，等一份電傳都這樣千辛萬苦。

 

這一年的黃梅天似乎來的特別早，多數的日子都是陰雨連綿，我們在食堂吃過晚飯就披著雨披騎車奔向電報大樓。那時候上海的夜生活隻在個別的小街小巷悄然繁華，唯有電報大樓的孤燈長明。等候區有聯排的椅子，幸虧椅子之間沒有扶手，後半夜困意襲來時，我們可以將身體縮在雨披裏避過蚊蟲叮咬，和衣橫躺在椅子上。很多天，我們在清潔阿姨的竹枝苕帚的“刷刷”的清掃聲中醒來，迎接黎明的第一縷晨光。我還要告訴你，我至今最愛的早餐仍然是大餅油條鹹豆漿，這麽多年，我仍然想念電報大樓隔壁小馬路上的小吃店裏那第一鍋新鮮的滋味。

記得那天，仍然下著細雨，我們又騎在去電報大樓的路上，等了整一個月了，退路已經沒有了，卻還在等著通知書才能去辦簽證，等的身心憔悴。騎到半路，我的車壞了，鏈條攪在一起，這輛老爺車時不時地會出幺蛾子。雨不大，卻下得細。把街燈的光淋得有些慘淡。我不想去了，這種雨天，這種心境……可是我還是跟老公說你騎車先去，我走過來。我就在細雨裏走，腳下的那雙假耐克鞋濕了，襪子粘在腳底像趟著兩塊爛菜皮。總算踱到了大樓，連日來的等待我已經沒什麽期盼的心情了。

我穿著濕噠噠的雨披坐在椅子上，心裏正想著這恐怕又是一個杳無音訊的漫漫長夜時，老公遞過來一張薄得透明的紙片，上麵是博士導師——未來的恩師George Chaconas發過來的寥寥數語：全額獎學金，通知書已發出。我盯著半紙黑字看了半天，應該是開心的，卻怎麽也笑不出。因為總有下一步－－別離。走多遠，我知道；走多久，我卻不知道。

現在，看到朋友在微信曬周遊世界的圖片，我常常驚歎出國已經是如此尋常，如此漫不經心了。30年前的一本護照、一紙簽證、一張機票隔開的不僅是千山萬水，也是無法預測的未來。就象那朵紅玫瑰，那麽美好的開始，以為會有同樣美好的結局，但真的卻沒有。

 

                                                                   Helen

                                                                20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