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封

Jin：

 

上封信寫的是與病毒擦肩而過，望月樓”以新病毒的首個爆發點載入史冊。之後的日子裏，香港的衛生署每天都通報每一個可以追蹤到的病例。那時候尚能清晰找到的傳播鏈隻有兩條：一條是違反防疫規定在自我居家隔離期間跨區聚會吃喝的空少；另外一條傳播鏈是空姐母女。說起第二條傳播鏈，不得不提政府匪夷所思的防疫政策：空姐其實並沒有違反防疫規定。她完成飛行任務之後便回到社區居家隔離，她老老實實並沒有出去聚餐。但是，她的居家隔離同內地的居家隔離完全是不同的標準。她是同家人同住的，而她的家人是沒有隔離要求的。於是，她的母親自由出入，和朋友約飯，打牌，廣場舞，這一條傳播鏈便一代接一代地傳了下去，其中有一條分支便傳到了把政府高官也都一網打盡的“洪門宴”。

 

全世界都飽受Omicron暴擊，按說空服人員的風險很高，而他們的居家隔離政策一直都是如此。難道這不是個漏洞嗎？當然是，但是香港寸土寸金，普通市民不可能有條件閑置一套空房專門為隔離用。這個政策沿用了這麽長時間，也並非萬無一失，中間有過也是空服人員隔離期間進入社區。幸運的是那時候不是Omicron，傳播力沒有那麽強大，每次也都及時追蹤到確診病例而沒有擴散開去。

 

然而運氣不是每一次都如影相隨，尤其Omicron的到來根本不允許有任何僥幸機會。

從“望月樓”到“洪門宴”，政府衛生署每天例行發布會上的數據，漸漸令人不安：開始出現了沒有源頭的個案，起初一兩個直到越來越多；正當衛生署抽絲剝繭，順藤摸瓜時，一個從巴基斯坦返港婦人成了壓垮靠運氣支撐的防疫係統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個婦人如何感染Omicron至今成謎，她入境後在指定的隔離酒店隔離了21天後，做了多次核酸檢測均是陰性。按照規定，她必須在回家後的第三天和第七天再提交兩次深喉唾液樣品。這一次，結果卻是陽性。衛生署大驚失色，這位婦人的家狹小擁擠，人口眾多，而且在社區已經有四天之久。於是，密接者全部都被要求核酸檢測。這一測不得了，一家人七八口人全都是陽性，無一幸免。這時候，大家都知道大禍臨頭了，這七八口人潛伏期間天天都活躍在社區。

 

果然短短幾天後，一個大型的公屋不斷地發現確診病例，發現一例圍封一棟樓。結果幾乎每棟樓裏都發現了零星病例，樓也就越封越多。如何會同時冒出這麽多病例呢？追本溯源是這個巴基斯坦婦人的丈夫，他在潛伏期間曾經涉足每一棟樓的垃圾房搜羅可以變賣的舊貨。他從事這個行當應該有不短的時間，因此每棟樓的清潔工他都熟識，可能有過短暫的除去口罩的攀談。而這些清潔工又在每一層樓工作，疫情就這樣如泄洪決堤一般咆哮著奔騰到四麵八方。

屋漏偏逢連夜雨，這邊廂Omicron爆發，原本安安靜靜的Delta老病毒也借著倉鼠襲擊社區。盡管政府當機立斷人道處理了所有倉鼠，但是疫情還是擴散了。至此，社區的傳播鏈已經無法追蹤，疫情開始全麵失控，亂象重生。

 

政府的安心出行軟件不停地提示你到過的地方有確診病例要求你去做核酸檢測。Omicron在“望月樓”初露猙獰之時，我和W教授被要求做了5次核酸檢測。前四次完全不用排隊，工作人員比被檢測的人多。到了第五次檢測時，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但是等候時間也不過10分鍾而已。兩個星期以後，香港所有的檢疫站都人滿為患，隊伍一眼望不到頭。那幾天，正值香港農曆年之後少有的春寒料峭，寒風夾雜著蒙蒙細雨，濕冷陰鬱。等候時間動輒都是兩三個小時，尤其令那些行動不便，身體欠佳的老人們苦不堪言。

 

白車（救護車）不斷地將病人送進公立醫院的急診室，醫護們冒著風險，疲於奔命。病房已經滿額，候診區也安置不下，病人們就隻能在醫院門外等候。帳篷都來不及搭，有些病人就睡在露天。你若是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這些景象，並不是第三世界，也不是有人別有用心抹黑香港，全都是事實。你在香港生的你家弟弟，你可以想象嗎？這是國際大都市香港，這是距武漢疫情爆發至今已三周年的香港，這是由世界上薪水最高公務員團隊管理下的香港！

歐美被Omicron重創之時，香港的馬照跑，舞照跳，完全沒有未雨綢繆，為傳染力極大的Omicron製定不同應急措施。當社區的確診病例開始幾何式增長，政府根本沒有一套明確的指引。比如被要求檢測後的市民在檢測結果出來前是否應該自我隔離，畢竟這些市民都存在感染風險，而檢測結果通常滯後兩三天；大規模檢測開始後，甚至嚴重滯後一個星期。比如得知陽性之後是等政府通知派車來接送到隔離營，還是自行去隔離營報到。而防疫團隊已經焦頭爛額，無力運送暴增的陽性病人時政府又建議在家檢測後確診陽性的病人自行去醫院。於是，無論是強檢的還是自測的都齊齊奔向了公立醫院的急診室。一位在急診室工作了十餘年的護士接受訪問時大罵政府信息混亂令醫療係統迅速崩潰，情況惡劣到急診室放滿病人和逝者。病人等候上病房期間過身的多不勝數，醫護不眠不休仍難以無法招架。

 

這時政府又開始呼籲輕症的病人居家自測自愈，重症才去急診室。問題是居家的病人沒有任何支援，網上出現的“香港人好難”並不是笑話：自己到處搜羅核酸測試盒；自己給自己定期做核酸檢測；檢測結果陽性要自己做登記；登記後要自己在家隔離；隔離期間要自己找藥醫好自己；隔離期間要自己想辦法搞定三餐；隔離多少天由自己決定……

我朋友的親戚居住在天水圍的公屋，老夫妻倆都年過八十。第五波Omicron疫情爆發以來，兩人深居簡出，即便必須出門都做足了防疫措施。但是，老先生仍然不幸感染，至今仍然無法確定感染途徑。自己推測是去過一趟擁擠的街市。香港的街市絕大多數仍然使用現金交易，或許是紙幣上的病毒亦或大聲吆喝的菜販們沒有好好戴口罩。老先生開始喉嚨痛，頭疼乏力時知道不妙，用自備的核酸檢測盒測了之後果然陽性。看到新聞裏播出的急診室慘況，決定自行在家觀察。當時老太太自測還是陰性，但是也明白變成陽性也是分分鍾的事。家裏空間局促，沒有囤積太多的食品，老太太不得不在必要的時候外出購物。果然，沒多久老太太也轉陽了。兩人居家隔離數日，冰箱空了。我朋友給他們網上購物，結果送貨上門的排到三個星期之後，老太太隻得再次出門購物。

 

這碰巧是我朋友的家人，而像這樣孤立無援，連自救都如此艱難的情況，就是市民的日常，比比皆是。有的本來五口之家隻有一人感染，但是密集的居住環境無法做到嚴格的隔離，硬生生地傳染了一家子。

 

衛生署每天都例行召開新聞發布會，我非常好奇這些官員們麵對排山倒海而束手無策的疫情，信誓旦旦地堅持動態清零，拒絕躺平的時候他們有沒有在心裏笑自己癡人說夢？

 

市民們每天翹首以待政府的措施，但是等來的是：正在找合適的地方安排病人，正在考慮興建方艙醫院，正在向內地專家組谘詢經驗，已經推出了各類防疫網站，支援熱線電話，……這時候才發現，原來政府還不知道如何安置數量不斷翻倍的病人，方艙醫院還沒有影子；有記者問政府為何不啟用關閉了多時的體育館，那個貌似很有學問的署長說因為病床進不了電梯，原來到現在才剛剛知道電梯不夠大；原來熱線電話是永遠打不通的。有一個朋友不信邪，撥了近百次總算接通，對方竟然一樣的滿腹疑惑。原來歐美比香港早那麽多時間經曆Omicron，政府竟然有那麽大的底氣堅信香港不會重蹈覆轍，氣定神閑，靜等花開。

病人數目驚心動魄地攀升，政府的動作無外乎考慮，商榷，研究，隻有一條明確的消息，也是被CNN等國外知名媒體特別關注的一條：發廊必須關閉到四月底。是個地球人都會發出靈魂拷問：堂食可以摘下口罩允許兩人一張台吃喝；巴士地鐵等公共交通更不限人數，禁止發廊營業是什麽梗？想象一下，一個月後香港滿大街的男人秀發飄揚的風采。這兩天，這條規定又收回了，發廊重開，有些有意改行的師傅們又驚又喜繼續重操舊業，計劃趕不上變化，能掙一天算一天。

 

政策的無所適從，朝令夕改，專家們各執一詞給了小道消息極大的市場，封城，禁足的消息不脛而走，市民們開始瘋狂地搶購。雖然政府一再辟謠供應鏈穩定，不需要囤貨，極度失望的市民已經不信了。至今，超市貨架上仍然是七零八落，補貨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搶購的速度。我上個星期去了校外的商場購物，貨架都是空的。一間我平時經常去的藥房外門口排起了長龍，原來是幾箱衛生紙剛剛到貨，店員剛剛開箱，還沒放上貨架，幾秒鍾箱子全空了。

 

看到搶到衛生紙的人如釋重負，沒搶到的人百般失落。這樣的搶購潮兩年前疫情初期發生過一次，有人拍到居民家實在太小，把衛生紙堆在床上的奇景。沒想到，疫情進入第三個年頭，搶購還在重演。媒體上嘲笑市民搶購的段子層出不窮，可是我實在笑不出來。作為升鬥小民，在危機四伏之時，有多少人能放下柴米油鹽，淡定地憧憬詩和遠方呢！

 

香港是一直與歐美緊密接軌的城市，我相信歐美選擇躺平的開放政策讓領導層甚至市民看到了疫情的另一條出路。畢竟Omicron在歐美並沒有引起嚴重的醫療擠兌，很多家庭在歐美求學工作的孩子感染後都康複。再加上兩年多的抗疫疲勞，躺平的想法或許在很多人心中已經呼之欲出了。然而事實是，香港第五波疫情來臨之前不曾具備過躺平的條件——疫苗接種率。而且歐美即使也有一部分抵製疫苗人士不接種，他們也有足夠的配套設施保證自己不被感染。比如，我有朋友是川普的死忠粉，即使川普都號召大家打疫苗，他還是堅決不打，隻相信他的家庭醫生給他提供的，號稱百毒不侵的保健品。這個朋友至今沒有被感染，他一個人獨居明尼蘇達州郊外的一棟大別墅，在家工作，平時網購。他完全可以做到不與任何人近距離接觸，而這樣奢侈的條件彈丸之地的香港根本不具備。

歐美躺平的先決條件是高接種率，而且全部都是從老人，病人最易感染的免疫力低下的虛弱人群接種起。吊詭的是，一貫緊跟歐美的香港，打疫苗時又選擇不跟了。香港的老年人和兒童的疫苗接種率非常低，5-12歲的兒童很晚才放寬接種年齡。中間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又有相當一部分人則因政治原因凡是政府提倡的就抵製，所以抵製疫苗；不但自己不接種，還不斷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得了新冠不會死，打了疫苗直接死”的疫苗陰謀論。如果不是大學以及政府機構要求不接種疫苗必須定期提供自費的核酸檢測證明，否則不允許進入工作場所，疫苗接種率還會更低。我們大學裏的很多秘書、實驗員所謂黃色陣營的絕大多數都是抵製疫苗。第五波疫情從望月樓的空少和國泰的空姐剛剛開始時，有幾乎一半的病人沒有打任何疫苗，另外一半的也隻是打了一針最多兩針。政府提倡鼓勵打疫苗，但很顯然，政府的宣傳遠不及民間的自媒體對疫苗的否定。我一直都是看一個本地的尚屬中立的“香港01”媒體，但是所有的媒體其實都有自己的偏見，無法真正做到不偏不倚的，這個媒體對疫苗所持的立場也是顯而易見。

 

“全世界隻有中國站著，其他都躺平了，唯有香港最辛苦一直在做仰臥起坐”的評價極其形象，香港就是在清零和躺平之間糾結，成就了現在的模樣。

 

疫苗接種率低的惡果是慘痛的，老人和幼童首當其衝。每天高居不下的死亡數字終於讓許多拒絕疫苗的人們回心轉意，疫苗接種率在短時間內達到了90%以上。同時，政府也在幾個星期的躊躇不決中終於有了行動：比如將伊麗莎白醫院作為收治新冠重症病人的指定醫院，征用酒店專門提供給醫護，以免醫護下班後把病毒帶入社區等等。你可能會問，疫情已經進入第三年，這些難道是什麽新措施？這些你我都能想到的辦法需要幾個星期的討論，現在才做決定？是的，這也是我的困惑，但事實確實如此。

我一位很熟的朋友，退休前是專為他所供職的大學募集資金，因為自身的家世背景在香港的政界、商界頗有人脈。他告訴我，香港的高管很大一部分是本地成長起來的精英。他們中間多數都是當年全港會考的前幾名，傲驕地進入香港大學。畢業後，進入公務員係統，他們非常努力，自律勤勉，謹慎細致。隻要不犯錯，恪守準則，就能按部就班一路升遷。他們最大的優點是兢兢業業，做好份內的工作；但是碰到重大危機，需要決策時，他們又瞻前顧後，怕犯錯而拿不出應有的魄力。這位朋友是在香港長大的，比我更了解香港，他說的或許有一定的道理。我想，中央政府公開表態要求特區政府“負責任，有擔當”恐怕也是這個意思。

 

這幾天，香港的確診病例仍然維持在三萬左右，死亡人數也是近三百，恐慌則有所改善，或許無論是不合理還是不周全，政府總算是有了明確的說法；或許連續不斷地搶購，家裏再也騰不出地方儲備。羅斯福說過：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亦或許已經漸漸習慣了每天的日常。

 

前兩年相互拜年時，多半都是“疫情早日結束，早日團聚，相信明天會更好之類”的祝福。今年，很多朋友的祝福已經變成了“希望今年不要比去年更糟糕”了。然而，剛進入虎年，近而爆發了第五波疫情，至今還沒有受控的跡象更不知道何時才會結束；遠的，爆發了戰爭，也沒有緩和的跡象，也不知道和平何時才能到來，我們身處怎樣一個糟心的時代。

 

今天我聽到NBC的兩則消息，一則是：據統計，疫情以來美國申請醫學院和護士專業的人數增加了18%，有個別地區甚至增加了50%以上。許多人看到疫情中白衣天使們的付出，立誌投身於醫護行業，治病救人，服務社會。另一則消息是：美國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40年來的最高值，對俄羅斯的製裁後導致油價上漲更令通脹雪上加霜，然而民調顯示：很多美國人樂意承受，一位受訪的普通市民說：我們現在有飯吃，有房子住，如果我們不能阻止戰爭，至少我還能為製裁盡一點綿薄之力。

 

聽到這兩條消息，我非常感動。我們仿佛行走在昏暗的隧道中，前途未卜之時，看到盡頭的些許光明，知道未來仍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