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封

Jin：

 

還記得三十六年的秋天，我們剛入學的第一堂課嗎？——朱國慶老師的《藝術概論》。

朱老師講了一個故事：很久以前，在俄羅斯的一間教堂外麵有個乞丐。他衣衫襤褸，雙目失明，每天很卑微地乞討，收到的施舍卻非常有限。一天，一個藝術家路過就在一張紙板上寫了一句話讓乞丐拿在手裏，這以後他收到的施舍比以往多很多。他很納悶不知道紙板上寫了什麽，後來有人告訴他，紙板上寫的是：春天來了，可我什麽都看不見。

 

那天我看到一則上海空城的視頻，眼淚不停地流。這就是那個繁華，摩登，時尚，充滿人間煙火氣的魔都？我想到了藝術家給乞丐寫的話，而我想說的是：上海變成了這樣，而我們都無能為力……

香港已經基本恢複正常了，孩子們都已經返校麵對麵上課，除了每天早上上學前要自測之外，沒有其他特別的限製。明天開始，餐館食堂咖啡館等飲食場所將兩人一桌的限製提高到八人一桌，戶外可以不用戴口罩，戲院亦全麵開放。

香港從每天保守估計的病例六七萬到現在每天三百左右也是經曆了一段驚心動魄的血與火的洗禮。所謂保守估計，就是在高峰時期香港衛生署每天例行記者會公布的病人數字，是政府檢測和個人自測後呈報的數字；而很多確診病人沒有就醫，居家隔離後自愈的數字都沒有計算在內。

但是香港始終都沒有封城，沒有強檢。“躺平”和“清零”的爭執不斷，香港被戲虐為仰臥起坐模式，事實上，香港沒有堅持清零，但也並不是躺平，香港現在的樣子是順應自然，科學抗疫的結果。

一旦Omicron流入社區，出現源頭不明的個案，防控已經非常困難；病例過千後，Omicron的傳播速度呈幾何形增長，之前的清零措施幾乎沒有可能。清零采取的措施無非是封城，寸土寸金高密度人口的香港是無法封城的。封城需要整個城市停擺，市民足不出戶配合，需要政府保證物資供應，單這一點都做不到。疫情高峰時期，盡管廣東省的供港物質水陸兩地源源不斷送進香港，更專門開通了專列但超市的貨架仍然是空的。一方麵市民擔心封城，不停地搶購；另一方麵陽性病例遍布各行各業，整個物流係統難以應對。若是沒有強大的物資供應鏈支持，封城有何意義？

 

香港的“躺平”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放任不管，香港在各區增加疫苗接種站，為行動不便的老弱病殘提供上門接種的服務；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人滿為患時，再增加流動的疫苗接種車。香港的老人疫苗接種率非常的低，為何如此低，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經提到過，媒體帶有嚴重偏頗的報道以及自媒體廣泛傳播的疫苗陰謀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政治立場高於生命健康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每天大量的死亡病例中，血淋淋的事實終於令無論什麽原因還未接種疫苗的香港人幡然醒悟：疫苗是可以預防死亡，預防重症，減少並發症概率的，疫苗是現階段最有效最科學的防疫手段。於是，隨著疫苗接種率的大幅度提高，確診病例的康複，香港從三月初曆經一個月渡過了高峰期，到四月初一路走低直到如今維持每天三百左右的，第五波疫情逐步受控。

高峰期時，學生全部改成線上網課；辦公室工作人員盡可能在家辦公；餐飲業禁止堂食，以外賣形式營業；同時，政府給予在疫情受到重創的各行各業予以補貼；疫情緩解之時，政府馬上分發電子消費券刺激消費。第一次每位18歲以上的香港居民可以領取五千港幣的消費券，這一次是第二次發放，每人一萬港幣。疫情最嚴重的那兩個星期，由於大量員工生病，人手不足，部分超市和快餐店縮短營業時間；運貨司機短缺之時，快遞運輸也相對延遲。但是生命通道一直暢通——私家醫院隻是增加了入院需要檢測核酸的手續，公立醫院則關閉了個別普通科社區門診。

封城、全民強檢的呼聲也曾經多次甚囂塵上，最終政府在聽取多方麵的專家意見及全麵評估後都一一否決。政府的專家組成員均是資深的傳染病醫生，科研機構的病毒專家，大學教授、院士。他們一方麵積極宣傳並身體力行地打疫苗，另一方麵通過社交媒體分析現有的數據：接種疫苗後沒有基礎疾病的新冠病人沒有一例死亡個案，以鐵的事實消除公眾對Omicron妖魔化和恐懼，我自己對這個新病毒的認識也是從那時候改變的。我在歐洲和北美的朋友親戚都得了個遍，都告訴我打過疫苗後症狀輕微，三五天就痊愈了。因為W教授的關係，我的朋友圈有很多他的同行和朋友，他們在歐洲和北美都在醫療機構工作，都是學術有專攻的科學家，我選擇相信他們。病毒的性質在變，從香港的疫情來看，是躺平還是清零其實隻需要常識。

 

《人民日報》文章中說“穩控疫情，絕非“自然而然”發生，更不是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躺平”帶來的......”，事實則恰恰相反，香港現在疫情回落是因疫苗的高接種率以及陽性病人的康複，正是與病毒共存後自然導致的結果。香港高峰時期確診病例每天六七萬，方艙和醫院總共加起來有多少床位。香港700多萬人口，統計數據顯示400多萬確診，這些人中有多少是居家隔離後自愈，有多少是進方艙的，算下就知道。實事求是地說，中央的確不遺餘力地援助了香港，保障物資供應的同時並派出醫療隊護理病人，以及迅速建立方艙醫院。這全都是事實，香港人會感恩在心。但香港現在疫情緩和並不是中央防控的結果，完全沒有這個因果關係。

 

這期間，一位國內的朋友跟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我的觀點是之前內地的防疫政策肯定是有效的，有很長一段時間，世界各地都飽受疫情之苦，內地仍然是歌舞升平，正常生活全拜嚴格的防疫政策所賜；然而，病毒變異之後，毒性減弱但是傳播力已經超出人為可控的程度，那麽是不是應該調整之前應對舊病毒的防疫政策？中國的國產疫苗既然是有效的，是不是可以加大疫苗的接種力度？連花清瘟也一直是防疫物資中的硬通貨，有這兩樣利器在手，病毒即便不能消滅但也能把危害降到可成熟的範圍吧？我聽說很多人對疫苗抱有懷疑的態度，這個問題也非常容易解決。中國的老百姓都有領袖情節，他們隻要看到領導人身體力行帶頭打疫苗，也不用張文宏和鍾南山拚命呼籲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都公開打了疫苗，我也特別搜索了中國領導人的疫苗注射情況，但是隻找到一條2021年7月22日的消息：有記者提問中國領導人打了什麽疫苗；趙公子的回答是：“目前，100多個國家批準使用中國疫苗，30國領導人已公開接種中國疫苗。多國政要高度評價中國疫苗為當地抗疫所作重要貢獻，接種中國疫苗的外國民眾也為中國疫苗投下了讚成票。”我不知道這個回答是領導人打了還是沒打？這位朋友說都打了，沒必要公開；那我就更不明白了：為什麽不公開呢？這不是最好的宣傳嗎？

這位朋友說清零政策是為了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這個病毒現在雖然溫和，但是長遠來看，還不知道會不會有後遺症。如果不清零，大批的老人就會成為犧牲品。且不去說不清零就=犧牲老人，單就後遺症來說，醫院已經不能夠按照正常運作，本身有基礎疾病需要定期看病的病人何去何從？W教授的一個博士後是長春最大醫院的腫瘤科主任醫師，他平時要看很多本地，本省甚至其他省市的病人。長春封控之後，他又近兩個月被封在自家的小區，有特別緊急的情況才應診；我的另一位上海朋友，她是上海胸科醫院非常有名的肺癌專家，平時要網約掛她的專家門診號經常是手慢無，要加號才勉強看得上。我在醫院見過她一次，即便是她看診中間去一趟洗手間都會被病人或者家屬團團圍住……不光是上海以及周邊地區的病人會來看病，全國各地的都會來看病。然而，上海封控期間，她告訴我說隔天去一次醫院氣泡式點對點看診。這兩位醫師看的都是癌症病人，這些病人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嗎？的確，癌症不是急症，但是有誰可以保證他們被暫緩甚至延誤的治療對未來沒有影響呢？還有那些被強行於家長分開的孩子們，有什麽科學依據能夠支持這些毫無人性可言的政策不會對他們幼小的心靈造成傷害？

我和這位朋友誰都說服不了誰，隻能等以後看曆史給予的答案了。

我的孩子今年高中畢業，這是她人生最重要的時刻之一，總算托“一國兩製”的福，她的畢業典禮得以線下如期舉行。

我想或許，也正是因為一國兩製，內地不能步香港的後塵。眾所周知，內地的製度是必須優越於香港製度的。

製度的優越，必須清零；清零的政策，必須配合；配合的代價，別無選擇。

小時候，我家住夾在複興中路和建國東路兩條橫馬路的那段黃陂南路上。弄堂口有一家煙紙店隔壁是個公用電話亭，煙紙店裏有粽子糖、鹹金棗、杏話梅；夏天的時候，一個藤編的保溫壺裏有大雪糕和小雪糕。公用電話亭裏黑色的老式轉盤電話響亮又刺耳，戴著老花鏡的老伯伯接起電話時一絲不苟地在記下留言，然後拿著紙片去弄堂裏喊：“XX X，電話”，穿著花色睡衣睡褲的女生會奔下樓來。這個弄堂口幾乎是所有人家的信息站：誰家的家境殷實，小囡的零花錢多；誰家女孩的男朋友在江南造船廠鐵飯碗；誰家補發了工資成了萬元戶……

多少年過去了，公用電話亭消失了，煙紙店蛻變成了24小時的便利店，溫暖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我每次到上海住在徐家匯的瑞峰，樓下200米範圍內四麵八方至少有5個便利店；弟媳家住在楓橋路，也是有四家便利店。如果不是需要找個環境好一些的咖啡館見朋友，我通常都是早上去便利店買咖啡和早餐，總結下來：全家的咖啡最好喝。弟媳告訴我說，她樓下的便利店都關門了。於是，我想象著沒有了便利店門開時叮叮當當的聲音和燈光的上海。

我想象不出一個沒有了人間煙火氣的上海。

Helen

2022-5-5

圖片來自網絡及Cynth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