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親訪張羽花
聽了楊世富的介紹以後,我們四個人決定親自下到張羽花所在的生產隊,找張羽花麵談一次。因為在毛時代搞文藝創作,要求文藝工作者必須下到基層,去和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去體驗勞動人民的生活,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否則就無法反映工農兵的思想感情。
由於我們四個是省裏派來的文藝工作者,創作歌劇是一項政治任務,所以縣領導就派了一輛吉普車,把我們送到張羽花所在的生產隊。在楊世富帶領下,我們找到張羽花的住處。
當時貴州農村農民住的房屋,包括大隊和小隊幹部,都是低矮陳舊,一般都是土牆,房頂蓋茅草,走進屋內,光線很暗,許多人家還把豬養在屋裏。所以,屋裏不僅淩亂不堪,而且有的還氣味難聞。城裏人來到農民家,首先感到農民的生活條件太差,和城裏人相比,有天壤之別。看到貴州農村農民的生活環境,不免使人聯想到上千年前古代農村,再看看他們穿的衣服,他們用的餐具,從早到晚的辛苦勞作,心中就會感到非常難受。心想,共產黨搞革命,說是解放勞苦大眾,但建國以後這麽多年,廣大農村仍然貧窮落後,廣大農民仍然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苦日子,他們的苦日子何時才能到頭?
將近中午,我們看到張羽花夫妻帶著三個孩子從地裏回來吃午飯,張羽花夫妻個子都不高,都穿著黑布長衫,頭上裹著黑色頭巾。他們夫妻的實際年齡也就三十出頭,但看起來都要蒼老一些。三個孩子穿得也很單薄。顯然,張羽花一家人,都是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據楊世富講,他們第一次來大隊調查情況,還是春節前,正是寒冬臘月,當時三個孩子沒有褲子穿,縮在屋裏的床上,是省裏來到調查組看到張羽花的三個孩子太可憐,回到貴陽以後,才找了幾件小孩穿的舊衣褲寄來,張羽花的孩子才穿上褲子。
周毅、吳桐琪和我都是北京來的,我們和張羽花交談,向她提了幾個問題,由於我們講普通話,張羽花聽不明白。張宗孝是貴州人,也是苗寨長大,他把我們的問題翻譯成張羽花能聽懂的貴州方言,然後又把張羽花的回答翻譯給我們聽。楊世富雖然比我們三個北方人好些,但和張羽花夫婦交流,也感到吃力。
總之,張羽花的事跡完全如楊世富所說,她作為一個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對什麽是兩條道路的鬥爭,什麽是社會主義道路,什麽是資本主義道路,可以說一點也不懂,問她是包產到戶好?還是集體幹好?她說隻要幹部不倒鬼,當然是包產到戶好。她的回答雖然讓我們失望,但她說得是心裏話。
由於張羽花夫妻午飯後還要下地幹活,我們隻能簡單做些交流。我們5個人加上司機,離開張羽花所在的村寨,趕回去吃午飯。
5 討論歌劇創作
午休以後,我們就目前掌握的有關張羽花的情況,在招待所的住處進行了討論。
周毅是導演,小組會由他主持。他說,根據局領導指示,我們已經來到基層,基本了解到張羽花事跡的大概情況。大家研究一下,看下一步工作如何開展?
張宗孝是學音樂的,他頭腦靈活,性格熱情。他第一個發言說,事情已經清楚,下一步是不是討論歌劇創作問題?
周毅瞅瞅我和吳桐琪,吳桐琪雙目看著我,示意讓我講。我也不客氣,就說,張羽花的事跡我們基本掌握,但事情很明顯,她並不是反對農村單幹,而是反對農村幹部弄虛作假,以權謀私。所以,把她的事跡作為題材寫歌劇 ,肯定就要脫離現實的實際情況,完全靠我們進行虛構。
周毅把目光移向吳桐琪,吳桐琪說,重起爐灶,進行虛構,難度比較大。講了這樣兩句,吳桐琪就不再講什麽。
周毅說,看來,現實生活提供給我們的題材,並不理想。我們下一步進入歌劇創作的構思階段,隻能多多依靠藝術虛構。如果需要什麽生活素材,需要深入基層調研,我們再下去了解情況。目前,如何寫好這部歌劇,對我們四個人來說,肯定是個艱巨的任務。好在建國以來有幾部歌劇可以參照學習,如《白毛女》、《劉胡蘭》、《洪湖赤衛隊》、《紅珊瑚》、《江姐》等等,大家都熟悉;另外,我們也要借鑒江青同誌親自搞出的八個樣板戲的經驗。
周毅還說,我們從現在起,四個人都要考慮劇本的創作問題,對情節、人物和場景進行構思設計。主題自然是表現農民堅持集體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事跡。現實生活中的張羽花,當然不能要求她具有多高覺悟;但在作品中,那就一定把她塑造成一個有覺悟的女社員。看大家是否同意?
我說,既然女主角是個普通社員,那麽,她的覺悟從何而來?
張宗孝說,這好辦——就寫她是個共產黨員,喜歡讀書看報,長期接受黨的教育;或者就寫她是農村的婦女主任,也可以寫她是黨支部副書記,而且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樣,她作為農村一個有覺悟的典型,自然就合情合理。
看來張宗孝的確頭腦靈活,我聽了很受啟發。我又問,那麽作為反派人物的黨支部書記,他為什麽要主張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張宗孝笑了,他說這也好辦,就寫他是混入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根本不是真正的貧下中農。
周毅麵帶笑容瞅著我,意思似乎說,你是專門學習戲劇創作的,怎麽連人家學音樂的都不如?他說,關於藝術創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要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所以,不能拘泥於生活原型,要大膽進行虛構。看來,周毅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掌握,也值得我學習。
我對周毅說,你在畢業前的一年實習裏,曾經下到劇團參加過拍戲,文革初期你在歌舞團排過芭蕾舞劇《白毛女》,應該說是有一些實踐經驗。對於我來說,畢業以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集體藝術創作。
我過去學的那一套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顯然是已經陳舊落後,這個原則就是文藝作品必須按生活的本來麵貌來反映生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主持製定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裏,把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批判為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所以,這次參加這個創作小組,對我來說,應該是個學習機會。
吳桐琪一言不發。張宗孝說,我們都是在周揚文藝黑線統治時期學的藝術,經過文化大革命,隻要我們思想認識上注意不斷清除文藝黑線的流毒,我們就會創作出類似江青搞的樣板戲那樣的作品。所以,你應該樹立信心,鼓足幹勁,不要有畏難情緒。你看吳桐琪,已經開始寫歌詞,說著,他拿出一張紙,給大家念了以下幾句:“秋風陣陣鬆濤響,喜看稻穀滿地黃。集體經濟大發展,農民心中喜洋洋。”念完問我們,怎麽樣?
周毅很高興,說不錯,很有詩意。
顯然,對目前的歌劇創作,從題材內容,到具體情節和人物設計,我是一點把握都沒有。而周毅、張宗孝的熱情和信心,吳桐琪的具體行動,說明他們三個人都已經進入創作狀態。
晚上入睡前,我不免想到,我在五七幹校進行工作分配時,之所以選擇當教師,而不去文藝團體搞創作,是已經認識到在中國搞藝術創作不僅危險,而且困難重重。所謂危險,是建國以來翻來覆去的運動,今天的香花,明天就可以打成毒草;所謂困難重重,就在於文藝創作要為政治服務,任何外行領導都可以對藝術創作指手畫腳,弄得你無所適從。記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裏,他曾經寫道,即使是犯人,你讓他壘牆,壘起來,你再讓他推倒重來,這樣重複三次,他的精神也會崩潰。這麽多年,凡是從事戲劇創作的人,麵臨的都類似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犯人壘牆,我覺得這不是藝術創作,而是精神折磨。所以,我選擇當教師,然後選擇當編輯。
現在,臨時抽來搞歌劇創作,想到文革初期江青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對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盤否定,想到現實主義文藝創作美學對我的深刻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創作信心和創作熱情,如何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