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留給後代的書
花了五年時間的《畫說我的一生》終於出版了。請看我設計的封麵。那個拿著樹枝在在地麵上劃拉的人就是本人。書分上下冊，大16開，總共630頁，644幅圖畫。出版公司是美國華憶出版社。亞馬遜等網站有售。
蒙《記憶》雜誌總編方惜辰先生以及澳洲文化領軍人何與懷博士青睞，為我寫文作為代序。發表如下：
從自我改造到自我覺醒——海鷗《畫說我的一生》讀後（代序） 方惜辰
海鷗是旅澳華文作家兼畫家，這本書又在海外問世，所以，我請了兩位海外著名作家為之賜序。受邀者之一，北美的一位著名媒體人，剛看了前三集就謝絕了。理由是不喜歡海鷗小時候的任性。我後悔“敲門”時太倉促，如果把海鷗獲獎的小說和油畫先給這位朋友發過去鋪墊一下，介紹《畫說我的一生》（下麵簡稱《畫說》）受歡迎的程度，也許會得改變她的印象。
話說回來，最應該給《畫說》寫序的，應該是我。首先，海鷗給《記憶》帶來了光榮——《畫說》在《記憶》上連載了28期，不但贏得了牆內的中國讀者，而且為研究中國的歐美大學所關注。更重要的是，海鷗是用連環畫重寫國史的第一人，是她創造了現實主義的畫風，是她找到了連環畫的新路。作為《記憶》主編，向牆內外的讀者介紹一下海鷗，談談我的讀後感，責有攸歸，事無旁貸。
一、讓連環畫回歸現實
《畫說》是一部由600多幅畫組成的連環畫，畫的是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海鷗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經曆。畫法是傳統的線性白描，構圖是傳統的散點式，敘述方法也是沿襲傳統的倒敘、插敘、旁白等文學手法。唯一違背傳統的，就是這些畫的思想指向——貫穿這本畫冊的主線，是毛時代對人與社會的改造——中學時的思想革命化，出身對她的迫害，父母挨整，姐妹插隊，她在中學教書的種種遭遇。這其中的重點，就是她按照黨的教導，對自己從思想一閃念到生活中一舉一動的監督和改造。
改開以來，湧現的畫家無數，畫技畫法畫風林林總總，畫展畫集畫冊目不暇接，誰見過這樣的連環畫？誰見過如此直麵毛時代的畫家？誰見過如此理性的自我解剖？我有幾位畫家朋友，他們也直麵現實，但是沒有一個人肯用幾年的工夫去畫這種不能在大陸問世的連環畫。
海鷗不想成名成家，不想在技巧上出新出奇，她隻是想畫出真實的自我和真實的中國。她崇尚的是現實主義。
在中國連環畫的百年曆史上，寫實一直是個弱項。民國時期著名的連環畫家也曾寫實，葉淺予的《王先生》係列和《小陳留京外史》，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趙宏本的《上海即景》《天堂與地獄》《阿Q》《桃李劫》等連環畫也都以揭露性和批判性受到廣泛歡迎。但是，整個毛時代，這些畫家全部投入到歌頌革命英雄的宣傳隊伍中去。他們的筆下沒有了民生的苦難，隻有忠君愛黨的政治熱情。他們的藝術細胞中，沒有了正常的美感，有的隻是“高光亮”的“革命美學”。後毛時代，這些畫家載譽而退，他們在黨多年，洗腦徹底，已經喪失了反思曆史的勇氣。
與張樂平、葉淺予不同，海鷗畫的不是漫畫；與趙宏本不同，海鷗不是用別人的腳本，而是自出機杼。海鷗的白描技法，比劉繼鹵、顧炳鑫差得遠；海鷗的構圖造型，不過是賀友直、丁斌曾的小學生。但是在寫實這一點上，這些連環畫名家在海鷗麵前，應該汗顏。
後毛時代，尤其是“六四”之後，一些老黨員、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老藝術家良心發現，意識到不但自己上當受騙了，而且也成了製造騙局的一份子。創作《翻身的日子》《唱支山歌給黨聽》的作曲家朱踐耳，在改開後陷入深深的內疚之中——農民並沒有翻身得解放，“城鄉二元”將他們打入社會的最底層。黨不是母親，而是主子，人民隻是黨的工具和奴仆。這種持久且不能輕易為人道的痛苦，或許也存在某些著名的老畫家內心的深處。
文革四十周年的時候，美國的一位華人政論家馮勝平提出了一個重大命題：凡是親曆文革的都是“文革人”，都有罪，都應該為十年浩劫負責。他忘記了毛時代一直受迫害的，數以千萬計的“黑五類”，忘記了以各種方式反抗專製，犧牲了生命的誌士仁人。他不知道，還有海鷗這種人的存在。
二、真實性與政治環境
為了寫這篇序，我把能找到的海鷗寫的書全看了。以我的看法，海鷗的小說不如評論，評論不如紀實。也就是說，虛構性和想象力不是海鷗之長，她的長項在於以非虛構方式寫真人真事。我編輯過數百篇傳記、回憶錄和紀實性作品，長期的閱讀讓我麻木，以至厭倦。隻有海鷗的百年家史《半壁家園》，令我欲罷不能。以至顧不上收聽每天不落的自媒體的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吸引我的是什麽呢？除了作者的表達能力，最重要的是真實。何與懷博士說，她“可以攜帶她的《半壁家園》進入世界華文家族寫作史的殿堂”。我要補充的是，《半壁家園》將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所有寫傳記和回憶錄的人，都告訴讀者，他們要把真實的曆史留下來。即便是連北大文革的基本事實都弄不清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也拍著胸脯如是說。我相信大多數作者都有這樣的願望，也都努力這樣做。但是，我敢斷言，比起海鷗在求實求真上下的工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自愧不如。
最近，大陸出了一本很不錯的書《尋常百姓家》，作者麽書儀，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北大教授洪子誠的夫人。此書真實地記述了她的父母家人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曆。黃子平有這樣的推薦語：“尋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即使在非比尋常的非常年代，也是視而不見地默默流逝著，流逝了。幸好有麽書儀老師用水洗過了一樣新鮮無華的文字，精準幽微的細節，從忘川中為我們擷取了如許‘有情的曆史’。”
“如許‘有情的曆史’”竟能通過審查，讓我吃驚不小。常識告訴我，作者為了它能在大陸出版，一定煞費苦心。洪子誠的序，在隱約含混之間，透露了個中消息：
因為回憶中涉及許多人和事，它們並不都適合“秉筆直書”，帶著很不情願的心情做詳略增刪的處理，選擇恰當的措辭和表達 ，也都讓她苦惱而費盡心思。
本書在回顧往事的時候，堅持的是“不虛美，不隱惡”的信條，“真實”是認定的前提，也是最高的標準。她（指麽書儀——本文作者）確實也是按照她自己對“美”“惡”“真實”的理解來處理所寫的生活情境的。
我是這些文字的最初讀者，我對回憶的“真實”既存有疑惑，有時也會產生那樣的想法：必要的時候“虛美”和“隱惡”也在所難免，甚至需要。因此，在具體寫法上，就常會發生爭辯。這當然會影響到書中的一些敘述，也就是在她最初確立的“真實”的坐標上，有些地方的標準有所降低。“降低”，當然不是說真假不辨，以假亂真，而是說有所節製。
如果把海鷗的《半壁家園》與麽書儀的《尋常百姓家》做一比較，你就會發現這兩本書的異同，作者都是毛時代的親曆者（海鷗1947年出生，麽書儀1945年出生），都是文革後的第一批文科研究生，都在細節的真實性上下了大功夫，不同的是，麽書的細節“精準幽微”。海鷗的細節精準，但不“幽微”——她挑選的細節銳利、雋永，啟人心智，與這些細節配套的評論，一針見血，發聾振聵，全不懂得“節製”。隨手舉個例子 ——
海鷗的爺爺劉蔭遠，當年的西安首義元勳，1949年以前，一直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但是，他唯一的兒子劉長菘（海鷗的爸爸）加入了共產黨，致使劉蔭遠在國民黨內頗受非議。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劉長菘大學畢業，回西安見父親。劉蔭遠給兒子下了“最後通牒”：你隻有兩條路，要麽離開共產黨，要麽永遠別回家。劉長菘毅然與父親斷絕了關係。從此，父子分道揚鑣，音塵兩絕。
盡管如此，海鷗的爸爸卻始終得不到黨的信任。他1935年入黨，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在西南聯大時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出獄後，做了隨軍翻譯，因部隊經常轉移，流動性很大，遂與組織失聯。此後再四請求恢複黨的關係，無果。要求重新入黨，被拒。海鷗爸爸晚年時，組織動員其入黨，遭老人婉拒。改開之後，海鷗的姑姑從台灣來北京，問海鷗的爸爸：“兩個黨的統治你都經曆了，你認為這兩個黨相比怎麽樣？”這位著名的翻譯家回答：“兩黨相比，共產黨比國民黨最壞的時候還要壞”。
“九十年代中下期，爸爸台灣的侄子來京探親，臨走時爸爸請侄子到他父親的墓前代為祭奠，並替他轉告父親一句話：父親，我不是共產黨。”2003年，海鷗到台灣：“我跪在陽明山爺爺的墓前，替爸爸說了這句話：‘爺爺，爸爸不是共產黨’。”海鷗評論：“當年爺爺曾迫使爸爸離開共產黨，否則就斷絕父子關係，爸爸選擇了後者。時至今日爸爸卻用這樣的話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絕大的諷刺呀。”
為了這些細節的精準，海鷗錄下了父親的回憶，整理了雙親留下的信函日記，去了南京、杭州、上海、廣州、安徽、西安，走訪了父母兩係的親友及後人。並四次去台灣，到台灣國家圖書館查閱了與爺爺有關的史料，包括爺爺的好友徐永昌的回憶 錄，當年的報紙和照片，還孤身一人，深入陽明山，尋找劉蔭遠的墓地……。
真實性是分層級的，所謂“細節的精準”，其實就是細節能否反映出當事人的處境和心態。而這完全取決於作者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我無從知道，麽書在哪些地方做了“詳略增刪的處理”，是哪些地方為“選擇恰當的措辭和表達”，讓麽書儀“苦惱而費盡心思”。但是，我相信，享有言論自由的海鷗在詳略增刪和措辭表達上的苦惱，不會受政治的影響，她的心目中，沒有一個內化的書報審查官。換句話說，她不會降低她最初確立的“真實”的標準。
三、海鷗的自我改造
《畫說》是海鷗的思想改造及轉變史。改造是主要的。
海鷗有個性，她的個性主要表現在自由散漫：上課不但偷看小說，還會把鞋脫下來，第九集中有這樣一幅畫：講台上，老師提問，一個女生光著腳尷尬地站著在課桌後麵，桌子下麵的大腳趾不知所措地翹著，好奇地四處張望，周圍的同學竊笑。
把一個比膠囊還小的二極管收音機的銅絲連在暖氣管上，“塞上耳機，手做托腮狀，若無其事地聽節目。這個簡陋的小玩意隻能聽一個台，關鍵不在聽什麽，而在於上課搗蛋的刺激。”
她高中的“期末操行評定連年為‘中’，評語還是小學初中那老一套 ——不遵守紀律，不尊重老師，自由散漫，驕傲自滿……”。“階級鬥爭緊鑼密鼓的時刻，我的自由隨意已經不屬於個人品質問題而是思想意識問題，評語開始上綱上線，變成了‘要注意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加強改造思想’。”
從高二開始，海鷗就投身於思想革命化之中。她要與自由散漫做徹底的決裂。她向組織交心，寫思想匯報，反省自己與無產階級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及工農兵的思想的差距——
我認認真真地寫了一份，第一次對自己的成長過程進行了反思，我認為把自己的“壞”說得越嚴重，認識就越深刻。我的思想匯報寫了四五頁紙，通篇充滿自責。我批判自己因為看西方古典小說聽西方音樂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特別給自己加上了“個性解放、個性自由”的帽子。
海鷗的思想匯報成了老師批評她的口實，她的畢業的操行評語不但還是一個“中”，而且把她寫得非常糟糕：“裏麵仍是充斥著‘要努力改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一類的語言。在那樣的年代這樣的鑒定基本上就宣判了這個人的政治死刑。”她的高考成績優異，但早在她埋頭備考之前，老師就在她的檔案裏寫下了四個字：“不予錄取”。
她被分配當了中學教師，在師院附中實習期間，她的自我改造達到了狂熱的程度。為了培養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她周末與解放軍一道挖京密運河。在鐵軌旁考驗自己，“體會一下歐陽海搶救列車時的情景。”——
火車已經從我身邊飛馳而過，我嚇得奪路而逃。為此我心裏竟難受了好久：難道我不敢去救人嗎？這隻是發生在千分之一秒內的事情，隻要稍一猶豫，就可能人亡車毀。沒有人會怪罪你，但是你怎麽能經受住內心的自責？追根尋源還是腦中的“私”字作怪，有私心必然怕死，必須繼續狠批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由此我學習英雄的事跡更加努力，《歐陽海之歌》看了好幾遍，在他搶救火車前的那一段心理描述，我抄錄下來，反複朗誦。
她要“革心洗麵，積極進步，和過去一切所留戀的東西決裂。”她意識到：“更可怕的是無形的敵人——每個人心中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它們隨時隨刻將我們拉進資本主義的泥坑，因此要徹底改造思想。我始終熱情高漲地投入各種活動。”“我和大家一樣，滿懷革命理想，以革命前輩為榜樣，向往著戰爭年代，渴望在非常時期獻身革命。”
在第十集裏，有這樣一幅畫：一個穿著病號服的少年，從病房門外進來，手捧著一個插著花的小瓶，遞給一位梳著短發，挎著黃書包的女教師。海鷗對這幅畫做了如下的說明：
一個學生病了住院。我到醫院去探望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高級小病房中（他爹是某軍種司令員），意誌很消沉悲觀。我安慰他說：“到外邊走走吧，春天已經到了，草也綠了，桃花已經開了，到外麵吸口新鮮空氣，你會覺得頭腦清醒，心胸開闊的。”他很感動，我走時他主動和我握了握手，他曾是一個不和老師說話的傲慢孩子！
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時，見他蹣跚地從外麵走進來，拿著一個小瓶，裏麵裝了幾枝含苞的桃花，他說：“我要把春天帶進病房。”顯然是我昨天的話起了作用。我立刻產生了不安的感覺，在他們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道路上我扮演了一個什麽樣的角色呢？這是以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去進攻人家內心的薄弱環節，讓他產生了不健康的感情，我決定今後寧可跟學生們談嚴肅的思想，談教條的理論，讓他們感到生硬，感到暫時的失望，也要把無產階級思想灌輸給他們。
1966年初，《解放軍報》連續推出一論、二論、三論、四論、五論、六論“突出政治”的社論，《人民日報》悉數轉載。海鷗一遍遍地學習，“我的日記本筆記本上寫滿了和學生開會的提綱記錄，談話的要領，全是一個中心：突出政治”。“對於我來說，突出政治就是改造我的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我必須和一切資產階級思想斷絕聯係，首先把自己錘煉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然後才能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從此，我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個思想閃念要問一下是否突出了政治。如果沒有，就在頭腦中展開猛烈的批判。”
然而，“小資情調”仍然沒完沒了地糾纏著她——
一天下午，我們正在開什麽嚴肅的會，已經是1966年的5月份，文化大革命即將正式拉開帷幕。突然間從琴房傳來小步舞曲的鋼琴聲，雖然彈琴的手並不高明，但那早已深入我心的旋律，又被激活起來。我立時覺得心都醉了，頭也暈了，一切思想都被打亂了，不能思維了，人被音樂帶走了。
海鷗心裏有一種深深的失落感。但是，她不知道失落了什麽。她所能做的，就是譴責自己的個人主義，懷疑自己不可救藥。她畫了這樣一幅畫：幾個教師圍著桌子學社論，一個藍衣女性呆坐一旁，側坐沉思，在她的後麵，一女正在彈鋼琴，五線譜從琴中悠然飄出。畫麵的上方，是藍衣女性的想象——她手握鋼槍，指著一個洋人的胸口——她要“狠鬥私字一閃念”，殺死頭腦中的全部小資思想：
我又為自己的陶醉隱隱不安。我覺得自己像在漫天大霧中行走，總也摸不清方向，隻有猶豫和錯誤伴隨著自己，難道就這麽下去嗎？我又像在一個大漩渦裏掙紮，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爬出個人主義的泥坑。隻要稍稍放鬆思想改造，它就冒出來，隻要外界稍稍有一點誘發力，如今天的小步舞曲，它就跳出來，難道我永遠要像堵槍眼一樣地緊張繃著神經嗎？難道我真是不可救藥了嗎？當天晚上我就學習毛著對“琴聲事件”展開檢查和批判，很快我就調整了心態：腦子中的一團混亂其實不亂，一條線就可以提拉起來，這是不符合時代要求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我必須毫不留情地用快槍迅速擊斃。
文革來了，百分之百地相信黨，相信黨的報紙的海鷗義無反顧地投身其中——
我連著幾夜沒有睡覺，寫大字報，支持學生，和學生老師互通有無。即使沒有事幹了，也不去睡覺，寫日記寫思想總結或捧著一本《毛選》讀到天明。有的時候我夜間騎車到北大清華看大字報。
我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到世界要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了，學生造反的時代到了。革命的浪潮正在以勢不可擋之力把我卷入激流，我要以最飽滿的革命熱情投身到鬥爭之中。但什麽是文化革命，革誰的命，我從來沒有好好想過，隻有一個信念，跟著毛主席和黨的戰略部署走定然沒錯。我寫了支持造反派紅衛兵的大字報，又貼了《質問校領導》的大字報。
海鷗的革命熱情得到了回報——師院附中的紅衛兵貼大字報，揭發她謊報出身，冒充革幹子弟，質問她是怎麽混入團組織的，罵她“企鵝”（因為她胖）。紅衛兵掄圓了鐵鍬毒打她，以至打斷了鍬把。她的家被多次查抄，父母的全部藏書，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部拉走。
海鷗離開了師院附中，離開那些抄家打人的紅衛兵。為證明自己的革命，她到外地串連，步行長征，深更半夜為造反派送情報。麵對頂著胸脯的長矛，她麵不改色，喝退了武鬥者，保護處於弱勢的造反派。……她用了二百多幅圖畫，勾勒出文革初期的混亂與狂熱。
1968年春節之後，海鷗被分配到一個公社中學。在那裏，她度過了十年的光陰，學校的混亂，家族的離散，農民的赤貧，在她筆下一一呈現。盡管她敬業愛崗，無私奉獻，仍舊自我洗腦，對黨和毛忠心耿耿。像後毛時代的某些作家、學者那樣，她歌頌苦難，相信隻有經過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自己的思想才能變得純淨起來。“自覺徹
底地自我洗腦”成了她的日常功課，但是，她的潛意識中卻是另一番景象——
在後半生中，我無數次地夢見永豐……或是房子怪異，要爬梯子，上了半截，梯子突然斷了，退路沒有了；或是發大水，永豐成了一片澤國，我摸索原來的道路回家，卻被包圍在一片汪洋中；要不就是趕不上或錯過了回家的公交車，最糟的是好不容易上了車，開了一大圈，發現又轉回原地。總之夢境高度地概括了我在永豐期間內心深處的潛意識——絕望，絕望，絕望。
四、海鷗的覺醒
海鷗的思想轉變，是從1976年的“四五事件”開始的。盡管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我心中的毛澤東還是在神壇上，隻不過在晚年時被身邊的佞臣架空，一切壞事都是他們做的，並非毛的本意。”但是，她已經停止了自我改造，回歸到了理性和常識。
1978年，她以優秀的成績，成為北大哲學係的第一批研究生。
我對研究生完全沒有概念，也不知道該怎麽讀。第一次開會時黃先生問我們各自準備研究什麽題目，我說：“我想研究中國人為什麽這樣。”把大家逗笑了。我實際想說的是，中國人民群眾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麽角色。
她首先想到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既然中共中央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從根本上架空了文化革命“成果”。那麽，她就應該對自己這些年的思想改造有一個徹底的反省：
我實際上是困惑的，因為否定文革就是對我這十年生命的否定，這十年我即使沒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熱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幾乎脫胎換骨地換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按照文革給我們指定的標準所變的新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鬥士，然後一下子這些都是錯誤的，反動的。就像文革開始時一樣，我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為，來一個否定之否定，盡管沒有人要求我這樣做，盡管這樣做是痛苦的。但是我不能這樣糊裏糊塗地翻來覆去，我必須搞明白，為什麽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民能夠一呼百應地瘋狂地投入這個錯誤的運動，這和幾千年中國社會的結構、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人的民族性有什麽關係。若是再碰上一次這樣的革命（老毛說“這樣的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我不能再把自己來一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了。
從這時起，她那自由散漫的天性，升華為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1981年，她在畢業論文中剖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錯誤。
我覺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提法並不完全科學：如果說實踐活動是一種標準，如同說吃飯是檢驗飯菜是否好吃或胃口好壞的唯一標準，睡覺是檢驗神經功能或睡覺環境的唯一標準，從語法和理論上都說不通；如果說實踐結果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語法上可站得住腳，而理論上和前一命題一樣隱含著唯經驗主義的導向。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早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它是胡耀邦為了否定“兩個凡是”的一個命題作文。1977年秋，在南京大學哲學係副主任胡福明執筆寫成第一稿之後，又經過了黨內理論家多次修改，1978年5月10日發表在中央學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第二天《光明日報》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然後是各大報紙的轉載。由此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於真理的大討論。鄧小平有雲：“《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麽大的反應……不要小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爭論。這場爭議的意義大了。”中共黨史稱此文“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共黨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為中共”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在官方為這一哲學命題大唱讚歌，理論界緊跟，全國的知識分子為其叫好的時候，海鷗對它發出了冷冷的一問。
改開之後的曆史，證明了她的先見之明：“實際上‘黑貓白貓論’就是這條命題的通俗表述，‘黑貓白貓’在國民經濟幾近崩潰的時代是改善民生的權宜之計，但長此以往，它可能會導致實用主義的社會後果。”“當今社會出現了很多弊端，從理論上說與片麵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無關係。”
直到三十年後，才有人想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缺陷。
五、罹患腦瘤之後，海鷗拿起了筆
海鷗的文字在國內的《當代》上發表，在海外多次獲得世界華文大獎，她的油畫在澳洲兩次獲獎。盡管每次得獎，她都抱著“山中無老虎，?兒稱霸王”的心態，灰溜溜地不願示人。但是，這些獎項都在在證明她不是浪得虛名。
既能寫又能畫的人，曆來不多，我們這一代（40後50後）更少。常聽國內有所成就的人，在表彰大會上說，感謝黨的培養，國家給了我榮譽雲雲。他們說的是不是真心話，暫且不論。至少這話不能用在海鷗身上——因為她的爺爺在台灣，她被排除在大學門外，盡管她努力工作，忠君愛黨，得到的也永遠是組織的冷眼。直到她因超生受盡屈辱，不得不去國離鄉。
八十年代中國出了以曲嘯為首的四大演講家，“母親錯打孩子論”是他宣講的核心思想。當年他在北大演講的時候，一個比我小十二歲的同學，在底下嘀咕：“就欠紅衛兵把他抽死”。曲嘯從營口教育學院副院長調到中宣部，以局級調研員的身份，滿世界演講達2500場。被授予“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稱號。
“錯打孩子論”的邏輯是，母親出於愛，錯打了孩子。孩子因此經磨曆難，而“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於是，張賢亮在《綠化樹》中“歌頌苦難”，徐葆耕在《清華精神生態史》中大講“苦難鑄就輝煌”。照此邏輯，孩子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端賴於母親當年的錯打。具體到海鷗，如果沒有黨國對她的迫害和侮辱，她就不會出國，不出國就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海鷗應該感謝黨，熱愛黨。
《畫說》裏沒提曲嘯，沒提“錯打孩子論”，那時，海鷗正在為保住腹中的女兒苦苦掙紮。
百度百科上說：“曲嘯到美國給留學生做巡回演講。但在美國第一站就被愛國華僑，近代曆史學家汪榮祖教授揭穿其謊言，令他不得不中斷演講計劃回國。這個事件導致了曲嘯心理崩潰。曲嘯回國後也沒有休養過來，不久就大腦出了毛病。1991年，在江蘇省南通市演講時，病倒在演講台上，從此半身不遂，失去說話能力。”
幾乎與此同時，在澳洲攻讀博士學位的海鷗患了腦瘤，醫生給她做了開顱手術。從此她中斷學業，在打工和做義工的同時，她拿起了筆，描述了“母親”對“孩子”的一次次“錯打”，“母親”對“孩子”的改造。她揭示了“母親”與“孩子”的真實關係，道出了苦難的來源，回答了隱藏在“錯打孩子論”後麵的“迫害有功”論。
六、《畫說》的意義
經曆過毛時代的人們，時時會為毛粉之多而憤怒而驚詫。以至於有人提議，建立一個“毛時代特區”，請那些懷念毛的人們搬到那裏去，重過計劃經濟、城鄉二元、階級鬥爭為綱的生活，重新體驗“紅太陽”“鬥批改”“紅色暴力”“全麵內戰”“上山下鄉”“五七幹校”。
曆史不會照原樣重來，但它可以通過宣傳教育改頭換麵，移步換形。
2020年9月17日，同濟大學召開“上海高校課程思政教育教學改革工作推進會”，會議拿出了《實施意見》。其提出“要以專業類別為基礎單位，結合不同課程特點、思維方法和價值理念，深入挖掘課程思政元素，研製課程思政教學指南，建立課程思政操作規範。”“從製度規範層麵，進一步鞏固確立上海在課程思政建設中的先發優勢，重點解決教師不主動做、不知道怎麽做、不能長期堅持做的問題。”
複旦、同濟、上海理工、上海應用技術大學紛紛推出了本校的特色產品。隨後，華東師大社出版了全國首本課程思政教學指南研究叢書。
《生物學科課程思政教學指南》的第一個教學實例，就是“政治認同感”：
在生物的分子世界裏，小到一個原核細胞大到一個多細胞組成的高等真核生物，分子世界均遵循它們自身規律，忠實地將母本細胞中的DNA複製遺傳給後代，保障了物種的穩定性。這裏，便可以和一代代共產黨人繼承“紅色基因”，堅持為人民服務，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的紅色傳承相關聯，達到政治認同教育的目標。通過這個知識點的講述，教師可以將分子世界與人類社會進行類比，告訴同學“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紅色基因”。
2022年4月15日，大陸出版的《新課程報 語文導刊》的“作文指導版”上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紅蓋頭》，作者餘顯斌。文章大意是，爺爺隨身攜帶一個小鐵盒，裏麵裝著一個紅蓋頭，那是奶奶和爺爺結婚時戴的，而奶奶是被爺爺親手打死的——當年，爺爺幫遊擊隊員籌集了一筆經費，可貪圖享樂的奶奶想把經費帶走，於是爺爺大義滅親，開槍打死了他的枕邊人。文後的“品讀”寫道：“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不能不為這位親手處決自己妻子的革命者的高尚人格、偉大的家國之愛動容。”
海鷗經曆的思想改造運動，正在打著“強我中國”的旗號，披著愛國、民粹和偽科學的外衣，以更加精深和荒謬的方式，向那個以扭曲“三觀”，踐踏人性的毛時代迅跑。
不止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們的兒女擔心孩子會成為紅小兵和紅衛兵，正在辦移民手續——如此全方位地向“紅色文化”的回歸，使越來越多的大陸人加入了“run”的行列。
七、海鷗的擔當
1990年5月，留學澳洲剛剛一年另十一個月的海鷗，被查出腦瘤。開顱手術之後，在生死線上掙紮了幾個來回的她，回顧匆匆走過的四十三年的歲月，一瞬間，她似乎活明白了：
回顧一生，為這個主義奮鬥，為那個事業獻身，到頭來主義事業像傾斜的大廈，呼啦啦地坍塌下來，頭腦中一片廢墟。到老牛破車時才到異地尋找一塊自己的立足之地，依舊自虐似地背負“神聖的社會曆史使命”，心力交瘁，死而後已。一輩子活得真苦真累。……我們為什麽不能活得輕鬆一些呢？像眼前的澳洲人一樣，不去咀嚼曆史，也不暇瞻顧未來，隻追求此時此刻的快樂。
這本連環畫告訴我們，死裏逃生的海鷗，依舊在“咀嚼曆史”，依舊在“瞻顧未來”。她無法讓自己及時行樂，無法把自己變成真正的澳洲人。在出院之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裏，她念茲在茲的，就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曆，揭示毛時代的真相，警醒國人不要忘記過去。女兒對中文的陌生，使她意識到，僅僅用文字難以吸引“讀圖時代”的孩子們。寫完了《我在中國的四十年》之後，她又拿起了畫筆，再一次背負起啟蒙後代的“社會曆史使命”。
很多人看不起連環畫，以為它不登大雅之堂。中國當代國畫史上，也不見連環畫一席之地。魯迅提醒人們，西方教堂裏那些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為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裏麵了。”
《畫說》不能在大陸出版，是國家的恥辱，是民族的悲哀，是畫家的遺憾。
但，這也是海鷗的驕傲與光榮。
22-10-7初稿，10-11三改
拒絕謊言，反抗逼迫
——《畫說我的一生》讀後
何與懷
2020年上半年，我在悉尼寫了三萬三千字的長篇評論《半壁家園與海鷗南飛——澳華作家劉海鷗和紀實文學寫作》。這是我所有文學評論中最長的一篇了，我之所以投入如此大量精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劉海鷗在最近幾年，連續撰寫和出版了多部紀實文學大著，這讓澳華文壇眾多文友驚喜萬分，其中當然包括我。
劉海鷗，筆名淩之，澳大利亞重要的華文作家，三十多年來，撰寫和發表了隨筆、小說、劇本，以及評論等許多作品，但最出色最大量也最重要的是她的紀實文學作品。我把劉海鷗譽為“澳華文壇紀實文學第一人”。
讀者隻要瀏覽一下我的評論，即可證明此言非虛。
例如：《半壁家園：劉遼逸家事百年》。劉海鷗追求曆史真相，力圖複原“半壁家園”，花費十幾年時間，寫出了家族的百年曆史，同時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所走的道路。讀完這部近三十萬字的長篇，我不禁欣喜地感覺到，劉海鷗可以攜帶她的《半壁家園》進入世界華文家族寫作史的殿堂了。
《夕出陽關》是海鷗為她姐姐劉海燕寫的五十萬字的紀實文學。此書再現了她姐姐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慘痛遭遇。“夕出陽關”這四個字，真是再確切不過，西出陽關的海燕的前途如同夕陽西下，不僅不見故人，而且麵臨的將是茫茫暗夜——她不屬於這個世界。
《海鷗南飛》是“劉海鷗作品第二集”，是早些年出版的《海鷗南飛》的增訂本。這些相關作品收編成一部具有連續性的長篇報告文學，記錄劉海鷗在澳洲的生活，堪稱之為中國中年女性移民澳洲的全景式展示。
此外，劉海鷗還編輯出版了或準備出版《遊必有信：澳洲家書》：這是她來澳洲以後從1988年到1994年寫給父母的信件，不僅記錄她個人的生活，還記錄了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及澳洲社會發生的大小事件；《歲月留痕》是劉海鷗文集的第四集，收入各種各樣的故人故事，其中多是回憶，憶父母，憶舊家，憶鄰居，憶朋友，憶同學，憶活著的與逝去的人們。《她們的田野》是她家四姐妹合寫的紀實文學作品，記錄了她們與共和國同步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劉遼逸日記》是海鷗父親劉遼逸日記的匯編。劉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書中詳細記錄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革過程，有著很高的曆史價值……
現在，擺在讀者麵前的是她一部圖文並茂的《畫說我的一生》。
劉海鷗沒有學過美術，就是一個業餘愛好者，畫麵可能不完美。此書便是以她的畫作配上文字，描述她自1947年1月出生到1988年6月告別北京留學澳洲，這四十年間的親曆親聞。
錢鍾書在《管錐篇》中指出：“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劇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這段話對於紀實文學作家把握“創作”的度，很有指導意義。劉海鷗的紀實文學寫作，就完全是追述真人真事，而且不用“設”身局中，本來她就身在其中。《畫說我的一生》和劉海鷗其他十部書一樣，主要的內容是關於她的家族、她的家庭、她的生活的種種往事。這些記憶，不僅僅是“她的”，而且是“他們的”，是他們那一代人集體的記憶，非常真實，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某種縮影。這些記憶對劉海鷗來說非常珍貴，她把它們呈現給大家，讀者可以從中發現自己生活的軌跡。
這些記憶的珍貴價值顯然不單對劉海鷗個人而言。2021年11月1日，專門記述和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現象特別是文革曆史的《記憶》雜誌負責人特別給劉海鷗來信說，《畫說我的一生》特別受讀者的喜愛，已經成為《記憶》的“鎮刊之寶”。為了讓這個作品在《記憶》上連載的時間長一些，編者做兩次調整，先是把每期刊發的兩章，改為一章，後來又將每章（30張圖以上的）分成上中下或上下，分成三期或兩期刊發，每期發圖十二幅。因防火牆增高，網易126、163和新浪等信箱都被屏閉，很多讀者收不到《記憶》，不得不讓他們改用國外的或小眾的信箱。這位雜誌的負責人還說，相對國內的讀者而言，國外的讀者對劉海鷗這個作品的反應更熱烈，更積極。歐美大學東亞係把它作為當代中國史的輔助教材。
可以從時代更廣的角度來認識劉海鷗的紀實文學寫作。
從文學史上看，每個時代總會有一種備受追捧的文體。今天，時代風雲變幻莫測，國際局勢緊張不安，中國國運堪憂，其複雜性有時甚至超乎常識、常理，人們很需要一些啟發性的認知參照，例如優秀的紀實文學作品。如許多論者所說，紀實文學的長處在於既可以全景式描寫和敘述，波瀾壯闊地呈現；也可以局部取樣，精雕細刻地創作，在介入現實、描繪人心、表現精神圖譜和心靈世界方麵擁有小說、詩歌等文體所匱乏的優勢。紀實文學是非虛構文體，它的基本特征是真實性、及時性、時代性、知識性和信息性，通常具備文獻價值、史誌價值、思想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那些曆史紀實，還常常帶有解密和揭秘的性質，對於幫助人們認識曆史真相、了解曆史事件和人物的本來麵目有所裨益。各種“紀實”文體的要求與特性有所不同，或者說，有所側重。但總體來說，紀實文學的概念內涵應包括守真求實、融情於理、文史兼容等要點。這是它不同於虛構文學的獨特品格，也是其評價標準的理論基礎。
以“真實”為其生命的紀實文學寫作，對當下中國的情形來說，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
所謂“曆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史實、史研、史評。加拿大的國際著名曆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為了防止人類走向狂熱和災難，在她撰寫的《曆史的運用與濫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一書中，從三個方麵總結如何鑒別“有毒曆史”。她以非凡的國際視野指出：
“當曆史淪為了政治動員的工具時，就是一種被強化了的想象共同體，所有人都陶醉在這種神話之中無法自拔。”
非常不幸，曆史淪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正是今天中國的現實。“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過去。”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道出了獨裁的要領，今天的習記新極權統治已把這一要領練成了獨門絕活。他們公然提出“曆史姓黨”，要求曆史為加強自己的政權合法性服務。於是，他們大搞曆史虛無主義，或掩蓋或歪曲，不承認曆史真相是客觀存在的，實行全民族的遺忘運動。幾年前，他們就曾經把十年文革浩劫輕描淡寫為“艱辛探索”，近來為習某龍袍加身、個人崇拜更大造輿論準備。例如：為個人獨裁和帝王世襲製找曆史依據，力圖論證中國曆史上實行的領導體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領導體製，不是專製製度；用民粹主義抵製西方，提出義和團運動是反帝愛國運動，絕不允許對其妖魔化；胡說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延緩了西方勢力“血腥東擴”的步伐，是與時代相適應的外交決策，曆史上有利於維護國家利益，以便為習某要實行重新閉關鎖國製造輿論……。
知史可以明智。從過去看現在，從現在看將來，人們應該明白中共這些人的套路與伎倆，應該看清他們舉什麽旗，走什麽路。為了防止這種“被強化了的想象共同體”，防止民眾都陶醉在這種神話之中無法自拔，防止民族走向狂熱和災難，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在她的書中號召：“一個真正曆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挑戰甚至揭露這種神話，這種神話的幻滅是一個社會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在我看來，不單曆史學家，這也是擺在所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包括紀實文學作家麵前的任務。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在1957年10月榮獲瑞典文學院頒給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在著作中以明察而熱切的眼光照亮了我們這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加繆在題為《寫作的光榮》的獲獎辭中申明：“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喚醒盡可能多的人，那麽他的藝術就決不與謊言和奴性妥協，盡管這些東西到處充斥，滋生孤獨。無論我們每個人有怎樣的弱點，作家職業的高貴永遠植根在兩種艱難的介入中：拒絕謊言，反抗逼迫。”
劉海鷗用她的勇敢堅毅，昭示了在強大的專製勢力麵前，一個渺小個體的巨大作用——用手中的筆，揭穿謊言，反抗逼迫。
2022年9月7日於悉尼
大家都應該象劉海鷗這樣，用手中的筆，揭穿謊言。
文革四十周年的時候，美國的一位華人政論家馮勝平提出了一個重大命題：凡是親曆文革的都是“文革人”，都有罪，都應該為十年浩劫負責。
我非常讚同這句話。
我想說的是，現在中國的落後，也是文學城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