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遇見那些人 劉克陽
因為爸爸的媽媽關係，我有偶遇名人的機會。這些名人大多是文化界的名人，因為爸爸一輩子沒有離開這個圈子。
這些人我都無深交，有的隻是照麵而已，記錄下來為他們做個速寫。
呂熒。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有人敲門，我聽見跑去開門，一個瘦高的中年人走進院子，我不熟悉這個陌生人，但是在大街上見過他，我趕緊叫爸爸出來，我知道是找他的人，爸爸迎出來，把他請進書房。
他走後，爸爸歎息說：“這是呂熒，神經兮兮的……”我成年之後才知道呂熒的事。這個北京大學畢業的才子，晚爸爸一年進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是翻譯兼編輯。1955年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舉行聯席擴大會議，決定開除胡風中國作協會籍，撤銷其中國作協理事等職務。心口如一的呂熒不滿這種做法，立即登台發言，提出“思想意識領域的問題不應等同於政治問題。”當場遭到斥責，被趕下台。麵對兩主席團的眾多風頭人物茅盾、周揚、丁玲、老舍、馮雪峰等，就是他單槍匹馬奮起直言，然而這麽一個剛正不阿的人在十幾天後被定為“胡風分子”。幾天後經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呂熒被隔離審查長達一年之久。之後屢遭隔離審查，精神上受到嚴重摧殘，導致精神分裂。1969年3月5日在清河農場凍餓中逝世，終年55歲。
現在人人稱頌呂熒仗義執言獨膽英雄，卻悲慘地拋棄在人生邊緣，不明不白地喪失生命。我見到他兩次來到我家，他知道爸爸是一個正直的人，也許是想跟爸爸說說心裏話，訴訴苦悶，但是那時候他已經語無倫次，精神恍惚了。
羅曉虹。我最初見到她是六十年代初在公交車上，我和媽媽在車上遇見她，媽媽跟她打招呼，簡單說了幾句話，我記得她說去找女兒，女兒要和同學一家去北戴河，她不放心，也不同意。印象中她又矮又瘦，一個非常普通的南方婦女模樣。下車後，媽媽告訴我說，這是婦聯的同事羅曉紅。
媽媽和她不是一個部門，工作上沒有任何交集，所以當時關係並不密切。直到文革後，她們都從幹校回到婦聯大樓裏，這群無事可做的人們每天聚在一起談天說地，虛度時光，後來把老太太們分為若幹黨小組，媽媽和曉紅阿姨分在一個組裏，天天見麵，兩個廣東老鄉用廣東話聊天，非常投緣。
曉紅阿姨是1927年的老黨員，在那腥風血雨的年代，一個年輕女子義無反顧地參加革命，屈指可數。解放後曉紅阿姨一直是蔡暢（全國婦聯主席）的秘書，直到文革。
一次曉紅阿姨邀請媽媽去她家做客，我陪著媽媽去的。她家住在海澱的一個軍隊的幹休所，進到她家，隻見是很大的一個單元，沒有裝修，整潔無華。阿姨隻用一句話介紹她的家“我的屋子裏有79塊玻璃，打掃起來很麻煩。”我確實吃一驚，可見屋子之大。中午吃飯，飯菜很簡單，隻有兩個菜，我看見對麵坐的曉紅阿姨吃的是前一天的剩飯，我說：“阿姨，別吃剩飯……”阿姨女兒趕緊說：“不用管她，她每天都是這樣，怕浪費了。”曉紅阿姨關切地對我說：“不夠吃，讓女兒到食堂去買饅頭。”飯後，阿姨和媽媽用廣東話聊天，我能聽懂，阿姨說她還有一個兒子，因為當年幹地下工作，無法帶孩子，送給她哥哥了，後來哥哥全家到了香港，現在定居美國，兒子回北京看過她，阿姨苦笑著說：“他叫我姑姑。”“算了，長得也不好看。”骨肉分離，近在咫尺，不能相認，阿姨心裏肯定不是滋味。
曉紅阿姨離休後，每年拿出自己工資的大部分捐給災區及貧困地區的孩子，阿姨早年參加革命，但是工資並不高，她一直堅持把錢捐給需要幫助的人群，直到她到去世前，她的慷慨無私的義舉在全國婦聯是頭一個，感動無數人，同時帶動更多人去幫助貧困的人們。
曉紅阿姨100歲去世，她的訃告上寫她的職務隻有四個字“蔡暢秘書”。曉紅阿姨，她隻是普通人，但是她在我心目是大名人。
老舍。我小學三年級的春節，文聯舉辦迎春晚會，先是演節目，上台表演的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舍演節目是說笑話，報幕員一報下一個節目是老舍說笑話，台下就響起掌聲和笑聲，老舍穿了件中山裝，快步走上台，跟大家打招呼，問候新年好。他講的是一個懶媳婦過年包餃子，嫌麻煩，結果給全家隻包了一個大餃子，把婆婆氣壞了。他的笑話還沒說完，全場就被他幽默的段子逗得哈哈大笑。殘酷的文革逼死了老舍，一個讓那麽多人開懷大笑的人淒涼地以投湖自盡的方式走了。
馮雪峰。爸爸和馮雪峰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初期的同事，爸爸剛到北京時候就與馮伯伯同住在東總布胡同出版總署的宿舍。馮伯伯是1950年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剛成立的當時中國最大出版社的社長。爸爸那時負責外文組的一些工作，因為工作關係與馮伯伯交往多，關係很好。1961年秋天的一個星期日，一早，爸爸叫上我和姐姐，說：“走，今天和馮雪峰一家約好到東郊去打草籽。”能夠和爸爸到郊外去玩，可是一件難得的興事。我們真是喜出望外，高高興興地跟爸爸出發了。當時正是困難時期，但爸爸和馮伯伯這些知識分子享受著國家特殊供應，每月有煙、糖、點心等一般老百姓買不到的食品。當時我雖小，但我還懂得他們並不需要到野外去打什麽草籽呀，所以想，他們也跟我們這些孩子一樣，不過是找借口出去玩玩。後來才明白馮伯伯家和我們家一樣養了雞，人的糧食有定量，雞就沒有吃食了，所以去打草籽，為了喂雞。出了城，到了朝陽門外的野地裏，遠遠地看見馮伯伯和何阿姨已經站在那裏，還有他們的兒子。馮伯伯和何阿姨和我們打招呼，但馮伯伯並不接近我們小孩。我很納悶，星期天兩家人聚會，怎麽馮伯伯繃著臉，與我們不即不離的樣子，讓我心裏挺別扭。說是來打草籽回去喂雞，但他和爸爸並不當真打，比劃了一會兒，爸爸和馮伯伯找了棵大樹，在樹蔭裏坐下來，兩人一邊抽煙一邊聊起了天。從我這個孩子的眼光看，他們的關係很融洽，不然怎麽會跑到這麽老遠來閑聊呢。這樣和馮伯伯一起去打草籽還有幾次，馮伯伯這樣的大人物也不免俗，為了家裏的雞，來到幾十裏外的荒草地裏打草籽。
1970年夏天，我到湖北鹹寧幹校去看爸爸媽媽。鹹寧每天四十度的高溫把我熱得昏頭轉向，痛苦難捱。我在幹校住了一個星期就呆不住了，急著想離開那兒回北京。那時我是多不懂事呀，幹校那麽多叔叔阿姨都希望我給他們帶信回北京，目的是想讓我替他們到家裏看看親人，我什麽也顧不上一門心思要走。臨離開十四連時，爸爸送我上路，並交給我一封馮雪峰伯伯寫的信，囑咐我到北京後把信送到馮伯伯家，爸爸把馮伯伯家的地址告訴我，叮嚀我不要忘了。那時，馮伯伯的“走資派、大右派”的帽子還沒摘，那麽大年紀還和大家一樣挑糞種菜，他不愛說話，特別是不和我一樣的孩子們說話。我隻能看見他的背影。他是讓爸爸把信交給我的，我知道他看見我到幹校了，為了不因為他的“身份”影響到我，盡量不與我交流。
回到北京後，我到北新橋馮伯伯家，找到何阿姨，把信交給她。我說我是劉遼逸的女兒，剛從湖北幹校回來，告訴她馮伯伯還好，何阿姨微笑著謝我，她請我到屋裏坐。我看了一眼她家低矮陰暗的住房，簡直沒有坐的地方，我沒有進去，就告辭出來了。我記得爸爸曾非常惋惜地跟我說過“老馮在大革命時期就是黨中央的領導人，老紅軍……”爸爸說這話的時候馮伯伯已經被打成右派，剝奪了一切職務。
1976年2月初，一個寒冷的晚上，爸爸沒有按時回家吃飯，七點多鍾回來了，他摘下棉帽，看著我悲憤地說：“我剛去了協和醫院，今天是和雪峰的遺體告別，唉……你知道嗎，今天隻有七個人到醫院和他的遺體告別。”我半天說不出話來，得知馮伯伯是1月31日去世的，馮伯伯去世在中國黎明前黑暗日子裏，他的不白之冤還沒有得到昭雪，他的委屈還沒來得及訴說，他就離開了這個對他不公平的世界；他的五十多年的出生入死的戰友，相濡以沫的朋友，共事多年的同事，視如手足的親屬大都沒能和他告別，見最後一麵，他們大都無從得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一個善良、堅強、不屈不撓的革命老人就這樣悄悄走了。爸爸作為朋友、同事含著悲憤默默為他送行了。如果不是爸爸的關係，我是不能近距離接觸這位紅軍時期的領袖人物，我心裏默念：“馮伯伯，走好。”
康克清。她是媽媽的同事。解放初期媽媽和她在一個辦公室，那是全國婦聯的前身“兒童福利部”。直到成立全國婦聯，媽媽分配在“保衛兒童委員會”，康克清當上了婦聯書記處書記。
那是1950年，百廢待興的年代。康克清在“兒童福利部”是領導，大家尊重她，因為她是朱老總的夫人，但是農村出身的她跟大夥相處融洽。媽媽她們稱她“康大姐”，我們經常能見到她，媽媽讓我們叫她“康媽媽”。康媽媽被幹部們的孩子喊，實際上她一輩子沒有生育過孩子，但是她確實看見同事們的孩子非常喜愛。她知道我媽媽有四個女兒，最喜歡我，每次看見媽媽身邊的我，就拉過去摟在懷裏說：“這是我的女兒……”媽媽站在一邊隻是笑不吭聲，我驚恐地害怕她帶走我。直到她當上婦聯副主席兼書記處書記後，小臥車接送，我才少見到她了。
媽媽在我大了一點的時候，一次講起康媽媽的事，還是在“兒童福利部”的一次黨小組會上，康媽媽忍不住提出“家裏困難，申請補助。”她坦言說：“老朱家鄉來了好多親戚，住在我家，長期住著不走，即要供給他們吃喝，還要每月給雲南、四川老家寄錢補貼那裏的親屬、戰友，幾個前妻的兒女和他們的親屬都要一一打點，兩個人的工資全部用光，還不夠。”大家麵麵相覷，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國家副主席，軍隊總司令”老婆的要求。最後還是經過“研究”，給康媽媽補助了200萬元（合現在的200元）。
但事情遠非200萬元那麽簡單，隨後而來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大大小小的“運動”撲麵而來，有“好事者”把康媽媽吃“補助”的事情提到桌麵上批判，“高級首長家庭還吃補助，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麽過的……”康媽媽成了眾矢之的，無地自容，交出來吧，200萬早已進了鄉親們的腰包了，不交出來，以後運動怎麽過關……好在之後康媽媽當選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才“逃過一劫”。
冰心。記得一次民進市委組織的春遊，爸爸邀我一起去，好像是去潭柘寺。我走進麵包車廂，抬頭找座位，看見一位老人坐在最後排，我一看便知是冰心老人，旁邊坐著她的女兒。我和爸爸坐在她倆前麵的座位。爸爸跟老人打個招呼。老人和女兒低聲談話，說話的聲音隻有她們母女倆互相能聽見，車內仍舊很安靜。冰心先生上車後坐在最後一排，空出前麵的座位讓後來的人方便入座。顯然她們母女是早就到了，不遲到，低聲交談，坐在最後麵，方便後來的人。她的文明舉動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李光羲。還有一次也是民進組織的春遊，那次我們全家都隨團去了，人們陸續上了大巴車，我看見李光曦夫妻也上來了，大歌唱家樂嗬嗬地主動跟大夥兒打招呼，非常平易，當然也問候我的父親。到了公園，我們和他們夫妻又遇見了，李光曦停下來跟我們寒暄，我提出跟他們倆照相，他愉快地答應了，我們一起照了兩張相。沒有架子，禮貌得體，與現今的所謂“明星”大相徑庭。
茅盾。文革還沒結束，我從山西回到北京，賦閑在家，到爸爸出版社遇見茅盾的兒媳婦陳小曼，小曼是爸爸外文部的同事，小曼熱情地噓寒問暖，邀請我有時間到她家去。我知道“她家”是指她的小家與茅盾先生同住的地方。茅盾先生隻有一個獨子，所以小曼一家一直與他在一起。
一天無事，我到了東四頭條文化部的後院。文革前是幾位部長、副部長在那裏居住，現在隻有茅盾先生的一座獨棟的小樓還有生活氣息。我敲開門，是保姆開的門，茅盾先生也站在門口，經過文革他已顯蒼老了，身穿簡單的家居服，親切地跟我打招呼，一看就是位可親的普通老人。他身邊站著兩歲的小孫女，我聽小曼說爺爺最喜歡這個孫女，晚年與她做伴。他看見我，不認識，我趕緊自報家門，他表示知道，請我進屋，這時小曼也迎出來。隨後小曼帶我在樓裏轉，上了二樓，不言而喻是爺爺的書房，玻璃書櫃圍著三麵牆。小曼又帶我到樓外邊的一間大房子，打開門，原來是一間藏書屋，裏麵一排一排大書架，存放著成千上萬的書籍，一看便知是各個出版社贈送的圖書，我很想借幾本書，又一想借老先生的書不太好吧，就放棄了。
李希凡。九十年代我陪爸爸去人大會堂領取魯迅文學獎，有家屬陪同領獎人的就我一個，我的目的是想見識一下文學界的翹楚。
坐在我身邊的是李希凡，當時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副院長。他年輕的時候就是研究紅學專家了，五十多年前二十多歲的他和藍翎共同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在全國掀起文學界的大辯論，兩個“小人物”就此讓世人矚目。盡管在紅學研究上他被老毛讚賞，卷入了主流政治及意識形態之中，對他的評價毀譽不同，但畢竟還算是一個曆史人物，我拿出筆記本，請李希凡先生簽字，他很流利地寫上自己的名字，字很工整漂亮。他再不是當年的小人物了，戴有各種頭銜，但是坐在我旁邊的他已經是老人了，默默無聲地坐在那裏。在大會堂領取魯迅文學獎，是他這麽多年來堅持文學藝術研究所獲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