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十二、大串連——大寨蘋果
（1966年10月——11月）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學校比較溫和的一派紅衛兵組織學生去大寨參觀和勞動，我報名參加了。我太向往外出了，這是一個多麽好的機會！再說“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響徹雲天，能夠親臨實地參觀，向貧下中農學習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情！雖然頻受打擊，我仍然不屈不撓地發自內心地要表現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願望和行動。
在北京火車站等了一天一夜，我們登上了去太原的列車。在太原換車時，我在火車站的食堂買了一碗刀削麵充饑，麵裏什麽佐料也沒有，但飯桌上有醬油醋辣椒自理。久聞山西醋之名，果然好吃，味道醇香，為了吃醋，我又買了一碗刀削麵。
聽說黃河穿過太原市，我坐上公交車去看黃河，太原市給我的印象很好，整潔安靜，還沒有被造反浪潮改造得麵目全非。公共汽車上有小孩子給大家念毛主席語錄，聲音稚嫩，稍帶口音，很是動聽。
從太原到陽泉，我趁在陽泉等車的機會獨自去謁拜了烈士陵園。多年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我對革命先烈有著無限崇敬的感情。我去過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去過八寶山烈士公墓；去過廣州的紅花崗、黃花崗；去過南京的雨花台。在陽泉烈士墓前，我心潮澎湃，默誦：“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性命，我們還有什麽缺點和錯誤不能拋棄的嗎？讓我們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在陽泉等火車時，很多學生買了陽泉梨，一個學生讓我幫她削皮，其他學生看我削得又快又好，全都圍上來讓我給他們削。這時候我覺得他們不再是什麽紅衛兵，就是一群天真幼稚的小孩子。
我削水果的手法和別人不一樣，用食指從裏往外推刀。這一輩子我就見過三個人這麽削水果：我媽媽、我、我妹妹克陽。
到了大寨，我們幾個代培老師住在武家坪一個老鄉家裏。我們的房間本是他們用來存放雜物的倉房，常年沒人住，又冷又髒。最要命的是炕上無數饑渴的臭蟲跳蚤吸足了我們的血。我身上奇癢，從頭到腳全身紅斑。晚上數一數竟有三百五十多個包，通宵就在哢哧哢哧地抓癢，夜裏大家聊天，我說：“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趕快回北京洗個熱水澡。”沒人吭聲，我馬上後悔了，他們在想什麽？資產階級小姐作風？沒有貧下中農感情？假革命或口頭革命派？他們會不會向紅衛兵匯報？經過多次的教訓，我已經快成為謹小慎微的君子了。
我們在房東家裏吃派飯。每頓一人一碗蕎麥糊糊，沒有菜，沒有一絲油星，連鹽味都沒有，隻有放在糊糊上麵的一小勺辣子調味。幹了一天活，一碗糊糊根本糊弄不飽肚子。這裏的習慣是隻有男勞力才吃幹糧。眼睜睜地看著男房東吃了兩大海碗糊糊，還啃著饃饃，饞得不行，心裏鼓勵著自己，再堅持一段，等回了北京，不管吃什麽，首先好好地填飽肚子。
在大寨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幹農活，割豆子搬石頭修公路掰玉米挑擔子。大寨是以在貧瘠的山地上建設梯田著稱的，不管什麽活路都要沿著梯田上上下下。挑擔上山是最累的活，我們要把收獲的玉米挑到山上的場院。盡管肩膀痛腫，我咬緊牙關堅持，最多的一次挑了一百零一斤。幾個大寨女子也在挑大筐，身挑苗條，纖細的腰身一擺一擺的，輕輕巧巧地走著，幾步就趕上了我。
一天下了工，我和代培老師們到大寨供銷社轉了一圈。供銷社裏擠滿了買零食的紅衛兵。吸引住我們眼睛的是蘋果，又大又紅，一看就是新鮮多汁的。一個老師說咱們來到大寨應該吃個大寨水果作紀念。我猶豫再三，我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物，會不會又招惹是非？見大家都買，最後我也買了一個蘋果，反正“法不責眾”嘛。蘋果果然好吃，又脆又甜又多汁，冰涼涼的，沁到心底。
當天晚上，全校師生和貧下中農集中在大寨人開會的露天場院開會。隻聽得紅衛兵頭頭張鐵軍聲色俱厲地說：“紅衛兵小將們，階級鬥爭不能忘，在我們身邊又出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今天召開批判大會，地主階級狗崽子劉企鵝破壞農業學大寨的罪行。”
幾個紅衛兵把我給揪上了台，推推搡搡地按下我的頭。罪行很簡單：買了一個蘋果吃。批判一個接一個，上綱上線——混進革命隊伍，給北京的紅衛兵抹黑，破壞農業學大寨，地主階級享樂主義本性等等。他們喊著口號：“打到劉企鵝！”“劉企鵝不投降就讓她滅忙！”特別響亮地起哄式地把重音落在那個侮辱性的外號上。
這樣的當眾受辱我已經曆過多次，在學生麵前已經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了。我感覺最丟臉的的事，很多貧下中農也在台下，因為我幹活賣力，他們對我的印象很好，現在他們怎麽看我呢？我心中還有一萬個不服氣，我之所以敢買蘋果，首先因為“紅衛兵小將們”擠在櫃台前幾斤幾斤地買水果點心罐頭糖果，大搖大擺地當街吃喝。為什麽他們可以買我就不能買？所謂階級鬥爭不過是他們貓捉老鼠的遊戲而已，是他們生活無趣時製造的一種調料，抓個人來鬥一鬥，解解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更讓我失望的是，其他幾個代培老師也都買了水果，而且是她們帶頭買的，現在她們一聲不敢吭，把頭埋在膝蓋裏，像耗子一樣縮著。人到了這時隻會明哲保身，真是令人寒心。我心裏想，沒有一個人值得信任。
紅衛兵宣布了對我的懲罰——給學生送夜宵，以及每頓飯前要給紅衛兵的食堂挑三擔水（他們有自己的食堂，還要吃宵夜）。當天晚上我被鬥得懵頭轉向，順從了紅衛兵的懲罰，挑著兩桶沉甸甸的夜宵，送到紅衛兵住處。夜宵是用在大寨供銷社買來的核桃紅棗葡萄幹及各種幹果熬的粥。紅衛兵們早已吃零食塞飽了肚子，兩桶宵夜幾乎原封不動喂了豬。
第二天紅衛兵來押解我去挑水，我的腦子已經清醒，幾個月來我對紅衛兵的理解寬容忍耐突然走到了盡頭，爆發出反抗的怒火，我堅決拒絕道：“我不幹，我不挑水也不送飯！”紅衛兵把水桶扁擔扔在我麵前說：“如果你不幹，你就永遠也別想吃飯。”有幾個學生又想上來打人，我拿起桶，嘴裏硬頂道：“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要挑水我隻給貧下中農挑。”心想你們總不能在大寨這塊革命“聖地”把我打死吧。拿貧下中農做擋箭牌，紅衛兵居然拿我沒辦法。
我找了一家門上貼著“光榮軍屬”（肯定是貧下中農）的農戶挑滿一缸水，之後坐在門口土坡的石頭上默默流淚。為什麽幾個月來我一直被打擊被侮辱，以至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文化革命中去？為什麽我越是想革命，就越是遭到侮辱和抵製？我想明白一條道理，“革命”這個詞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含義。非革命幹部出身的人是沒有權利“革命”的，如果這些人要“革命”，在紅衛兵看來，答案隻有一個，他們要革無產階級的命。我對紅衛兵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通過文革的這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永遠也不能和他們融合的，他們的優越感已經將他們的行為帶向了極端。五十多年後這種優越性通過“紅色基因”一代代傳下去，有增無減。網民們用準確的五個字概括了我上麵想通的道理——姓趙？你也配？！
大寨之行留給我的記憶不堪回首，唯一的亮點來自一位師院附中附近農村的女學生。有一天我們兩個人一起在山上割黃豆（從來沒見過一個紅衛兵幹活），女學生給了我一隻手套，教我怎麽樣割豆子。我們邊割邊聊天，都是些家常裏短的事，她絲毫沒有幹部子弟紅衛兵的嬌驕二氣和“階級鬥爭的警惕性”，她仍叫我老師，光是這一聲老師就讓我十分感動。和她在一起，大半年來緊繃的階級鬥爭的弦一下子放鬆了，那麽輕鬆，那麽有人味。
幹著半截活我想解大便，她也要拉。我們邊聊邊拉，我突然想起身上沒有手紙，她從兜裏翻出一塊皺皺巴巴的報紙遞給我。“你呢？”我問。“沒關係，我不用。”回手從地裏摘下兩張蓖麻葉子，“用這個就行。”如果說拉屎擦屁股這事讓我的心與她更貼近，聽起來荒唐可笑，但這就是我的切身感受，也許她根本無所謂，但這是我幾個月以來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得到的唯一一點溫暖。
大寨不愉快的生活終於結束了。從陽泉到北京的火車擁擠不堪，晚6點從陽泉出發。早5點到達北京，11個小時我在車上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一動不能動，直挺挺地站了一宿。
到北京一看，大串連已經成氣候，學校裏紅衛兵都已鳥獸散，多數老師也都已不知去向。學校的教室全都住滿外地來京串連的學生。回到宿舍看見我的床上隻剩下光板，被褥全被紅衛兵拿去招待外地學生了。我的火不打一處來，自從大寨蘋果風波之後，我已經十分地厭惡紅衛兵，並且決定不再順從他們。我在一間教室找到了自己的被褥，毫不客氣地卷起來拿回家了。外地的串連孩子，對不起了，我對你們沒有任何的成見，隻是痛恨那些不把我當人看待的紅衛兵，我就是要和他們對著幹。
第二天回校時，又見牆上張貼著辱罵我的大字報。說我對外地串連的紅衛兵采取了階級報複行動，破壞紅衛兵串連運動就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雲雲。以前一見罵我的大字報，我的心咚咚地跳，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現在這一類的攻擊對我已經不起任何作用，我冷笑一聲，轉身離去。
劉海鷗的不幸是她是個受虐者，如果她恰好處在施虐者的位置上，她會溫良恭儉讓嗎？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宗教的救贖和道德的感召什麽時候都是蒼白的，我們需要的是製度建設，而不僅僅是道德的批判。
我們對文革的批判很不夠，而相應的製度建設就更單薄了。
現在自上而下的文革2.0 正在向我們走來，曆史正在輪回。作為一介布衣小民我們能作些什麽？惹不起還躲不起嗎。
沒想到，海鷗被被紅衛兵迫害打罵，抱抱你。老毛的文革就是把中國人的人性中的最惡，恨，毒，卑鄙全部釋放出來，幸好我家出生不好，不允許參加紅衛兵，沒有幹過壞事，要不然像我到了初中還是無頭腦，跟著別人跑還不知道要闖什麽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