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工作過的兩個政治教研室 劉海鷗
話說我生了“二胎“後，被《紅旗》雜誌社開除，退回北大重新分配。北大卻遲遲不給我分配工作，每次去問，得到的必是帶著諷刺微笑的回答：“不是我們不分配，你犯那麽大的錯誤，連中直機關都要求嚴肅處理，還有哪個單位敢要你！”有時遇見我係研究生中唯二沒分配的另一位，我們隻能相視苦笑。他的“錯誤”比我的“光榮”，是在上麵政改的嚐試中響應號召參加了競選。和他相比我總覺得有些慚愧。
一天，分配辦公室終於打電話約我見麵。一進門，管分配的老師把一封信摔在桌上，憤憤道：“你家弟弟劉克陽寫了告狀信，把我們告到了北大黨委和教育部！”哈哈，不是隻有弟弟敢寫信，妹妹也能寫。我這個可愛的妹妹呀，隻要你有困難，她必出手幫忙，但是這次可能要幫倒忙了。果然他沒好氣地說：“現在有一個地方要人——X學院政治課教研室。”
我們那屆研究生是文革後第一批畢業生，除了留校的都分到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中央政策辦公室一類的中央級大單位。這個X學院60年代建校，隸屬北京市，一般本科畢業生當政治教員足矣。明顯這是對那封信的報複，但是我並不在乎去哪兒，我急需工作。我已經在克陽的分司廳中學做臨時工幾個月，既然每月掙31塊錢的臨時工我都幹，這個工作有何不可？
等真正去學校報到我才領會到北大分配辦公室的用心——我知道那學校遠，但不知道是那麽遠。我家體院在海澱區的西北角，而那所學校在京郊的東南角，北京話說“大吊角”，上班要換四趟車，下車還要沿著一條泛著怪味的河溝，穿過一片垃圾場走十分鍾以上才到。上班一趟就要兩個多小時（碰上雨雪半天也到不了學校），一天在路上就要耗費五個小時。你不是告狀嗎？給你點顏色看看！
這個學校有規定，任何分配來的公共課教師到校第一年先要當鋪導員，坐班。和我一起當輔導員的還有兩個新畢業的大學生，很不滿意這種安排，一個每天寫些小文章給晚報投稿，一個看小說。我呢，可不能白白地浪費一年的時間無所作為，我埋頭閱讀西方現代哲學家們的著作，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科學哲學……做筆記。如饑似渴地吸收西方已經存在幾十年而對我來說卻是全新的思想概念。
看書累了也和那兩個畢業生聊聊天，隔壁辦公室的輔導員也常過來打發無聊時間。其中一個和我成為好朋友，不斷向我討教和男友交往的經驗。她困惑地問我，男友和她上公園，就給她買了一根小豆冰棍，他對她到底有意思沒意思呢。真是讓我難以回答。
輔導員工作隻能在學生放學後的時間做，還不一定找得到人，而這時也是該下班的時間了。一年裏我隻記得和學生幹部開過一次班委會，和學生植樹一次。不管怎樣，和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也很愉快。
一年後我終於可以到政治教研室教書了。其實多數學校都稱之為“馬列主義教研室”。我記不清這個學校的教研室是叫“馬列”還是“政治”。呆了幾年，我覺得教研室很政治，就叫政治教研室吧。
一到政治教研室，迎頭一個下馬威。室主任告知我：“你的職稱是助教，一切待遇按助教處理，兩年之內沒有資格參加講師評選。”按高教部規定，研究生畢業就是講師資格，而我不能作為講師的原因十分滑稽——“因為你沒有大學本科學曆，能當助教已經是特殊優待了”。就是說，我在讀碩期間完成的所有本科學業不算數，碩士的學曆更是忽略不計，充其量我就是一個高中畢業生！我沒有爭辯，十分理解：記了大過的人哪那麽輕易就給你講師當呢？
助教必須坐班，在辦公室老老實實呆著，甚至午休時間都不允許離校。初到時不懂這條規矩，一天我在圖書館看到一本書，費孝通的《生育製度》，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中午馬上去書店買了一本。回來就挨了哲學組長狠狠一頓批評，我仿佛又回到了幼兒園。至今我也不明白中午為什麽不能離開學校，是不是隻針對我一個人。
哲學組有六七個人，組長秦某，思想僵化，自己沒有主意，唯主任馬首是瞻。一去就聽說他是博古的侄子，我感覺當年若是這位秦某領導中國革命，革命損失可能更其嚴重。
組裏的兩根支柱是兩個近五十歲的老太太，沒說兩句話，已經從她們的言談話語中知道一位是幹部夫人。一位是軍官夫人。她們似乎很關心地問了我一些家常話，比如家在哪啊，誰給看你的二胎啊。我不知其深淺，僅僅簡短回答幾個字，後來才知二位確實不簡單。
有一個男青年，工農兵學員畢業，特別要求進步的樣子，我在的那兩年竟然不和我說一句話。若幹年後我在悉尼的一個餐館吃飯，端菜出來的竟是他，我很高興地和他打招呼，他尷尷尬尬地應付了一聲，隱進廚房。
還有一個年輕女老師，也是工農兵學員畢業，隻有她一個人和我不錯。每天下班我們一起穿過長長的荒地去趕汽車，她一一介紹教研室老師的軼事，瑣瑣碎碎的記不住了，隻記得說一個黨史老師講課特別投入，講起某戰役能從講台上衝到教室後麵，又從後麵衝上講台；講起某次路線的失敗，在課堂上竟然號啕大哭，把學生看得一愣一愣的。除此之外這個女老師一肚子牢騷，說這裏隻看誰的背景硬，她沒有後台，沒有人看得起她。我想她說的可能是真的，因為她在組裏確實沒有地位。
作為一個助教，對我講課的要求很嚴格——由一位老教師（就是那位軍官太太）“傳幫帶”。每年隻能試講少量的課。講課的內容要全部寫在講稿上，一個標點都不可錯過。講稿要在全組傳閱，再進行試講，全組討論提意見通過後才能教課。正式上課時每一字句都要按照講稿講，不得任意加減內容。
其實教科書的內容我早已經爛熟於心。文革後知識分子的地位有所提高，文憑成為人的價值的重要標誌，文革十年荒廢了學業又因各種原因不能上大學的有誌青年都參加了各種各樣的成人大學。為了補貼家用，我幾乎每晚都在各區的夜校教書（夜校的授課費不多，一節課也就1塊錢左右，一個月好歹可得十幾元的外快）。哲學課程我已脫稿講得行雲流水，但是我還是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認認真真一筆一劃在稿紙上寫好講稿，課堂上一本正經地看著講稿照本宣科。
每周有兩個下午，哲學組要派老師到與學院相關的單位給職工上課，這個差事沒人願意幹，耽誤下班時間，也沒補助，於是就派我去，我二話不說，去！
新學期開始，軍官太太私下找我說，這學期她有事，她的課全都交給我上。我說，這恐怕不合適吧，學校規定助教授課隻能占總量的20%，您是不是先和領導商量一下？軍官太太氣壞了，跑到主任那裏告了我一狀。
一天秦組長通知我去主任辦公室。我敲門進去後，主任眼皮子都不抬，在桌上翻來翻去，好像在忙碌自己的事情。我站在門口等了幾分鍾，見沒有反應，便客氣地對主任說：“主任，您先忙，我等會兒再來。”轉身離去。主任本來是想把嚴肅氣氛拉滿，卻嘬了癟子，隻好自己把我追了回來。
主任開門見山：“根據群眾的反映，提醒你以下幾點：第一，要尊重老教師，在小組裏要多做事情。第二，要遵守學校製度，不要遲到早退。第三，不該講的不要講，注意影響，要記住你是搞馬列的。不要到處散布自己家遠，更不要到處宣傳自己二胎的事。”
我瞠目，我已經非常注意夾著尾巴做人了，仍想不到我的每句話，每個行動都有人做了曲解後層層匯報到教研室主任處，這些莫須有的事情我必須說清楚！我說：“第一，我沒有同意某老師私下讓我替她上課的要求，這並非不尊重她，如果教研室作出正式安排，我絕對服從。至於組裏有什麽事，盡管分配給我，我一定會做好的。第二，我沒有違反過學校的製度，遲到確實有過一次，那天下大雪，公交車走不動，我無法控製。早退從來沒有過，隻是每星期兩次下午要到外麵講課，這你們都是知道的。我必須要早點走，而回家比平日還要晚。第三，我沒有跟人抱怨過家遠，既然我同意到這個學校上班，就已經接受了離家遠的事實，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唯一有關的對話是有人問我家住哪，我回答體院。遠不遠是他們自己的判斷。至於二胎問題，在我來學校之前就已經盡人皆知，不需要我宣傳。我唯一一次談到二孩，也是組裏有人關切地問我二孩誰來看，我回答農村的老太太。我對此並無怨言，因為我家老大就是這個老太太帶大的，我很滿意。”
所有指責都落空，教研室主任氣得臉色鐵青，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一揮手，“走吧。”
在當天的日記上，我記錄了這場談話，結論道：“如果給領導一詞以現時代所特有的內涵，室主任可謂一個極為稱職的領導，但絕不是學者。”“秦組長和老太太們的笑臉背後是監視和歪曲事實的匯報。難怪人們那麽害怕搞政治的人。”
在這種氛圍中生活，我一天也沒快樂過。
1983年的3月份，中央忽然發起了“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所謂精神汙染，在理論界是指3月16日周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長篇報告《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報告對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問題做了正麵的論述，但是在不久召開的共產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被納入精神汙染的範圍。學術討論變成了政治討伐，完全一邊倒地對周揚們發起攻擊。站在鬥爭前沿的左派“理論家”胡喬木在“清汙”被胡耀邦叫停後，仍不甘心地發表了長篇撻伐文章《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印成小冊子高校師生人手一冊，責令師生學習並展開對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批判。
我捏著鼻子看完了小冊子，把它扔在一邊。
一般來說，政治教研室基本上屬於高校中思想最為僵化的一塊陣地，當仁不讓地緊跟，批判。教師政治學習時間，我不發言，溜邊找個座位，閉耳養神，排除一切“精神汙染”。
政治課改為學習胡喬木的小冊子，領導派我給學生宣講。沒問題，我可以講，一節課兩節課都講不完——人道主義當然要宣揚，我們說的人性、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價值、人的解放都是人道主義的應有之義，需要批判嗎？——社會主義當然存在異化，不說遠的，隻說文革，一方麵造神運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一方麵對人的迫害達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這不正是社會異化使人失去其作為人的本質的表現嗎？
讓我鸚鵡學舌地念教科書我可以接受，但是要讓我把錯誤當成正確來宣傳，我是不能妥協的。宣講課是大課，在階梯大教室。我站在講台上環視了黑壓壓的一片人頭，說了四個字：“大家自學。”然後拿出一本書坐下自顧自地看起來。
自學胡喬木，學生愛幹嘛幹嘛，我不管，隻管自己看書。
1984年某天，哲學教研組兩個組長突然來到我家。他們一進門就大喊：“太遠了，真沒想到這麽遠！路上走了快四個小時！”換了三四趟車不說，第四趟從中關村到體院的車一個小時隻有一趟，他們在冰天雪地等了近一個小時。這在我早已司空見慣——車總是不準時，從來不可能掌握時間，碰上哪趟算哪趟。有時遠遠看見車子進站，緊趕慢趕跑到了跟前，車門還沒關嚴，無論怎麽請求司機也絕不會為你再開一次門，看也不看你一眼就揚長而去，隻好再苦等一個小時。
組長們呆了10分鍾就走了，除了喊遠，他們大概也忘了來幹什麽。我什麽話也沒接，“遠”字在我這已經是敏感詞了。
待回去上班，組長對我說：“去你家那天，中午12點20分從家出來，晚上7點多才回到家，7個鍾頭！沒想到你上班這麽遠，坐車這麽難，我看你還是自己想辦法調走吧，隻要你找到接收單位，我們就放人。”
我很驚奇，我覺得他們都很希望我離開這個單位，我的存在已經讓這個尊卑有序的單位領導十分不爽了，特別是我在“清汙”運動中的消極抵抗，更是嚴重的政治態度，如此下去會帶壞了一鍋湯。正好“家遠”給了他們非常人道的理由——完全是出於為我考慮。
我開始聯係單位，我家周圍的清華大學及各大學院郵電學院、地質學院、石油學院、鋼鐵學院都願意要我，連把我家整得七葷八素的體育學院竟然也一趟趟上門，動員我留在體院。（這又證實了北大分配辦公室說無人敢收的謊言）。人事處問我，有的學院已經發來了調令，是否發檔案。害怕再碰上這種格局的政教室，我躊躇再三，我請人事處先壓下檔案不要發給任何一個單位。
當我準備離開這個學院時，除去一個人，教研室包括哲學組沒有人問一聲，更何論道一聲再見。在教研室呆了兩年，其他組的人看我的眼光總是有點詭譎，從來不和我說話，好像我是一個身患傳染惡疾的病人。我說的“除去一個人”是一個年輕老師，姓蘇，聽說她是海軍裏一個正紅得發紫的女歌手的姐姐。在教研室她總是和幾個年輕老師聚在一起，都是幹部子弟，似乎與教研室格格不入。臨走前的一天，我一個人在食堂吃飯，蘇老師走過來坐在我身旁，第一次和我說話，她說：“聽說你要走了？走了好，我們遲早都會離開這裏的。告訴你，我們都覺得你是個好人。”她指指那邊另外幾個同夥。我心裏有些感動，也奇怪，“好人”的結論是怎麽得出來的？這麽多年我沒忘記她，不是因為誇我“好人”，而是因為她是教研室唯一主動和我說過話的人。
我最終選中的單位是中央戲劇學院，克陽幫我聯係的。中戲也是毫不猶豫就同意接受我。在我印象中中戲學生的文化水平令人難以恭維，但是他們主動給予的條件打動了我——取消記過處分，恢複講師職稱，正常發放工資，中止對二孩的一切經濟懲罰。就這麽著我覺得自己突然又變回了一個有尊嚴的人，就衝這個，我沒有什麽猶豫的。
這個學校對我還有很多實際的好處——它對麵有個東棉花胡同幼兒園，是區重點幼兒園，對中戲老師的孩子優先錄取，女兒滿三歲後可以進入這個幼兒園。這一帶還有三四個重點小學，我一定要讓兒子讀一個好學校，才不辜負了他的聰明頭腦。更大的好處是學校離媽媽家很近，騎車幾分鍾就到，我可以帶著孩子借住在媽媽家，同時照顧一人獨住的媽媽。
一到中央戲劇學院我就喜歡上了，因為兩個字——寬鬆。教研室既不政治也不馬列，總共就六七個老師，與外語教研組合並在一起叫公共課教研室。領導無為而治，老師們各行其事，上課到校，下課回家。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講什麽怎麽講，沒有人檢查你是否遲到早退中午離校。每周半天的所謂的政治學習基本就是教研室例會，主任布置一些具體工作就完事。
老師們和睦相處，相互提挈，我參與了藝術院校編著的《哲學與藝術文集》，邀請和鼓勵教研室的哲學老師也提供論文，他們的文章得以收錄，皆大歡喜。一個女老師的丈夫出差德國，回國後她送給教研室每人一個德國帶來的小禮物——一個透明塑料的打火機，雖然這種打火機現在滿街都是，但那時真是個稀罕物，關鍵是女老師托自己的丈夫用有限的外匯在國外給我們買禮物，這點心意讓人感動。
（照片待發表）
（1994年第一次回國去中戲教研室看望老師們（我後左二），教研室仍是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兩個哲學老師，兩個政經老師，一個黨史老師，還有一個外語老師。主任沒在。）
在這個學校我還見到了幾個老朋友，舞美係的馬老師是曾是永豐中學的美術老師，在中學我們就是好朋友，後來他離開學校換了幾個單位，就失去聯係了，沒想到我們在這裏又成為同事。徐老師是我姐姐的高中同學，原來住在我家旁邊的胡同裏，當年她最大的理想是當個小學老師，姐姐看她活潑愛笑，麵目姣好，動員她考中戲，每天讓她到我家，教她朗誦詩歌，後來她果然憑詩朗誦考上了中戲。還有於老師，原來山西省話劇團的演員，多年前我去山西探望插隊的妹妹，在太原就借住在她家。怎能想到還會在這裏相遇。這個學校的老師，不管認識不認識，見了麵都會向對方展露笑容。這種友好的環境怎能不使人心情舒暢？
學校禮堂總有新的電影，但最好看的是各係學期末的小品表演考試（絕不是現在春晚中毀了小品名聲的豔俗“小品”），學生們自編自導自演，其中不乏深刻表現人性和社會問題的好作品，這讓我對學生的思想深度刮目相看。
女兒上了棉花幼兒園，兒子上了黑芝麻重點小學。總之，一切都合我意！
在中戲教書不需坐班，但是我天天到校，早上先把女兒送到幼兒園，再到西頭的早點鋪吃一份豆漿糖油餅。回到教研室，一個人也沒有，是個讀書備課的好去處。
讀研究生期間，我對於高校哲學課教材的一些內容就存有疑議，教科書仍是三十年代蘇聯教科書的底子，延安時期傳入中國，其框架幾十年不變，隻不過加上了一些新的事例而已。我把自己的想法寫了一套幾萬字的教案備用。
此外，我繼續充實我的知識。在上學期間，我最感興趣的課程就是西方哲學史，因為後來的哲學流派都可以從西方古代哲學中找到源頭或線索。我購買了剛剛出版的全套的西方哲學大家的著作，開始係統閱讀。
1984年金觀濤等人編輯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由當時優秀的知識分子編寫，介紹各個學科領域的最新潮流、新思想。這些書對封閉了二十多年的人們來說無疑是新一輪的思想啟蒙。我買了其中多本，如饑似渴地閱讀，它們引發了我更廣闊的思考。
比如，《人的發現》（李平曄著）講的是馬丁·路德金和宗教改革，我想到如果某“主義”某“思想”被推崇到宗教高度，其結果必是以神性取代人性。聯想到文化革命，其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不就是出於此嗎？問題是什麽時候人們才能發現自己是個“人”呢？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文化革命還會再來。
《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根據Fritjof Capra的《物理學之道》The Tao of Physics編譯）中關於現代物理學發現人在觀察微觀客體時會改變被觀察的客體，因而在認識世界中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是無法分割的。這讓我想到了我們所講的唯物主義反映論對“客觀”的高揚對主觀的貶抑，對二者的機械性割裂，其在社會政治領域的一個後果就是對知識，對知識分子的毀滅。
《在曆史的表象背後》（金觀濤著）這本書使用係統論控製論等現代科學的方法論證中國社會幾千年停滯不前的原因，給我的震動最大，他所建構的體係，拆除了我腦子中對中國社會曆史的固有結構。他在闡述運用的全新的方法論促使我一頭鑽進了“三論”——係統論、控製論和信息論——的研究。
北大的學術空氣的餘溫還停留在我身上。我參加了幾次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講習班，其中一些海外的漢學家如杜維明、餘英時等人把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社會結合的研究，特別是中外文化及中外思維方式的比較給了我極大的啟迪，我在思考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局限性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造成的影響時，聯想到在這種社會環境中產生的黨派和思想難道能徹底擺脫傳統思維種種局限性嗎？顯然不能。那麽其具體表現是什麽呢？我對這個新課題激動不已。
（參加文化書院講座的一位澳大利亞教授後來接受我作為他的博士研究生，我得以出國深造。）
1985年分給了我一個導演進修班的課，學生是從全國各地來的導演，具有相當的認知和實踐水平。既然沒有人管哲學課講什麽，我決定給他們講述我對教科書的研究和思考。每節課我先介紹一下教材上的內容，告訴大家：“這是書上的觀點，下麵講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特別強調：“我個人的觀點不一定就是對的，但是我給你們介紹一些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思考角度，目的是打開你們的思路，從而知道沒有什麽理論是具有絕對權威的。”
我和學生探討從唯物主義走向形而上學到的路線：辯證法和中庸之道的邊界；從認識論的角度談欣賞西方現代音樂，或者分析現代派繪畫與原始繪畫之間的邏輯關聯。其實我的想法也常常表淺，沒有經過充分論證，甚至是剛剛靈感一現臨時產生的，因此我的的教學方法采用開放式。我的觀點僅做參考，不強詞奪理，不灌輸或強加於人。他們若有不懂或不同意見可以立刻提出來和我討論，課堂上一片活躍氣氛。
我迫不及待地盼望著每次講課，學生們也懷著極大的興趣聽課。課至酣暢時，有幾個座位上冒出嫋嫋青煙，我說：“你們上課抽煙？那我要也抽。”課堂一片笑聲，馬上就有學生上來遞煙。每堂課結束，學生們都報以掌聲答謝。
（照片待發表）
（1984級導演進修班部分學生）
導演班的專業課程我也去聽，一方麵是為哲學課能更好地與戲劇藝術結合，一方麵本來就愛好文學藝術，有這樣的學習機會不容放過。祝肇年先生的李漁戲曲創作，譚霈生先生的戲劇概論，羅錦鱗先生的導演藝術課都令我獲益不淺。最大收獲是看了他們排演話劇《俄狄浦斯王》的全過程，包括參與分析討論劇本和排演過程中的每個細節的處理。後來他們帶著這出戲去希臘參加世界戲劇節，獲得大獎。
社會上如有新的話劇或其他劇目上演，學生必邀請我同去觀看，之後一起討論該劇的優點和短板，在和他們的討論中我的觀劇水平也大大提高。印象最深的是學生竭力向我推薦了裴豔玲演的河北梆子《鍾馗》，這的確是一出蕩氣回腸的悲情大戲，看得我淚流滿麵。我聯想到了人格的分裂，進而想到人性的異化，一個正常的人隻有變成了鬼才真正回歸本我，才達到了行動和意誌的統一。在現實社會中有多少人都是壓製和埋藏著真我，不能說所想，不能愛所愛。我給學生講了我的感想，在課堂上引起熱烈反應。
期末考試我讓他們寫哲學思維在戲劇藝術中的啟發和運用。考卷寫得非常出色，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有個同學寫了一篇論文講哲學理論作用於戲劇的五種方式，形式新穎，又有深度，我將其收入藝術院校編寫的《哲學與藝術》文集。另外還有很多篇優秀考卷我珍藏起來帶到澳洲，可惜經過近四十年的搬遷，最後還是不知去向了。
學期末按慣例學校要在學生中問卷——你最喜歡哪門課和哪個老師。我沒有想到，哲學課劉海鷗老師竟和專業課老師一起名列最受歡迎的老師中，徐曉鍾院長在全院大會上表揚了我。更沒想到的是，一個學年的哲學課結束了，導進班代表到學校請求增加一年哲學課。哪一個院校的學生不是為了應付考試才勉強學這門倒黴課程的，更何論藝術院校自由散漫的學生？增加一年哲學課是學生給我的最高評價，我真感到極大的滿足。
第二個學年我給他們介紹西方現代哲學的主要流派。又給他們講“三論”，雖然我的理解十分淺顯，但是我知道三論不僅是科學概念，它們可以運用到各學科領域，特別是對思維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盡著我的理解講。導進班班長畢業後回到湖南任省話劇團團長，他告訴我他就是運用係統論的思想建立了管理體係，行之有效（前兩年得知他已經去世，在此哀悼）。
我和這班學生相處非常好，有幾個學生和我無話不談，甚至向我傾訴她們的感情經曆。有個學生每年從家裏回校都要給我帶一些家鄉的臘魚，以前沒吃過，真是太好吃了。每年新年晚會他們都邀請我參加，和他們喝酒吃火鍋，唱歌跳舞迎來新的一年。
我在中戲工作4年，這幾年是我教書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光，也是我心情最舒暢的階段。這全要感謝中戲，特別是中戲“政治教研室”的自由寬鬆的空氣。
中戲，我愛你！
（照片待發表）
（1986年新年晚會，這張照片的看點在於後麵橢圓形的徽標——“脫窠臼”，這是導進班的座右銘。正因為這個座右銘，這個班32位學生在校期間突破思想束縛，對新思想新事物俱收並蓄，畢業後都成為文藝界的骨幹人才。）
（照片待發表）
（最後上一張我和人藝學員班師生的照片，俊男美女養養眼。寫這篇文章翻相冊偶然見到這張照片，才發現現在活躍在影視劇的這些人竟是我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