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1978-1981）
1977年大學開始重新招生，招考範圍除了應屆畢業生外，還包括1966年以後被耽誤了十年學業的曆屆學生。我文革前高中畢業，不在這次的招生範圍，心中無限惋惜。1978年初，大學恢複招收研究生。一天，老宋從學校裏拿來一張研究生的招生簡章，說你可以試試報考研究生。
看看招生簡章，中文係、曆史係、法律係都離我太遠，隻有哲學係還沾點邊，起碼《矛盾論》和《實踐論》我看過，報這個專業試試吧。一看必讀書，腦袋發暈，渾身冒汗：《兩論》隻是滄海一粟，要讀馬恩列斯毛和國內哲學家的主要哲學著作，要讀世界史工運史共運史聯共（布）黨史，還要考數學和英語。
媽媽帶我去請教中央黨校的副校長韓樹英。1949年以前他在大連和媽媽是上下級關係。韓樹英問我，都讀過什麽哲學著作，讀過《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嗎？沒有。讀過《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嗎？沒有。《反杜林論》？沒有。《自然辯證法》？沒有。《哲學筆記》？沒有。《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沒有。那麽至少應該讀過我和艾思奇同誌合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教科書吧？也沒有。韓樹英搖搖頭：“這些書粗讀也至少需要一年，你首先要細讀一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明後年再考吧。”
盡管專家說不行，我也要試一試。對我來說，考研究生的目標並非當個哲學家，而是換一種活法，更主要的是考我有多大潛能。自從大學落榜，我對自己的能力就失去了自信。學校裏好多人都用一種莫名其妙的眼光看我，更有老師譏諷：“劉海鷗想考研究生？純粹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不管別人怎麽說，既然我已經打算吃天鵝肉，好歹也要嚐一嚐。
我日夜兼程啃完了所有的必讀馬列經典著作，寫滿了兩個筆記本，記住了世界史工運史共運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時間過程結果意義，做完了高中三年的數學題，背下了一本英語語法書。白天還要上課，這一切主要是用晚上時間，我幾乎每晚都讀通宵，隻是在淩晨三四點鍾最睏的時候迷糊一陣。
我利用一切空閑時間背英語單詞，騎車回家時手持一個英語單詞小本，一路背誦。
僅僅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我完成了全部學習。整理書本帶回家時，才發現我這一個多月讀的書加起來竟有一米多高。最讓我驕傲的是，我的體重達到了我曆史上最輝煌的數字，一百零六斤，減少了二十多斤。就為這個，考不上也值得。
應考那天，北大圖書館考場前擁著上千男女考生，多是文革前那幾屆的老大學生，個個氣度不凡，胸有成竹。見此陣仗，我竟頭一暈，坐在台階上喘息了一會兒。待第一門課的考卷拿到手裏，心才平靜下來，不難，答案都可以在我看過的書裏找到。
幾門專業課的考試發揮得很好，唯一知道的錯誤是把被恩格斯譽為新世紀的曙光的旦丁寫成海涅。考完專業課，心已放下了一大半。
英語考試允許帶字典。進入考場，嚇了我一跳，隻見人人都帶了一兩本磚頭那麽厚的英漢詞典，見都沒見過，而我隻帶著巴掌大小的鄭易裏的袖珍字典。憑著這個小字典，竟也啃完了一篇列寧和第三國際的文章。數學也不難，感謝北大附中的數學課，我那時雖不用心學，基礎也夠紮實。十三年過去了，連解析幾何都還能對付。
如果考題我都能答出，對那些老大學生們不更是易如反掌？考完試回家睡了一天，不再抱什麽希望。
完全出乎我的預料，我收到了初試錄取通知。據說我考了第一，其實我的專業成績平平，是數學和外語給我幫了大忙，這兩門雖然分數也不高，但是有些考生專業成績拔尖，數學不及格，外語零分。
複試是寫一篇命題論文。參加複試那天早上，騎車經過清華大學，聽見學校的大喇叭裏正在播送《人民日報》社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邊騎車邊聽了兩耳朵，記住了幾句關鍵的話。複試的論文題目竟然真是《論檢驗真理的標準》。我不知從何而降神來之筆，一氣嗬成寫了四千多字。後來我的指導教師黃楠森先生跟我說過幾次：“我真佩服你，考試三個小時的時間，你竟能寫出四千字的論文，我是做不到的。”
我被北大哲學係錄取了。一切都出於偶然性，如果不是丈夫發現一張招生簡章，如果不是聽見兩耳朵大喇叭播的社論，我也許至今與哲學無緣。
我終於在三十一歲時跨進了大學的校門。
我對研究生完全沒有概念，也不知道該怎麽讀。第一次開會時黃先生問我們各自準備研究什麽題目，我想說的是人們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麽角色。
剛剛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我很困惑——否定文革就是對我這十年生命的否定，這十年我即使沒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熱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把自己變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鬥士，然後一下子這些都是錯誤的了，現在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為。我不能這樣糊裏糊塗地翻來覆去，我必須搞明白，為什麽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能夠一呼百應地瘋狂地投入這個錯誤的運動，否則再碰上一次這樣的革命，我難道再把自己來一個否定之否定之否定嗎？
哲學係共招了三十幾個研究生，分別研究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我在“馬哲史”班，有七個研究生，三個老大學生，兩個工農兵學員，兩個（包括我）高中畢業生。讀研的三年中，有一個同學因為精神問題退學，一個同學中途出國。最後五個人完成學業。
我們的導師有黃楠森先生、郭羅基先生、宋一秀先生。我非常榮幸地被黃楠森先生收為研究生弟子，他看上了我複試的答卷，把我的研究方向定為馬克思主義認識史，黃先生在這個領域有相當高的造詣。
我們的課程為小組授課，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黑格爾《大小邏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宗教史、邏輯學、美學、美術史、外語及第二外語（我學的是英語和德語）。沒上過大學的還要和本科生一起上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和高等數學等大課，以補足哲學本科的基礎知識。
在小組授課中，先生們講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常常有一些閃光思想和大膽論證。最敢於發表異端見解的是郭羅基先生，這位先生個子矮小精致，帶著同樣精致的眼鏡，有一種漠視一切的神態。他授課不按常理出牌，講的幾乎都是社會政治問題，提倡思想解放，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其觀點新穎大膽，敢說當時沒人敢說的話。聽他的課真是一種精神刺激，讓我的思路大開，並有一種重新審視一切的躍躍欲試的衝動。他的這些觀點後來係統地寫成幾篇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等在1979年的《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些文章惹怒了鄧小平，下令將其逐出北京，最後被迫遠走他國。
黃先生的課也好，他在1957年曾經被劃為右派，仍是堅持真理，他的學術研究獨有見地，不落窠臼。他為人平和，表達觀點時不露鋒芒，但綿裏藏針。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
我最喜歡的課程是西方哲學史，它給我呈現了一個人類大智慧的發展曆程。恩格斯說唯心主義是人類智慧之樹上不結果的花朵（大意），讀了西方哲學史才發現唯心主義的產生發展不僅有花朵，而且果實豐碩。相比起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隻能算是這棵智慧之樹上的一根枝椏。然而唯心主義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為政治偏見所綁架，變成萬惡之源，一切壞事情的思想基礎。同時，我知道了唯物主義在曆史上也不是永遠帶著神聖的光環，他產生時就帶自身瑕疵——機械性。盡管後來有辯證法輔佐，仍然難以避免武斷的決定論，他的最大“功績”是對人性和人的價值的否定。我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重新認識，在今天已經是哲學最一般的常識，但那時它的意義在於動搖了我對二十多年來被以權威形式灌輸進腦子的某種思想體係的信念，動搖了我已經形成的融化在階級劃分中的黑白思維方式。
從1978年到1981年讀研究生的這三年正是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各種思想又進入了新一輪百家爭鳴的時代。新思想和舊勢力你爭我奪，你上我下，異常活躍。民主啟蒙運動已經開始，“西單牆”就是一個象征。所謂“西單牆”最初張貼天安門詩抄，1978年9月《中國青年》複刊的第一期剛一出版就被汪東興下令查禁，理由是上麵刊登了天安門詩抄，而沒有老毛詩詞和華國鋒題詞；還登載了“破除現代迷信”的文章。有人把這期雜誌的內容貼在了西單牆上，引來千萬人觀看，展開討論，進而出現要求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大字報。後來魏京生貼出批鄧小平獨裁路線，提倡政治民主化的大字報，事情就起了變化，魏京生被捕，西單牆被取締，“四大”被取締，舊勢力重占上風。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有一朵浪花是自由派文人掀起。1978年我看到了一本手刻蠟板油印雜誌，叫《今天》，其中的小說詩歌與建國三十年來的文學作品都不一樣，我立刻被鎮住了。我迫不及待地訂了這份雜誌，1978年12月創刊號（還附送一張照片，一束逆光的蘆葦）裏有很多社會批判的談話和思考，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趙振開（北島）的小說《波動》，講的是以文革為背景的年輕人的愛情故事，不同於其它悲悲戚戚發泄憤怒的傷痕文學，小說開放式地描述正常的愛的感情，以人性的魅力衝擊著讀者的心靈。寫作手法也別具一格，以不同人物的敘述為結構，我才意識到小說原來是可以這樣寫的。《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就被迫停刊。這九本雜誌我一直珍藏著，直到離開中國。
“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國門終於遮遮掩掩向世界打開了一條縫隙，外麵的立刻東西蜂擁而入。惠及普羅大眾的首先是物質層麵的變化，媽媽在香港的弟弟我們的大舅汪華祚，就像是這個變化的使者。七十年代末他從香港來北京探望媽媽，那是他們分別幾十年後第一次相見。大舅帶來了一大堆港貨——各種新潮衣服、蛤蟆鏡、磚頭式錄音機、電動剃須刀、一次性打火機，還有大量的華語粵語流行歌曲磁帶，從鄧麗君的全套歌曲到《鬼馬歌》（後者媽媽竟然喜歡聽）……
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大舅帶來的東西，我得到了一條喬其紗長裙，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麽漂亮的連衣裙，簡直不好意思穿出來。一個同事看到了，不由分說強行拿她的一條日本百褶裙“換”走了這件連衣裙。不管怎麽說，我敢於穿裙子了，從剛開始試試探探的過膝半截裙到後來自己設計和縫製的無袖連衣裙，我終於突破了藍衣服灰褲子的束縛。
還有，一種已經消失了十幾年的發型在市麵上流行起來——卷發。我也未能免俗地燙了頭發.
音樂對我衝擊最大的可能算是鄧麗君的歌曲，在她之前我曾聽過上海的朱逢博唱喜兒，已經嚇了一跳，綿軟柔和，與文革樣板戲中喜兒剛烈的演唱大相徑庭，隱約覺得這不唱成了靡靡之音嗎？鄧麗君的歌不止軟綿綿，歌詞也都是你情我愛。剛從不允許公開講愛情的時代走過來，我被這些歌曲攪合得惶惑不已，心中總有兩種東西在打架——十幾年來已從耳際植入大腦的鏗鏘強健的聲音和突然冒出來的柔軟優美的音調，該抗拒哪個接受哪個呢？有一次我把磚頭收錄機和鄧麗君歌曲磁帶帶到宿舍給同學聽，一會隔壁中文係的研究生來敲門，滿臉嚴肅地請我們降低音量。其實我們播放的聲音一點也不高，夏天各宿舍都敞著門，歌聲四處流蕩，看來困惑的不止我一個。
改革開放帶來的另一個衝擊是交誼舞。1979年北大學生會貼出一張告示——某月某日在第一食堂舉辦一場大型交誼舞會。這是文革後的第一次大學交誼舞會，同宿舍西哲史的女生們興奮不已，躍躍欲試。丁同學周末回家跟人學了三步四步，回到宿舍拉著我們一個個地教。舞會那天，室友們早早打扮整齊，相約而去。我也特別想去，哪怕是看看熱鬧也行，又自慚形穢，顧慮重重，怕自己被人笑話，更怕自己的身份不合時宜。前思後想，終於沒敢去。舞會後我們係研究生有黨員幹部批評：竟有黨員參加交誼舞會，又表揚了我們馬哲史研究生沒有一個參加。這麽一來，我隻好收回了跳舞的那顆心，繼續假扮一個馬列主義的衛道士，盡管心裏無限羨慕那些在舞場飛來飛去的大膽女孩。
從“門縫”擠進來的外國電影給我打開了又一個世界。文革中有一種電影叫“內部參考片”，專門放給毛澤東江青，還有高幹及其子弟過癮的。八十年代初觀看“內參片”的範圍擴大了一些，爸爸也能得到一些內部電影票，給了我。我第一次看的“內參片”是美國電影《音樂之聲》，它給我的感受隻有兩個字——“震撼”，原來美帝的歌曲那麽好聽，原來美帝也表現那麽純潔的愛情，原來美帝也反法西斯……那些窮凶極惡的麵孔隱藏在哪裏呢？還有我們稱為蘇修的四部煌煌巨製《戰爭與和平》，表現戰爭中人性的《第四十一》《一個人的遭遇》……我們落後了世界有多遠多遠呀！
性開放對中國人也是一大衝擊，北大一些學子也有點聞風而動的衝動。一天我在校園裏騎車，碰上同向而騎的一個研究生，就聊起天來。他告我：“我正在研究性問題，在性的問題上我們已經落後西方五十年。現在西方人對性是非常開放的，他們可以經常更換性伴侶，性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是脫節的，而且不牽涉道德問題……”他問我：“你怎麽看待這件事？”我想了一下：“我認為性要建立在愛的基礎上，如果愛情發生變化，那就可能有兩種結果，離婚或產生婚外情。”他說：“你說的太有道理了，我們應該深入地談一談。這樣，你今天晚上到我宿舍來，我們宿舍沒人，我們好好聊聊。”看著他激動得迫不及待的樣子，我噢了一聲就騎走了，心裏“哼哼”冷笑兩聲。
思想解放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80年的競選。那年上麵似乎在進一步退兩步地試圖邁出政治改革的步伐，其中一步就是選舉法的重新修訂——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直接選舉產生。這一小步在全國多所高校的師生們掀起了一場競選人大代表的風潮，北大更是當仁不讓。
北大的“三角地”立時活躍起來，許多熱心有見識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站出來競選，在三角地發表他們的競選宣言。一時間大字報、答辯會、民意調查熱鬧非凡。討論的議題從評議文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如何評價毛澤東、改革之路、人性解放……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大代表所要考慮的事情.我們哲學係的研究生胡平參加了競選，他的競選宣言是《論言論自由》，一石激起千層浪，反響極大，為此他在大食堂召開了千人答辯會。
我沒有十分關注學生的競選活動，不是因為反對，而是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學習上，用當時時髦的語言說就是把失去的時光補回來。
有一天我們馬哲史的研究生被黨支部叫到學校保衛處，有幾個幹部模樣的人讚揚了我們在競選中所持的態度（不參與，不支持），又要求我們注意觀察那些競選活躍分子的動向，及時向組織匯報。我又聞到了文革的氣味，我保持沉默。
胡平成功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隻此一屆，上麵的政改試驗又到了退兩步的階段，此後不再有自由競選活動，而胡平畢業後竟然沒有單位敢接收，最後終於分配到一個不對口的小單位。幾年後胡平出國，現在是在美國的中國民運人士。
轉眼就到了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了，選題時黃先生說：“你複試寫的《論檢驗真理的標準》很不錯，你就在這個基礎上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吧。”兩年的學習已經使我在認真思考每一個命題。我覺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提法並不完全科學：如果說實踐活動是一種標準，從語法和理論上都說不通；如果說實踐結果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語法上可站得住腳，而理論上和前一命題一樣隱含著唯經驗主義的導向，實際上“黑貓白貓論”就是這條命題的通俗表述，“黑貓白貓”在國民經濟幾近崩潰的時代是改善民生的權宜之計，但長此以往，它可能會導致實用主義的社會後果。這是我論文的基本思想。
黃先生很支持我的觀點，並給我提出詳細的修改意見，使論述更臻完整。
1981年的七月我在媽媽家寫論文，這一年遇上罕見的酷暑，巨熱而且悶濕，我和媽媽幹脆打赤膊。我寫，媽媽幫我抄。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完全靠手寫，汗如雨下，胳臂下墊了厚厚一層報紙，以防汗水打濕稿紙，終於在七月的最後一兩天下了一場傾盆大雨，天氣立時涼快下來，我的論文也完成了。
論文答辯時，中國馬哲界的“泰鬥”們對我的論文提出了許多質疑，不記得是什麽問題了，隻記得我侃侃而談，一個問題也沒難住我。我通過了答辯。
當今社會出現了很多弊端，從理論上說與片麵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無關係，但至今沒有人（也可能有，我沒看到）反思這個問題。我的觀點如投入深潭的小石子，無聲無息。
寫完論文就是等待分配了。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非常搶手，我沒考慮去什麽單位，離開農村中學我已經十分滿足。我覺得自己其實不適合學哲學，沒有嚴密周全的頭腦，沒有能言善辯的口才，且感情用事邏輯混亂。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時，讀上三五頁就睡著了，讀讀睡睡，睡睡讀讀。讀完了，問我講的是什麽，不知道。至今三年的研究生學習早已化為一團煙霧，在眼前消散。腦子裏隻模模糊糊留下幾個哲學家的影子和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學箴言。
但是我非常感謝當時北大的自由空氣，感謝當時北大教授的開放思想，從這裏開始，我的“思想改造”進入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對過去十幾年洗腦的否定，我終於一點一點地找回了自己，盡管這又花費了我若幹年的時間。
下一集： 二十五《母親的力量》
三個小時四千字，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