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和教師節的回憶 劉克陽
今年的中秋節和教師節是同一天,特上傳兩篇回憶文章。
中秋月不圓
1969年的中秋節,我在山西偏遠的村莊勞動,全然不知道那天爸爸媽媽跟隨出版社的幹部們一大早到天安門廣場集合宣誓,為奔赴湖北五七幹校壯行。之後浩浩蕩蕩走到北京站,上了開往湖北鹹寧的火車,他們的四個女兒都在各地的鄉下,沒有一個家人送行。
為何選擇中秋這天走,不得而知,自認為聰明的革委會大概想讓大夥記住這一天,告別北京,從此不會回來了。
無獨有偶,我的學校在我們即將插隊之前,把我們轟到順義農村勞動。那天也是中秋節。我們放下行李,就聽消息靈通人士說村裏小賣部有月餅售,我約了一個要好的同學朝小賣部走去。路上遇見往回走的同學,她們說:“軍代表說了,誰都不許買月餅……已經通知售貨員,凡是學生買月餅,不賣!”我們停下腳步,有人說:“今年要過革命化的中秋節,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一說到“革命化”仨字,我就恨得咬牙切齒,一個兩毛錢的月餅也能跟“革命化”聯係起來,胳膊擰不過大腿,我們打道回府。
晚上在村裏臨時搭建的戲台,有我的王同學唱革命樣板戲《紅燈記》,附近村子的社員搬著小板凳早早就來占位置。我們吃過飯也往戲台走去,經過我覬覦許久的小賣部,看見有倆左派同學在小賣部門口站崗,煞有介事地忠於職守,寧願放棄看《紅燈記》。我突然看見倆高幹子弟目空一切地走進小賣部,倆看門人一聲不敢吭,放行。
妹妹在內蒙插隊,有一年過中秋節他們殺了頭豬,等把豬肉切開所有人都驚呆了,豬肉上滿是米粒大的豆,這就是患了豬絛蟲的豆豬肉,人吃了會得病,但扔了又可惜。聽老鄉說豆豬肉怕高溫。最後決定肥肉煉豬大油,瘦肉炒成肉鬆。肉鬆做得很成功,大家在恐懼中過完了中秋。
我在山西農村,老鄉們把中秋節看著是一個隆重的大節。在那窮困貧乏的年代,中秋節前,會打月餅的人家早早支起灶,各家把一年攢下的白麵,胡麻油送去,沒有白糖,放上一點糖精。房東看見我直勾勾地盯著打好的月餅,送給我一塊,我一咬,咬不動,是舍不得放油的緣故,所謂月餅像磚頭一樣硬。吃不了,我偷偷給扔了。其實我看他們打月餅,是好奇,沒有見過,社員們做的吃食,基本沒法吃。
回到北京,買什麽都是憑購貨本,過年節,排隊排的就讓人什麽興致都沒了。中秋節的老一套“自來紅,自來白”早已經厭煩了。
2004年的中秋節,媽媽媽媽離開我們,那一整天,我們是在醫院度過最難過的時刻,直到深夜才會各自的家。
爸爸媽媽走了,大姐走了,二姐到南半球了,妹妹在外地。
每到中秋節,我獨自麵對沒有親情的北京城。過節是陳規陋習,還是花好月圓,我找不答案。
中秋節的月還能圓嗎?
嗨!老師
小學六年換了三個班主任,兩年換一個,五六年級是於老師,一個沒有笑臉的老姑娘。她即使偶爾一笑也是對她認為好學生的表示,我不屬於好學生之列又膽小怕事,一般都是躲在後麵偷看她。
一天晨檢,就是老師檢查我們的個人衛生,我至今不懂為什麽要檢查個人衛生,這跟學習有什麽關係。於老師走到一個男生麵前,二話不說,揪著他的耳朵拽出隊伍說:“瞧瞧……脖子賽車軸!大家都看看……”頓時傳來一些同學的嘲笑聲,我難受地看著那個男生的表情,他的臉已經漲得通紅,脖子的顏色隨之更加深了,我看著像咖啡色。我在後麵縮著脖兒,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洗過脖子,每天洗臉就糊弄抹一下,洗不洗脖子我全然不知道,更不懂什麽是“車軸”。“車軸”這個詞一直到我上了高中學會騎自行車,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個東西。
小學的三個班主任老師從來不搭理我這個學習一般,又不很聽話的學生,回想小學六年沒有學到什麽東西,就是惦記玩。
上中學,有英語課。那時候英語一定與美英帝國主義聯係起來,是帶著階級感情,作為戰鬥武器解放全人類的信念去學習英語。我覺得學英語一點用沒有,我們一群黃毛丫頭怎麽跟美帝鬥。英語課一般每星期就排兩節課,但是要應付測驗、考試、升學,所以還得背課文,背單詞,弄清語法。學起來,覺得還挺容易掌握,漸漸覺得兩節課太少了。
英語蘇老師身穿一件咖啡色皮夾克,腳穿大皮鞋,洋派裝束走進教室。他的英式口語,讓我不清楚說得是否準確,反正他不說中國話,進門就說英語。每次上課上來就提問,往往是問三個人,回答不上來,把我叫起來,我答對了。他麵無表情地:“good!”然後讓我和那幾位坐下。此後一上課,其他人答不上來的,就把我叫起來,作為標準答案。以至於到了考試前,我有疑難問題去問他,他居然覺得我在刁難他,很不客氣地說:“這……你還用問我?”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蘇老師隻是初中畢業,憑借他的聰明,解放後找到中學當英語老師的工作,直到退休。
初中二年級的語文老師戴老師,我那時根本不會寫作文,就因為家裏書多,我就照貓畫虎勉強拚湊每兩個星期一次的作文。沒想到戴老師認真看每一個同學的作文,給我高分,並且讓我在講台前講如何寫作文。我嚇得兩腿哆嗦,口齒不清,語無倫次。我從小就語言表達上很困難,就是因為在托兒所待了整整六年,不會與人交流,特別是上台講話。戴老師給了我這次機會,我知道我的作文被她認可。
初三是孫老師教語文,孫老師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工作,他是南方人,說話有口音,說得又快,上他的課,秩序很亂,下麵一亂,他就停下來,目視著大家不說話,一點脾氣也沒有。孫老師認真批改作文,我發現他的字很好,評語寫得不一般,我覺得他有才氣,他實際肚裏有學問,初當老師,口拙,不善於表達,又被每個教室裏的四十多個青春躁動性格各異的女學生嚇得手足無措。後來他注意到我的作文,每次都寫很長的評語,讓我受益匪淺。文革後他調到人民大學研究清史,他的學識有了用武之地。多少年後他已經不在了,我去看望學校的老教師,聽說當年孫老師回到辦公室就跟其他語文老師說我的作文如何好,把我的作文傳給其他老師看,這些事我一無所知。我再也見不到英年早逝的孫老師,無法感謝他對我的肯定。
高二時一個年輕的語文女老師走進我們班,北京師院剛畢業的藤老師,後來我得知她妹妹和我二姐是女十二中同班同學。
藤老師一來讓我眼前一亮,她白白淨淨,不漂亮,但是顯得很有修養的樣子,她穿著不一般,一看就是特意在裁縫店做的合體的衣服,新式的花布,做成當時最時興的中西式罩衣,每天衣服輪流穿換,看得出她喜歡服飾。語文課時她幹淨亮麗地走進教室,大家的目光都會集中到她的衣服圍巾上,因為是秋冬換季,她每天都會戴一條不同花色的紗巾,一天一樣,與眾不同。她一走進教室,我們都竊竊暗笑,不明白她怎麽有那麽多的綢子和喬其紗的圍巾。有一天她終於忍不住發脾氣了,把我們訓了一頓,讓我們摸不著頭腦,其實都知道是因為這群多嘴多舌的丫頭們議論她的穿戴打扮而惹怒了她,但我還是喜歡看她走進教室,能發現她又換了一件讓我心儀的花衣服。她的服飾跟當時已經繃得很緊的階級鬥爭艱苦樸素的弦背道而馳,她不怕,讓我養眼。藤老師課教得很好,分析課文栩栩如生,小資情調的她對文學作品欣賞分析很到家,我喜歡上她的語文課。有一次她給我的作文得了一百分,拿到作文後被周圍同學看見一個鮮紅的100分,引起軒然大波,“作文怎麽能100分?”這是大多數人的質疑,更多的是不滿,難道錯別字,標點符號都沒刨分……藤老師不為所動,不反駁不解釋,讓風波偃旗息鼓了。我知道她欣賞我的作文,大概受語文組的一些教過我的老師的影響,多多少少知道我的作文不錯吧。我沒有跟她更多的接觸,隻是在課間休息時跟她隨便地聊過幾句,她也是很平等地跟我談笑。不久文革開始了,奇怪的是我再也沒有見過她。我的語文老師一個很早就調到南方去了,一個文革後因病去世了,藤老師去了哪兒一無所知。
我的作文水平從此停滯不前,保持著中學生的水平,平鋪直敘,淡而無味。但是我還是要感謝中學的的三位語文老師。
高中一年級,臭名昭著的石某某當我們的班主任,我們非常氣憤,又奈何不得。兩個月後,他被替換下去了,我才鬆了口氣。
石某某以給學生補課為名,把女同學叫到他的宿舍留宿,怕家長來找,時常到外邊的小旅館開房,數不清玩弄過多少女生。長此以往,學校領導卻對這個假黨員是百分之百的容忍,網開一麵。鄉下的妻兒更不知情。文革一開始,揭露他醜聞的大字報糊滿了他的單人宿舍門窗,不知道的人,絕不知道那裏有一扇他進出的門。
石某某為了掩飾他的罪惡,在批鬥校領導的會上,他突然跳上台,企圖帶領台下師生高呼“……萬歲”“打倒……”包括打倒張校長,李書記等口號,台下人像看小醜一樣看著他從台東躥到台西,又從台西跳到台東,一蹦三尺高。與此同時操場東西牆上瞬時貼出“打倒石瘋子”“嚴懲大流氓”“痛打落水狗”的大字報。從此他被學生罵來打去,早已不成人樣了。
替換他當我們班主任的是許老師,人看著老實,聽說是湖北農村人,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他的進班,沒有掀起一絲波瀾,高中生對班主任早已司空見慣,沒當回事,我一個無名小卒不在組織內的人更與他無任何瓜葛。他進班後除了每星期講兩節枯燥乏味的政治課,就是與班幹部頻頻聯係。但後來我還是與他有一次接觸。
我病了,在家大約一個星期沒去上學,在清靜的四合院裏完全忘記學校。一天有人敲門,保姆去開門,看見是一個陌生男人,便把他擋在門外。我出去一看是許老師,很詫異,不知所措地趕緊招呼他進來。他與保姆對視,我知道他誤以為是我母親,我介紹說是保姆,他比我顯得還不自然,我讓他進屋坐,他邁進門檻愣住了,眼前沙發、大書桌、書櫃、酒櫃等陳設讓他更不自在,他拘謹地坐下,沒說兩句話,匆匆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想劉克陽家庭怎麽是這樣“四合院、保姆、沙發……”
高二快結束,文革像颶風一樣席卷而來,學業終止了。我想如果再有一年我高三畢業,班主任許老師是否會先入為主,進過我家四合院的他,親眼看見北京的“資產階級”的生活環境,他會在我的評語上寫“此生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大學不予錄取。”嗎?那時候考大學的生殺大權有一部分是掌握在班主任手裏,上麵的旨意,他們絕不敢違抗。
(我姐姐就因為班主任寫的評語很差,加上其他因素,沒有考上大學,但是後來她是他們高中班五十個同學裏唯一讀到博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