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說不盡的老娘（姐仨聊媽）
不知怎麽的，最近我們姐幾個不約而同地寫起媽媽，媽媽的大事情已經由二姐在《半壁家園》裏寫完了，現在姐妹們回憶的都是小事。三人寫的回憶放在一塊發表，有點長，但各有特點，瑣瑣細細，都起來很輕鬆。
媽媽瑣事 劉元
媽媽的單位全國婦聯全是女人。大革命來了盡顯婆媽嘴臉，互鬥互撕互咬像極了惡狼蛇蠍。媽媽性格開朗直爽率真，曾經因為說實話反映真實情況，對虛假東西提出異議被打成右傾。文革了，媽媽知道所有的政治運動都不是文革這個大惡場子的對手，所以對自己的言行盡量小心。
有一次中午在婦聯食堂吃飯，我買好飯找飯桌，看見有個桌子隻有康克清獨自一人用餐，我就過去與她同桌邊吃邊聊。忽然抬頭發現媽媽在旁邊飯桌用緊張不安的眼神看我。我知道媽媽眼睛裏的意思“不要跟她一桌，不要跟她說話”。康克清是全國婦聯的主席，文革打成走資派，瘟疫一樣被人躲。
媽媽與康克清共事時關係非常好。康沒有孩子，看見媽媽抱著幾歲的我三姐喜歡的要命，搶過三姐抱著說“這是我的女兒，這是我的女兒”，還想認三姐做她的幹閨女。這才多長時間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就被文革撲殺。我看出媽媽的眼神裏是擔憂害怕，但我這沒心肺的愣頭青沒有為媽媽著想趕快撤離和走資派吃飯的飯桌。還好媽媽並沒因此引火燒身。
還有一次我騎車在車站碰見康克清等公交，她穿著一件肥大褪了色的灰中山服，她那時沒有專車接送了，自己坐公交回家。我跳下車和她打招呼說話，周圍沒人知道她是堂堂大元帥朱德的夫人，旁邊也沒有媽媽緊張擔憂的眼神，我倆說話的環境平安無事。
文革開始母老虎們還沒開始把“有點情況”的人都提溜一遍，媽媽暫時處在安全期。舉國哀鴻悲戚，民窮財盡的那年頭，興趣愛好娛樂……該享受的全部扼殺殆盡，隻剩一本毛選一本語錄一張大黨報，還有滿天飛舞的文革小報和小道消息。
1968年有小報登消息，北京先農壇體育場發生了一件震驚北京的命案。其實文革伊始人頭落地血流成河的慘烈案件多了去了，先農壇這個命案如何撩動人心地轟動我早已忘記。媽媽好奇心極強，也特別想知道案件詳情，就讓我去命案發生地先農壇打聽，我這個傻愣不怕事的出頭鳥就騎車前往。
先農壇體育場是當年北京唯一的體育場，可容納一萬左右觀眾，建立了工人體育場之後就沒先農壇什麽事了。它是北京運動隊專業運動員的訓練基地和駐紮地。不記得我到了那兒怎麽躥東躥西就進了運動員宿舍。屋子不大，幾個上下床，還有幾個彪形大漢的男運動員。我一進屋就被他們稀罕物似的圍起來。他們沒有火藥味的質問而是很和氣地問我幹啥來了，找誰之類的。我說明來意，他們就話匣子打開說命案咋回事。聽了一耳朵案件的過程和結果，也拿到一些油印材料，回家報功嗷嗷待知的媽媽。
我出生幾個月大就上了婦聯托兒所，接回家的時候很少，跟家裏人生疏。從托兒所接回家光哭不說話也不會笑，啞了好幾年。媽媽同事婉真阿姨管我叫小啞巴。誰知我長大了不僅話多還敢闖入無人問津之地。我舉止的愣猛勁兒，海鷗說想起大老虎（鄙人屬虎）。
後來想起這事也挺後怕，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孤身闖入男人窩，那些男人坐著都比我站著高，個兒頂個兒的有股子力拔山河的氣勢，說把你辦了就辦了。好在雖然文革險惡，人性的善良質樸還沒有完全泯滅。媽媽派我入虎穴也說明她沒把人看得那麽壞以及會在我身上發生什麽狗血意外。
過了一兩年運動又發神經，清理勞什子階級隊伍。這回清到媽媽頭上了。五十年代審幹運動媽媽的黨員身份正當清白實打實，這會兒重新拿出來揉搓。媽媽的對立派讓兩個純潔無瑕疵的革命人到廣州外調媽媽入黨問題。二人頭回兒到廣州，外調完畢，把個秀美的南國風光遊曆一番，吃足了一輩子沒見過的美食佳肴抹抹嘴回來了。回來後媽媽就聽到五雷轟頂的消息“你提供的入黨介紹人說不認識你，沒有介紹過你入黨！”
檔案裏的材料是經過有關領導嚴格調查審核鐵板釘釘的，現在為什麽不尊重曆史推翻重審？人們哪裏知道文革中檔案是用來整人，讓你非人非鬼甚至人頭落地的把柄。檔案是絕密的，檔案室是嚴禁外人進來的。文革中它如同閱覽室，造反派可以隨便進入翻看檔案，針對性地尋找對自己有用的材料，想提溜誰不容分說，搶走他的檔案材料，讓你遭滅頂之災朝不保夕是分分秒秒的事。
媽媽1938年入黨，三十年來忠心耿耿兢兢業業任勞任怨為黨國工作，現在居然沒有充分的多方麵的調查依據，輕易就定性“假黨員，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被開除黨籍，隻發二十五塊錢生活費。
媽媽非常憤怒不斷地寫申訴材料，沒人受理。1969年媽媽背負沉重的政治壓力選擇跟爸爸去了爸爸單位的幹校，遠離全國婦聯那些沒人味兒沒水平的熊娘們兒。
去幹校前媽媽覺得要紮根幹校回不了北京了，海鷗一人住好幾間房子沒必要，就沒跟家人商量自作主張把一溜北房其中的兩大間正房拱手讓給本院鄰居。因為爸爸先去的幹校不知此事，知道後痛惜不已。
八十年代末搬家時媽媽把爸爸收藏了幾十年的一套老版魯迅全集100塊錢賣給舊書店了，爸爸歎惜不已。爸送媽倆字“糊塗”，還加大了“糊塗”的時間長度，放上仨字“一輩子”——糊塗一輩子。可憐的老娘，不知道的以為家有癡娘。媽媽不善家務不懂管理，生活理念簡單隨意不講究。媽媽在這個糊塗和尚糊塗廟的亂場子裏更是被糊塗。
在爸爸幹校媽媽如魚得水，那裏全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媽媽也是精通曆史和古詩古文的老才女，在這裏找到同道人了，和他們PK知識媽媽一點都不糊塗。我去幹校探親，搞古典文學的舒蕪跟我說你媽媽知識豐富是個活字典。
媽媽因病不能下大田幹活了。水稻田的活兒真不是這些斯文知識分子能受的。站在水田裏彎著腰，還要被螞蟥咬。我去幹校探爸媽，下水田幹活被螞蟥咬住小腿肚子，這家夥身上不知有多少個吸盤針，它緊緊地吸在我的肉上，用手使勁拔出來，腿上立刻滲出一堆小血珠。幸虧媽媽因病得“福”了，不再受稻田之苦，被分配幹後勤給全連幹部燒開水。燒開水用的是大柴鍋，我插隊做飯也是用這種大鍋。東北冷，大夏天的做飯燒柴都不覺得熱。這湖北可好，九月份了還四十一二度的高溫呢。媽媽脖子上搭一條擦汗毛巾，身穿沒領沒袖的汗衫，及膝蓋的大布褲衩子，蹲在灶坑旁往裏添柴禾，熱得汗流浹背，所以媽媽並沒因病得福，照樣水深火熱。我幫媽燒火，並教給她我們燒水的經驗——水溫漸漸升高時打開鍋蓋用水舀子攪和幾下讓水的溫度均勻分布，這樣水開得快省時間，媽媽一試果然奏效。
媽媽每天準時準點把水灌滿近百個暖水壺，讓幹活回來的幹部們及時用上熱水。幹部們非常感謝媽媽，寫了表揚大字報，標題是“有口皆碑汪老太”。這在當時眾多批判的大字報中尤為醒目。
1973年幹校結束媽媽回到北京，幹校這五個年頭沒有批鬥沒有汙言穢語，是媽媽最輕鬆愉快的時段。
這年冬閑我從內蒙回北京，媽媽又降大任於我——為她懸而未解的政治問題找婦聯領導曾憲植。曾憲植當過全國婦聯的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文革開始被打成走資派，造反派給她的罪名是“大黑傘”。“大黑傘”底下有他網羅的72個小鬼，媽媽是小鬼之一。曾憲植“解放了”，72個背鍋的小鬼不也該曲散人終了嗎。媽媽知道現任的婦聯領導是一群整人整紅了眼的不幹正事的廢物，由此想到人格算是端正基本沒有負麵評價的曾憲植。曾憲植的前夫是葉劍英，離異後一直和侄子侄女住在婦聯機關後身的平房宿舍，這會兒不知為啥住進了葉劍英和後老婆生的女兒家了，女兒家住在王府井南頭帥府園胡同西口。
找到住處敲門進入，見曾憲植正在和繼女打撲克，我自報家門說明來意，把媽媽寫的申訴材料呈交給曾阿姨，阿姨很熱情請我坐下，聽我表述了媽媽的心願，表示會過問這件事的。回家跟媽媽匯報，她心裏的石頭掉了一半。
轉過年1974年，媽媽的問題解決了並補發工資，估計曾憲植的威望起了助推作用。曾憲植大黑傘下的小鬼落難，舉傘人義不容辭。
媽媽拿到工資的第一件事就是補交黨費。黨費每月兩塊錢，媽居然熱血激湧繳納5元錢，翻了一番半！現在五元錢不是錢，當年政府發給無依無靠沒有生活來源的“五保戶”每月五元生活費，平均每天0.166元，隻能窩頭饅頭大素菜。哪怕多發一塊錢，即可三天吃一次一兩半的豬肉。
那時很多人補發工資後哭喊著撲回黨的懷抱繳納高額黨費。比如那位大作家周而複，他八十年代因一個冤案被開除黨籍，十年後恢複黨籍，他老人家一下子補繳黨費一萬元，猛吧！大有終於回歸黨娘親的感恩衝動。黨可以要我們的命，搶我們的財產，我們依舊會像珍愛生命一樣衷心愛戴她。共產黨員的稱號比生命還重要，寧死也要保衛，被洗腦的人們至死不渝。
補發後第二件事，媽媽請了老朋友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陳原一家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陳原夫人是媽媽的老同學，三個老廣東文革中虎落平陽被犬欺，今天心情舒暢開懷暢敘。陳原四五歲的外孫女表演歌曲《小鬆樹》小鬆樹快長大綠樹葉新枝芽陽光雨露撫育我快快長大。毛主席共產黨像太陽像爹娘撫育我們指引我們快樂成長…… 天真無邪的好孩子，但願你們不再有文革傷害。指引你們成長的隻有你們自己的親爹娘。
再後來說起那位媽媽的入黨介紹人，他一定是見到中央機關來了外調人，那架勢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以為媽媽在全國婦聯當了什麽大官已經被打成牛鬼蛇神走資派，嚇得不敢承認自己是介紹人，生怕牽累到自己。萬惡的文革把太多的當年提著腦袋幹革命鐵骨錚錚的人逼成軟骨頭沒血氣的膽小鬼。八十年代媽媽回廣州和老戰友聚會，聽說有這位介紹人參加就斷然拒絕聚會，媽媽不想見這位曾經讓她生不如死的人。
有一次我陪媽媽看眼睛，大夫看她的氣質風度很好就問“老人家是教授吧”。媽媽調侃說要不是參加革命就是教授了。我說您要當教授文革更是命都沒有了。其實媽媽最想幹的工作是去中華書局當古文校注。有個朋友的媽媽就在該書局工作，該書局全是知識分子，文革打殺的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臭老九，據說文革鬧騰得揚天翻地。媽媽的正直率真沒有防人之心的天真到哪工作都難逃一劫。
七十年代後期媽媽退休了，養花種草含飴弄孫。沒有了當幹部時任人不理的架子了，在胡同串起了門兒。北院徐家是工人，南院的羅家老兩口也是工人，西院的曾老先生是退休知識分子。還有住在沙灘臨大街門臉房的老魯家也是媽媽經常去的。老魯是東安市場的麵點師，老伴是家庭婦女，兩口子都是山東人，很淳樸，家有一女一兒，女兒是我的同學兼好朋友。沒想到媽媽也能跟身份普通的百姓家接觸拉家常。西院的曾先生喜歡養花草，媽媽慕名而去參觀他家的錦簇花團，交流種花經驗。曾先生是個文化人會作詩，還送給媽媽一個扇子，老人用毛筆在扇麵上書寫自己作的七言詩，媽媽當寶貝一樣欣賞收藏。
七十年代末我嫁人了，嫁到濟南。被嫁的人身有疾患，我無知不懂它的厲害。爸媽倒沒持反對意見，我們姐妹四個找對象爸媽都尊重我們的選擇。我對象在山東文物總店工作，媽媽喜歡文物古董說搞文物工作，挺好的。爸爸說這個人挺憨的，元元也憨厚，就認可了。
遷移濟南前，我未來的公公和婆婆來北京辦事，順便來我家看看我爸媽。婆婆一進門從包裏掏出兩包濟南特產糖酥煎餅作為見麵禮。婆婆是我對象的繼母。對象的親媽是一位非常可親可敬的老革命，被萬惡的文革帶走了。
公婆臨走前，媽媽從櫃子裏拿出一件東西，是翠玉，造型是一把寶劍。翠綠欲滴的寶劍放在精致的盒子裏金黃色的緞子襯底上，簡直亮瞎人眼。我以為媽媽隻是讓他們欣賞一下，不成想是鄭重送給公婆的見麵禮。媽呀，您心大手鬆，這麽貴重的東西！我對象是搞文物的，懂它的價值，跟我說這個至少值兩萬塊錢（七十年代末的估價）。
說起送禮，有一年爸爸的侄子從台灣來大陸省親，媽媽把積攢了幾十年的各個朝代的銅錢送給他了，那一大串銅錢足有一米多長。我對象沒見過這串銅錢，要見到又該大驚小怪了。
媽媽對身外之物從不計較，送人禮物並不考慮其價值，總是把她認為最好的，她最喜歡的東西送給別人。
2004年媽媽去世。我們去協和醫院辦理媽媽遺體捐獻手續，工作人員很感動老人家的捐獻行為，還無奈地說起現在每年捐獻數額很少，才四十個左右，遠遠不夠做醫學研究用。
媽媽在1982年10月14日莊重地給全國婦聯黨組織寫下遺囑要把自己的遺體捐獻給協和醫院做醫學研究。還囑咐下一代到時不能接受醫院的任何報酬，即使醫院有什麽規定也拒絕不受，隻領回一捐獻遺體的證書，留給後人做紀念即可。
1982年的中國人還處思想混沌觀念陳腐落後中，捐獻遺體？想都別想，整屍入土是人們追求的完美形式。媽媽高尚的情懷我敢說在1982年全國沒幾個。
夢醒後她依然在 劉克陽
媽媽的模樣被人稱為美人，標致的五官，天然去雕飾的漂亮。可是這麽漂亮的人，從不打扮。1949年到北京後，除了夏天，其他季節她就是一件雙排扣的“列寧裝”，大肥腿褲。她的照片好幾年裏出現的都是這件衣服，她喜歡戴一條黑色的紗巾，為的是圍住脖子，權且擋擋北方春秋天的風沙，她去世後，那條戴了幾十年的黑紗巾保存在我的櫃子裏。
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她要參加十一天安門前觀禮台的“觀禮”以及接待“外賓”（外國人），她才不得不做了一身藏藍色毛嗶嘰製服，這身衣服穿了近十年。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次又有接待外國人的任務，媽媽還是穿著“老製服”，被她的領導張阿姨狠狠地說她，讓她回家換衣服，她笑嗬嗬說：“沒有，真沒有！”張阿姨不客氣地說：“老劉（指我爸爸）那麽有錢，你怎麽連件漂亮點的衣服都沒有！”之後無奈說：“這次就這樣了，趕緊做兩件新衣服吧。”媽媽真去做了兩件薄花呢的旗袍，一件紫紅色一件墨綠色，煞是好看。其實媽媽也是高工資，並不缺錢，更不會依靠丈夫的工資去穿戴打扮，她的心思從來不用在衣著上。張阿姨曾經跟媽媽得意地說過往事：“我和老徐（她的丈夫，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當年到延安，我是穿著紅旗袍，紅高跟鞋去的……”難怪呢，媽媽穿戴理念比張阿姨晚了近二十年。
好景不長，兩件漂亮的旗袍大概也就穿過一兩次，緊接著下放勞動，四清，文革……旗袍剪掉下擺，染成黑色給我和姐姐穿了。閉關鎖國，再也沒有接待外國人的事情了。媽媽又恢複她的“灰藍黑”的衣服，似乎像配合當時風雲突變的政治氣候，陰鬱的服裝既沉悶且不惹眼。
文革中，媽媽從幹校回北京後，更是對穿戴不講究了，在湖北幹校勞作破衣拉撒湊合了四年，回到北京隻不過幹淨利落了。因為有四個女兒，她的個頭胖瘦和女兒們差不多，撿女兒們的衣服是她的首選，去裁縫鋪做衣服，她嫌麻煩。她穿著六七成新的中式衣服回廣州探親，在街上買東西，說一口廣東話，售貨員驚訝地打量她這個北方裝束的女人，問：“你怎麽會說廣東話？還說這麽好？”媽媽說：“我就是廣東人呀！”媽媽的短發和中式外衣確實跟廣州婦女燙發洋裝的打扮不一樣，每次回廣州，都被街頭巷尾的人無數次問這樣的問題，任憑她怎麽解釋，根本不信她是廣東人，而就是一個被廣州人看不起的北方佬。
我們姐妹四個的毛衣毛褲都是媽媽織的，她有一個“特異功能”一邊織毛衣一邊看書，她從來不能隻幹織毛衣一件事，每天晚上閑下來，就看見她在燈光下一邊織毛衣一邊看書，我們都知道她不看書是織不了毛衣的，手上飛針走線，眼睛盯在書報上，真是一絕一景。
媽媽自從到了全國婦聯後，她的上司大都是官太太們，解放初期，她的領導是康克清，那可是朱總司令的夫人，那個年代，她們是平等的關係，媽媽讓我們叫她“康媽媽”，這個康媽媽是我最不願意見到的人，她隻要看見我，就把我摟到懷裏嘴裏不停的說“這是我的女兒……”我瞪著眼睛看著媽媽，媽媽在一邊笑著不吭聲，任由康媽媽大呼小叫。後來媽媽到英文中國婦女雜誌社工作，她的領導是董邊阿姨，媽媽在工作中有諸多的問題跟她相左，經常有爭論。董邊阿姨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的老婆，媽媽從來不會取悅於什麽人，或是附勢於不同觀點的人，直來直去的性格得罪不少人，大概也包括董邊阿姨。媽媽從不考慮自己會有怎麽的後果，隻是為工作。媽媽因為在英文婦女雜誌工作，經常要去專家局找英美的洋人專家討論文稿的事宜，她提議組裏的同事們每星期一個晚上學習英語，由一個英文好的同事教授，自學為主，過了一段時間，一次下班後，她跟我說：“她們說我說的英語像非洲人說英語。”我聽了笑起來，就是因為她幾十年改不了的廣東口音鬧的。
媽媽記得我們姐妹幾個的生日，我上小學的時候，過生日之前，她就會問我想要什麽，我總是假裝想半天，說出兩個字“珠子”，也就是項鏈。姐姐每次會說“臭美”。媽媽帶我去東安市場買珠子，第一次我挑了一條天藍色三條珠子擰成一股的項鏈，美得我每天晚上在被窩裏看上好幾遍。好景不長，小學五年級之後媽媽下放農村，到武漢四清，文革挨整……革命化軍事化的洗腦，一切都成了黑色了。五顏六色的項鏈成為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再也臭美不起來了。
我在山西插隊期間，去湖北鹹寧文化部幹校看望爸爸媽媽，正值酷暑，媽媽枯瘦的麵龐，已經喪失了靚麗光澤的模樣。那次探親媽媽沒有忘記我的生日在即，23歲的生日在鄂南的紅土地度過。生日那天，媽媽把我帶到遠離宿舍的一個土坡後麵，我倆坐在土地上，媽媽打開一個被舊報紙包裹嚴實的午餐肉罐頭，笑著說：“今天吃這個。”我趕緊說不用了，你們留著吧。媽媽因為勞累，氣候惡劣加上營養不良，得了腎炎，早已經“麵目全非”。媽媽二話不說打開罐頭，一人一半分吃了。天氣酷熱，無法久待，我們站起來準備回去，媽媽又拿起報紙把空罐頭盒包裹好，走到一片雜草叢邊把手中之物甩出去，嘴裏念叨“不能叫他們發現”，她指的“他們”是軍代表及那些隨時向軍代表匯報“情況”的五七戰士。媽媽一向是個光明磊落大氣的知識分子，如今幹這樣藏藏掖掖的事絕非她所願，為了女兒，豁出去了。我回頭看看草叢，看不見那團報紙了，我們裝著沒事一樣往回走。土坡，舊報紙，午餐肉罐頭，那片草叢，媽媽扔東西的樣子……一輩子刻在我心裏。土坡上，樹叢後，我捧著的午餐肉比那天藍色的項鏈更令我難忘。
文革前，最讓媽媽操心的是我的大姐，她這個骨子裏的文學迷自從上了高中後，偏向語文，不屑於數理化，而且學不進去，更學不會。有一段時間經常請假在家，趴在書桌寫她夢幻中的文章。她的班主任把媽媽請到學校，苦口婆心告了大姐一狀，其實媽媽拿大女兒沒有辦法，大姐從小，媽媽就百般上心讓她上北京最好的托兒所中山公園托兒所，後來為了讓她上最好的幹部子弟小學，又把她轉到六一幼兒園，這所幼兒園可以直升育才學校。媽媽可謂在她身上花費的心思最多，大姐並不懂這一切，從小吃香喝辣，衣食無憂，我行我素，上了高中媽媽被請到學校談話。在學習上媽媽說服不了大姐，她放棄數理化，結果無緣大學。
一天媽媽讓我陪她到街口的裁縫鋪，路上說：“我去看看她做的什麽奇裝異服。”她指的是我的大姐，我們走進裁縫鋪，同時抬頭看著掛在高處的做好的各式衣服，我一眼看見大姐的白襯衫，這之前我知道她為了去新疆做了一件白襯衫，店老板看著我們兩個既不取衣服又不做衣服的人，突然明白了什麽，指著那件白襯衫說：“你們是看這件吧？她讓我給她改了兩次，還沒來取。”他用杆子把衣服挑下來，我樂了，咳！不過就是掐了個腰，大姐不喜歡直筒的襯衫，我趕緊拉著媽媽往外走，對老板說：“我們就是看看。”出了門，我跟媽媽說：“沒有什麽呀，很平常的衣服。”媽媽沒吭聲，我知道媽媽怕大姐做什麽出格的衣服，那個年代，人人都用“黑藍綠”包裹自己，顯出革命氣勢，腰身掐得細些，從不打扮的媽媽認為是“奇裝異服”，她更擔心大姐走上“歪路”。
大姐終於滿懷豪情，更多的是滿懷浪漫之情奔赴新疆，媽媽為她準備了充足的衣裝，生活用品，遠離父母的大姐並沒有體會媽媽的擔心，憂慮。媽媽為她開了一封給西安市婦聯的介紹信，讓大姐在西安轉車時到市婦聯落腳休息。千叮嚀萬囑咐，到了西安就寫信回來。沒想到的是，過了十天也沒有大姐的信，媽媽打電話到西安市婦聯，那邊說大姐早就離開西安了……全家五顆心天天懸著，媽媽焦急萬分，再也無法聯係到這個不省心的大女兒了。
有一天，東四郵局的郵遞員敲門，平時投遞信件報刊都是從大門的一個口子扔進來，我們開門後，郵遞員遞給我們一個牛皮紙的信封，說：“這是你們家的信吧？”我們都納悶，東四郵局的郵遞員對我家太熟悉了，每天都有信件及各種報刊送來，為何這麽問？我們看信封是大姐的字跡，感謝郵遞員，回到院子裏，大家圍看信封，上麵豁然寫著“隆福寺崔府夾道16號汪容之收”（媽媽的名字）居然沒有北京市三個字，郵遞員竟然把這封西安來信送到我們家了，真是奇跡，神奇的事還有呢，這個輾轉近一個月的信封上蓋了幾個紅戳，“試投河南”“試投香港”“試投北京”……最後“試投”到北京我們家了，媽媽無可奈何地歎氣，更是憂愁大女兒不知道還能幹出什麽沒頭腦的事。一年之後的文革，新疆那邊“給予”大姐的是無邊無際的厄運，把她的幻想和浪漫撞擊得粉碎。
文革中，我被發配去山西插隊，媽媽知道這個消息，非常擔心我的胃潰瘍的病，因為已經兩次出血，當時的農村，物質醫療條件極端差，怕我的病在農村複發，後果不堪設想。她決定去學校去說說我的情況，我告訴她現在學校是軍宣隊管理，他們是一幫油鹽不進的人，媽媽還是請假跟我去了學校，見到管我的軍代表，那個男人半個屁股坐在桌子上，態度傲慢地不正眼看媽媽，就是重複一句話“上山下鄉，都得走……”媽媽怎麽解釋，他根本不聽，我拉著媽媽走出去，我安慰媽媽“跟他們說沒用。”確實是跟一個農村出來的沒有文化的當兵的，完全不能溝通，他來北京執行的“支左任務”，大概都鬧不清是怎麽回事。我回家收拾行裝，隆冬時節去了山西。幾十年後我得知我們班上有二十多同學沒有“上山下鄉”留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她們的做法就是不走，堅決不走，北京話“說大天了，也不走”。我無法後悔我走了，但是媽媽被軍代表傲慢無禮地拒絕場麵，我記恨一輩子。
改革開放後，香港的舅舅到北京幾次探望媽媽，他每次都邀請媽媽去香港玩玩，他說他可以用香港居民證給媽媽買飛機票，那時候隻有局級以上的人單位開證明才能坐飛機。媽媽堅定說：“不去，也不會坐飛機。”舅舅不棄不舍地再三做媽媽的工作，媽媽說：“香港我去過，破破爛爛的……”舅舅一聽就明白，媽媽說的是彼香港而不是此香港，媽媽1946年在廣東隨東江縱隊北撤，當時兩千多幹部在香港大鵬灣集結，媽媽所說的香港就是那個地方，後來大鵬灣劃為深圳地界。舅舅無可奈何放棄動員。
我的二姐很早去了澳洲，等到他們全家買了房子，安定下來，她非常想讓爸爸媽媽去澳洲，但是爸爸臨去澳洲前夕心髒病突發，去世了。那時候媽媽老了，身體不好了，特別是腿腳疼痛，行走困難，姐姐的心願也無法實現。其實媽媽最想最後的歸宿是她的故鄉廣州，在那裏養老，那裏有一年四季的綠樹紅花；有她喜歡的廣東菜；有她永遠有話可聊的年輕時代的老戰友們；有她可以天天說廣東話的氛圍，我說“不行，你不能去！”因為她想去的那個年代，如果我們打算從北京到廣州去探望她一次，談何容易，媽媽要是有病有事，五千裏的路途，我們得坐上兩天的火車，往返火車票是我一個多月的工資，我忍痛製止媽媽最後的希望。
媽媽去不了廣州養老更無法奢望去澳洲，那兩個地方都有她最喜歡的花草樹木，溫暖的冬季，這都無法屬於她的了，她隻能生活在北京逼仄的水泥空間裏度過寂寞的晚年。
媽媽去世後我經常夢見她，夢醒後媽媽的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在我心裏。
母女道情 劉海鷗
我三歲時的全部記憶隻有一個場景：媽媽在床上痛苦地打滾，姐姐海燕站在床邊哭喊：“媽媽你不要死呀，媽媽你不要死呀！”我也站在床邊，眼睛盯住媽媽枕邊的一個從裏麵畫著畫的小瓶子，機械地叨念：“我要小瓶，我要小瓶。”姐姐哭罵道：“沒良心，媽媽都快死了，你還要玩小瓶。”
其實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已經嚇壞了，以為媽媽要死了。我不知道什麽叫死，但隱約知道，那痛苦的翻滾離死很近。
媽媽沒有死，她得的是膽結石。但是怕媽媽死，成為我永久的擔憂，我總是想讓她高興，那樣就不會死了。
每星期天的早上睜開眼睛，我一定要跑到媽媽的床上鑽進她的被窩。媽媽的床上有一股香味，被子幹淨柔軟，媽媽的皮膚細嫩光滑，睡在她身邊，心中充滿了安全感。媽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睡覺要求的條件很高，身邊不能有人，不能有一點聲響。因此星期天早上是彌足珍貴的時刻。
媽媽的枕頭底下有一大串“寶貝”，都是些精雕細刻的小玩意兒，彌勒佛、菩薩、大象、玉兔，最大不過手指肚。還有一串彩色斑斕的琉璃珠子。我躺在媽媽身邊，一個個地數：這是瑪瑙，那是翡翠，象牙、緬茄核、桃核……對每一個玩意兒的質地，我了如指掌。媽媽並不看重玩意兒的質地，隻要可愛就好。
媽媽帶回來兩隻小鳥，關在鳥籠裏。
我圍著鳥籠研究，鳥是怎麽裝進去的。媽媽提起鳥籠上一個小門，捉住一個小鳥，用紅藥水在它的頭上點紅點。原來門在這兒，我好奇地提起小門，另一隻小鳥竄出來，飛上楸樹。媽媽連忙跑出來看，一不小心，手中的鳥也飛了。前後兩分鍾，就剩了一個空籠子。媽媽無可奈何地笑了。
六一兒童節幼兒園開聯歡會，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為邀請了家長參加，我可以在冗長的六天寄宿生活中意外驚喜地見到一次媽媽。
中午園裏給大家發絲糕，一人一塊。發到我這裏，隻剩了一塊。我決定和媽媽分著吃，還覺得自己做得很得體。絲糕麵上有一層紅絲綠絲，核桃仁葡萄幹，中間有一層紅糖。我把絲糕從中間紅糖層分開，權衡一下，自己吃上麵的，把下麵的遞給媽媽，媽媽接過去，笑笑沒說話。一會兒新出鍋的絲糕又傳過來，媽媽把自己的那塊從上麵掰成兩塊，遞我一半。我意識到自己的分配不公，把上麵的那層掰下來給媽媽，媽媽又笑了，搖搖頭。
媽媽給我訂了《小朋友》，我喜愛得不得了，主要不是故事，是插圖。賀友直、顧炳鑫、華三川、韓和平，不看名字就知道是誰畫的。一天媽媽下班給我帶回了新《小朋友》，看得不忍釋手，該睡覺了，依依不舍地把《小朋友》放在枕邊。夜裏媽媽起來解手，開了一個昏暗的小燈，我趕緊打開《小朋友》接著看，媽媽說：“放下書，眼睛會看瞎的。”我不聽，媽媽搶過書，撕成兩半。在我的哭聲中屋子裏重新一片黑暗。
第二天媽媽把補好的《小朋友》交給我說：“對不起，昨天晚上我不該對你發脾氣。”
這是媽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我道歉。
媽媽最愛吃五香瓜子，嗑起來比鸚鵡的嘴還要靈巧。瓜子放在門牙中縫，輕輕一壓，轉個方向，不要一秒鍾，一個整個的微微開口的瓜子殼就丟了下來。我不會嗑，連皮帶仁使勁嚼，然後吐出滿嘴渣滓。媽媽幫我把瓜子嗑開一個口，上下牙把兩瓣殼分開一點露出瓜子仁。我把瓜子仁抽出來，攢著，攢多了一把塞進嘴裏，一口悶，那才叫香。
瓜子殼張著口像個小鳥，我把它們排列起來，一大行，“飛呀飛呀飛呀飛，大雁帶領雁群兒飛……”。
多少年後，我的瓜子嗑得和媽媽一樣利索。媽媽的門牙已經豁開了人字形的缺口。我幫媽媽嗑瓜子。再過很多年，媽媽的牙齒基本掉光，我呢，門牙豁了口。
媽媽說今天晚上帶你去看《一朵小紅花》，但是，她說，你必須先睡一覺。
我興奮極了，哪兒睡得著，躺在床上支著耳朵聽著動靜，生怕他們走了不帶我去。一會兒媽媽進來看我，我假裝睡熟。媽媽對爸爸說，她真睡著了。
他們別丟下我走了，我嚇得趕緊伸個懶腰，假裝又醒了。
終於看上了《一朵小紅花》，明天到學校又可以和同學們大吹一通了。
上小學了。媽媽每天晚上檢查我的作業，總是不滿意——鉛筆道又黑又粗，斷了在地上磨兩下接著用，寫錯了拿手指頭蘸點吐沫搓一搓接著寫，作業像個大花臉。我著急和同院小孩玩呀。
媽媽把我的作業“嚓”地一撕，“重做！”她守在一旁邊盯著，一邊替我削鉛筆。我困得腦袋都抬不起來。
我想出對付媽媽的主意，叫同院的大姐姐替我做作業。她的字娟秀幹淨，竟然每次都混過了媽媽的眼睛。好在我總是無心地拿回雙百分。
媽媽從來不會說謊，我長大了才知道的，所以她也無條件地相信任何人的話語包括謊言。這讓她後半生總是很倒黴卻不明所以。對這樣的媽媽我再也不忍心對一句謊話。
我用中文假裝說英語：“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媽媽說“我們以前也會用廣東話這麽說英語：‘Bar de lawfy ken my mouthy（拿點爐灰蓋上貓屎）。’”
媽媽的“覺（jiao）”是全家重中之重。生完劉元後落下了失眠的毛病，她睡覺的時候周圍不能有一絲動靜（如今劉元也有同樣的毛病）。每星期天下午媽媽都會帶我們去東安市場榮華齋買東西，主要是零食，大福果、桂花蟬、龍虱……前提條件是必須睡個好午覺。於是我就成了忠實的守門人，搬把椅子，一個中午坐在通往她房間的門前不許任何人靠近，更不許進去，即使有人尿急，上廁所必須穿過媽媽的房間也不行。
秋天，蛐蛐叫得格外響亮，每當此時，全家被媽媽轟起床，燒一滿壺開水，提著開水壺滿院找蛐蛐。我是捍衛媽媽睡眠的急先鋒，撬磚頭，翻煤堆。那小玩意精得很，人一出動，它沒了動靜，一回到床上，歡快的促織聲又此起彼伏。再起床，站在院裏，屏住呼吸，一任蚊子叮咬，巋然不動，蛐蛐熬不過我，試探地發出叫聲。一壺開水迅速地朝著聲響當頭澆灌。後半夜蛐蛐基本無事，第二天媽媽還是說沒睡著，大腦興奮了半夜，還能睡著嗎？
趁媽媽不在家，爸爸拿了一瓶酵母片，對我們說：“你們看，我拿這個酵母片，把媽媽的安眠藥換出來，看她吃了能不能睡覺。”爸爸認為她的失眠就是心理作用。果然媽媽每天吃著被置換了的“安眠藥”安然入眠。很久以後我向媽媽揭穿了爸爸的把戲。媽媽說：“無稽之談！”
媽媽的盆景假山上好多“小人”，砍柴的，劃船的，下棋的，半寸長短，眉眼胡子都有，我喜愛極了，心中生出無窮無盡的故事。一天趁媽媽上班，我把小人都請進書包帶到學校。午睡時間一邊拿小人表演一邊講故事，同學把我團團圍住，津津有味地聽著。突然王老師闖進來，不由分說收走了所有小人，放學後我去要，老師說：“扔了。”我的眼淚流出來。
媽媽觀察假山：“咦，小人都到哪裏去了？”我不敢吭聲，沒兩天，一批新生力量又占領了假山。我偷偷鬆了一口氣。
初中時有同學課間撥雲母，用一個頂端磨成尖刀狀的鋼鋸片，把一塊雲母一層層撥開，最後撥成透明的極薄的片片。這是無線電廠發的外活，做收音機中的絕緣層。家庭婦女領了雲母來撥，掙點錢幫補家用。同學們都覺得很好玩，你試試我試試，一時間撥雲母風靡學校。我也撥上癮了，和胡同的老大媽一起排隊去領雲母。
媽媽堅決反對，說，耽誤學習不說，還吸入雲母粉塵，早晚有一天要得肺矽病死去（這是她說話“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格）。偶然一次，媽媽撥了兩刀，突然發現其中樂趣：一片雲母可以無盡無休地剝離開來，隻要你的工具對頭。於是媽媽戴上花鏡，站在燈下，再也不肯放手。第二天早上一看，她的桌子上撥好的雲母白花花的堆了一大片。
媽媽乳房裏有個瘤子，四十年代在大連看過醫生，說若三十年後會變成癌。已經過了三十年了，我嚇壞了，天天哀求：“媽媽你去查查吧。”被我磨得不耐煩，媽媽真去檢查了。回來說：“告你一個好消息，沒有變成癌。”又過了十年，瘤子長大疼痛，醫生說是癌，切除後化驗，良性的，萬幸。
我自小愛畫畫，媽媽特欣賞我的畫，初中畢業我報考了美院附中。初試通過，媽媽卻嚴肅地和我談話——畫家是自由職業，不能算作正當職業。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人自由散漫，脫離集體，脫離黨的領導，很容易犯政治錯誤。她說我生性就自由散漫，要當了畫家更是如魚得水，前途是很危險的。
其實她有很多畫家朋友，劉繼卣、華君武、王叔暉、阿老等等。她經常和這些畫家聯係，為她的英文《中國婦女》雜誌畫插圖。她很尊重這些畫家，卻不讓我學畫畫。
不怪媽媽“獨斷”，我知道這是在險惡環境中母親對孩子的保護方式。
直到我六十歲以後才又開始畫畫，畫了很多，可惜媽媽看不見了。
我這人懶散，拖遝。爸爸媽媽在幹校時來兩三封信我也懶得回一封，有一次拖了兩個多月沒回信，接到媽媽的電報：“再不複信，斷絕母女關係。”我才知事情有些嚴重。
等到我的女兒滿世界亂跑，若是三四天沒收到她的email，才知道睡不著覺，吃不下飯，滿腦子殘酷場麵是什麽滋味。
說幹校是個“大熔爐”絕非虛言，我去過。夏天，室外溫度竟達到五十度以上，不斷有在地裏勞作的幹部“熱”死。難以想象人得有什麽樣的忍耐力才能在那裏生活。媽媽得了腎炎，還不得休息。收到媽媽的信，附來一張照片，臉瘦得像個幹葫蘆，還咧著嘴笑。我哭了。
信封裏掉出幾個幹筍尖，是媽媽幹活時在地裏發現的，不到半寸長短，有模有樣，可愛極了。媽媽最喜愛小巧玲瓏的玩意兒，知道我也喜歡，寄給我解頤。小筍尖告訴我，不管環境多惡劣，媽媽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我安心了。
媽媽看見別人在香港買的一個兩寸長的工藝品棺材，特別喜歡，托香港的大舅給她買一個。大舅請去北京的朋友帶“棺材”給媽媽，都嚇得連連搖手。“棺材”終於到手了，媽媽做了一個小人偶躺在裏麵，擺在她的書桌上的格子架上欣賞，頗有莊子鼓盆而歌的風範。
誰說棺材不吉利了？媽媽天天守著，不也活到了九十歲？
我當了農村學校老師。學生毛小帶了一隻王八到班上，拿繩栓著一隻腳，逗得女生又尖叫又奔跑。我凶神惡煞地沒收了王八：“放學到我屋裏來拿！”
看著盆裏的王八，多少年沒見過這東西了？想起了饞嘴的媽媽。
放學後毛小來了，我聲音很不自然：“毛小，能把王八給我嗎？”
毛小眼睛發亮，痛快點頭。
我立刻請假坐車回家。我已經看到了媽媽見到清蒸甲魚的高興。
第二天上課毛小特別搗蛋，眼睛瞄著我，那意思，我給你王八了，你可以放我一馬了。
夏天的大清早，家屬區（我的小家，在京郊）的路邊蹲著幾個農民，身邊擺著一串串剝了皮的田雞。我蹲下看，農民說昨晚抓的，新鮮著呢。一毛錢倆。我說一毛錢仨，我全包圓，買了一大臉盆。
這玩意兒十幾年前保姆阿巧做過，我回憶著她的做法：蔥薑蒜爆炒，加醬油糖酒，裝了滿滿一大飯盒，立刻進城孝敬老娘。
那陣除了每天每家限買的兩毛錢豬肉，什麽肉類都沒有。媽媽笑開了花，大快朵頤。
媽媽看書有個習慣，先包書皮。包完書皮總要讓我在書皮上寫書名。我說：“你的字那麽好看，為什麽不寫？”媽媽的字不一般，頗有巾幗英雄之氣，人人看見隻道“好字”，常以為出於大丈夫之手。媽媽說：“我的字拿不出去。”換言之，這是說我的字漂亮，她喜歡我的字。
這一輩子媽媽從來沒有一次正麵誇獎過我，最多像這樣“曲線救國”式地表示滿意或讚賞。這已經讓我十分滿足了。
“拿辭海來。”一遇到生僻難字或查找某個字的出處，媽媽就這樣令道。讀辭海是媽媽晚年的生活樂趣。
那部辭海合訂本是中華書局在中華民國三十六年的發行本。用牛皮紙包著，邊角裹著膠帶。辭典她隻用這一本，是她的寶貝。字特小，沒有拚音，隻有“XX切”。
我拿著放大鏡，給她念。她躺在床上合眼聽著，好像在欣賞音樂。
開飯了，我把做好的飯菜擺在桌上，對媽媽說：“嗟，來食！”媽媽咯咯笑著，從床上坐起來挪到桌邊。
我到澳洲去讀書。每一兩個星期寫一封信給媽媽詳細匯報澳洲的生活，我寫字隨心所欲，錯字很多。媽媽回信表示憤怒：“文章就像人的臉，錯別字就像臉上的瘡，若瘡痍滿目，文字再好也吊不起胃口。”每過一段時間就寄來一張我信中的錯字勘誤表。
終於有一次我抓到了媽媽的一個錯字——把“撐”字寫成“撐”，我幸災樂禍地高聲擊掌，立即寫信：“想不到您老也竟有寫錯字的時候……”。媽媽回信洋洋灑灑談完家事國事天下事後，在最後一頁的犄角旮旯上附了幾行小字：“承你過獎說第一次見我寫錯字。自古以來，‘撐’‘撐’兩字為一家，‘撐’為嫡，‘撐’為庶。你查查康熙字典，‘撐’字不過為前者的俗字而已。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你的提醒，否則至今我還不知幾十年來偏房已經扶了正。”
倒是我討了個沒趣。
媽媽老了，腿腳不行了，哪也去不了，唯一的文化娛樂就是看電視。晚上電視中一群無聊的人吵鬧，換個台，還是一群無聊的人吵鬧，換了七八個台，沒有一個能看，媽媽的口味多高雅呀。我和媽媽對看了一眼，突然同時迸發出大笑——愚弄觀眾沒商量！
從澳洲回北京，我全部時間都守著已經八十多歲的媽媽。她總是叫我：“過來，拿著本子。”我坐到她身旁，她說：“我說，你記。”說的是兒歌：“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或者詩詞：“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要不就是大段背誦古文：“予向在沈陽，即知燕京物望，鹹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然後她說：“你去拿書對照一下，看我背得對不對。”我找出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都對！
這是她每天的“功課”，樂此不疲。
媽媽滿腹經綸，卻無人喝彩，她抱怨說：“她們（其他姐妹）都沒耐心聽。”我有。從小她就教我念古文，現在我願意天天陪著她沉浸在她的精神生活中。
媽媽中風了，不能動，不能說話，但是腦子依然清楚，人生最悲慘的境地莫過如此。
我趕回北京陪伴她，如果可以，我一定要一直守在她身邊，可是半年後我必須回澳洲做一個早就安排好並且不能再拖延的大手術。一直沒敢和媽媽說，隻是在臨走的前一天告訴她：“我要走了，過些時候就回來。”媽媽睜大眼睛看著我，猜不透她想表達什麽。忽然，幾滴清淚順著媽媽的眼角滾下來。媽媽從來不哭，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媽媽流眼淚，我的心頓時裂成碎片。
我終於又回家了，一進門奔到媽媽床前：“老娘！我回來了！笑一個！”媽媽瘦弱得已經脫了形，她沒笑，她已經不會笑了。
幾天之後，媽媽闔然長逝，她是撐著一口氣等我回來呢。
爸爸去世時媽媽還健在。我們給爸爸買了一個雙穴墓，碑上也刻了媽媽的名字，沒有描金。媽媽看見了，說：“我堅決不關在那個黑洞裏。人的靈魂是要自由飛翔的。”她的手在頭頂揮了一圈。
她拿出早就立好的遺囑——遺體給醫院做實驗，骨灰隨便撒在什麽地裏肥田。
媽媽去世後，我們照遺囑辦事。那時捐贈遺體的人很少，醫院舉辦了一個鄭重的接收儀式。
在留給她的墓穴裏，我放進一個精致的盒子，裏麵裝著媽媽生前的愛物——外婆留給她的一串琉璃彩珠。在入葬之前，我從那串珠子上取下一顆，做了一個一顆珠子的項鏈，戴在脖子上。
中國人的人性就是從文革開始變壞的，而且越來越壞，還會沿著壞的趨勢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