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革命時期的“羅曼蒂克”（《畫說一生》連環畫第二十二集）
除了政治學習改造思想和工作，我的生活還有另一方麵，有家庭親人變故，有私人情感經曆，有思想偷閑的時刻，還有心靈自由放飛的機會。這就有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時代，毫無浪漫可言的我的“羅曼蒂克”生活。
到了1969年底，家裏人都離開了北京。爸爸媽媽在幹校，海燕在新疆，兩個妹妹分別在山西內蒙插隊。家裏的一切都要我自己動手幹了。冬天的活最多，買冬貯大白菜，醃雪裏蕻、醬疙瘩、曬白薯幹，安裝爐子、煙筒、風鬥，最得意的活是自己搪爐子，用青灰、麻刀、黃土（我現在都想不起來怎麽會找到這些東西）加水合在一起，一塊塊貼進爐壁，做成花瓶狀，我搪的爐子火燒得特別旺。
老師們都住校，也不得不住校，吃完晚飯政治學習到九點，家在城裏的老師還怎麽回家？如果一定想回家，也可以，隻要有勇氣，晚上九點以後可以摸黑走，第二天早上六點半準時趕上“天天讀”就行。
那陣在學校裏我收到的信件最多，看家人的來信讀到心裏難受時，特別想家，不管多晚，我也要回家自己呆呆，特別是冬天的夜晚，即使家裏空無一人，也是親切的。九點鍾以後已經沒有公交車了，隻能騎車，兩個小時到家，冰冷冷的，生起火，鑽進冰涼的被窩，捧起一本書《多雪的冬天》或者《你到底要什麽》看到黎明時分。
早上四點鍾起床，天還黑著，就往學校趕，抄近路走三環。那時候的三環路還是一條穿過農田的砂石路，一個人沒有，很嚇人。一次有兩輛自行車相呼應著與我同向而行，其中一輛後架上綁著長形的包裹，直挺挺的，一看就是一個人體的形狀，頭腳可辨。我嚇壞了，拚命蹬車，心忖那倆人一定是殺人拋屍，可別因為我看到了他們，把我也殺了。
六點半準時趕到學校，天還沒亮，“天天讀”開始了。就這樣回了幾次家，老師們就開始議論，連夜趕回去幾個小時幹嘛？有對象了吧？懶得理他們。
好在克陽和劉元像候鳥般冬來春去。她們的知青朋友回京後常常在我們家聚會，冬天的家裏常是熱熱鬧鬧的。
女孩子們在東北和大姑娘小媳婦學會了抽煙，在我家抽著關東煙葉卷的大炮吞雲吐霧，十分豪放，我很好奇，也嚐試著吸了一口，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就這樣開始了抽煙。我發現煙是個好伴侶，特別是當我孤獨一人時，抽煙有一種溫馨的感覺。
知青們聚在一起一定要唱歌，我們家裏總是歌聲飛揚。劉元的插隊地點離蘇聯國界咫尺之遙，聽“蘇修”電台比聽中國的還清楚。從蘇聯的廣播中，知青們抄錄了許多蘇聯新老歌曲，記得有一首新的歌是講一個違反交通規則的女青年，在被交警察攔截和教訓後和警察相愛了，很有人情味。我把那些歌也抄在自己的歌本上。那個年代幾乎每個女孩子都有一個手抄歌本，互相傳抄心愛的歌曲。我的歌本在學校是要鎖在抽屜裏的，因為裏麵歌曲不僅“不健康”，而且很多來自“敵人”的國家，蘇聯的、美國的、日本的……
一次女孩子們帶來了一個男青年，說他很會唱歌。那青年大高個，臉盤方方正正，眉眼和嘴唇的線條細膩，鼻子筆挺。他的嗓音共鳴很強，歌聲溫潤回緩，我和他在一起合唱《小路》《山楂樹》，玩得很快活。
春天來了，插隊的孩子們又飛回北大荒了。一個周末那男青年突然獨自出現在我家，說是沒事來玩。他在北京的一個工廠當學徒工。他說工人師傅知道他愛唱歌，工間休息時讓他唱歌，他就唱：“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唱完工人都不敢拍手，連吭聲都不敢，凡是有關愛情的歌那時都叫“黃色歌曲”。他嗤鼻道：“一群膽小鬼，懂什麽音樂！”我很喜歡他的這種灑脫不與時代同流合汙的勁頭。
後來他每個星期天都來找我玩，我們去公園遊逛，去體育場看他打球，要不就是去新僑餐廳吃西餐。
我清楚地知道，我隻是和他一起玩玩，決不是談戀愛，也從來不扯感情問題。因為他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對文化革命怪話連天，而我對文革的看法是積極的，我本人也是積極要求進步的。表麵上看在政治上我們幾乎沒有什麽相同的地方。可是和他在一起玩我覺得放鬆，不必要求做“正確”的事，說“正確”的話。甚至聽到他的怪話，內心深處有一種痛快淋漓的感覺，盡管我對自己的這種雙重表現很憂慮。
我們的交往時間很短暫，幾個月就無疾而終。我的理性告訴我，不能這樣放飛自己，否則我四五年的思想改造成果將毀於一旦。我決不能沉淪，但是和他的交往我看明白了一點，我的心所喜歡的和我的腦子所追求的，不是一回事。
文革開始的那年我十九歲，一年又一年，青春豐茂的年華在沒有硝煙或者硝煙遍地的革命中悄悄溜過去，但是女孩怎麽會忘記自己的青春呢，除了暗暗地幻想會突然遇到心儀的男人外，展現自己青春和滿足青春需要的唯一表現就是穿著了。
文革一開始，青年以穿軍裝為時髦，出身好的都弄到了一身舊軍裝，越舊越好，洗得發白了的為上乘。這表明你父輩的革命資格更老。這種時尚迅速傳遍全國，年輕人幾乎一人一套假軍裝。那時我也曾亟切地夢想有一件發白的軍裝，絕不是為了魚目混珠地充當幹部子弟，而是真切地認為穿上那身衣服真是帥極了。前麵已經說過，我在雲南搞了一件，隻穿了一天，就被“紅五類”的韓同學沒收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最時興的服裝是一身藏藍製服，白襪子、男孩穿黑麵料白塑料底邊的懶漢鞋女孩黑色方口一字帶布鞋。冬天外穿軍棉大衣，女孩頭裹一條色彩鮮豔的拉毛長圍巾，男孩則是栽絨帽子，我又是不能免俗，在市場上尋找了許久，也做了一身最新上市的“的卡華達呢”的衣服，好不容易穿上一套最理想的衣服，在街上立即化入一片灰藍衣服的大色調中，找不出來了。
不久從上海刮過來穿假領子的風。假領子給不敢穿紅戴綠的女孩子提供了一個多麽好的展現自己美的機會！花一尺布票幾毛錢，買一塊漂亮的花布（所謂漂亮也是相對而言的，那時候的花布上的圖案不是“紅寶書”、梅花、火炬，就是《紅燈記》裏李玉和提在手中巡查鐵道，後來又交到鐵梅手中，象征革命精神代代相傳的煤油燈。唯一可以入眼的花布是格子圖案，為了尋找顏色協調，布局合理的花格布，不知多少周末在各商場轉悠挑選），然後自己手縫一個假領子。在灰的或藍的外衣裏隱隱露出假領的領口，大膽一些的把領子翻到外麵，這樣就覺得十分滿意了。
一天在美術館對麵，見到一個女孩，穿著一襲白色連衣裙，裙子無領無袖，薄紗料子，如一支傲然獨立的百合花，那女孩長發披肩，身材苗條，走起路來嬝娜飄然。對於所有人的瞠目結舌，她目不斜視地穿街而行。那個時候是七十年代初期，紅衛兵雖已經銷聲匿跡，但是鑒於破四舊給人們留下的傷痛及立四新建立的審美標準，沒有人再願意或敢於回到從前。這個女孩的出現如同一道白光穿過灰藍色的世界。我的目光追隨著女孩，感到心痛，因為羨慕她的美麗，嫉妒她的勇氣，鄙視自己的膽怯，哀歎青春的失落。僅僅是因為一件連衣裙！那時侯已經沒有人說：“你不能穿！”但是送給你的是驚異的曖昧的厭惡的眼光和背後的竊竊私語，我是沒有勇氣承受的。
1973年左右江青心血來潮設計了一種連衣裙，自己穿上在公眾場合露臉，並作為服裝革命向廣大婦女推廣。中央樂團或國家級的文工團在演出合唱節目時，女演員一水穿著這種連衣裙。那裙子的試樣，古今中外全算上，是最愚蠢難看不過的了，且不說顏色黯淡無光，圖案因循守舊，那個樣式更可笑——和尚袈裟式的領子，中間束一條腰帶，下擺是過膝斜裙，大概是要體現古為今用，中西結合的精神吧。這裙子增經大批上產上市，擺在商店裏根本無人問津。人們私下裏稱之為“和尚裝”。
盡管“旗手”帶頭，還是沒有幾個人穿連衣裙。
對穿著的向往隻是青春喚起的一個方麵，最實質的內容是對異性的渴望。
我是應該交往男朋友的時候了，但是我周圍的男人實在有限。
我把自己認識的男性細細過了一遍，新疆一起串連的高老師又回到我腦際，越來越清晰。我知道他曾有意追求我，但是我對他冷若冰霜，令他知難而退。現在想起來，他的膽識魄力，人格魅力，聰明學識，在我的農村學校裏無人可以匹敵。我後悔那時候為什麽那麽驕傲，我簡直壓抑不住馬上和他恢複友情的願望，終於下定決心，鼓足了勇氣，在1970年春天的一個周末，跑到科技大學去找他。
出乎我的意料，科大冷冷清清，一幅凋零破敗的樣子。我在傳達室打聽了一下，原來又是那個林彪一號命令，整個科大連鍋端到了安徽合肥。沒法形容我是怎麽樣的失望，我鬱鬱地回到家裏，又作出了一個決定，給他寫信，如果我們有緣分，我寧可搬到合肥，我的一家人不是都不在北京嗎，呆在北京和呆在中國其他任何地方，對於不斷經曆變動的我們來說，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
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了一些我的近況，家庭的變動等等，開始焦急地盼望他的回信。幾天後，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很詳細地介紹了他的情況，同時表示出對我像在新疆時一樣的不露聲色的熱情。我興奮極了，我的感情終於有了歸宿。又通了一兩封信後，我告訴他我父母的情況。父母的問題已經是我身上沉重的包袱了，那個年代，沒有人願意找有家庭問題的人談對象。他回信勸說我不要背上包袱，講了一通道路由自己選擇之類的話勉勵我。這封信讓我又感動又高興，我認為，他已經接受了我這樣的家庭。下一封信我決定不再和他兜圈子了，直接了當地向他談了我對他的印象及和他交朋友的願望。
我是那麽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而這次的空白時間好像是那麽長，終於有一天我得到了回信，讀了這封信，我跌入了冰冷的深淵，他拒絕了我，不是因為家庭原因，而是因為他已經結婚了。他說，他確實很喜歡我，曾經幾次想跟我提出交朋友，但是看我總是拒人千裏的樣子，自忖不是我所喜歡的類型，就打了退堂鼓。林彪的一號通令下達後，科大在最短的時間連鍋端到合肥，想到在下邊更沒機會找對象結婚，就和當時所有被“疏散”的單身知識分子一樣——突擊結婚。人家給他介紹了一個女工，認識了三天就結了婚，婚後三天就下去了。至於和這個女工的感情，他說，慢慢培養吧，也就這樣了。最後他寫了一首詩給我，記不住詞句了，意思是春色已去，百花凋零，隻記住了最後一句是“隻怨杜牧尋芳晚”，表示了他的遺憾。
我的眼前一片暗淡，一點希望也看不到了。這可以說是我的第一次“搞對象”（我隻能說是搞對象，在那個畸形的年代，婚姻充滿了政治性目的性，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戀愛，隻能是找一個結婚的對象而已），雖然不是因我主觀條件被他拒絕，但也讓我大大地受挫。我有好多天緩不過勁來，情緒低落。
暑假到了，凡是寒暑假，公社都要辦學習班，全公社教師集中政治學習。實在沒的可學了就勞動，冬天修水利，夏天幹大田管理，反正不能讓教師們“放鬆階級鬥爭的弦”，舒舒服服地休息幾天。不知怎的了，那個暑假上麵開恩，破天荒地第一次給老師們放了假，盡管隻有可憐的一個星期。老師們欣喜若狂，奔回家裏各有安排。正好克陽從山西回來休假，我們一商量，當即決定到泰山玩一趟。我並不是想玩，而是想散散心，擺脫與高老師交往失敗的陰影。
到達泰安時已是晚間，在車站的地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四點多鍾，天蒙蒙亮我們就出發了。
沿路風景奇美，巨石飛湍，奇鬆怪柏，還有隨處可見的曆代皇帝和文人騷客在石壁上的題詞歌賦。山間隻聞鳥鳴不見遊人，長風陣陣，山嵐繚繞，幽深靜寂，如置身於仙境。我們一路欣賞景色，照相，抄碑文。走了幾個小時，轉了一個彎，忽見南天門兀然聳立在半天之中，上千階石梯從南天門直掛到我們腳下。石梯下一老嫗擺了一個小攤賣水，五分錢一杯（山下隻賣一分一杯）。我們嫌貴舍不得花錢買，鉚足了勁，直奔南天門。石階上還是沒有幾個遊客，隻有幾個往山頂挑石沙的農民，肩上百十來斤的擔子快步如飛。我們隻管埋頭爬呀爬呀，好像永遠也爬不到頭。
終於登上南天門時，已經是中午十二點鍾了。
南天門內幾所大殿空空蕩蕩的，除了一兩個穿著棉大衣的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人。山頂的溫度很低，我們穿著夏日的單衣，凍得簌簌發抖。俄頃雲霧四起，茫茫一片皆不見，身邊傳來克陽驚慌的叫聲：“海鷗！海鷗！”聲音就在耳旁，卻不見人影。雲霧一下子又飄去，克陽就在我對麵兩三步遠，她心有餘悸，說：“咱們走吧。”本來我們的計劃是在山上過夜，第二天一早看泰山日出。聽工作人員說夏日山頂總是陰霾一片，很不容易碰到晴天看日出，再加上南天門裏的淒清恐怖，我們決定下山。
下山時走的是另一條路，全是陡峭的台階，聽說這是真正上山的路。才知我們上山時走的那條平緩的路應該是下山走的，讓人們可以在回程信步而下，還可以放鬆地欣賞路旁景致。這條上山路可苦壞了我們，兩條腿機械地被動地跟著台階一起一落，完全無暇顧及周圍景致，幸好我們在上山時觀足了山景。五個小時後，我們終於坐在泰安的一個小飯館裏，雙腿已經累得抬不起來。
回到學校，領導和群眾都投來責難的眼光，質問我上哪兒去了？這才知道，放假的當天，毛主席的某最新指示發表，學校幾個領導立即騎車把遍布京城的老師全部緊急召回，連夜慶祝和學習，又以實際行動“貫徹”了幾天，老師們的暑假連完整的一天都沒享受完。幸虧我果斷出遊，虎口奪回一個假期。
這趟泰山之行，雖然心胸沒有開闊到登泰山而小天下或小齊魯的境界，但是個人的煩惱已經隨山間的長風流水散去十之八九。
為我介紹對象的熱心人倒是不少，按照當時的社會風氣，工農兵是最吃香的。我已經完全被這種時髦所左右，我積極要求進步，一定要找一個出身好的。對我來說解放軍是沒有可能的，媽媽的“假黨員”“叛黨”結論斷絕了我找軍人的路子。那就找工人階級，如果他們不苛求我的出身，還是有可能找到有共同語言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接受了院裏西屋趙大嬸給我介紹的中藥廠的工人小章。
小章個子矮小（一米六多），當過海軍，本人家在農村，出身貧農，有一個親戚在某城市當著什麽大幹部。“紅五類”基本占全。他本人是“以工代幹”，正在積極爭取入黨。見了第一麵，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不久他給我來了一封信表示願意和我作“革命戰友”。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小學或初中畢業，信的開端恭錄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之類的語錄。信的末尾敬書“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之類的賀詞。我回信也是如法炮製，覺得很勉強，既是“談戀愛”，中間夾個毛主席林副主席煞是別扭。回信的內容，也是通俗易懂，盡工人水平所能接受的寫。
通信之外也見了一兩次麵，我覺得應該告訴他我父母的情況了。於是寫了一封信告知媽媽作為假黨員變節分子被清除出黨。他會怎麽決定，我隻能聽天由命。
雖然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遭到拒絕，但是收到了他的信，還是讓我受到了極大的挫折。他說他正在爭取入黨，是黨組織的重點發展對象，入黨指日有望，故不適合再與我交往下去。
和這個工人斷交讓我難受了好一陣，傷痛之處並不在於失去了他這個人，我和他還遠遠談不上感情，甚至無話可說，而是我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傷害——連一個小工廠的工人都能斷然地對我說不。媽媽的問題成了更沉重的包袱壓在了身上，難道我隻能“臭魚找爛蝦”嗎？
心裏不痛快，又想起了登山。我趁著去幹校看望爸媽的機會開始策劃上廬山的事情，從鹹寧到武漢，已經趕不上當天從武漢發往九江的輪船了，這樣就要在武漢住一夜，耽誤整整一天一夜的時間。我在列車時刻表上發現到武漢後正好有一輛開往黃石的火車，而去九江的輪船在黃石也有一站，火車肯定比輪船快。我決定到黃石去追輪船，在武漢一下車就登上了去黃石的火車，一到黃石立刻奔往碼頭，輪船已經鳴笛正要啟岸。我買了一張票，飛奔過去，一踏上甲板，船就開走了。我心裏得意得很，覺得自己真能幹。後來寫信告訴爸媽，爸爸到處跟人誇我聰明，想出一個火車追輪船的辦法。
到九江已經很晚，在一個小客棧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坐了一輛上山的車，八點半鍾車子就到達了牯嶺鎮，先搭車到攔河壩向上走到烏龍潭、黃龍潭。然後又到三寶樹，再向上走就是蘆林橋。蘆林橋將兩座山峰連接起來，站在橋上，從兩峰中間望去，北麵遠山層層交相掩抑。南麵山穀中有一池湖水，四周綠樹圍繞，群山環抱，昳麗如山神之嬌女，明澈如山林女王之秀目。
下一個目標是“含鄱口，不知翻了多少山，跑了多少路，終於見一個石牌樓兀立在眼前，牌樓上三個大字“含鄱口”。登上旁邊的小亭子，極目遠放，豁然開朗，可謂登廬山而小三吳。反射著陽光的鄱陽湖象一麵鏡子射進眼簾，廣袤的田地，開闊的天空均在雲霧的彌漫之中融為閃閃發光的一體。我仿佛淩駕在大自然之上，越發地心曠神怡起來。
第二天早上我又踏上了山路，繞過一泓湖水，穿過優雅的花徑，到了“仙人洞”。走進仙人洞的石門站在一塊上有“縱覽雲飛”題詞的大岩石上，可以觀望又一天地：浩浩滳滳的長江及它所養育的田地村莊。
廬山之行眼界無限開闊，正所謂“胸中的層樓有八麵來風”，心中塊壘一掃而空。
從廬山下來，黃昏乘“東方紅２號”江輪，由長江逆流而上，到武漢轉火車。江輪又老又舊，我買的是三等艙票，天巨熱，輪船的底艙坐滿了人，充斥著汗溲味和雞鴨豬崽的臭味。我一分鍾也呆不住，跑到甲板上，見艙房周圍上已經一條條躺滿了人，一人鋪一張席子，打聽之下才知可以花五角錢租一張席子睡甲板。我租了一張席子，在靠欄杆的一邊躺下。夜間，氣溫仍然沒有降下來，悶，濕，熱。聽著江輪轟鳴的聲音和嘩啦啦的江水聲，一夜不能入睡。
到了武漢，從碼頭去火車站的路上，感到渾身不適，頭暈惡心，大概是中暑了。我趕緊鑽進路邊的一個小藥店，尋找適合我的藥品。突然我眼前發黑，幾乎什麽也看不見了，站立不住，我知道要暈倒，使勁定住神，摸到售貨櫃台，問有沒有藥。我感覺我的聲音極其細微，像是從遙遠的天邊傳來。我當時的樣子一定很糟糕，售貨員見了嚇了一跳，馬上給我拿藥倒水，讓我坐在店裏吃了藥再走。吃了藥，坐了一會，又覺得肚子鬧得慌，售貨員把我帶到他們店後麵的房間，讓我在一個大木桶裏麵解手。我雖然覺得很髒，但也顧不得了，放鬆後稍覺舒服。又在店裏歇了一陣，覺得藥力已開始起作用，才慢慢離去。我非常感激那個售貨員，她的關心的樣子讓我覺得很溫暖，她讓我用他們私人的便桶，不在乎我有病，更讓我覺得人性未泯。那個年代，人們之間除了懷疑和毆鬥，剩下的東西不多了。
1971年底，永豐中學的馬老師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老宋，這個人我早就見過，1968年我和馬老師正在公社往大影壁上寫毛主席語錄，他來找老馬，那時我根本沒想到有一天會和他“談對象”。盡管他個人的條件不夠如意——出身於一個工商業者家庭，比我大近八歲。想想我自己的條件，也隻能接受了。好在他是體院理論課教師，我們之間的共同語言會多一些，同時他個高英俊，喜愛畫畫，這些我還是很滿意的。
我們的接觸很簡單，每周末見一次麵，沒話找話地聊聊天。我感覺他人還可以，但是兩人關係平平淡淡。既然是介紹認識，目的很明確，需要做的就是觀察其人是否可以相伴終生而已。
春季的一天他約我在公園見麵，在紫竹院我們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他吞吞吐吐地要講什麽，開始得非常艱難，我以為他要提出求婚之類，心想，這也太快了吧，我該怎麽回答呢，心裏緊張得不得了。結果他講出來的東西大大地出我意料。
宋說他要向我坦白一件事——他曾經犯過嚴重的政治錯誤。事情是這樣的：大約十八九歲時，他有個好朋友小羅，他經常去羅家玩耍。羅家有一個舅舅也很喜歡他。羅舅有一個兄弟，1949年去了香港，以後再無聯係。三年困難時期，羅家生活困難，饑餓難熬，羅舅想和在香港的兄弟聯係求助，可又不敢自己寫信，就起草了一封信，請宋替他抄寫一遍寄出。特別叮囑要寫仿宋體，宋經常刻寫鋼板賺錢補貼家用，能寫一手漂亮的仿宋體。信中沒有什麽特別的內容，隻是問他弟弟生活得怎麽樣，很是想念他，如果可能能否寄一些糧款來。
宋也知道這封信寄往境外是極大的風險，信寫好後和小羅兩人特地跑到遠離住所的郊區投遞信筒。
對貴陽這個小地方來說，香港毫無疑義是一個“敵國”，寄往香港的信件就等於投進了公安局。信寄出後不久，羅舅舅因此被逮捕，他供述這封信是自己一人所為，與他人無關。為定成鐵案，公安局讓他寫字對照筆跡。羅舅舅也會寫仿宋體，字跡特請北京的字體鑒別專家辨認，鑒定的結果是這封信是羅舅親手所書，最終他以“叛國投敵罪”判處二十年徒刑。
從此這件事成為一塊心病埋在宋的心底。他認為自己也參與了羅舅的“叛國”活動，他死守這個秘密，卻無時不刻擔心自己的“罪行”有朝一日被揭發出來。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及“一打三反運動”矛頭又指向了廣大群眾。人人都被勒令交代自己的曆史問題，宋在這強勁的攻心戰術下，驚恐不安，生怕罪行已經被掌握。他整天在坦白與不坦白的選擇中遊移，精神幾乎崩潰。他幾次試圖自殺，幾次在“清隊”辦公室門口徘徊。終於他下了決心，邁進辦公室，向革委會交代了這一“罪行”。
宋跟我說這事時，“組織”還沒有做出處理結論。後來才知道，體院的專案組去貴陽監獄調查了羅舅舅，不想羅舅舅仍然堅持說信是自己寫的，與“孩子們”無關。因此“組織”對宋定性有一定的困難，事情就一直作為“嚴重政治錯誤”“掛著”，還沒有解決。
我聽到這件事極為震驚，一下子無法回答，無法思索。我無言地獨自離開公園。
在“對象”問題上我再一次受到打擊。我覺得自己是個有誌向，好學習，好鑽研，求上進的人。我在“對象”這個問題上一直傲然地保持著冷靜，不為感情所驅使，理智地判斷著一切，寧可讓孤獨伴隨著我，也不願意隨波逐流，陷入低級的情感旋渦。雖然痛苦，但絕不表露，隻是心中憧憬著未來。
最初認識宋，我是勉強自己接受這個人的。相處下來，發覺他是一個很好的人，聰明，上進，誠懇。亂世中一個男人有這些優點已經是很難得的了。我對他剛剛有了一些好感，卻冒出來這麽一件事，而在當時是非同小可的嚴重問題。
我非常難過，想了又想，人都是有階級性的，但人又都是血有肉的。我不斷權衡兩個東西的比重在我的頭腦中那個占得大一些。腦子告訴我，當然是人的階級性更重要，但是除了階級性之外，人就不會犯錯誤嗎？抄一封信本身不是什麽大問題，重要的是，他跟我說的是一回事，而事實又是怎麽樣呢，我憑什麽相信他所說的？我不了解他，他充其量隻是陌路相逢的過客。
還有，“組織上”將會怎樣看待這件事的嚴重性呢？那個時候，一個人的價值，一個人的社會存在不是由自己決定的，而是由組織給你做的結論來確定你是誰。就算是體院給他作出了結論，社會還將發生什麽樣的變遷，從而對人們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不可知，就像右派分子說是摘了帽，可是不再被重用不說，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甚至比當時打成右派時更慘。
更重要的是，社會通行的既定政策就是血統論。文革那麽多對夫妻離婚不都是因為其中一方“有問題”，怕影響子女的前途嗎。難道我的孩子一輩子要背著“階級敵人”的父親的黑鍋嗎？
一百次想起此事，內心九十九次告訴我，不行！絕對不行！我決定斷絕和他的聯係。還沒來得及找他表態，他倒先打來電話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他參加民兵打靶了，成績最好，他認為這表明組織還是相信他的。這麽一點小事都能讓他感到欣慰，我覺得他真可憐，十分不忍心開口說“不”。
我實在不知怎麽處理這段關係，考慮了多天，采取了“依靠組織”的作法——通過“組織”調查他所說的是否符合事實，如果“組織”說成就成，“組織”若不同意，我拒絕得心安理得。我跟當時的革委會主任老李談了此事。老李是一個團級的複員軍人，複員後直接安插到我們學校。他不是那種武孔有力，作風簡單的一般軍人形象，相反是個婆婆媽媽老好人的類型。聽了我的訴說，一再地安慰我：“不要難過，我聽著不算什麽大事，我去外調一下，了解了情況再說。”
老李還真是負責，不幾天就找我談話，我是那麽緊張，生怕自己聽到什麽更壞的消息。幸好，他調查到的東西和宋所說的一致。老李說他覺得問題不大，可以繼續交往。
聽了老李的話，我心稍稍釋然。我和宋繼續交往，我說不出太多的理由為什麽，並非愛上了他，遠遠沒有，就是同情他，不忍心拒絕。多少年後我才意識到我人性中最大的弱點就是悲天憫人，對一切弱者都報以同情，對“朋友”的任何請求從來不說一個“不”字。當然我自己的家庭情況也迫使我退而求其次。
和宋“搞對象”是非常磨人的，他要等到組織上給他定了性後才敢結婚，如果在這之前結婚，會被組織上認為是不嚴肅對待自己的問題。媽媽不斷地催促我們結婚，懷疑宋的誠心，我卻無法告知真相。我已經被磨到二十六歲了，被此事的拖滯搞得疲乏和不滿。
1973年他的結論終於做出來了：“屬於嚴重的政治問題，作人民內部處理。”這個結論讓人心寒，將來我們的孩子難道就要背這麽一個可怕的政治包袱嗎？開弓已經沒有回頭箭，我們結束了毫無浪漫可言的“戀愛”階段，並在沒有任何興奮的心情下準備結婚了。
1973年的夏天，我們領了結婚證。體院分給了一間房子，在“紅七樓”（文革中所有的樓號前都加上了“紅”字）的五樓頂層。宋帶我去看房子。
紅七樓原是運動員宿舍，筒子樓，中間是過道，兩邊房間門對門，房子不到十平米大小。我們和體院借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小書架、兩張單人床，為了擴大地方，我們隻用了一個單人床，再拚接一條20厘米寬的木板，聊做雙人床。放了這些家具，屋子裏隻剩一條由門口到床邊的窄窄過道了。
樓道裏有一個公共廚房，隻能容四五家的爐子和炊具。其餘的住戶家家門口煤爐、做菜的桌子、碗櫥，和一堆蜂窩煤，加上自行車小推車之類的雜物，把樓道擠得滿滿的。
樓裏有男女公共廁所各一個，廁所經常屎尿沒衝或拉在坑外，泛著惡味，還有一個公共水房，全樓道的人刷牙洗臉洗衣服洗菜掏米都集中在這裏。水房的下水道時常堵塞，弄得水池裏，地上全都是水，上麵漂著，鼻涕、痰，爛菜葉。人們要小心翼翼地踩著不知是誰擺在地上的磚頭去接水。
“號”房子那天正是周末，各家各戶在陰暗的樓道裏煎炒烹炸，互相傳遞著合作社供貨的信息——豆腐今天不要本，來排骨了，桃子處理了……我的心情極其沮喪，難道結婚就是這樣，在這種擁擠的環境下津津有味地經營著自己的小日子？我幾乎對結婚失去了一切興趣。
我們的婚禮非常的低調，就在紅七樓的小屋子裏舉辦。宋的“問題”剛做結論，並非好事，與喜慶相抵，不宜張揚。宋的教研室幾個老師來祝賀了一下。送了一本大照相簿，上麵把我的“鷗”字寫成鳥字旁在左區字旁在右，對體育學院文化水平我不敢過高要求。
我沒有為結婚買任何衣服。兩人都是平常的一套穿戴，他穿的是一件舊的豆青色的短袖襯衣，我穿的是兩三年前做的深藍底細彩格襯衫。我們的暖壺是一藍一白，一個塑料的一個鐵皮的。被麵一床是白底黃花貢緞，一床是白底銀邊綠花綢布，取其素淨，沒有一樣是配對的。
屋子裏容不了幾個人，多數站在門口往裏張望，想看看三十四歲的“老大難”老宋娶了一個什麽樣的老婆。教研室領導主持，要我們首先向毛主席三鞠躬，眼睛掃了一圈，發現“你們怎麽連主席像都沒有啊？”我心裏“咯噔”一下，婚禮鬧出政治問題來了。幸好有人解圍，趕緊從隔壁鄰居家找來一個巴掌大的軟塑料皮毛主席胸像（夜裏會發光的，很瘮人），擺在桌子上，讓我們對它連鞠三躬。然後在眾人的起哄下，我又直著嗓子配合著老宋的左嗓子唱了一曲《東方紅》。
第二天我們請了介紹人馬老師夫婦來吃飯，四個人高高興興地吃了一頓我做的飯。
我們決定去旅行，現在叫“蜜月旅行”，兩年“戀愛”中的政治陰影，已經沒有一點“蜜”可言了，這趟旅行不過是繼續滿足我走遍大江南北的願望。路線是南京安徽杭州上海。
上海是最後一站，我去上海的目的是想在回程時從上海坐船到天津，看看我向往已久的大海。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大海，這次終於要見到了，一到上海就買好了船票，心中急切地盼望著。
離開上海的那天，我興致勃勃地趕到了碼頭，一張公告給我當頭潑了冷水。公告說，因為某號台風即將來臨，輪船暫時停航三日，三日之後是否啟航再另行通知。不願等待者可辦理退票。
退票還是不退，我和宋在碼頭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我說坐一次船，看一次海實在不容易，失去了這次機會，誰知今生何時還能看到大海。既然已經專為坐船看海到了上海，何不再等幾天，堅持到底。宋說他的假期已到，回去還要政治學習和備課。晚回去一天，領導和群眾都看在眼裏，影響不好，堅決不能再等，何況等三天以後海麵情況如何難料。我覺得他實在小題大作，
我們在碼頭上僵持了很久，誰也不能說服誰。最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雙手抱頭，蜷縮成一團，一副被逼得走上絕路的樣子，勉強同意了我的要求。看他痛苦的樣子，我知道即使坐上輪船看到大海他也不會開心，我的心情也會變了味，那還不如不看。我讓步了，退了票，心裏非常不高興，聯想到如果不是他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剛剛“作出組織結論”，他會是那麽謹小慎微嗎？他的那種絕望神態深深地留在我的腦子裏，幾十年揮之不去。
結婚後不久，宋被送到學校農場勞動一年（有改造的意思），養豬養雞。宋做事認真，幹一行愛一行，養得雞肥豬壯，勞動期滿，領導讓他繼續留在農場養豬。爸爸很生氣寫信叫他和領導談，知識分子不是用來發展養豬事業的。
雖然多有波折，結婚後我們的生活很和諧，除了過著一天兩毛錢肉的小日子，每年都要做一批臘肉香腸給宋的父母寄去。一個春節我去了貴陽拜望了公婆，宋的父親過去是個本分的小商人，與人合股開了一個布店，公私合營被收歸了國有，他父親成為布店的一個櫃台營業員。宋的母親是個家庭婦女，典型的賢妻良母，對待晚輩也像對待長輩一樣地尊敬和盡心盡力，對我照顧得無微不至。
宋成忠是老大，下有八個弟妹，收入都不高，但是過的日子很平和，都是老實本分的人，對我又尊敬又客氣。
我很喜歡這家人，有這樣的家庭，宋的人品應該是可靠的。
八十年代初，國門開放，中國人的海外親屬紛紛以各種渠道尋找國內的親人。羅舅舅已獲刑滿釋放，他在國外的弟弟也終於有了消息——加拿大某大學的教授。他的弟弟回國來探望哥哥時，聽說老宋為他無端受牽連覺得很過意不去，特地請我們全家在高級賓館吃飯，又送了一些小禮物，有給孩子的睡衣、樂高玩具，還有給我的化妝品——極精巧的一小瓶香水和PONDS麵乳，給宋些電動剃須刀之類。
八十年代中期一天，人事處把我叫到辦公室（我那時已經在高院教書）告訴我：“體院通知你愛人的問題已經平反，讓我們把你檔案中的有關文件銷毀。”他當著我的麵取出檔案中對老宋問題處理的通知，銷毀。好家夥，真的是夫貴妻榮或者正相反，幸虧文革結束了。
話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對於製造事端的人，說他庸人真是低看他了。
海鷗最後遇到了好人，宋先生高而帥，聰明能幹，人品更是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