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大夢方覺
從幹校回來,媽媽堅持不懈地上書或找有關部門申述,試圖推翻“政治騙子、變節分子”的結論。國務院或各位“大姐”那裏已經沒戲。一九七四年,她聽說曾憲植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終於“解放”,正住在帥府園西口葉劍英的女兒家休養。曾憲植,曾國藩後人,葉劍英的原夫人。文革前是婦聯機關黨委書記,婦聯幹部稱之為阿曾。文革初期,曾憲植遭到批鬥坐牢勞改,罪名是“大黑傘”。黑傘之下網羅了七十二個“小鬼”,媽媽也是小鬼之一。現在黑傘不再,小鬼之說也就不再。媽媽看到了希望,對四妹劉元說“你去帥府園探探路,看看阿曾是不是真住在那裏。如果見到她,就說媽媽要求解決問題,能不能通過葉劍英和上麵反映。”劉元去了,果然見到了曾憲植。媽媽是婦聯的元老之一,阿曾沒有理由拒絕見麵,但結果得到的還不是那句話——“相信黨。”
媽媽是相信黨的,可是為什麽黨不相信她?她讓我幫助分析問題出在什麽地方(她怎麽還沒弄明白!),一遍遍祥林嫂般重複她的經曆,我已經到了充耳不聞的境地。媽媽隻好向女婿們求助,仍是不憚其煩地訴說,以至我丈夫私下對我說:“我覺得你媽媽腦子受了刺激。”這是“精神有毛病”的一種委婉的說法。我大怒:“打住,燕雀安知鴻鵠之痛!”我的心也陷入一種愛莫能助的痛。
沒多久不知什麽政策下來,填了一個黨員登記表。媽媽的“問題”突然間一風吹,沒事了,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一九五六年的結論。曆史又開了一個大玩笑,玩笑中媽媽歲月蹉跎,華發早生。
接著單位通知她退休。算起來,媽媽在這個單位已經二十五年了。這二十五年我真是很難看到她生命中有什麽亮點。縱觀媽媽的一生,她的輝煌時期應該是在她的青年時代,在她頭一次踏上教學之路時;在她與鄉村封建勢力鬥爭時;在她唱著抗戰歌曲往返農民夜校時;在她給國軍士兵宣傳抗戰道理時。那時媽媽澎湃的熱血澆灌著理想之花,理想是她個人的,也是民族的,是可以觸摸可以實現的。
媽媽一輩子沒有變化的是,她總是一樣的熱情,一樣的認真,一樣的律己,一樣的聽話。變化了的是,媽媽天性中自由浪漫的因素越來越少,它們被打磨被改造或被深深地擠壓在心靈的某個角落。
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革命”更是超出了媽媽的理解範圍,也超出了絕大多數革命者和普通人的理解範圍。人置身於革命之中,自以為在進行革命,實際上是身不由己地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勢力裹挾著驅趕著,大步小步跌跌撞撞地跟著,哪怕是爬,也必須緊跟。“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媽媽的後半生一直處於這種狀態,而且是誠心誠意地緊跟,全心全意地“執行”。
文革開始時,媽媽對這次規模如此宏大的運動,和全國人民一樣,莫名其妙,又要投入又不敢造次,如履薄冰,一步一探。每天晚上她把家人叫到裏屋傳達“中央精神”, 誰也摸不透上麵要幹嘛,“精神”不過來自小報、傳言和自相矛盾的“中央首長”講話。媽媽並非叫我們緊跟“戰略部署”,而是商討如何小心翼翼地邁開一個又一個的“炸彈”。記得聯動紅衛兵鬧得最凶的時候,她又召集全家,關好門拉上窗簾,壓低嗓門說:“聽說紅衛兵的後麵是長胡子的。”她用手捋了捋下巴,說得大家後脊梁發涼,“千萬不能惹啊!”這時的媽媽,已經不是那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了,她深深地了解“運動”之凶險,生怕家中任何人受其傷害。
文化革命千不是萬不是,有一點積極因素不可否認,即矛盾百出的現實迫使人們追問為什麽,從而獨立思考的精神漸漸複蘇。媽媽在思考,思考中開始變化,她真實的靈魂開始回歸。社會上的大動蕩在我們家庭中引起的逆反式的熱議就不贅述了,我隻想從一些媽媽的秘密收藏,窺視她的覺醒。
一,一首詩——姐姐海燕寫的。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初,海燕從天安門回來,一進院門就放聲大哭,嘴裏大罵著人們還不敢大聲罵的人。她匆匆寫下了幾句詩又奔天安門去張貼。這幾天天安門正經曆著一個載入曆史的重大事件——“四五事件”。清明節將臨,北京市上百萬人民群眾,自發地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悼念周恩來總理。花籃花圈堆成了山,標語、傳單、詩詞貼滿了牆壁,無數人在埋頭抄寫,有人在為他們大聲朗讀,引來陣陣掌聲和口號。悼念周恩來隻是誘因,人們憤怒的矛頭指向禍國殃民的王張江姚,以及他們的後台老板。海燕的詩雲:“千裏人成海,萬花自天來。不見銀幕不登載,有口皆碑傳萬代。”
看了詩,媽媽嘴上道:“這算什麽,詩不是詩,詞不是詞。”卻悄悄抄在了自己的小本子上。她心裏讚賞嘴上不敢說,怕海燕做出什麽更為驚天動地的事情。幾年後,媽媽購買了一本內部發行的《革命詩抄》(七機部五零二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編輯組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全部是當年“四五事件”中貼在天安門的詩歌。意外地發現,海燕的詩也在裏麵,還是開篇第二首,作為“代序詩”之一。作者為佚名。媽媽把這本書珍藏起來,多少年來她心裏一直為海燕的這首詩驕傲。
如今,人們可以在網上找到許多對周恩來的非議,但是那時候幾乎全國人民,把周當作黑暗中的一絲亮光,唯一的一點希望。和就是為什麽周恩來的去世引發了如此巨大的反響。
二,《丙辰雜詩》和紀念相冊。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媽媽也一趟趟跑天安門,抄寫詩詞,回來用複印紙謄寫,裝訂成小冊子。她把天安門盛況的照片和剪報貼在一個專買的相冊上,整整一本。
“四五事件”最後發展成為對群眾的血腥鎮壓。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下令清除天安門的花圈標語詩歌。四月五日大肆鎮壓和逮捕群眾,把群眾的悼念活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平息暴亂”之後上頭有令,凡去過天安門的要交代和檢討;所拍照片和所抄詩詞必須上交銷毀;每個人都要站在黨的立場上對“天安門事件”作明確表態,所謂“人人過關”。媽媽怎麽在黨組會上表的態,不知道,她肯定是學會了說謊話,因為她抄寫的詩詞和製作的相冊都保留下來了。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都過了關,因為,我敢保證,絕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都對黨撒了謊——“沒有去過天安門,沒抄過詩”。實際上基層領導也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幾年後社會上廣泛流傳的各種版本的天安門詩抄就是“集體撒謊”的證明。
至於媽媽是否也和熱血青年一樣在天安門張貼過詩歌,我不確定。但是二十多年後我在她妥善收藏的一個小本子上看到一首詩:
瀛政不滅開國臣,希梟不殺黨衛軍。
元勳一一作鯨鯢,淩煙閣上隻一人。
可以斷定這是媽媽親自寫的,因為上麵有她修改的字跡,最後一句原來寫的是“玉座巍峨XX存”(有兩字看不清)劃掉了。寫作的時間也對,因為本子上的詩都是作於七十年代中期。比起當時群眾矛頭指向“王張江姚”來說,這首詩的直白和大膽真是讓我另眼相看。
三,一組集唐人句——“己巳初夏紀事(集唐人句)”。這是媽媽晚年的一個朋友,可以稱為精神朋友的“荒塘散人”吳甲豐先生所作並送給她的。己巳年為一九八九年,初夏紀事記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全文如下:
畫屏無睡待牽牛,(溫庭筠)烽火城西百尺樓。(王昌齡)
入夜笳聲動白發,(李群玉)黃昏角鼓似邊州。(李益)
將軍大旆掃狂童,(李義山)車走雷聲語未通。(李義山)
新鬼煩冤舊鬼哭,(杜甫)時危慘淡來悲風。(杜甫)
積骸成莽陳雲深,(李義山)銀台金闕夕沉沉。(李義山)
麒麟做脯龍為醢,(白居易)碧海青天夜夜心。(李義山)
弓背霞明劍照霜,(令狐楚)看君幾歲做台郎。(李頎)
幾時心緒渾無事,(李義山)兵器銷為日月光。(常建)
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牧)可能先主是真龍。(李義山)
中朝大官老於事,(韓愈)走馬藍台類轉蓬。(李義山)
將因臥病解朝衣,(韓愈)禍福茫茫不可欺。(白居易)
相國已隨麟閣貴,(王蘊秀)醉斜烏帽發如絲。(許渾)
媽媽極為佩服吳先生的良知和學識,把集句奉為珍寶,鎖在抽屜裏,時常拿出來誦讀。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則一直放在枕邊。那不僅僅是因為集句的工整和天衣無縫,更因為道出了她的心聲。她多次聲明,死後與集句一起安葬。媽媽去世後,這一篇集句放在墓穴,字裏行間的憂患和憤懣伴隨她同去。
媽媽更為清醒的是一句話。有次四妹帶她去看病,大夫看媽媽那風度氣質就問:“老人家是教授吧?”媽媽詼諧了一句:“要不是誤入歧途,早該是了。”誤入歧途,可惜覺醒得太晚了。
到了二十世紀末,社會的變化比轉動萬花筒還要迅速和花樣百出。八十多歲的媽媽已經不再花費精力去思考和談論黨國大事,或者她的頭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分析。囿於十幾層的高樓上,她和外界的接觸就是一個電視機,新聞聯播還總是要看的,不管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每次看完新聞,媽媽的評價隻有一句:“播過了”。如果和她較真:“不可能,這是今天剛剛發生的事情。”她會真的生氣:“難道這些東西昨天前天沒有播過嗎?你的腦子要不得了!”細想起來,對於麵孔相同內容不變的新聞聯播,“播過了”的確深刻。
附:吳先生的集句通過媽媽的手悄悄流傳,王若水之妻,才女馮媛閱讀後立即提筆續詩三首,也為媽媽所珍藏。抄錄如下:
(一)長河漸落曉星沉(李義山),繁華事散逐香塵(杜牧)
舊業已隨征戰盡(盧綸),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
(二)汀洲無浪複無煙(劉長卿),強移棲息一枝安(杜甫)
寂寂江山搖落處(劉長卿),東風無力百花殘(李義山)
(三)長沙謫去古今憐(劉長卿),蘇武魂銷漢使前(溫庭筠)
多情隻有看明月(張必),沉香亭北倚欄杆(李白)
吳先生捧頌續集後大悅,雲:“此我邦女才人也。”隨即再吟哦一遍,雲:“集句能狀眼前風物,情詞具切,平仄略有不合,如第二句第二字都應是仄聲而你用了平聲。第一首很自然,第二首我意二四對調,而意境更佳,風雅雋永。”(上述續詩經馮媛同意已按吳先生之意對調。)
即使有的 人會寫詩的話也未必能留存到現在。
說命運上上帝設置的一個程式,隻是不知為毛這麽多摧枯拉朽撕心裂肺的慘痛,而且,上帝隻要輕輕吹口氣,一切撫平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