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破碎
在我堅信“每個人身上都打上了階級烙印”的時代,我常想,爸爸從一個革命者到今天“什麽也不是”,變化太大了。那時我總想給他一個政治上的定位。當我讀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之後,給爸爸對號入了座,把他歸到了具有動搖性的小資產階級那一撥。我覺得爸爸思想上不夠進步,關在書齋裏埋頭翻譯,兩耳不聞天下事,甚至幾乎沒有對我們進行過“聽黨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這一類的教導。我心裏總是有一點遺憾,當年那個叱吒風雲,和反動派鬥爭的爸爸哪兒去啦?
我不願對自己的爸爸有過多的負麵評價,於是我覺得用“糊塗”二字概括就夠了。
爸爸的糊塗是有名的。從我記事起,爸爸生活中糊塗的事情太多了,讓人啼笑皆非。比如去看電影,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幾率不是走錯了影院就是看錯了時間或忘帶了票子,乘興而去,敗興而歸。若全家出去吃飯,他騎車我們坐車,最後總是我們在這個飯館等他,他在另一個飯館等我們,飯沒有吃成,大家不歡而散。
在幹校爸爸也是以糊塗著稱。有一件經典故事說他幹活熱了,脫下毛衣放在田頭,收工後像多次遺漏東西一樣,不管不顧就走了。老鄉撿到交給幹校,讓他去認領。老爸爸一口否認:“這不是我的毛衣,我的比這件新,也比這件幹淨。”
爸爸被社裏人稱“劉老老”。這個外號隻可意會不可言傳,要說起他的與世無爭,與人無爭,不緊不慢,自行其是,還有稀裏糊塗,這個外號也挺貼切。
所以我想他在政治上也一定是有些糊塗的。
但是我錯了,爸爸不僅關心政治,而且頗有見地。他不跟孩子們說,是為了保護我們。直到文革我才真正認識了爸爸,還是聽蔣路叔叔說起來的。蔣路叔叔和爸爸是最好的朋友,無話不說,甚至在親人之間說話都要小心翼翼的文革中,他們還敢私下交流一些“大逆不道”的看法。我去幹校探親時蔣路叔叔曾對我說:“我非常佩服你爸爸,他的政治嗅覺最靈敏,好多事情都讓他說準了。”他舉了幾個例子,比如爸爸說王關戚充當打手,沒有好下場。果然他們在跳得最高時,突然被拋棄。所謂說準,不是和中央的口徑一致了,而是自己不可為別人所知的看法被事實所證實。蔣路叔叔還說:“別看你爸爸不說話,心裏不是一般地明白。”聽蔣路叔叔這麽說,我才開始重新認識爸爸,才知道在他看似糊塗的外表下,有一雙敏銳的政治眼睛。說來也不怪,爸爸在年輕時就是一名為自由解放而戰的共產主義戰士,隻不過他後來看盡了政治鬥爭的反三複四,遊離於外而已。我心裏還暗暗有些為他擔心,覺得他還是有些天真,人們都噤若寒蟬,即使對親人或密友說話都要口下留神。那時二十來歲的我,都已經諱莫如深得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了,爸爸卻不怕,仍然相信世界上還有些純真的東西比如友誼。
七十年代初期,社會上一股追求民主及反對“中央文革”的暗流湧動。到了一九七六年,人們公開地鄙視“紅都女皇”,參加“四五運動”,抄錄“反詩”,傳看內部講話,交流“小道”消息。我們一家人都在密切關注時局的發展。爸爸每天下班都會帶來新的消息。出版社社長陳早春後來寫了一段文字講述這段時間,他說:
一到單位上班,我也多半先去蔣路和劉遼逸同住的辦公室“報到”。他們的辦公室是四樓廁所對麵的一間小房子,就隻他們兩人,算是難得的密室。每當我一進門,就順手把門關好插上鎖,一防廁所傳出的臭氣,二防隔牆有耳讓外麵聽到我們的高談闊論。我在此“上班”的課業是彼此傳播“小道消息”。每當我一進門,他們馬上放下手頭的工作或正在閱讀的書本稿件,不約而同地互相詢問:“有什麽新消息嗎?”於是直奔主題:“三點水”(指江青)何時何地說什麽了。“文痞”(指姚文元)又有何謬論,“火箭王”(指王洪文)“奸臣”(指張春橋)又在搗什麽鬼了,社會各階層的動向如何,而且當時黨中央的領導,部隊的將領也在我們議論的範圍之內。雖然對毛澤東是不敢造次瞎說的,但難免時有微詞。……我們有一些共識:“四人幫”已是秋後的螞蚱,活不長了;中國再也經不起瞎折騰了。我們當時議論的這些“小道”大部分來自馮雪峰那裏,而馮雪峰的“小道”又大都來自上層。
不僅是他們,那時候的人心背向大致如此。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了,知識分子心頭的傷痛並沒有結束。“四人幫”們在文革中不過是推波助瀾,人們還需要痛定思痛,深入反思。
整理爸爸八十年代左右的文字,發現了他大量的劄記和在報紙書本的邊緣做的批語。綜合起來看,爸爸是在追問和思考這場摧毀人類文明的“革命”能夠延續十年之久的深層原因。他甚至在構思一個長篇“寓言童話”,其中有一個長長的提綱:
蠢人與聰明人的對話——文過飾非;
馬克思在天之靈的不安——馬克思主義變成愚民工具;
偉人與小人的轉化——獨裁;
癌細胞的擴散——文革;
冤獄遍地——中國的社會主義;
馬列主義——和尚念經;
碰到權,法就蔫了——中國的法;
人雲亦雲優越性——失去頭腦的人們;
……
共有二三十條。爸爸的嫉惡如仇躍然紙上,已經接近了問題的本質,卻沒有看見成篇的文章。可能他還沒有梳理得更加清晰,更可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運動還是讓人們應接不暇。
一九八三年理論界又刮起了一場大風暴,叫做“清除精神汙染”。事情源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中央召開的“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會上周揚作主題報告《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報告的第四部分“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由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起草。報告十分精彩,說過去對人性論、人道主義的錯誤批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帶來了嚴重後果,成為文化革命中推行滅絕人性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輿論根據。他還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思想領域都存在著異化的觀點,指出隻有通過各方麵的改革才能消除異化。
這份報告令周揚多年來頭一次擺脫了吹喇叭抬轎子的形象。
兩天以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周揚的報告。不料大禍隨之而至,一場針對周揚等人的大批判在鄧小平、胡喬木、鄧力群的主導下在全國展開了。進軍號便是胡喬木的報告並印成小冊子散發全國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文中甩開棍子朝人道主義和異化打過去,那語氣和陣勢與文革異曲同工。
這場運動持續了二十八天,由胡耀邦出麵平息風波。對於周揚和王若水的處理是:周揚被迫做了檢查(最後鬱鬱寡歡一病不起窩囊而死);而王若水則被免除《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職務。
批判還在繼續。那一年我正在一個學院教哲學課。教研室要求所有理論課改成學習胡喬木的小冊子。對於胡喬木的文章我完全不能讚同,又不被允許發表自己的言論。上課時跟學生說簡單的兩個字:“自學。”課堂上學生們愛幹什麽幹什麽,一鍋粥,由他們去。
回家和爸爸談起“清汙”。爸爸說:“真是豈有此理,文化革命本身就是長期異化的結果,就是對人性的踐踏。這麽大聲勢的批判不過是因為投鼠忌貓而已。”這時我和爸爸已經有了很多共同語言。
爸爸後來的做法更是讓我刮目相看了。
一九八三年,爸爸的一個外地朋友的女兒在《人民日報》社讀中國社科院新聞係研究生,寄住在他家。爸爸的家和《人民日報》社僅一街之隔。那個女孩有時帶來一幫研究生朋友在家裏高談闊論,都是些思想敏銳,有正義感的時代青年。爸爸特別喜歡接待這些年輕人,饒有興味地聆聽他們的那些政見和爭論。他們有時候也邀請王若水來參加討論,把王若水視為他們的精神導師。爸爸有機會認識了王若水。
一九八七年王若水因為支持學生運動和對共產黨提意見,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中紀委“勸其退黨,如堅持不退,即宣布除名”。他是個硬骨頭,拒絕退黨,並寫了長長的申述書進行駁斥。黨章上說允許黨員申述,不過是一紙空文,他被強製開除出黨。在打壓之下,王若水觀點不改,又寫出了《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為人道主義辯護》等文章。爸爸對他的人品和理論欽佩有加。每篇必閱,每閱必擊節讚賞。王若水的觀點——隻有用異化和人道主義的概念剖析文革,才能從理論上解釋清楚文革中瘋狂的個人崇拜以及對人性的踐踏發生的原因——更是說到爸爸的心裏了。
在讀了王若水的《從防左論及清理二十年理論上的糊塗帳》之後,爸爸給他寫信道:
痛快極了。好些時候沒讀這類的文章了。文內所說的我平時零零碎碎想到過,但這麽透徹、有條理的論述,我是辦不到的。您說出我心中想說但說不好,而且也無處可說的話,真是好極,痛快極。但,掩卷之餘猶有未盡興之感,為什麽?當今中國主要問題是怎樣加快開放改革,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解決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也就逐步完善民主與法製,這是中心問題中的關鍵問題。看來,實行政改的阻力極大,恐怕要經過反反複複的鬥爭。你對這問題一定也有深刻的見解,何不痛論一番呢,讀者在祈待著。
爸爸那時候就敏銳地認識到政治改革為重中之重,亟待解決。二十多年又過去了,政治改革仍如肌體上的一大塊爛肉一樣不敢觸動。
爸爸是“民主人士”,還擔任過幾年民進中央委員。他並不滿足於給共產黨“吹喇叭抬轎子”的民主人士角色。給民進機關刊物寫信:
按我會使命,應當是促進民主。會的機關刊物其主要任務當然也應是促進民主的。我這樣理解,大約不錯吧?但在《民主》雜誌中討論民主政治的文章亟少,這原因我是理解的,可以不談。但我覺得中國亟需民主政體。我國改革開放已經20餘年,市場經濟已初具規模,那就是說經濟基礎變了但作為上層建築的民主政治遠遠落後。其結果經濟基礎的發展必然受到阻礙。再者,有了民主政治,貪汙腐敗也會受到製約。那麽為什麽民主政治的實現如此之難呢?80年前五四運動時先烈不是就提倡德先生賽先生請進來嗎?解放50年了,民主政治實施得怎麽樣了?不言而喻,此問題不好多談。但我總覺得,我會既然負有促進民主的使命,不論多麽險阻,也要盡力而為之。是不是?
當然,不管他多麽盡力,沒有用處。
我這裏保留了一張照片,是研究生們在爸爸家宴請劉賓雁和王若水時照的。那天是劉賓雁的生日,他當時是《人民日報》的編輯及記者,由於不斷地在黨報上揭露共產黨體製下的貪汙腐化以及濫用職權的現象,惹怒了上麵,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的代表人而遭到批判。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半個月後的二月七日,劉賓雁生日,研究生們專門為他舉辦了慶生會。報社裏沒有地方,就開到了爸爸的家裏,妹妹幫助做飯炒菜。
慶祝劉賓雁生日。正麵左起劉賓雁夫婦、王若水、爸爸、四妹、馮媛
席間的談話自然離不開憂國憂黨憂民。有人問起劉賓雁:“再讓你入黨,你還入不入?”他答道:“還要入。”劉賓雁是一個執著的人,他這一輩子幾起幾落,直到被放逐境外,客死他鄉,從來沒有背離和放棄過對黨的忠心以及他真誠信仰的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
說起民心所向,《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被“勸退”共產黨時,他所在的支部沒有一個人同意,當然他們的意見是不會起作用的。而當“組織”決定開除劉賓雁前“統一思想”時,也遭到支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黨員的“不統一”,當然也是沒用的。宣布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的第二天,報社院子裏排滿了采訪車,沒有一輛車開出去工作,人們采取了沉默的怠工以示抗議。自文革以來《人民日報》的名聲一落千丈,原來報社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有良知的人大有所在。
王若水在國內無處發表,他每寫文章總是自己打印若幹份,分發給誌同道合的朋友,一定會送一份給爸爸閱讀。九十年代中我回國,爸爸給了我一份王若水的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說:“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主要是說馬克思主義是許多學說中的一個,它有自身的價值,但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你要好好看看,這樣的文章在國內竟沒有地方給發表,你能不能帶回澳洲,想辦法在國外發表。”
一九九六年爸爸得知王若水患了癌症,立即寫信安慰並介紹抗癌方法。王若水先生挺過了六年,而爸爸先他而去。
除了王若水,爸爸還有一幫要好的朋友,多是他中學和大學的同學,比如他的西北聯大的校友,貴州的餘士銘、《人民日報》的高集、劉衡,還有社科院的葛林等人。這些朋友經常聚會或通信,傳閱和討論一些因針砭時弊而被禁止出版發行的好書籍好文章。當初他們為拯救危亡的祖國而加入共產黨,如今又在為黨內腐敗現象氣憤和擔憂。
在爸爸寫的一首詩裏,有一句表明了他的心跡:
冰心破碎已難收,
憂國憂民亦徒然。
謝謝作者好文!
謝謝您的稱讚,嗬嗬
你引用的“我是政府來幫你的”太說明問題了!
作者的父親和劉賓雁都是我敬仰的有學問、反抗
舊體製人。
但是,劉先生怎麽就沒有看清楚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
邪惡?
感謝作者分享了她的故事。
自己口袋的統一大業壞蛋整慘了,多少人冤死於
統一大業的戰爭中!
曆史告訴我,統一意味著一切都要獨裁。
人性的最大程度解放和人性的扼殺。
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是有局限性。
如果認識到這一點才會義無反顧的
反對共產主義及其政黨。
這篇文章讓我想起我自己的父親。他這一輩子也隻是個書生而已,可是他在很多政治問題上都有堅定的看法。可見真知灼見從來不是產生於發熱的頭腦和大張著的嘴巴,而隻能是來自於持久的閱讀,縝密的思考,以及冷靜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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