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爸媽——向陽湖上五七寶 （半壁家園）劉海鷗
沒人送他走
1968隨著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8月小妹妹劉元去了黑龍江呼倫貝爾盟莫力達瓦旗插隊（不久莫旗劃歸內蒙）。12月三妹克陽一個去了山西原平永興村插隊。
半年後，1969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又發了一個“最新最高指示”，知識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輝的五七道路”。
被毛主席批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幹脆撤銷，爸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屬單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單位一起連鍋端到了湖北鹹寧。在動員大會上，軍代表告訴知識分子，你們就在那勞動，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9月下旬爸爸們突然接到指示立刻離京。具體時間是9月26日，中秋節的前一天。這是軍宣隊特意挑選的日子，帶有懲戒性——就是不讓你們在家裏過中秋團圓節。這種節日是不利於貫徹五七指示，不利於幹部的思想革命化的。
我那陣正在海澱區永豐公社東玉河小學的初中“戴帽班”教書，一天收到了爸爸寄來的一個明信片，說某天要坐火車離京赴幹校。我一心撲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裏，過幾天又來了一封明信片，說時間又改在某天，我還是沒在意。我覺得不應該為私事請假，也沒有時間請假，而且校長徐平最痛恨老師請假。又過了兩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個明信片，上書：
“海鷗：接最後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門車站上車。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隊到天安門向毛主席宣誓，12時進站。你就不必回來送我了。你姨夫送來一哈密瓜，極好。元元有信來，你母親一切如常。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時半。”
明信片到我手裏時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經走了。我突然意識到，爸爸連發三封信給我，封封說不必送，實際上就是想讓我送他。爸爸走時沒有人送（媽媽被隔離審查），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帶口地相送。我想象著爸爸在火車站東張西望，在最後一刻仍然希望親人的身影出現，不禁痛哭起來。我恨自己為什麽那麽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應該回家幫爸爸整理行裝，與爸爸話別。
我不管校長會說我什麽，馬上請假回家，我的心裏充滿對家的眷戀。回到家裏，爸爸再也看不見了，隻有他給我留的一塊哈密瓜。
幾十年來，對這件事的追悔如毒蛇一樣地咬著我的心，一想起來心就疼，就要流淚。爸爸的這張明信片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日記本裏。如果問，這一輩子你最後悔的是什麽事情，就是這件事，我沒能送爸爸去幹校。
“五七寶”
媽媽被定性為“政治騙子，變節分子”後也被驅趕去幹校。好在她可以在去婦聯（她的工作單位）或丈夫的幹校中做選擇。她當然選擇了去爸爸的幹校，家裏六口人已經分在天涯海角五個地方了（姐姐海燕1965年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69年12月，媽媽也走了。北京就剩了我一個人。
第二年的寒假到了，我突然意識到，我有了享受單身國家職工每年十二天探親假的權利，為什麽不去看爸爸媽媽？這個發現令我無比激動，立即收拾行裝，買了一些他們愛吃的點心，坐火車南下。
到了鹹寧縣，找到文化部中轉站，幫他們裝貨車，然後搭車奔五七幹校。幹校離鹹寧還有二十幾裏路。山迴路轉，周圍是綠樹掩映的紅土丘陵，雖是冬天仍是雜草野花一片生機。想到即將見到爸媽，心情非常好。
幹校設在一個湖地的邊上，這個湖在古代有一個優雅的名字“雲夢澤”。鬥轉星移，日月滄桑，湖水已經幹涸，隻是在大澇之年才是一片汪洋。當地老百姓可沒有幽思懷古之情，管這湖叫斧頭湖。文化部幹校在此安營紮寨後取了一個應時讒上的名字——“向陽湖”。文化部所屬各個文化單位除了幾個留守人員，幾乎連鍋端到這個荒蠻之地。
“五七幹部” 們初到向陽湖做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定勝天”無用功——圍湖造田——沿著湖邊建起十幾裏長的大堤，在湖底開荒種地。本來這片湖區是長江的分洪區，大水一漲，可以泄洪，緩解澇情。自從幹校建了大堤，水無處可泄，老百姓的田地就遭了淹。大堤外麵雖然挖了寬約二丈的壕溝，還是難以阻擋特大洪水。雨季溝裏注滿水，曾經淹死過一個老鄉的孩子。沒有人能想到他們的行為會帶來這樣的惡果，一個喊了二十年如一日的響亮口號指導著他們圍湖造田：“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奮鬥的結果呢，幾年在湖底種的莊稼幾乎顆粒無收，即使有一點糧食還沒等到成熟就叫老鄉偷光了。不過國家本來也沒指望他們打糧食，“改造”才是正題。目的是沒有的，運動就是一切。那三個“其樂無窮”改成“其害無窮”字就對了
我到達出版社所在的十四連時，知識分子們正在蓋宿舍。是真正的磚房，看來是打算長期紮根下去了。媽媽穿著一件對襟棉襖，褲腳綁著繩子，正搬著磚往工地上走。她是“小工”，為砌磚瓦的“大工”和泥遞磚打下手。大工小工我在農村都幹過，大工是技術活，小工是力氣活，其實小工要累得多。爸爸是“大工”，正站在腳手架上砌磚。他穿著一身“再生勞動布（是一種又厚又硬，放在水裏如鐵板一般堅硬的布料）”衣褲，戴著棉帽，脖子上圍個手巾，既不象工人又不像農民。
爸爸在五七幹校
所有的幹部都穿得破破爛爛，不倫不類。當地老鄉管“五七”幹部叫“五七寶”，還編了一個順口溜，幹校人人都會背誦：“五七寶，五七寶，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著大手表。五七寶，五七寶，種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我覺得“五七寶”這個稱呼挺可愛的，問媽媽為什麽這麽叫。原來“寶”是此地人對孩子的昵稱。比如狗娃、鐵柱，就叫狗娃寶，鐵柱寶。“五七寶”這個稱呼很有幽默感，又似諷刺又似同情，卻蘊含豐富——五七幹校裏全是寶，都是國寶。文學曆史美術各方麵的精英耆宿都集中在這裏：張天翼、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張光年、孟超、陳白塵、侯金鏡、李季、郭小川、嚴文井、馮牧、周紹良、徐邦達、劉九庵、耿寶昌、盧光照、許麟廬。金人、孫用、蕭乾、納訓。不可勝數。爸爸劉遼逸也算一個！
“老魔鬼”
爸爸媽媽沒有料到我會跑到幹校來，非常驚喜。我來不及說太多的話，放下行李一口氣都沒喘，就參加了建房勞動，和媽媽一起搬運磚頭。媽媽一次搬四塊磚頭，一腳高一腳低的很吃力。當然吃力，她的右胳臂斷過，大小臂之間用兩顆大釘子連著，活動不自如，更不能吃勁，看她勉為其難地搬磚頭，又心疼又擔心，可是媽媽笑得很燦爛，還讓我照了一張相。
媽媽在五七幹校
我一下子搬起十二塊磚，胳臂盡量伸長，磚頭頂到下巴。我賣力幹是為了爸爸媽媽，為了讓他們在連隊裏有個好點的名聲和待遇。
大知識分子們都在幹活。在幹校裏是沒什麽條件可講的，不管什麽人，歲數多大，身體如何，都在幹著同樣的活。讓我十分震驚的是親眼看到了孟超老頭的遭際。孟超才華橫溢，他的劇本《李慧娘》曾風靡大江南北，文革前突然被批為“鬼戲”，說是目的在於反黨。孟超從此遭罪。我在幹校的工地上看見他時，覺得他怎麽也有七十多歲了，骨瘦如柴，駝背，頭發髭著，臉瘦成一小窄條，嘴部凸出，露出兩顆大暴牙，樣子與鬼真是所差無幾。他抱著兩塊磚，對，是抱著，他的臂力不夠，還要靠胸來幫助。他抱著兩塊磚跌跌撞撞地走著，周圍一群“共產主義學校”放寒假的孩子追著他叫罵：“老魔鬼！裝孫子！偷懶！”
所謂“共產主義學校”是為下放幹部的孩子開辦的。我不解的是，一九七零年在城市裏中學基本上恢複了教學秩序，紅衛兵已經偃旗息鼓，打人罵人的事情也已經鮮見，為什麽在幹校倒死灰複燃了。那些孩子都是知識分子的孩子，又不是什麽紅衛兵。帶頭鬧得最凶的（在我的記憶中還揮著樹枝之類的東西）是大翻譯家蕭乾的女兒，她自己的爸爸的地位比孟超也強不了多少。這女孩據說在幹校裏極為革命，左數第一名，很惹人反感。多少年後看過一篇寫這個翻譯家子女的文章，因為中國後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這個女孩革命理想和行動差距越拉越大，她很難接受，生活並不幸福。我才知道那時候她的“革命”是真誠的。
突然，孟超絆倒了，抱的兩塊磚摔在地上，臉正好磕在磚頭上。嘴裏流出的血和鼻子裏流出的清湯或者是鼻子裏流出的血和嘴裏流出的清湯混在一起，蹭得滿臉和磚頭上都是，又把磚灰粘在臉上，真正是一個厲鬼的樣子了。他趴在地上，兩腳翹起，半天不能動彈。孩子們圍著他轉著跳著喊著：“老魔鬼，裝洋蒜，快起來！”。他一直也沒能站起來，我實在不忍再看，走開了。
晚上和爸爸說起這件事，他搖頭慨歎：“唉，這些孩子知道什麽，他們了解孟超嗎？他們看過《李慧娘》嗎？簡直是無端的仇恨。”爸爸說得對，文革製造了仇恨，是無端的仇恨，其種子深深地種植在孩子們的心靈。以至幾十年以後這種仇恨還在中國人的頭頂開花結果。爸爸和孟超是朋友，他們在桂林時就相識，常有來往。一九四九年爸爸剛到北京，就去找孟超。那天的日記寫道：“昨天到東四二條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找孟超。孟超比在桂林還顯得健旺，雖然頭發多半都白了。他太太還留在重慶。”後來兩個人又都在同一個出版社供職。爸爸說孟超是奇才怪才。
因禍得福
我住在媽媽的集體宿舍。在幹校的頭一兩年，所有的幹部和他們的配偶都是各住男女宿舍，孩子則在縣城的“共產主義學校”住宿。整個幹校呈現著“共產主義”景象。媽媽的小屋裏，住了五六個人，床橫七豎八地擺著，每人床頭用行李箱權做床頭櫃，上麵擺一些水杯之類的日常用品。
同宿舍的人對媽媽都不錯，隻有一個年輕的法文翻譯徐某某，是個班長之類小頭目，把媽媽當做牛鬼蛇神看待，頤指氣使。這是一種因為自身條件很差（當然是指家庭出身）所以非常“革命”的人，文化革命盛產這一類人，對上和對下的嘴臉不必多說也可以想象得出來。我非常為媽媽不平，跟爸媽抱怨過她幾回。爸爸笑笑：“這種人多得是，不要跟他們計較。”媽媽反倒看不起我，說：“不要把自己的身份降得那麽低吧，值得嗎。”
其實媽媽到文化部五七幹校真是因禍得福。婦聯是極“左”路線的“重災區”，像她這樣沒有權勢沒有背景的人正是人家手中拿捏的對象。那些不幸發配到婦聯衡水幹校的“敵我矛盾”們被三天一小批，五天一大鬥地捱生活，而媽媽在爸爸的幹校卻如魚得水。盡管幹校裏也開批鬥會，但是與她無關。宿舍裏的“左”派對她態度再生硬，終歸沒有什麽利害衝突，而且 “左”派也就這一個人，媽媽根本沒把她當回事。媽媽和知識分子們處得都很好，她的曆史知識和古文知識極為豐富，和那些人談古論今，有很多共同語言，心情舒暢之至，還落個“汪老太真有學問”的美名聲。從婦聯到出版社，簡直是兩重天。
晚上是開批鬥會的時間。那陣又突然挖起“五一六”分子，每天晚上讓“五一六”分子交代同夥。就象過去挖“AB團”、“改組派”一樣，采取的是疲勞轟炸的政策，俗話叫“熬鷹”，熬得人受不了了就開始胡亂指證，於是每天黎明來臨，都是“戰果累累”地挖出一大串人。不過爸爸沒事，挖出來的“五一六”分子多是當時積極造反唯恐不革命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就當了“五一六”。究竟什麽是“五一六”，竟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包括“五一六”分子本人。“五一六”們挨鬥，非“五一六”們也跟著受罪，每天收工後不是開批判會就是寫大字報，沒得消停。我到達的第一天晚上，就幫他們抄寫一份聲討的大字報。在幹校那些日子，我幾乎天天都要抄寫大字報，甚至幫他們起草批判稿，隻為了爸爸媽媽勞動一天後多一點喘息的時間。至於罵的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也記不住名字，或者根本就不用指向哪個具體人。我邊抄邊想，大文人，就這種批判水平？文人們大概心裏都明白，這些大字報不過是為了製造氣氛，說些以不變應萬變的套話就夠了，誰看哪。
“百貨大樓”
幹校的飯非常難吃，主食是南方的兩季稻米，粗糙。這還算是好的，多數情況下是吃窩頭（媽媽總是用她的廣東口音稱之為“窩窩頭”，多了一點愉悅認同的感覺）。菜也是清湯寡水，老倭瓜元白菜，把腸子洗得幹幹淨淨。幹部們是不允許私下吃偏食的。凡家人從北京寄來了罐頭，餅幹奶粉一類的包裹，一到就被軍代表截獲，還擺出來展覽開批判會，之後戰利品就不知所蹤了。我曾寄過一次食品包裹就這樣被半路截走，以後媽媽不讓再寄。對於那些牛鬼蛇神，軍代表則公開打劫。後來有人寫文章揭發，孟超每天都必須向軍代表“進貢”一盒牡丹煙。
媽媽一生就愛吃好東西，嘴饞得不行。我帶去了一些高級奶油小餅幹，還不敢公開地吃，我們遠遠地走到大堤口，坐在樹下，偷偷地吃。餅幹很快就吃完，也解不了多少饞。這才明白，根本不用帶多麽高級的點心，隻要比糙米窩頭好吃點兒就行。我真後悔帶得太少了。
幹部們饞起來，就去逛王六嘴“百貨大樓”飽飽眼福。“百貨大樓”是幹部們給幹校邊上王六嘴村的小供銷社起的名字。媽媽帶我去“參觀”了一圈。王六嘴隻有幾十戶人家，供銷社也就十一二平米大小，黑洞洞的小土房。隻有一些農具化肥蠟燭火柴煤油電池手紙肥皂針頭線腦油鹽醬醋之類的東西出售，可能還有一些黑塊糖，粗餅幹，一覽無餘。加起來恐怕還稱不起“百貨”。五七幹部來了以後，供銷社也進了一些罐頭。軍代表有令，不準去供銷社買吃的破壞五七戰士的形象，但還是有人偷偷地買。我和媽媽去時，正碰見鄭振鐸的大公子及其漂亮的夫人在那裏買肉罐頭，見到我們有些尷尬，搭著訕就走了（鄭振鐸，著名文學家，一九五八年出國訪問，飛機失事遇難）。
不讓在村裏買東西，休息日（並不是所有星期日都休息）到鹹寧縣城買應該不礙什麽事了。到了那天，勞動之後尚有餘力的幹部跑二三十裏地到縣城先吃足了再買夠了。可笑的是，一個軍代表逢幹部進縣城采購，他都要站在路口，對回來的人一個個檢查購買的東西，並且不問自取。幹部們哪敢得罪軍老爺，自願或不自願地貢奉，那軍代表每次都大有斬獲，裝滿一書包，夠一個禮拜吃的。
軍代表的威信很低，他們是湖北軍區派來的，最高職務不過是縣人民武裝部的政委之類。領導了中央部委一級的幹部，得意得上了天，簡直不知道該怎麽製服這一群臭老九才痛快。於是就發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你們這些個臭老九，要是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真打起仗來，我先把你們都‘突突’了。”意思是槍斃了。這是剛到幹校，開全體誓師大會上軍代表的講話，立時給“五七戰士”們的心裏蒙上一層陰影。多少年後，不少回憶“向陽湖” 的文章都提到了這段“不朽” 的名言。
軍代表的風流逸事則有如三言二拍十日談。媽媽講起來還帶了一點幸災樂禍的口氣。有一段說的是有個進步女青年五七寶（不是十四連的），當了軍代表的秘書，積極爭取入黨。常常和軍代表“談心”至深夜不歸。其他群眾都知道是怎麽回事，十分痛恨，便設計捉拿。一夜，女進步分子沒有回來，於是同屋人以關心她的安全為名，大張旗鼓地喚起整個連隊，晃著手電去尋找。先找到了軍代表的住處，軍代表不在。一幫人便一個個辦公室搜尋，終於在黑燈瞎火的檔案室裏找到這一對男女。據稱是在“看”檔案研究問題。這一類的事，象春風一樣立即傳遍幹校。那個軍代表趕緊被調走了。
唉，沒書沒報可看的大知識分子們也變得八卦起來了。
打牙祭
春節到了，沒有誰比同在一個幹校的夫妻更盼望這個節日的了——夫妻可以“探親”。就是說有三四天的時間夫妻能夠團圓。幹校裏有很多對夫妻就在一個連隊，天天在一起勞動，一起吃飯，眼光光地互相望著，就是得分頭睡男女宿舍。大年三十這一天，年輕夫婦們喜氣洋洋，說笑打趣，扛著被褥，提著雜物，去安置他們的“新家”。連隊專為他們騰出來了幾間“團圓房”。有一對夫妻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很奇怪，男的是個古文編輯，卻喜歡擺弄些修理鍾表電器之類的小手藝活，他的太太是歌劇院的女高音，在別的連隊。看見其他人都在歡天地地搬家，太太也急不可待地催男人和她一起搬，可男的特別沉得住氣，不動聲色地繼續埋頭搞他的小修理，好像此事有傷臉麵。太太氣得當眾大哭，最後倆人都賭氣不搬了，一堆人圍上去勸解他們莫失良機。我還年輕，不懂此事的急迫性，但也會心想，這一賭氣，又得等一年了。
“團圓房”有限，中年往上像爸爸媽媽這樣的老夫老妻，“探親”就免了，各自在自己的集體宿舍裏“歡度”春節。即使這樣團圓房還是不夠，隻好兩對夫妻共享一間房。二十幾年後，我看過一篇“團圓房探親”的向陽戰士寫的文章：一個屋子裏，中間掛一布簾分成兩“間”，兩“家”的床也就相隔幾尺遠，雞犬之聲相聞，無奈人有三急，隻好厚起臉皮，斯文掃地地幹事。
春節夥食稍微改善了一下。各班排從食堂領和好的麵團和拌好的餃子餡，自己包餃子。餃子餡以白菜為主，可聞一點肉腥。知識分子們包的餃子真不怎樣，大鍋一煮，大半都開了花，沒油沒鹽沒滋沒味。
春節幹校放假幾天，幹部們三五成群到附近的縣城集鎮打牙祭。鹹寧縣城離幹校二十多裏地，汀泗相對近一些，那天爸爸和好友蔣路叔叔（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譯者）帶著我到汀泗去吃館子，說那裏的紅燒魚量足味美，一定要吃。一路上我們沿著高高低低的丘陵走著聊著。為了過春節，蔣路叔叔特地到小鎮甘棠理了一個發。一回來就受到大家的嘲笑。頭發理得怎麽樣，我做晚輩的就不加評論了，有刻薄者的打油詩為證：
高知老蔣路，甘棠不虛行。前有馬桶蓋，後有屁股簾。
路上蔣路叔叔跟我聊天。他說我曾有一封描述廬山風景的信，爸爸特別欣賞，拿信給他看。蔣路叔叔說，這真是一篇美文，可以登在《人民文學》雜誌上。我聽了覺得好笑，知識分子這麽改造還是呆氣不改，這種純景色的描述在那個充滿無產階級火藥味的年代，隻能算是小資產階級的無病呻吟之作，哪裏有地方敢登載。
快到汀泗了，我們沿著京廣鐵路線走，我發現在鐵路的一側，有一座北伐軍烈士紀念碑。那碑立在一個農家院的後麵，周圍被荊棘亂草窠子包圍著，旁邊還有一個雞窩。塔已經變成黑黢黢的顏色，頂上的民國徽已被塗了一個大黑疙瘩，但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北伐陣亡將士紀念碑”幾個字還隱約可見，。早在小學曆史課上就知道北伐軍第一個大勝仗就是在汀泗橋與賀勝橋之間打的。今天親眼看見這四十多年前的革命遺跡，我非常興奮，拿出照相機，越過荊棘，三人站在塔下輪流照了好幾張相片。
蔣路和爸爸在汀泗北伐軍紀念碑前
汀泗令饑腸轆轆的我們很失望，絕大多數飯館（其實本來也沒有幾家）關門，都回家過年了。隻有一家小飯鋪開張，爸爸他們盼望的紅燒魚根本沒有，隻有炒麂子肉一樣菜。勉強吃了一頓，麂子肉並不好吃，硬得很，也不香。爸爸說實際上是老水牛肉。
媽媽連吃老水牛肉的口福都沒有，一年下來也就是這幾天可以徹徹底底地放鬆一下筋骨，她寧可在宿舍呆著，吃窩窩頭，也不想為了一時的口腹之欲去走幾十裏地。本來說好要給她帶回一個紅燒魚的，沒能實現。想到媽媽在“家”裏等待，我實在於心不忍。
過了幾天我自報奮勇要去鹹寧縣城買些熟菜回來，縣城的飯館總不會關門吧。媽媽不同意，這樣對她太奢侈了，她不忍心勞累我。我堅持要去。
那天早上，我提了三個飯盒，媽媽送我到通往縣城的大堤上，坐在上堤前最後一棵樹下，拿出我從北京帶去的奶油小餅幹當早餐，然後，她用包裝紙仔細撕了一條魚，放在一個飯盒裏：“買一條幹燒魚，他們的魚很新鮮。”撕了一支雞，放在另一個飯盒裏，“買一個燉雞塊。”又撕了一隻豬，“買紅燒肉。”她最喜歡吃油香鹽鹹的大肥肉。
但是又讓媽媽失望了，好不容易走到縣城已經過了中午飯點，所有的飯鋪都已休息，當然不能再等晚上飯鋪館開門，緊趕慢趕往回走。拎著三個空飯盒天擦黑才到幹校，遠遠看見媽媽正站在大堤那頭翹首盼望。她不放心我一個人跑那麽遠路，當然心下也希望我能帶回點好吃的。這一趟跑得我心裏更難受。
離開幹校時，很多人托我回京辦事。牛漢（即牛汀，媽媽稱他大漢）托我帶一封信回家。那個法文翻譯竟然在最後一天臉上堆笑，讓我給她家帶些什麽東西。我非常樂意為他們做事。牛漢是因為爸爸媽媽讚賞他為漢子，那位翻譯呢，我希望她能對媽媽尊重一些。
火頭軍和放牛娃
幹校的日子熬人，媽媽的身體漸漸被拖垮。她給我們各寄過一張照片，是去武漢看病時照的。照片上媽媽頭發花白，顴骨突出，兩頰凹進，象一個曬幹的葫蘆瓢，卻神采奕奕地咧嘴笑著。我們看了心都碎了。
媽媽從來以笑容麵對生活
我時時刻刻地想念著爸媽。1971年暑假，我又去了幹校。這次下了火車自己沿著大堤步行。真沒有料到鹹寧的夏天竟是那麽熱，道路被曬得幹裂，大堤光禿禿的，一棵樹甚至一根草都沒有。正是中午時分，氣溫肯定有五十度以上，我熱得暈頭轉向，氣都喘不上來了。見堤下有一個水坑，不太深，是給牛洗澡和飲水用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行李一扔，穿著衣服就跳了進去。沒想到淺淺的塘水被太陽曬得滾熱，比人的體溫還高，我一下水更覺得沒法喘氣，扒著泥塘邊便趕緊爬上岸。塘對麵一個放牛的孩子騎在牛背上，目瞪口呆地望著我，不知我是否想不開什麽事在自殺。渾身濕淋淋地走路，覺得稍好了一點。到了幹校，衣服已經全幹了。
屋子裏的溫度也有42度之高。當地的老鄉都是早出午歸，中午下午最熱的時候就在家棲息，但是“五七戰士”們得不到一點喘息的機會，整天都在大田裏幹活。知識分子們在灼熱的天氣下都已斯文掃地。女的上穿一件薄薄的馬甲線衫，有的甚至連乳罩也免了，下穿一條短褲衩，男的隻穿短褲衩，打赤膊。人們的情緒都有點惶惶然，媽媽第一件事就是告訴我，今天剛剛熱死了一個幹部，叫劉敏如。媽媽說他是一個大胖子，有高血壓之類的毛病。他有“曆史問題”，算是曆史反革命，軍代表和革命左派對這些反革命充滿階級仇恨，不管是否老弱病殘，勞動改造絕不姑息。當天巨熱，劉敏如正在抬水，突然一頭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再也沒醒來。究竟死於什麽，是中暑還是高血壓引起的腦溢血，沒人追究。大熱天氣下，屍體就擺在地邊，招滿了蒼蠅，於是就地埋葬。沒有立墳頭，埋在哪裏，已不可考。到那時為止，爸爸媽媽所在的十四連已經死了四個人了。據後來統計，幾年下來十四連一共死了八個人，而整個幹校有四十多人死於非命。
鹹寧地區的天氣惡劣，熱的時候真熱，下起雨來則連綿不斷，下得人都長毛，但是絕不要期望下雨收工。老鄉們對幹校的古怪做法也編了一個順口溜：“大雨大幹，小雨小幹，晴天不幹，大批判。”下雨幹活雖然是無效勞動，但是目的在於鍛煉知識分子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晴天不幹”是要召開批鬥大會，但更多數時候是“無雨拚命幹”。
田地在湖底，是在“圍湖造田”中，把湖水掏幹後“造”出來的。到湖底幹活要走四五裏路。每天上工，男女老少排著隊，唱著歌，尖銳的低悶的走調的和尚念經式的嗓音混合在一起，拚成一首“葵花向太陽，戰士心向黨……”。雨中和雨後的道路泥濘不堪，比潑了油還滑，不斷有人摔倒。爸爸苦笑著說：“你媽媽是一個摔跤冠軍，幾乎天天都要摔跤，走在路上，要是聽到後麵半句歌聲嘎然而止伴隨著‘撲通’一聲，不用回頭，準是你媽媽摔到稻田裏。”我咯咯地笑著，沒留神眼淚湧出眼眶。
比起那些在強製性勞動下喪命的人來說，年近六十的媽媽爸爸真算是幸運的。媽媽雖是又幹又瘦，但是精神很好，也很樂觀，似乎嚴酷的生活對她毫無影響。
媽媽正在鬧腎炎，連隊照顧她，讓她燒水。這個活也不輕省，尤其是在室外氣溫四五十度的夏天，在田頭簡陋搭建的工棚裏，整天守在熾熱的大鍋爐前添柴加火。媽媽穿著一條爸爸的大褲衩，一件香雲紗的無袖短衫，那是她五十年代的一件旗袍剪短的。香雲紗已經變成黃色，汗水濕了幹，幹了濕，上麵洇著一圈圈白色汗漬。媽媽讓大家上工前把暖水瓶水杯放在鍋爐房。燒好水，一瓶瓶替大家灌滿，再把一碗碗一杯杯水晾起來，工間休息的人端起來就能喝。媽媽的腎病不輕，人又黑又瘦，臉整個癟了進去，還浮腫，但是做起事來仍是一絲不苟，贏得了十四連幹部們的敬重，在鋪天蓋地的批判大字報中，竟然有一張是表揚媽媽工作的，題目叫“有口皆碑汪老太”。一個“有口皆碑”足以報答了媽媽的全部努力。
媽媽受到了那麽多不公正的待遇，仍是那樣不遺餘力地工作和勞動，決不是為了表現自己，更不是為了“贖過”，那隻是她一輩子養成的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隻要是一件“事情”，就要百分之百的認真對待。在認真勞動的同時媽媽也在認真地寫一份又一份的申訴材料以推翻她的政治結論，申訴是申訴，勞動是勞動，兩碼事，不會因為一個影響另一個。媽媽就是這樣心胸開闊，大度脫俗。
爸爸也是自得其樂。他是一個放牛倌，正合了他喜好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本性，又合了他喜歡自由自在不受約束的性格。他看管了三頭牛，給它們各取名為“花和尚”、“大老黑”、“機靈鬼”。爸爸隻管放牛，耕地則由蔣路這些“年輕人”跟在牛後麵扶犁，有時還要在前麵和牛一起拉犁，十分原始。不過放牛也不容易，盧永福叔叔後來寫文章描述說：“牛也有發脾氣的時候。有一次，老黃牛一時性起，發了瘋似的從大田向山上狂奔，五十開外（五十七歲了）的‘放牛娃’劉遼逸，呼哧呼哧地跟在後麵緊追。那情景真值得電影鏡頭去捕捉啊！”爸爸說其實這些牛不是“發脾氣”，是發情了，逃跑去找對象。遇到這種時候，他追也追不上，急得團團轉，隻得自己花錢到周圍的村子裏請老鄉幫忙抓回來。
那一陣爸爸給我們的信中不談別的，全是這幾頭牛。
湖底涼亭
幹校的宿舍低矮憋悶，夏天夜間屋裏的溫度起碼有三十四五度。媽媽嫌屋裏太熱，搬到“湖底”的工棚睡覺。湖底的稻地邊上，幹部們搭了一個棚子，很有詩意地稱之為“涼亭”，其實就是幾根木柱支起一個頂棚，為的是在工間休息時能有一個遮陽的場所暫時躲避一下。媽媽在“涼亭”裏搭一張木板床，支一頂蚊帳，一個人露天而睡整整一個夏秋。我去了以後也陪媽媽睡在那裏。
晚飯後，“戰士”們都在田邊的一個溝渠裏洗澡。這溝渠寬丈許，邊上長滿了雜草。男人們先洗，女人等男人走光了，便放心大膽脫得赤條條地洗身。一到水邊，無數隻蚊子撲了上來，叮得我渾身刺癢，恨不得跳腳罵街。奇怪的是媽媽和其他婦女很淡然地接受了蚊子的叮咬，沒有人抱怨。
然後我們早早就鑽進了蚊帳。已經是夜晚，天色漆黑，沒有燈具照明，白天大地吸進的熱氣這時釋放出來蒸騰著我們。沒有風，一點涼爽都感覺不到。遠處是蟲鳴蛙叫，近處蚊子把我們的蚊帳都包圍嚴實了，發出巨大的轟鳴，整整一夜。我一邊擔心著有野狼出沒，一邊想著難道爸爸媽媽就在這荒郊野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度過後半輩子？心中無限淒涼。
第二天很早醒來，太陽已經老高了。我也已經是大汗淋漓。身上被咬了好幾個疙瘩，身下盡是壓死的帶血的蚊子。蚊帳上趴著六七個吸足了血飛不動的母蚊子。
因為天熱，媽媽根本就不“上山”（回住地）。需要什麽東西，就讓我回去取。生活那麽艱苦，媽媽仍然不失情趣，要取的東西很多，她不是寫在一張紙上備忘，而是興致勃勃地用小剪刀，在紙上剪出指甲蓋大小的一堆小玩意兒，水碗牙刷蠟燭蚊香……這些小紙片我保留了幾十年，它們見證著媽媽對生活的樂觀和熱愛。我在北京時，她在地裏發現剛出生的小竹筍，便收集起來，晾幹，夾在信裏寄給我。竹筍才不到半寸長短，已經有模有樣，可愛得不得了。媽媽最喜歡這些小玩意，知道我也喜歡。這些小東西告訴我，媽媽在那麽艱苦的情況下生活熱情仍是不變，我安心了許多。
我們在湖底住了幾晚，因為下雨天氣涼快了一些，我們又回到了“山上”。天氣不是炎熱就是悶濕，爸爸經常鬧皮炎，渾身發癢，他讓我在北京給他買一丈白粗布，縫兩件中式褂子。我特地買了最粗糙的土布，上麵疙裏疙瘩，爸爸直說好，穿在身上可解癢。在幹校我抓緊時間給他剪裁縫製中式內衣，我很會做衣服，穿的多是自己手工縫的。
也是《背影》
離開幹校的時候爸爸送我，早上三點鍾我們就出發了。火車是六點的，在鹹寧這個小站隻停一兩分鍾。我們必須早作準備。要三個小時到達縣城，得抄近路，需要劃船在河汊裏走一段，然後上大堤。爸爸撐著小船，在蘆葦蕩中滑行。天色漆黑，四周靜謐，隻聽見葦葉颯颯的擺動聲和撥水的嘩嘩聲。整個幹校還在睡覺，隻有寵狗小花早早起來沿著河岸跟著我們，低聲地嗚嗚著。走到一個分叉處，小船離開了小花所在的岸邊進入另一條支流。爸爸喊道：“小花，回去。小花，回去！”小花隻好站住，目送我們遠去。
在夜幕中上了大堤，急急匆匆走到鹹寧縣。到了火車站時快六點了，火車是六點五分的。爸爸特別想在鹹寧吃一頓北方式的早點：油條豆漿。車站邊上的早點鋪還沒開門，我跟爸爸說：“你慢慢吃吧，我先進站了。”爸爸說：“來得及來得及，再等一等。”他拉著我和他一起吃早點。好不容易等到六點鍾早點鋪開門，豆漿剛下鍋，還沒有熬好。我勉強吃了幾口油餅，跟還在等豆漿的爸爸說：“我先進去了，你吃完就回去吧。”就離開了。
我串連已經成精，從來不到候車室跟那些背著筐挑著擔的慌慌張張的老鄉一起排隊然後湧著擠著上車。我不慌不忙地繞過車站，順車站旁的鐵路走進尚無一人的站台。車一進站，我第一個輕輕鬆鬆地上了車，找個位子坐下。車快開了，突然我想起了爸爸，並神差鬼使地站起來，到車門口張望。果然看到了爸爸的花白頭發，可憐的爸爸夾在擁擠的老鄉中間，目光急切地尋找我的蹤影。我逆著上車的人流，對下麵大喊：“爸爸，爸爸，我在這哪！”可是他根本聽不見。就在同時，車門關了，火車啟動，我使勁敲窗，喊爸爸。他更是聽不見了，還在茫然地東張西望。我流出眼淚。列車員說：“那是你爸爸？這個老頭真好，他一直在那兒找你。”聽他這麽一說，我簡直要大哭起來。我恨我自己為什麽那麽聰明，一溜煙就上了火車，讓爸爸到處眼巴巴地找我，算算時間，那碗滾燙的豆漿，他肯定沒來得及喝。
我就這樣哭了一路直到武漢。任何一次分離沒有使我這樣難過，爸爸日漸衰老的身影在我的腦子裏無論如何也抹不去。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也是父親，也是在火車站。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感受和他的一模一樣。最初閱讀這篇散文時就十分感動，現在親臨其境就更引起我的共鳴。人生悲歡離合已經夠承受一番的了，那堪還伴以無著無落漸老漸去的憂慮！
這件事又成了我一輩子中最後悔的事情之一。每當想起此事，眼前就是爸爸眼巴巴尋找的樣子，我就要流淚，就要對自己譴責不已。
蹭腿貓
按照毛澤東所說，在階級社會裏，每個人的身上都打上了階級烙印，人和人的關係隻能是階級關係。幸而語錄中沒有把人畜關係納入階級範疇，有了這個空子，動物在幹校最受歡迎，每個連隊都有自己的寵物，人與動物之間充滿了溫情脈脈的和諧一致。人民出版社所在的十三連，有一條名狗黑子。多少年後，人們寫文章回憶幹校的生活，不知有多少人寫的都是黑子。
十四連也養了一隻狗，叫小花，是一隻灰色的土狗，夾雜著黑色的斑點，長得很難看，但得到人人的喜愛。上工時，小花跟著，坐在地頭觀看，下工時，又蹦蹦跳跳跟著大家回來。爸爸說幹校的狗真有靈性，隻認得幹校的人，不管是從哪一個連來的，見過沒見過，即使穿得比老鄉還破，也不戴眼鏡，它都不咬。但是對農民就不同了，即使農民穿著整整齊齊的中山裝建設服，胸兜裏插著鋼筆，小花也要跳過去吠個不停。幹部們非常虛心地向農民學習和改造自己，而這個小花，卻走著相反的道路，它對知識分子不僅毫無成見，反而打心眼兒裏熱愛，怎麽能不招人喜歡呢。
後來幹校規定不許養狗，勒令寵物狗一律殺光，更殘忍的是，還得自己動手。某連的一個年輕編輯把一條小狗已經養成大狼狗，相依為命。下令殺狗的那天，他拿了一把菜刀坐在門口，揚言要殺我的狗先把我殺了。後來別人連哄帶騙把狗帶走，殺掉時沒讓他看見。
貓也算是對知識分子基本不帶偏見的動物。夫妻最終分到一間房子後，媽媽和爸爸養了一隻貓，寵愛無比，他們管它叫蹭腿貓。每天下工回來，貓就要繞著他們的腿蹭來蹭去地轉圈，表示思念和歡迎。然後不管他們走到哪裏，貓都寸步不離，像一個小孩子跟著媽媽。甚至他們上廁所，貓也要趴在廁所的牆頭上等著。這隻貓給他們在勞動和批判會之餘帶來了無限的溫情和樂趣。他們給我寫來的每一封信都要興致盎然地描述貓的一舉一動。
我真正看見這隻貓時，不禁有些失望，它又髒又難看，毛色烏烏土土，沒有光澤。若在城市定是一隻丟在街上沒人揀的貓，可爸爸媽媽對它比孩子還要親。
三十年後，媽媽對這隻貓仍然記憶猶新，詳細給我講述了這隻貓的來龍去脈，下麵是她講的故事。
“到幹校的第二三年我們有了自己的房間。你爸爸下田看牛，睡在工棚，有時回來吃飯。吃飯還是從食堂打，每頓飯一人一勺南瓜湯，上麵有幾滴黑乎乎的油。左邊的鄰居是蕭乾。右邊的鄰居是XX。他家養了一隻貓，如耗子大小，走路哆哆嗦嗦。每次我們吃飯它就蹣跚到我家，啃我們無法下咽的南瓜皮，見它可憐，我就給它一點飯吃，它也全吃幹淨，然後爬過門檻回家，漸漸成為我家常客。這隻貓的毛很髒，毛色不好，長的也不可愛，我不願意撫摸它。
“右鄰見貓常來我家，就說，貓喜歡你，送給你吧。我把貓接到家裏，給它做了一個棉窩放在我腳邊。七一年九月我去武昌拔牙，臨走前把貓裝在網兜裏送到爸爸的工棚，讓它睡在爸爸腳下。我對它說：‘在這睡覺，不要亂跑，吃飯要下地。’它就乖乖地躺在棉窩裏。
“在武昌呆了一周，回來時先到工棚看貓，見它已經長成一團小毛球，安分地呆在床上，不敢造次。
“它不久就學會遊戲，撲紙球，翻筋鬥。吃完晚飯它就跑出去玩，到了八點多鍾準時回來。屋子裏用紗門擋蚊子，下麵留了一角給貓出入。如果它玩瘋了，忘記回家，隻要咪咪一叫，它就出現了。
“我們下工六點多鍾，有時天已經黑了，它躲在房間裏，聽見開鎖的聲音，就在裏麵叫表示高興，我們一進屋它就蹭著我們的腿轉圈，表達思念之情。後來我們上工早也下工早，白天放它在外邊玩。我們一行人下工離工棚還有一二裏地，就見一個小白點，飛也似地跑到我腳邊轉圈。然後走在前麵引路，走走，回頭看看我，等等。到了工棚，它還要帶我參觀，領著我圍著工棚繞牆轉一圈，向我一一“介紹”它白天瘋玩的地方。
“一天貓不見了，我一邊走一邊叫，好不容易才在一個農家人的閣樓上找到它。我知道它的心開始野了。它經常跑出去很久，左鄰右舍都知道這貓是汪老太的，很關注它的去向，常常來告知貓在何處。
“一次它又跑了，在全連都沒有找到。那天是星期天，我想它一定是跑到對麵山頭商務印書館文聯作協的駐地去了，一大早就去找它。見一群女同誌在洗衣服，就說：‘我是十四連的，你們有沒有看見一隻貓，黑背白身，丟了好幾天了。’女同誌們說：‘昨天還看見在馬路上走呢。’正說著，突然看見我的貓走過，它裝作不認識我，一個箭步竄進了商務的廚房。我跟進廚房問大師傅：‘我看見一隻貓進了廚房，是否在你們這裏偷嘴？’一位大師傅矢口否認：‘沒有沒有，沒有看見。’另一個職工說：‘就是在這裏，既然有主，就還給人家吧。’我捏起小貓的毛皮，找了一根小棍，讓它麵對廚房，輕輕地責打它，問：‘以後還敢不敢來了！？’它後來再也沒有跑掉了。
“一九七二年底，幹校要解散。我和爸爸商量如何把它帶回北京，是否給它吃點安眠藥。一天我們去縣城火車站打聽，說是可以帶動物，隻需要加車費就是了，可算解決了我們一大心病。可是貓好像有預感，幾天後又不見了。那天下大雨，我去找貓，兩邊都是水田，田埂很滑，我一個跟鬥接一個跟鬥。走了半路雨太大隻好回來了。第二天又去找，找遍連隊都不見。有一個農民讓我到後麵的村裏去找找。村裏隻有幾家人，我喊了半天，還是失望而歸。我天天找，找了半個月。有人說，別找了，很可能是被老鄉偷走宰了吃了。我的心情很壞，象是丟失了自己的孩子。”
媽媽從幹校回京後貓情結不斷，好多年都養貓。
幹校的終結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十三日，“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攜家出逃蘇聯，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事件震驚了全世界。不久，中央先是在北京傳達絕密文件，揭露了林彪旨在暗殺毛主席發動政變的“五七一工程”。看了文件，我背上的汗毛都豎立起來。雖說文革中國家領導人一個接一個被揪出來，不是叛徒就是特務或是陰謀篡奪國家領導權的野心家，但是唯一剩下的一個緊跟毛主席，全中國人民眾望所歸的接班人，一下子變成了搞現行暗殺活動的恐怖分子，怎能不讓人恐懼？心中還有疑問，毛澤東和林彪到底是什麽關係？難道“明察秋毫”的毛主席對身邊的定時炸彈竟看走了眼？更迷惑的是，他們列舉的毛主席的“罪狀”件件是事實。不敢深想，暫且存疑，和全國狐疑滿腹和不明真相的人民一起“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
我立刻偷偷寫信把此事告訴父母。幹校很多人都得到親人的通風報信，但是誰也不敢說，心照不宣地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眼神。到了十二月份，中央有關文件才下達到地方上的一般群眾。
如今的鹹寧仍然保存了當年幹校舊址。
林彪死後，爸爸們的幹校好像皮球紮了孔，氣慢慢地泄掉了，軍代表早已不見蹤影，剛去時虛假繁榮的勁頭再也提不起來了。人們下棋打牌鬆快了許多，還有一個樂趣就是采靈芝。潮濕悶熱的湖地很適合靈芝的生長，白娘子拚了性命采摘的長生不老起死回生的仙草這裏俯拾皆是。每人都采了不少穿成串晾曬起來。爸媽回京時帶回來一大串，像裝飾物一樣掛在家裏。
幹校對食物包裹也不加管製了。每個周末我的全部活動就是給家人買東西寄東西。我買了很多核桃，去殼取瓤，油炸後用糖炒，做成“琥珀核桃”給爸爸媽媽寄去。我還買了好幾斤上好的鬆花蛋，小心地排放在一個鐵的大餅幹筒裏，周圍塞上從農村買回來的稻殼，封好。到了郵局門口，剛剛支起自行車，突然哐啷一下子支架彈起，自行車摔倒在地，夾在車後座上的鐵桶也狠狠地砸在地上。檢查了一下，十之八九的皮蛋都摔碎了，與泥殼稻糠混合在一起，黑乎乎的一團。我又沮喪又不甘心，再買再寄。爸媽來信說，皮蛋怎麽能寄呢？收到時全是碎的，已經發臭。
到了一九七二年，幹校已經很鬆散了，很多人都回北京探親，隻要有個理由就行。春節前，我給爸媽打了個電報，謊稱“克陽胃出血住院，速歸”（她確實因為胃出血從插隊的農村病退回京，但時間更早一些）。我希望他們都能回來過節，但是隻有爸爸一人被批準（媽媽回京得由婦聯批準，出版社做不了主），四妹也從東北回來，半家人好歹在北京過了一個春節。
一九七三年幹校終於結束了它的“曆史使命”。二月爸爸回到北京。不久媽媽也回來了。全家人擠在四合院西麵的小跨院開始新的一輪生活。
一直覺得得多善於選擇性失明，選擇性失憶，才寫得出像《幹校六記》這樣的東西。那夏衍還捧臭腳的捧成大師了。
這就是曆史。
感謝分享。
另：
“寶”在方言裏，除了寶貝意思，還有一層含義就是有點蠢、笨、發神經的意思，比較輕微的貶義詞。比如“寶裏寶氣”，“你有點寶吧”，“莫發寶氣”，“莫發寶”，
比如：鏘鏘“寶”，一般指比較熟悉親近的人給您起的外號，在您的名字後麵加個“寶”，是小孩子們經常開的玩笑用語。大人也可以用啊，把自己裝扮的小一些^_^
胡騰兒，胡騰兒，
家鄉路斷知不知？
胡騰身是涼州兒⑵，肌膚如玉鼻如錐。
桐布輕衫前後卷⑶，葡萄長帶一邊垂⑷。
帳前跪作本音語⑸，拾襟攪袖為君舞⑹。
安西舊牧收淚看⑺，洛下詞人抄曲與⑻。
揚眉動目踏花氈⑼，紅汗交流珠帽偏⑽。
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⑾。
環行急蹴皆應節⑿，反手叉腰如卻月⒀。
絲桐忽奏一曲終⒁，嗚嗚畫角城頭發⒂。
胡騰兒，胡騰兒，家鄉路斷知不知？
真是苦了老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