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解放南方，堅決向前進”
這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之歌》的第一句。那時我非常喜歡這支歌。好聽，激勵人心。這兩個月我的活動與此有關。
形勢千變萬化，由工人階級奪權而引發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鬥爭越演越烈，最後上升為武裝鬥爭。北京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規模的武鬥。一天在北京市委門前，我看見一群大學生抬著一個死屍，要求市委解決武鬥問題。那屍首上覆蓋一麵紅旗，正值盛夏，上麵零零星星地撒了一些小石子大小的冰塊。市委根本沒人過問，即使過問他們也控製不了局麵。
北京的武鬥還是局部的，是在大學生中進行的，而全國各地則發生了大規模的全市性的武鬥。各省市的對立兩派各自橫向聯合成立了什麽大聯委、聯合戰鬥軍團之類。他們或衝擊軍區搶軍火庫，或得到軍區的支持，用軍隊的步槍到大炮武裝起來，武器不夠的則自製土槍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長矛。
許多學生尤其是大學生立即奔赴武鬥地區，支持造反派。我又開始坐立不安，我太想經曆這樣的場麵了。我們這一代是在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宣傳和熏染中成長的，我常常遺憾自己沒有趕上戰爭年代。現在烽煙四起，全麵內戰，我內心充滿了參加戰鬥的渴望和激情。我並沒有想過正義非正義或具體地去捍衛什麽東西，隻是一種對戰鬥的向往，一種狂熱，一種新奇感。我決定馬上出發，哪兒戰鬥最激烈就去哪兒。
我還有一個遠期計劃，參加完武鬥，直接奔赴越南戰場。
1967年5月初，四川成都的造反派“八二六”和擁護當權派的“產業軍”發生了激烈的流血衝突。傳到北京的消息說，十多萬人參與武鬥，死傷千餘，還打死了北京去的紅衛兵。北京各校學生聽到消息紛紛派人去四川支持造反派。
我決定去成都，同行的還有幾個郵電學院的男女同學。
在成都我們住進了四川大學。五月的成都總是細雨靡靡，我沒有雨具，買了一個直徑二尺的大鬥笠，高挽褲腳，穿著一雙草鞋，在川大校園裏穿行。我特別喜歡這身打扮，自己感覺如同女紅軍一般，透著一股颯爽。
我們的宿舍就是教室，床是由課桌拚起來的。我發現同屋有一個師院附中高二的女學生馬曉力，她是前勞動部長馬文瑞的女兒，也是獨行。在水池洗腳時與她照麵，本想無視，不料她竟主動與我說了幾句話，我不知其深淺，勉強應付了一下。本來小事一樁，不值得提及，但多少年後知道了馬曉力的為人（她曾在師院附中百年校慶中向受迫害的老師道歉和默哀，曾舉報和要求製止在人大會堂演出帶有文革之風的紅歌會，曾給黨中央總書記寫公開信要求公布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人大代表的財產狀況。最近又讀到她領頭為維護蒙古族人民的權利寫給中央的一封信），才想到她當時對我的溫和態度，與今天她的作為是一脈相承的，故以畫表示敬重。
街上已經看不到什麽武鬥的跡象，看到成都沒有什麽太大的活動餘地，我們呆了幾天繼續往西南行走，經貴州去昆明。
同行的郵電學院學生中有一個叫陳野的男同學。身材十分瘦小，幾乎像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他來自貴州某縣的貧農家庭，原名就是一個農村中最常見最普通的名字，文革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野，因為憧憬不羈的個性和自由狂放的生活方式。這已經使我心裏暗暗佩服他，想想，在火熱朝天的革命時代，人人都改名為衛東、衛紅、衛革時，他卻改名為“野”，這需要有多麽特立獨行的性格。
陳野分析形勢頭頭是道，既有思想和見地，感覺也很靈敏。他不偏激，更無當時工農兵幹子弟的優越感。他和我們同行與革命的關係不大，隻是想了解社會民情。我很喜歡和他聊天，主要是聽他講。
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火車經過之處盡是要飯的，蓬頭垢麵，衣衫襤褸。我很煩，說要是換了我，寧願餓死也不會向人家屈膝乞討。陳野的反應很激烈，沒想到他是如此的憤怒。他譴責道：“你知道什麽叫餓嗎？你們城市人養尊處優，過著小姐一樣的生活，從來就沒有挨過餓。你們根本不知道什麽是饑餓的滋味，才說出這樣的風涼話來。當一個人餓的忍耐力達到了他的生理極限，求生的欲望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你們根本不懂得什麽是生活，也不懂得什麽是同情心。我經受過饑餓，如果我餓極了，沒有任何出路，我是會去要飯的。而你們到了那時候也不會保住你所謂的尊嚴的。”這一席話說得我很慚愧，我對這個農民的兒子越發地敬重起來。
5月中旬，我們到達了昆明。一下火車，就沿路看大字報，一行人不約而同地站到了溫和派“炮團”的立場上。昆明的造反派叫“八二三”，由於有昆明軍區和省委的支持，他們控製著昆明以至整個雲南的局麵。滿街高音大喇叭播放著他們的“派歌”：“葵花向太陽，戰士心向黨……”還有一首罵“炮團”的歌：“四二六大雜燴……革命造反派造了他的反，造的好來造得對……”讓我們北方人覺得好笑的是，雲南話把“造”說成“操”（第四聲），結果整天就聽見喇叭裏喊“操得好來操得對”簡直不忍卒聽。炮團也有他們的“派歌”：“抬頭望見北鬥星……”我也不喜歡這支歌，覺得不提氣，有些失敗主義情緒。
在昆明我們認識了許多當地的中學生，他們像小尾巴一樣跟著我們，忠實地為我們跑腿送信，提供一切方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叫楊崇壽，跟我們鞍前馬後地跑，每天一早就到我們的駐地，跟我們去收集材料，為我們提供情報、帶路、買東西、借自行車。
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幾乎是形影不離地跟著我。她叫吳家惠，是化工學校的學生。她是個漂亮的姑娘，圓臉，整齊濃密的眉毛，眼睛細長，眼神溫柔，鼻子高而挺直，嘴小而豐滿。她的性格嫻靜，踏踏實實地做事，對我們這些“北京來的人”欽慕之至，和小楊一樣盡其所能幫助我們。（畫得太匆忙，推車的站錯了方位，車鏈子也畫反了位置，先包涵一下，等有時間我在重畫一張）
我們的工作是收集和整理兩派的活動和動向，向三司聯絡站匯報，據說他們是“通天”的。為了保密，他們還編了一些暗語，比如中央文革是“父親”或“醫生”，“炮團”派是“梅”，“八二三”派是“媳婦”，“八二三”所保的省委書記是“孫子”。中央文革的四點指示是“四弟”。這樣一份往上遞送的情報就寫成：“昨日在省體育館傳達父親的四弟時，媳婦在孫子的操縱下，挑起了大規模的武鬥，梅死傷三十五人，媳婦死傷情況不明。”
有一天夜晚，我們得到了一個重要情報，是和原雲南省委第一書記之死有關係的新證據，需要立即送交中央。三司聯絡站駐昆機構設在雲南大學內，而中央文革信使第二天一早就要回京匯報。已是夜間十二點多鍾，大家還都在忙，我自報奮勇去送情報。我騎了一輛自行車，卸下自行車把手的塑料套，把“情報”卷成小卷塞到鋼管裏，再把塑料套裝回去。穿過闃無人跡的街道和樹影搖曳的校園，我沒有任何畏懼，心裏充滿著神聖的使命感，覺得這和戰爭年代何其相似。找到了三司總部，那裏仍然燈火通明，他們對一個女孩子連夜送情報很感動，熱情握手，答應馬上遞交中央。
昆明是“抗美援越”的前沿，各種軍事機構軍事學校都在這裏。軍隊受到地方上文革的影響，也裹挾了進來。武鬥當時還不厲害，但是已見端倪。有一天我在街上行走，經過步兵學校時，見一夥被“八二三”派關押的“炮”派學員正在集體翻牆逃跑，我站在街頭觀看，不知裏邊發生了什麽，隻覺得驚心動魄。
五月底的一天，我們接到情報，解放軍軍醫學校的“炮”派在禮堂開大會，被“八二三”派”包圍，毆打侮辱學生。不給他們飯吃水喝已經有兩天了，有些女生已經暈倒。連上廁所都不準，他們隻好在禮堂中男生女生各圍一圈在中間解手。
聽到消息，我和郵電學院的一個女生立即趕赴現場。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景象令人震驚：包圍正在解除，“炮”派學員已經“投降”，幾百個男女學員排著隊，拉開距離，雙手抱頭作投降狀，魚貫地走出禮堂。“八”派學員背著槍，或拿著其它武器站在一旁押解。投降隊伍一字長蛇，無聲地行進，他們的領章帽徽已經被扯掉，男生的臉上現出悲憤屈辱的表情，女生頭發披散，臉上淌著淚。第一次看到“自己人”——解放軍——“投降”，我和同去的女生都哭了。據說被抓捕和關押的人受到了殘酷的對待。
多年以後知道這就是昆明有名的“五二八、五二九軍醫校衝禮堂事件”。
“五二九事件”之後炮派在軍區門口舉行了萬人大靜坐，要求釋放被抓學員，懲辦八派凶手。靜坐達七天之久，直到軍區政委出來承諾成立調查組，認真調查，嚴肅處理才結束。
我天天去靜坐現場觀察，對解放軍內部打仗感到很不安，我們早已經接受了解放軍是鋼鐵長城這樣的概念，如今鋼鐵長城也在分裂瓦解，這到底意味著什麽？我看不清形勢，但是覺得動蕩在愈演愈烈。
我朝思暮想有一件軍裝，不是因為羨慕軍幹子弟，那時節穿“軍裝”是時尚，是對解放軍的崇拜，幾乎每個青少年都有一身假軍裝。毛主席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廣場上一片草綠色海洋。我一個年輕女孩也不能免俗。我跟小楊說起過自己的願望，他毫不遲疑地答應給我找一件。幾天後，他真的給我拿來一件舊軍裝，洗得都發白了。這正是我想要的樣式，我高興極了，馬上穿上去照像館照了一張相。
郵電學院同學為首的韓同學某是個工人子弟，看見我穿著軍裝，問是從哪裏搞來的，我告訴他是小楊送給我的。他說，你不應該要。不知道他是指我不應該從“老百姓”那裏搞軍裝，還是我這種出身的人不配穿軍裝。第二天趁我外出，韓某溜到我的宿舍偷走了軍裝。
我發現軍裝不見了，同屋的說是老韓拿走的，我跑去找他要，他卻裝作不知道，又含糊其辭地說，你就別穿了。我很生氣，如果你覺得我不配穿或不應該要可以跟我挑明了說，為什麽要偷偷地拿走，還不敢承認呢？我對他的萎萎縮縮和不光明磊落很為反感，和他分道揚鑣。
昆明的緊張形勢有所緩和，郵電學院的同學都回京了，我一個人留下來，準備去越南戰場。一天家惠在汽車運輸公司找了一輛去建水的卡車，她哥哥在建水當部隊衛生員，她想去看哥哥。正好我一直想到下麵去看看，我們兩個就出發了。
吳的哥哥是一個相當英俊的小夥子，可惜他對我表現出太多的尊敬，忽視了我的性別和年齡。部隊裏其他戰士也都對我畢恭畢敬，好像我是京城來的欽差大臣，我的每一句話都像是次高指示，弄得我簡直不敢說話了。
我回北京後收到了一些戰士給我的信和照片。信中說他們想買手表但買不到，希望我能在北京幫他們買5支上海手表，我先付錢，收到表後他們立即把錢寄來。一塊表一百二十元，要墊六百元！我家的存折全部凍結，媽媽每月隻有生活費25元，我隻能和他們說對不起了。
卡車還要去個舊公幹，把我和家惠也帶上了。在個舊，司機帶我們去看了一個燕子洞，那真是壯觀。幾十丈高的天井狀的岩洞裏，棲息著成千上萬隻燕子，叫聲震天，一旦飛起來，黑壓壓遮天蔽日。在我們腳下，則是燕子糞堆積起來的土地。
我開始策劃越南戰場之行。家惠幫忙找了去雲南邊界的卡車。家惠也義無反顧地要和我一同上戰場，我們就一道出發了。
卡車是專門為我們開的，車上拉了十幾個串連的學生，我們都站在車鬥裏，車鬥上有一個帆布蓬遮擋灰土。大家爭著站在靠駕駛艙的地方。可以看風景，又不吃土。
車在山裏行走了好幾天，山高而險峻，公路崎嶇，經常連續拐十幾個U字形的死彎，與對麵來車擦肩而過。司機開車還很野，開得飛快。在懸崖峭壁的路上，轉彎時根本看不見對麵來車，隻是鳴喇叭探路，速度不減。在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對麵山腰上橫陳著從公路上翻下去的汽車殘骸，卡車公共汽車小汽車，什麽車都有，不過我卻從來沒有擔心害怕過，到底是年輕。
雲南是少數民族集聚最多的省份。有一天汽車在大山裏行走，正趕上“趕集日”，十嶺八鄉的農民挑著背著扛著頂著貨物，沿著公路上集。趕集者幾乎都是少數民族，穿著各種不同民族的服裝，雖然不似我們在電影和舞台上見到的那麽簇新華麗，但也多姿多彩，煞是好看。我們盡自己的知識數著：苗族、彝族、布依族、白族、納西族、景頗族、侗族、傣族……還有的叫不上來，從來也沒有見過如此眾多的少數民族聚集在一起。
越往南開，路道的條件越差，路麵被援越的坦克履帶壓得一棱棱的，車子咯楞楞地行進，顛簸得厲害，紅色土壤的幹塵隨氣流的旋渦全都撲進車鬥，又悶又嗆。我暈車也越來越厲害。在到達景洪的前一天，我的耐力已經到達了極限，惡心、不吃不喝，隻能昏昏沉沉躺在車廂肮髒的地上，身上蓋著一層紅色浮土。
文革中出版了一本串聯地圖，橫長大開本，顏色很單純，底子是白色的，隻有黑棕紅藍幾種線條。棕色勾出省界和公路，紅色是鐵路，藍色是河流，還有黑字。那時在外跑的學生幾乎人手一冊，這本地圖是我出門時必備並且最喜愛的東西。我每到一地，就畫上一個圈，心滿意足地看著圓圈越來越多，分布的範圍越來越廣，我的心越來越充實。
我的串聯地圖上，又多了一堆圈圈：滇池、晉寧、玉溪、新平、元江、墨江、寧洱、思茅、景洪。這是我這次行程所經過的地方。
一路上整體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窮，除了那天趕擺，沿途所見農民多是衣衫襤褸，灰頭土臉。每個小縣城或小鎮子隻有一條主街，街上隻有零零落落的幾個商店，裏麵除了生活最基本的需用品外什麽也沒有。
一天在墨江停車吃飯，墨江是一個小小破舊的縣城，大約這個地區連年遭了什麽水旱災，滿街全是逃荒的和要飯的人。飯菜一端上來，立刻被他們呼呼啦啦地圍住，你還要小心護住你的吃的，一不留神東西就被搶走了。很多人受不了這個陣勢，吃了幾口就離開了，一群人立刻撲到剩下的食物上。
行程四五天，終於到達了西雙版納的景洪。我一下車走了沒幾步，就嘔吐起來，吐完後覺得好多了。
比起內地來景洪好像是另一個世界，高腳竹樓在巨大的熱帶樹木中露出邊邊角角，街上傣族女人頭盤大髻，穿著薄紗緊身上衣，彩色紗籠，嫋嫋娜娜地走路，個個如畫中仙女。
這是一個讓人鬥誌完全鬆懈的地方。不過，經過了那麽多天的緊張生活，我也樂得這樣放鬆一下。
版納的天氣悶熱，每天下午三點鍾左右準有一場暴雨，雨過之後仍是悶熱。好在瀾滄江就穿過景洪鎮，可以在江裏遊泳。鎮子上的傣族男女常在江裏洗澡。女人洗澡的方式很有味道，她們穿著衣服慢慢走入水中，隨著水麵的高度慢慢把紗籠一點點卷起來，卷得很技術，既不濕紗籠，又不泄春光。水過胸後將紗籠盤在頭頂，洗浴出水後再按原路將紗籠慢慢放下。我借了一條紗籠，也學她們挽起入水，但是配合不好，紗籠很快就濕了，索性上身襯衣，下身紗籠撲進水裏。衣服兜水，遊不起來。其實我根本就不會遊泳，膽子卻很大，在江裏撲騰了好一陣才上岸來。不管怎樣，我算是在瀾滄江裏遊過泳了。
在景洪認識了一個傣族小姑娘納翠花，文革中改名叫納誌堅，她個子矮小，圓臉大眼睛，渾身上下都圓滾滾的，不像滿街都可以看到的苗條細長的傣家姑娘。她跟我們很要好，帶我們去了很多地方。
我們去了景洪最有名的佛教寺廟，那本來應該是一個很堂皇漂亮的廟宇，現在卻被外來的紅衛兵造了反。佛像扳倒，佛器散了一地。地上撒滿了抄著佛經的貝葉，不知道是傣文還是梵文。翠花說，拿吧拿吧，都快被人拿光了。我知道這是文物，不敢多拿，我揀了一小片夾在日記裏作紀念，保留至今。
（廟堂被砸得慘不忍睹，但這幅畫中畫得完整無缺，因為我不想對神靈有所不敬）
我很想看看傣家的竹樓。納翠花帶我去她的大爺家，是一個典型的竹樓，下麵養著豬，上麵住人。樓上的地麵是竹片編的，擦得光光亮亮，屋裏沒有什麽家具，空空蕩蕩。她的家人對我們十分客氣，因為語言不通，我們隻待了一會兒就走了。
鎮上有許多芒果樹。我知道媽媽最愛吃芒果，北京已經有十幾年沒有賣的了，我要給她買一些，盡管芒果還是青綠色。納翠花帶我去了一家有芒果樹的人家，從樹上現摘，裝滿了我的行軍包（一個大的綠色帆布包），足有十幾斤吧。這麽一大包隻收了我一元錢。我請正準備返回昆明的幾個北京的男孩子先帶到昆明，讓他們回北京時給我媽媽送去。
我來版納的目的是取道赴越南，一來就探聽去越南的道路。打聽了半天，得到的消息是要走走八十多裏到中老邊境的猛臘，先到老撾，再從老撾過境越南。又說邊防哨看得很緊，抓到還好，抓不到在遠處開槍打死你沒商量。還說有些邊防哨比較鬆的邊境，要翻山越嶺，穿密林荊棘，道路很難走，還有毒蟲猛獸。總之都是困難困難困難。看看我身邊隻有忠實的吳家惠小姑娘一個跟著我，想想還是算了。（這張圖是想象中的路途）
納翠花和我們依依不舍地告別，她送了我一張照片，是很莊重地在照相館照的二寸黑白布紋紙相片。奇怪的是她穿了一身景頗族的服裝，還帶滿了景頗頭飾。她的樣子甜美可愛。
每天都有卡車回昆明，可以任意搭乘。回程的車上有一幫昆明的女孩子，還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北京女孩跟我們一起走。她說她叫劉海英，父親是東海艦隊的司令員。女孩很傲氣，隻和我說話，稱那幾個昆明的女孩“小市民”，不理不睬，她們也不喜歡她。
不久昆明的女孩們跟我說劉海英不誠實，編瞎話，偷東西。她們丟了很多東西，認定是劉海英偷的。女孩們趁著她不在翻看她的提包，果然各自找到自己的物品，我的東西也在裏麵。女孩們還說她根本不像高幹子女，問她什麽都不知道。我問了她一些問題，比如海軍大院在哪，海軍司令員是誰（我曾多次去海軍司令部家訪，海軍司令員的兒子是我班的學生），她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喜歡這個鬼鬼祟祟的女孩，決定把她甩掉。一天早上，我們早早地起來，趁她還在睡覺，登上卡車離開，把她一個人留在了大山裏的小旅店。
後來常想起那個被我們丟棄的女孩，心裏總是不安。一個女孩子，恐怕是家中遭受了不幸，一個人出來遊蕩，也是很不容易的，為了生計不得已而撒謊偷東西也是情有可原的，卻被我們丟棄在深山老林。雖然每天過往的卡車很多，她搭車也不難，但是反省自己的行為：我們都不懂得寬容，不僅沒有寬容，內心還充滿變本加厲的警覺和仇恨，正因人們多持有這種心態才會有文革中如此慘烈的大規模的自己人殺自己人。
到了昆明有一個朋友帶我到翠湖賓館去見一個北京人。賓館很高級，在翠湖公園裏被湖水包圍著，古香古色，有廊有廈，雕梁畫柱。那個北京人叫李慕，北京某技校的學生，自己一個人支起一攤“北京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當（光杆）總司令，和高院三司不搭界。他身邊還有一個“秘書”，是個十五六歲的貴陽女孩。李慕自稱高幹子弟，我這個北京胡同串大的人搭眼一看就明白，他就是個北京的胡同串子。“司令”對我愛搭不理，但是他的“女秘書”對我挺熱情，知道我要取道貴陽回北京，還給了我她家的地址，讓我到她家去住。
在昆明我見到了替我帶芒果的北京男孩，問他芒果在哪裏。那孩子嬉皮笑臉地說都吃掉了，還給我了一個空背包。我氣得和他嚷嚷。他說，天那麽熱，都要壞了。再說芒果酸極了，一點都不好吃。我隻好作罷。
我已經沒有興趣再在昆明呆下去了，這時已經是七月份，天氣燥熱。我的嘴唇因為上火爛得一塌糊塗，我覺得需要回家休整一下了。小家惠還是寸步不離地跟著我，我決定帶她到北京去玩。我們找了一輛卡車，先從昆明搭車到貴陽，再坐火車返京。
汽車在大山裏盤旋，路邊有小塊小塊的梯田，忽然間我看見在一塊梯田的田埂上躺著一個“人”，用蓆子裹著，穿著黑褲子的小腿露在外麵，浮腫的腳沾滿泥巴。我問司機那個人怎麽了？司機輕描淡寫地說：“那是個死人，是看水的，山裏缺水，生產隊之間常為了截水打架，打死了人就這麽一扔，完事。”我感到人命在這裏是那麽不值錢。
到了貴陽，因為中央早就發出停止串連的通告，免費吃住的接待站已經沒有了。我和家惠隻好到“女秘書”家去住，她父母都是幹部，對我們很熱情。火車也不再免費，我手上的錢不夠買車票，她媽媽痛痛快快借給了我二十元。
火車上悶熱，車窗一直開著，我在窗邊坐著，任憑強壯的風吹拂。蒸汽火車冒出來的煤煙黑末子從窗戶中撲進來，落得滿頭滿臉。我們的眉眼鼻子顏色都加深了一層。在火車上又遇到了帶芒果的那個北京男孩，他見了我，凝視了一會兒，突然像發現了什麽：“你像一個話劇演員！”我心裏怪得意的，誰知回到家裏一照鏡子才知道煤黑把我的臉染成了黑老包。
到了北京我立即匯款還錢，沒幾天收到了女孩媽媽的一封信，說她把錢借給我就沒打算我還會還的，想不到首都的紅衛兵是這麽誠實講信用，信中千感謝萬感謝。
那個所謂的高幹子弟李慕帶著女秘書也來到北京。收到信後我去李慕家給女孩看信。果然他家就是小胡同裏的典型的市民家庭，住在一個大雜院裏，他的父母就是所有的胡同裏都能遇到的大爺大媽，他們全家正在院子裏包餃子，家裏小得進不去。他已經和那個貴陽女孩結婚了。
文革中高幹子弟是個響亮的名片，引來很多人冒充高幹子弟以便為所欲為。這個李慕運氣還算好，享受了高級賓館和泡上一個女孩。有些人可就悲慘了，師院附中一個老師的弟弟被附中的紅衛兵活活打死，罪名就是“冒充高幹子弟”。
家惠住在我家裏，她又結識了一個雲南雜技團的女孩小林，也是十五六歲，是演柔術叼花節目的。我邀請她也到我們家住，帶著她們一起遊覽北京的名勝古跡。
小林七八歲就進了雜技團，演柔術習慣了，在屋裏隻穿三角褲和乳罩，坦然地在我們家人麵前走來走去。媽媽非常生氣，對她態度很不好。其實小林是個很天真單純的女孩。
家惠和小林回到雲南後和我一直都有通信聯係。1986年我到昆明開會找到了她們。家惠在一個幼兒園當會計。上山下鄉時她在農場是一個模範鐵姑娘，後來派她開推土機，從當年駕駛推土機的照片看來十分英勇氣派，像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或第一個火車司機田桂英那麽帥氣。家惠因為特別喜歡北京人，專門找了一個在昆明工作的北京人做丈夫。她有一個女孩，四五歲，長得很像她
家惠的哥哥在八十年代已經是有名的整容醫生。他在部隊時常處理外傷，複員後作起了整容手術。技術高超，生意火爆得很，許多境外華人慕名回國來找他整容。她力勸我在她哥哥那兒做一個割眼袋的手術，對我免費。我沒有做。
小林早已離開了雜技團，在一個學院做工會幹部，經常組織幾個院校聯合的交誼舞會。她帶我去參加了一個學院舞會，她一個一個地帶著那些想跳又找不到舞伴或不好意思跳的男士跳舞，忙得團團轉。
寫著家惠和小林地址的通訊簿在我到澳洲的第一天就丟了，以後多次查找她們，也沒有聯係上。目前我正托人到當地的公安局打聽。
照片是1986年在昆明相聚時拍的。中間是家惠，右邊是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