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九、我們走在大路上
（1962年—1965年，15歲—18歲）
高中三年正是學習雷鋒運動、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學解放軍運動、階級鬥爭教育、思想革命化運動頻密進行的三年，我的思想受到撼動，知道自己的自由秉性是不符合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標準，並開始認真的自我改造。每唱起“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心中豪邁油然升起。
然而……路在何方……
高中我考上了第一誌願北大附中，這是北京市少數好學校之一，胸前掛著北大附中的校徽，走在路上不知有多得意。
北大附中是住讀學校。住校是我多年的願望，但我很快就失望了，首先就是想家，尤其是頭幾個星期，想家想得不得了，沒有心思做任何事，家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中晃動。很快我就發現不止我一個是這樣，一天中午，同宿舍一個同學獨自在那裏抽抽泣泣，說想家。我跟了一句：“我也是，連我家的雞也想。”話一出口，竟惹得全宿舍的人都哭起來。
更害怕的是約束，好不容易擺脫了家裏的管束，卻陷入學校更嚴格的束縛，生活空間被壓縮在校園裏，三點一線，宿舍——教室——食堂。時間被分割成一段段，沒有一段是自己的。一起起床，一起吃飯，中午必須午睡，下午放學後必須做課外鍛煉，晚上得老老實實地上晚自習，九點半熄燈，熄了燈不能再說一句話，有值周的同學趴在每一個宿舍門外偷聽，聽見裏麵有一點動靜就記錄下來，第二天要登在評比的黑板上，全班都丟臉，班主任老師更是要施加壓力。
學校的夥食也讓人難以忍受，多是窩頭棒子麵粥，熬白菜。一個星期有一兩次菜裏有點肉，分菜時大家都緊盯著勺子，希望落在自己碗裏的菜裏多幾片肉，結果最多分到兩三片。
我整天回想過去自由自在的日子——放了學就上書店，上同學家，晚上看電影聽廣播讀小說，愛幾點睡就幾點睡，時間由我任意安排。如今自己的生命好像操縱在別人手中，完全不再由自己控製了。越想越沮喪，身體也好像出了問題，頭暈無力，血壓升高，又說不出什麽病。上醫院看，醫生也瞧不出來，勉強給了一個病名叫“美尼爾氏綜合征”，給我開了兩個星期的病假，之後還得怏怏地回到學校。
我還是像以前一樣散散漫漫。上課時，我對多數內容不感興趣，常常趴在桌子上，在膝上放一本小說，聚精會神地讀。夏天上課我常常把兩隻鞋脫下，老師提問時，一下子找不到鞋穿，隻好光腳站著回答問題。坐在我後麵的同學見到此場麵笑得不行，四十年後見麵，坦白是他把我的鞋子悄悄踢走。
物理課講礦石收音機時，同桌的男生給我帶來一個二極管，比一個藥物膠囊還小。一頭拴上銅絲連在暖氣管上，我的座位正好靠著暖氣管，另一頭的銅絲連在耳機上，把耳機順袖口從領口穿出，上課時插上耳機，手做托腮狀，遮蓋著耳機，若無其事地聽節目。這個簡陋的小玩意隻能聽一個台，關鍵不在聽什麽，而在於上課搗蛋的刺激。
每隔幾個星期就有一次形勢報告大會，全校集中在食堂兼大廳。校長在上麵不厭其煩地自說自話，底下一片不耐其煩的嗡嗡聲。我和同學玩徒手遊戲，一隻手的手掌在腿上前後摩擦，一隻手握拳在另一腿上上下敲打，在別人的口令下迅速換手，百分之百失敗——玩得興高采烈。
別看我上課有點小自由，我內心對自己是有要求的。高中第一次勞動是到公社幫助秋收。我幹活十分賣力，扛的秫秸稈比別人都多，農民要求老師表揚我，說這個姑娘幹活不惜力。我並不是為了要表現自己，而是想通過吃苦來磨練堅強的意誌。不是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嗎？正當中蘇論戰，我心中的大任就是反帝反修，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上高中後，我整天穿著補丁褲子，大補丁從大腿到膝蓋以下，這是當時的社會風氣，即使是青春年華，絕大多數同學都不講究穿戴。
1963年毛主席題辭“向雷鋒同誌學習”，立時全國上下掀起了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精神的高潮。新年各班自己開聯歡會慶祝，我們宿舍表演了一個小演唱《光榮的八大員》，歌頌社會上的各種服務行業。我演廚師，端著盤子，吆喝著：“慢回身，蹭油啦！”閃亮登場。
1964年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籠罩在全中國人民頭上的政治空氣中火藥味越來越濃，雷鋒的為人民服務精神也被穿上了階級鬥爭的外衣。我們高唱“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人民終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誌強！……”要像他那樣“對敵人像嚴冬一樣無情”。同學們熱烈地討論，如果在街上幫助一個老年人，怎樣才知道她是不是地主婆，如果是，該不該幫助她。
接著是大學解放軍運動，學校請來解放軍上軍事課，體育課變成“軍體課”，我們學“正步走”“摸爬滾打”“匍匐前進”，我們衣服上總是沾泥帶土，有油漬的地方著了土特別顯眼。一時間學校變得像個大軍營。
一切訓練為打仗做準備，特別要學會刺刀格鬥的本領，校園裏整天見木槍揮舞，“突刺，刺！”的口令和“殺”聲震天。
宿舍也軍事化了，每天被子要像解放軍一樣疊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塊”，還要學習打行軍背包，幾十秒鍾就要把被子打成一個結結實實的背包。捆背包的帶子三橫壓兩豎，再別上一雙鞋子。
每天早上六點鍾班主任就在宿舍樓下吹哨“緊急集合”，我們得在最短的時間內起床穿衣，打好背包，背在身上，到院子裏站隊。然後高唱著戰歌，高呼著口號，繞著附近的農田跑上一兩千米，再到農田的閑地上練習“摸爬滾打”，弄得一身泥土回校。有的時候深更半夜，也會突然吹哨集合，把我們從夢中叫醒，拉出去跑幾圈再回去睡覺。
吃飯也要整隊到食堂。吃飯鈴一響，各班同學一陣風地集合站隊。盡管教室離食堂也就百十米遠，大家還是鬥誌昂揚地高唱革命歌曲，邁著整齊的步伐向食堂進軍。十幾個班的學生，排成十幾個隊列，“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紅旗飄飄軍號響，人民戰士歌聲嘹亮，……”歌聲此起彼伏，響徹校園。這是學校最壯觀的時刻！
一個歌子沒唱完，就到了食堂門口，同學們一哄而散，蜂擁而進。
我們的“軍體”課必須“達標”，達標成績作為畢業成績。這幾項指標讓我吃盡了苦頭。比如“倒立”，我的胳臂無力，支撐不住我的130斤的身體，練了無數次，也立不起來。考試時幾個同學連扯帶掫終於幫我倒著立起來一次，也就支撐了一兩秒鍾，老師開恩讓我過了關。
軍體課還要考“下橋”，俗稱“窩腰”，為了把板腰練成羅鍋橋狀，天天倒扶著牆，倒抱著電線杆子往後窩腰。天知道這和打仗有什麽關係呢？！
有一天下學，我和靳同學到後操場練習“下橋”，腰彎到一半，支撐不住上身的力量，頭朝下狠狠地撞向水泥板的拐角，頓時眼冒金星，血流了一臉，兩條手絹都浸透了血。靳同學陪著我急急忙忙奔向海澱醫院。我頭上縫了五針，纏著繃帶，像個狼狽的傷兵。
百米跑我也不能達標，女生是十五秒及格，我用盡了吃奶的力氣也隻能跑二十多秒。最後一次補考，全班都在為我加油，還有軍體委員在前麵帶跑，終於跑了一個十八秒二，老師“法外開恩”，給了個三分，我算勉強過關。
不管達標有多麽艱難，我們都抱著一個堅定的信念——帶著刻骨的階級仇恨練。我們的麵前總有一個假想敵，或是企圖翻天的地富反壞右，或是國際上的帝修反。“仇恨”就這樣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培養起來了，並在文革中吞噬了千萬條生命。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學校除了軍事化訓練，就是對學生進行階級鬥爭教育和思想革命化運動。其中一個內容是接受工人階級的教育，我們去門頭溝煤礦和工人一起下井勞動。我深深體會到做一個工人的艱苦。我不能確定我願意當個工人嗎？
老礦工給我們憶苦思甜，講到礦主如何剝削他們時痛哭流涕。很多同學都哭了，我也非常受感動，並且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我開始意識到我所想的和追求的與工人階級相差實在太遠了。
從門頭溝煤礦回來以後，每個人都要寫思想匯報。我認認真真地寫了一份七八頁紙的思想匯報，對自己的成長過程進行了反思，嚴厲地批判自己因為看西方古典小說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我認為把自己的“壞”說得越嚴重，認識就越深刻。我怎麽能想得到這些自我批判成為我的畢業鑒定中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證據。其實我充其量就是自由散漫而已。
1965年對階級鬥爭的認知已經到了風聲鶴唳的地步。有個同學拿了一本新到的《中國青年》說這本雜誌的封麵出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封麵上是一幅勞動青年在麥田裏的油畫，據說把畫麵倒過來看雲彩裏麵有蔣XX的頭像，從麥浪中可以找到“蔣XX萬歲”的字樣。大家拿著那雜誌顛來倒去，對著天空看，看不見什麽，能找到蔣光頭的人寥寥。這種無中生有的階級警惕性，在文革中發展到了高潮。
我從來沒有留過小辮，因為媽媽不讓，但是很羨慕別人的辮子。上高中後，我終於有了梳什麽頭發的自主權，可是我不會梳小辮，偷偷地練習了很久，還是梳不起來，又不好意思問別人，怕人說我臭美，最後幹脆一剪刀了事，還是梳我的短發歪辮。
體育老師看我塊大膘肥，讓我加入了校田徑隊擲鐵餅。不管我怎麽練，鐵餅隻能飄飄忽忽飛十幾米。我對擲鐵餅毫無興趣，但是對田徑隊裏的一兩個男孩有興趣，雖然不和他們說話，能經常看見他們，我已經覺得生活十分充實了。
那個年代，男女之情也就到此為止，我們從來沒有對對方露出一次微笑，更沒說過一句話，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忙裏偷閑地對異性作一點幻想，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很奢侈的了。
65年7月，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中我們迎來了高考。第一門課考試前，毫無經驗我的吃了一個新鮮的大西紅柿，考試不到一半時間，就忍不住要上廁所，隻好提前四十分鍾交卷衝出教室解決問題（現在的考生很多都穿“尿不濕”上考場），但是我確信每門功課都考得很好，上大學是沒問題的。
高考結束後我們的操行評語發下來了，我的評語密密麻麻一大篇，中心是指責我具有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操行等級為“中”。自從小學三年級以來我就一直在“中”的泥坑中掙紮，但是小學畢業和初中畢業時老師都發慈悲給了 “良”，我才得以一路考上好學校。而今在這個人生最重要的關頭，老師毫不留情地照舊把“中”的標簽貼在我頭上。我的心涼到了底，這樣的人哪個大學會要呢！我立刻把我的教科書筆記本抱到廢品收購站，賣了幾毛錢——三年知識的價值。
其實在心底我還存有一絲僥幸，我知道自己考得不錯。發通知的當天我坐立不安地等待著。郵遞員一天來兩次，上午發錄取通知，下午才發不錄取通知。上午郵遞員來過了，沒有我的信，我的心涼了半截。下午沒收到通知的同學約我去別的同學家打探消息，在他家我突然暈倒在地，經醫生急救才緩過來。我不知道是因為高度緊張，還是中暑才暈倒的。
傍晚我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郵遞員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同情地說：“沒關係，明年再考。”我躺在床上休息，滿心絕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歎了一口氣，我打心眼裏可憐他。
我們班有44位同學，沒有考上大學的竟有20人，其中包括學習委員，好學生。失望的同學們承受著落榜的羞愧（因為一般人看來，隻有學習不好才考不上），焦慮著自己的前途。
九月份分配通知陸續到達，有的到內蒙臨河插隊，有的到東北兵團，有些人不等分配自行尋找出路，去了新疆兵團，還有去看自行車的。不管怎樣，大家都是滿腹疑團，滿心委屈。直到十年後，插隊的韓英同學帶著檔案返回北京，自行拆開檔案，才解開了不能上大學之謎。上麵的照片就是檔案的一角。在學校意見一欄，僅僅“不予錄取”四個字就決定了她的命運。請看“不予”二字，不是具有商量餘地的“不宜”，而是霸道的“不予”。再看時間，6月。當我們傻不唧唧地緊張複習，迎接高考時，在班主任老師假意的指導下慎重地選擇誌願大學時，我們的悲劇已經拉開了帷幕。“不予錄取”不僅韓英獨有，張瑞辰同學也打開了自己的檔案，也看到了這幾個字。我呢？其他人呢？不會有例外的！
我的學校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這是韓英檔案中畢業鑒定的一角。
如果你的記憶中孔是方的, 你的記憶很可能更為可靠。因為我看到的是南方, 而且在70年代。隻有當時在北京的人才能確定。 網上的圖可能不說明任何問題。
雞蛋裏挑一下骨頭, 樓主不知道男女服裝的扣是不同方向的? 撞頭的預製板的孔應當是圓的。 工程上, 方孔難度會很大。
這照片看上去是新拍的
排隊到飯堂那張畫裏有 71 個童鞋， 有的童鞋的衣服上還細致地給打了布丁。 應該很花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