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媽媽——為了兒童的福利 劉海鷗
絹人娃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那天，媽媽帶著我們幾個小孩上街看遊行隊伍，忽聽有人叫她，回頭一看，是邵公文的太太黃慧珠，她正在參與建立全國婦聯的工作。經她介紹，媽媽也到了婦聯，先是在兒童福利部（後來改稱“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工作，後來又調到英文《中國婦女》社。從此一輩子再也沒有離開過婦聯的大門。
媽媽以一貫的熱情和忘我精神投身到為新中國兒童謀福利的工作中。
五十年代在史家胡同的全國婦聯保衛兒童委員會。前左一為媽媽
在我的記憶中媽媽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是“絹人娃娃”。這也是她引以為豪的成果——發掘了即將失傳的絹人工藝。
事情的發生很偶然。一九五十年代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媽媽帶著我在胡同北口的黃化門買“油鬼”（即油餅。北京人都這麽叫，我想應該是“油餜”變音）。後麵排隊的是一個年輕婦女，瘦弱，臉黃黃的，穿一件褪色的藍色大襟衫，樣子落魄卻透著內秀。媽媽覺得這個女人不一般，和她打了招呼。傾談之間，知道她是家傳做絹人的藝人，一直失業在家。那時中國的傳統絹人工藝幾經戰亂近乎失傳，孩子們玩的娃娃都是泥頭泥腿泥胳膊，加上塞了木屑和糠皮的布身子，十分粗糙。媽媽聯想到自己的兒童福利工作，立即帶我到附近她家拜訪。這個阿姨的家境十分貧寒，屋子裏又髒又亂，味道也不好。但是她做的娟人娃娃精美可愛，臉是用肉色絹紗製作的，粉嫩嫩細致如嬰兒皮膚，小臉凸凹有致，眉眼傳神。想不到民間的沙礫中埋藏著如此瑰麗的寶藏，媽媽決定發展這項工藝，不僅是為兒童謀福利，同時也為了保護民間傳統工藝和手工藝人。
娃娃樣品拿到婦聯就得到了肯定和批準。媽媽幫這位阿姨建立了一個絹人生產合作社，後來又發展為工廠，阿姨任廠長。一年以後，絹人工廠產品上市，有現代的穿著各民族服裝的小姑娘，還有古裝的穆桂英花木蘭林黛玉。
媽媽又幫她以全國婦聯的名義舉辦了一個大規模的絹人展覽會向國內外市場推銷。當年市場上的絹人娃娃，都是出自這位藝人的設計，而且越發展越新穎複雜多樣。媽媽有一冊相本，照片都是那次展覽會上的絹人娃娃。
展覽會上的絹人娃娃
這位阿姨對媽媽感激不盡，為了表達感謝，她在我八歲生日時按照我的樣子親手做一個絹人娃娃送給我。那娃娃做得太精致了，尺把高。粉嫩的小臉和細致的小手自不必說，最漂亮的要算娃娃的穿著，中式衣褲，紫色碎花，大襟衣服還緄了邊。腰紮一條小圍裙，上繡一頭小豬（因為我屬豬）。最讓人驚歎的是小如蟲蟻的中式盤花扣子做得一絲不苟。娃娃的小鞋也是最要功夫的，是一雙豬頭鞋，才一寸長，眼耳鼻嘴玲瓏浮凸，兩隻耳朵豎起來，連針鼻大的鼻孔也穿了洞鎖了邊。脫了鞋還有一雙可以穿脫的襪子。我和媽媽愛不釋手，媽媽把她包上玻璃紙放在櫃子裏當藝術品展覽。十年後的文革中，娃娃丟失。
幼失親情
六一幼兒園是個有延安北京的幹部子弟幼兒園
對我們這幾個孩子，媽媽可沒有投入製造絹人娃娃的熱情。我們都被放進了全托幼兒園。海燕在“六一”幼兒園，我在中山公園幼兒園（現市立第三幼兒園），克陽在婦聯機關托兒所。盡管我上的是市裏第一流的幼兒園，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的感覺卻是一種失去了爸爸媽媽的恐懼，這種恐懼化成噩夢經常把我從半夜驚醒。如果說幼兒園給我從小留下了心靈的創傷，是真的，但有些矯情，因為相比之下，四妹劉源（乳名元元）更可憐。
一九五一年的第一天，元元出生了。爸爸說過，小時候家裏找人給他算命，說他命中無子，果然這次還是個女兒（媽媽還懷過第五胎，小產了，是個男胎！以後再也不要孩子了）。這個元元，差點要了媽媽的命。
因為生活穩定了，身材苗條的媽媽竟生出了一個八斤多的大閨女。那天是元旦，能回家的病人都回家了。醫院裏冷冷清清。深夜從產房回到病房，護士們一定是惦記著過新年，把媽媽放到床上就匆匆離去。媽媽開始大出血。血一點一點順著床單流到地上，積起一灘。夜班護士不知在哪裏犯迷糊，沒有人發現。第二天主任醫生查房時，媽媽已經麵色蒼白，氣若遊絲。醫生大發雷霆，搶救之後讓所有的護士圍在病床前訓話。媽媽雖然半昏迷，但是清清楚楚地聽見了她的話。醫生厲聲問道：“你們知道躺在你們麵前的是誰？”有答是某號床，有答是某太太。莫非是什麽大人物？醫生說：“錯了，在你們麵前的是一個人，活生生的人，是一條生命！你們是醫務人員，是治病救人的，你們卻幹了什麽？草菅人命！”後麵四個字重重地砸在每個人頭上，護士們嚇得大氣不敢出。媽媽當時說不出話來，心中卻永遠地記住了這個醫生、這幾句話，直到八十多歲還在重複她的故事，重溫她的名言。媽媽說她叫王大宛，是人民醫院的婦科主任醫師。
那次大流血後，媽媽落下了一個失眠的毛病，隻能靠安眠藥入睡，吃了一輩子。她睡覺是全家人重點保護的事件。她得單獨睡一屋，睡覺時，大家不敢走路，不敢說話，不敢咳嗽，喘氣都得勻著慢慢來。但是媽媽不管多麽地失眠，白天總是神采奕奕的。
大難不死後的第五十七天（當時的產假為五十六天），媽媽又精神抖擻地回到了工作“崗位”（“崗位”這個詞有意思，雄性勃勃，曾經激發著全國人民的昂揚鬥誌。到八十年代，隨著“下崗”這個不爭氣的詞匯出現，“崗位”不再響亮，逐漸餘音杳杳）。元元被放進婦聯托兒所，和克陽在一起。這個托兒所剛剛建立，員工多是些臨時招募的文化不高沒有受過幼兒教育的婦女。其中的少梅阿姨就是在大連帶克陽的女孩子，因為需要人手，媽媽把她從大連接來，介紹進了機關幼兒園。孩子們能吃好睡好就不錯了。
媽媽（右二）和保衛兒童委員會的同事
可憐的元元生下來第五十六天就斷了奶，全托，難得看見媽媽的身影（我奇怪，托兒所就在婦聯機關大院裏，難道媽媽平時都不會抽空去看一眼元元嗎？）。周末其他三個孩子都被接回家，顧不上照料四妹這個小嬰兒，索性就把她留在托兒所過周末。這麽一留，這個小孩兒和媽媽的聯係基本上就切斷了。久而久之，元元隻認阿姨，不認爸媽。等她長大一些，周末可以接回家了，卻總是大哭著不肯離開托兒所， 最後發展到一見家人的影子就大哭不止。爸爸媽媽無奈，幹脆不再接她回家。要想見她，就偷偷地躲在托兒所牆外，從某個縫隙往裏窺探。周末元元在托兒所孤零零地由一個值班的老阿姨帶著，或被某個阿姨帶回家去玩兒。她喂得倒是肥肥壯壯，阿姨們在她的名字前加了一個“大”字。
每接元元她必大哭，爸媽隻好作罷，照個相留紀念
元元快三歲了才第一次回家。爸爸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小元元第一次留家中過夜。”但是她一句話也不說，像個小啞巴。姐姐們和院裏的孩子圍著她，千方百計逗她說話。偶然間她微笑了一下，姐姐們像看到千年鐵樹開了花，奔走相告。院子裏大人小孩輪流前來逗她：“元元，笑一個。”元元就咧一咧嘴，為每一個人重複這個機械的動作。終於有一天她開口說話了，盡管是被動的，有問才有答，言簡意賅，隻有“是”或“不是”一兩個字，而且是耳語，這已經令我們無限欣慰了。
元元雖然漸漸與家人有了簡單的交流，但是她並沒有得到媽媽的疼愛，媽媽對我們其他孩子的愛各有所異，對海燕是滿足她的一切要求，再加上無盡無休的操心。對我和克陽，下班回來總是要親一親抱一抱，用奇特的愛稱“鷗nou婆、陽陽婆”呼喚我們。周末若上市場，總是帶著我倆。可在我印象中，媽媽從來沒有帶元元一起逛過市場。甚至沒有牽過她的手，更沒有親過抱過她。元元的回報是，與媽媽無話，甚至不開口叫媽媽，這讓媽媽十分傷心，她曾經跟我說：“我這一輩子怕是聽不到元元叫媽媽了。”。
元元成年以後，不知從那一天起叫媽媽“老娘”，然後不露痕跡地稱呼了“媽媽”。更無從料想的是，八十年代初就遠嫁山東的她在父母年老以後，暫時舍棄幼小的女兒和多病的丈夫，獨自搬回北京媽媽身邊，對二老極盡照顧能事。媽媽心存感激也可能還存有內疚，八十多歲時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老四生性憨直，幼失親情，坎坷二十多年，熬到今天，竟然在我身旁，使我每天有一個短暫的安慰。”“幼失親情”概括了劉源的童年生活。此事多少有點諷刺意味：在兒童福利部工作的媽媽，並不能給自己的孩子一個幸福的童年。
本來我並不以為這算什麽大師，一次偶然跟一個澳洲朋友講了母親與孩子的這種關係，她十分驚奇，一個正在哺乳的嬰兒怎麽可以和父母分離呢？她不能理解，一個勁地說：“太慘了，太殘酷了。”直到那時我才醒悟到媽媽的“忘我”工作，給家庭和後代帶來了多麽深刻的傷害，按照現在的時髦語言來說，不“和諧”，不僅是家庭的不和諧，也是社會不和諧的因素。所幸老四並非多愁善感自憐自艾之人，以其大心大肺大度大量給媽媽了一個相對安適的晚年。
這個例子決不是證明媽媽不愛我們，相反她非常地愛我們，隻要有可能，她的時間都給了我們，但是很短暫，也不大對路。
祖國的花朵
海燕的遭遇也不愉快。一九五二年海燕從六一幼兒園畢業，進入育才小學，還是住宿。學校所在的先農壇，優雅古樸，曾經是明清兩代的皇帝祭祀先農神的場所。校園巨大，穿過幾百歲的蒼鬆翠柏，才到達校舍。校舍占用的是皇家古代建築，本應受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卻由著一群孩子作踐。
學生一個星期才回家一天，還經常因為外麵流行某種傳染病不允許回家，隻能由家長探望。每當去探望海燕，對我來說如同一次郊遊般興奮。她卻是哭哭啼啼，百般難熬。
海燕一點也不喜歡這所學校。據說學校早年建立於延安，為革命幹部子女所設。一九四九年搬到北京，依然保持著老區的革命傳統雲雲。其中一大傳統就是，招收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幹部子弟。學校明文規定家長必須是某級以上，“革命”曆史若幹年，其子弟才有可能入學。學生們一律穿深藍製服，冬天藍棉襖棉褲，頭帶一頂八路軍冬帽式的藍棉帽。女孩子都剪短發。雖則穿著土氣，孩子們之間等級的劃分卻不含糊，按照老子的等級——部司局處科軍師旅團營——排列出高低尊卑。他們問海燕，“你爸爸是什麽官？”海燕說：“翻譯。”“翻譯是什麽軍銜？”海燕答不上來。孩子們隻知道日軍侵占時期一些漢奸給鬼子作翻譯，叫翻譯官。於是便以“日本翻譯官”來嘲弄她。她常遭到男孩子摳了鼻屎往她身上抹，女孩子勒令她交出從家帶來的食品之類的欺侮。
海燕（左）在育才
孩子們的事情還不算什麽，讓我深深震動的是學校裏的性騷擾（或猥褻幼女）事件。那時候海燕剛上二年級，我也才一年級，當然不會概括出這樣一個大名詞，我是為事情本身所震驚。
海燕回家後悄悄跟我說，他們的班主任李嘉琪很流氓，他常叫一些長得漂亮的女孩子下了課到他宿舍，自己躺在床上，頭枕雙臂，架起雙腿，讓女孩子們圍一圈站在他的床前，供他一個一個欣賞。
有一個周末，她和我躺在一個被窩裏，蒙著頭，膽戰心驚地告訴我，夜裏他們的李老師悄悄地潛入女生宿舍，坐在她的床邊，把手伸進她的被子，摸……她嚇得渾身哆嗦，一動不敢動。摸夠了，他又換到別的女生的床上，一個個都是模樣可愛的小女孩。
這個李嘉琪我見過，我和媽媽去海燕學校參加家長會時他和媽媽談過話。他很年輕，二十出頭的樣子，麵容俊秀，皮膚細白，溫文爾雅。蒙在鼓裏的媽媽與他交談後，印象很好，讚揚他是個很好的年輕人。
這件事海燕從來不敢告訴父母，我也替她嚴守秘密（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麽這一類的事情女孩子多數都選擇對父母保密呢）。海燕三年級轉學，和我在一個小學走讀。據妹妹的記憶，是媽媽知道了李嘉琪的流氓行為，才給她轉學的。
不久育才的同學告訴海燕，李嘉琪事發。不少女同學都被李老師在夜晚“摸”過而不敢出聲。在他接了新的班級後終於有學生告訴家長而事發。海燕咬牙切齒地說：“活該。”這件事無疑對她影響很大，她的早熟可能與此有關。
海燕八歲胸部開始發育，奶頭象兩顆棗核樣突起來，硬硬的。海燕叫疼，不能碰。那時我們吃的是粘著大糞的蔬菜和摻著蟲子的大米——絕對不含激素的天然食品。這麽早開始青春發育是很少見的。爸爸不懂就算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媽媽竟然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先是拿熱手巾給她熱敷，不見效，又急匆匆帶她去看病。景山東街有個聯合診所，裏麵的大夫都是些以前私人開業的醫生。一位庸醫說了些什麽肝氣上行，滯鬱胸腔的話，給了幾貼膏藥，黑乎乎的貼在兩個乳頭上。貼了個把月，硬塊軟化，癟了。大家鬆了一口氣。可是沒過多久，棗核又不屈不撓地拱了起來。接著貼，接著長，來回折了幾個過。正當大家憂心忡忡時，鄰居大娘說了一句，沒準是長奶了吧。媽媽突然醒悟，不再幹涉海燕的發育。可是海燕的乳房就像受到摧殘的秧苗，再也長不大了，直到她完全發育成熟，隔著衣服看來還是似有似無，若隱若現。一提起這事，她就埋怨父母：“都是那時治‘病’治的，你們怎麽那麽無知呀。”更糟的是，她後來整天叫嚷乳房裏有腫塊，弄得大家寢食不安。醫生說是乳腺增生，也不知和那幾貼膏藥有沒有關係。
才上四年級，海燕的“大姨媽”就來了，不會弄，汙紙掉到校園裏，老師派了一個歲數大的學生幫她照料“大姨媽”。
除了早熟，海燕對男人非常敏感，她放學回家和媽媽說，十字路口的交通崗上有個警察總是盯著她看，她害怕，不敢上學。記不住媽媽是找了老師還是找了交警隊，反正那個警察再也沒出現在那個交通崗上。
海燕長大後，總是拿捏不準與男人的關係，生活中一個接一個的悲劇蓋起始於此。
媽媽常說，真後悔讓海燕上育才小學。
再加幾句書外的話：有一個育才小學的老校友（比海燕低一級）讀我的《半壁家園》，看到這一段，氣得把書扔掉，不是對性騷擾的事情氣憤，而是痛恨我的文章“詆毀”了育才小學，革命的搖籃，她心中的聖地。對不起，這樣的事是拿來隨便說的嗎？這就是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