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爸爸——人民文學出版社 劉海鷗
一九四九年光華書店和在華北的“新中國書局”合並，改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四、五月間，三聯書店總管理處遷到北京，邵公文到北京任職，把爸爸也調到了北京，還是任編輯。
那年的九月媽媽帶著我們三姐妹也到了北京。
最初我們住在東總布胡同文化部宿舍。我的認知還是處於一片混沌。模模糊糊記得我們家住在一個小樓的樓上，我的記憶裏隻留下了一個鏡頭，我和媽媽躺在一個硬硬的板床上，房間裏什麽都沒有。後來我向媽媽求證，她說：“是的，那時屋子裏什麽家具都沒有。”
我還記得周末經常聽見爸爸對媽媽說：“我去‘三輪’（三聯）書店。”我之所以記憶深刻，是因為“三輪”和“書店”兩個詞經過了感性的認識，已經存在了我腦袋的知識庫裏，別看才三四歲，竟也感到了兩者的不協調，不明白書店裏為什麽有三輪。
一九四九年的十一月份，中國國際書店成立。邵公文任總經理，他又把爸爸調過去做他的副手。我有一點印象，爸爸帶我們到國際書店玩，還去看電影，好像是在國際俱樂部的院子裏，露天的，蘇聯的。是不是《金星英雄》呀，隻記得有一個在受刑的英雄的臉，鏡頭越拉越近，最後臉占滿了整個銀幕，嚇得我趕緊趴在爸爸肩頭。
副總經理的職務在那時也算是一個小官位了，無奈爸爸對行政工作沒有興趣。早在一九三九年大學畢業時，他就已經知道自己不喜歡做官也不是這塊料。以前的爸爸革起命來是什麽樣我想象不出，我認識的他是一個心平氣靜，淡出淡入，與世無爭的人，隻幹自己想幹的事情，這一點倒和爺爺十分相似。爸爸喜歡的想做的和努力的事情就是搞翻譯。當經理雜事太多，沒有自己的時間。他隨時準備跳槽。
與此同時，爸爸仍然不忘繼續提高俄語水平。我家住在景山後街時，他經常去一個俄國人家練習俄語。這家人我有印象，住在景山東街，離我家不遠，有時爸爸帶著我去。他家有兩個男孩，一個叫尤爾嘎，一個叫古古列，兩個人一口京腔，大人們談話我就和他們玩。有時我自己跑去找這兩個男孩玩。十多年後我又看見過他們哥兒倆，長得又高又瘦，滿口中國罵，與街上的小痞子沒有兩樣。搬家以後，爸爸又到一個叫做雅科夫列娃的蘇聯人家學習高爾基的《童年》。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文化部所屬的藝術局設立了一個編審處，聚集了一些文化人，專事圖書編輯。爸爸也到了編審處，問他是怎麽調去的，他有點賣關子似地笑道：“我手中不是也有點權力嗎？”這可能是爸爸唯一的一次趁著手中有點兒小小的權力為自己謀的“私”。雖然編審處的主要工作是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聞一多等人的作品編成一套新文學選本，並非爸爸的本行，但畢竟脫離了行政工作，有大量業餘時間可以搞翻譯，也是不錯的。
一九五一年三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地點在東四頭條的一號大院。馮雪峰任社長。馮先生壯誌雲天，要建立一個全國第一流的出版社。他認定編輯的水平有多高，出版社的水平就有多高，因此首先就要羅致人才，充實編輯隊伍。他把文化部編審處的大部分成員納入他的麾下，又從全國各地物色了一批優秀的專家學者。就這樣，爸爸順理成章地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第三編輯室——蘇聯東歐文學編輯室作譯審。
爸爸終於如願以償專事翻譯工作了。他開始使用筆名劉遼逸。
人文社建立之初在東四頭條大院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部著作在蘇聯曾獲得斯大林獎金，是爸爸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翻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成名譯作。提到劉遼逸，人們一定會把他和這本書聯係在一起。
我對爸爸翻譯這本書有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九五二年，我家搬到景山後街碾兒胡同43號（舊門牌號）。這是一個大雜院，共有九戶人家，我家租住的是西跨院的三間北房。屋子的進深短窄。每間不過九平米。泥土地麵，家具底下和牆角灑滿石灰以吸收屋裏的潮氣。堂屋靠門有一口儲水大缸，家家都有。北京還沒有自來水係統，用水是靠人推著水車挑著擔子送。堂屋還有一張八仙桌和一個雜物櫃。東間是孩子們的臥室。有幾個白茬木包裝箱摞在一起，權當書櫃。西間是書房兼大人臥室。西牆上掛著蘇聯地圖，占了一整麵牆。爸爸在翻譯中經常趴在牆上尋找書中出現的地名。靠窗台的書桌上永遠擺放著一疊寫滿譯文的稿紙、俄文原著、《俄漢大詞典》和《露和詞典》。一隻蘸水鋼筆插在墨水瓶裏。
我對爸爸的工作很好奇。常趁他不在，跪在椅子上，在稿紙的邊緣抄寫俄文書上的字母，哪個好看就寫哪個，寫了長長的一串，以為這就是一句俄文了。等爸爸下班一進門還沒放下提包，就纏著他問我寫的“俄文”是什麽意思。爸爸說，這些單個的字母連不成詞句。我非常失望，難道一個翻譯連小孩寫的句子都認不出來嗎？
有一次我爬上書桌寫字，一不小心蘸水鋼筆扳倒了墨水瓶，一整張寫滿字的稿紙被染得墨藍，還洇透了好幾張。我知道闖了大禍，可是爸爸沒有對我發脾氣，隻是說我白白浪費了他一晚上的工作。爸爸每天晚上都要在書桌前工作到深夜，他的編輯工作很多，真正的翻譯多半是利用晚間和周末完成。
這張被墨水洇藍的稿紙，就是他正在翻譯的阿紮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描寫的是蘇聯衛國戰爭期間一群青年建設者克服重重困難在西伯利亞鋪設輸油管道的故事，1948年獲得斯大林獎金。這部著作有上中下三部，上部是爸爸直接從俄文翻譯的。在翻譯這本書的同時，他的手頭還有校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以及修訂《哈吉·穆拉特》和《絞索套在脖子上的報告》等書的工作。出版社為了盡快出版《遠離莫斯科的地方》，以適應中國建設形勢的需要，派謝素台先生與爸爸共同翻譯英文版的中部和下部。
一九五三年，《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在中國出版了。這一年，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啟動。一首響徹全中國的歌曲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人們熱火朝天的勞動景象：“火車在飛奔，車輪在歌唱。裝載著木材和食糧，運來了地下的寶藏。多裝快跑快跑多裝，把原料送到工廠，把機器帶到農莊。我們的力量移山倒海，勞動的熱情無比高漲。我們要和時間賽跑，走向工業化的光明大道。我們要和時間賽跑，迎接偉大的建設高潮。”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的出版更是推波助瀾。書中一係列建設社會主義的先進人物形象和事跡大大地鼓舞了中國的青年一代。五十年代的知識青年和幹部幾乎人人都讀過這本書。它的影響延續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改變了許多青年的命運。
前副總理吳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年她就是因為閱讀了這本書，決定報考石油學院，獻身石油工業。而書中主人公巴特曼諾夫則是她追尋的榜樣和埋藏心中的男子漢形象。她終生單身，據說是因為沒有遇上中國的巴特曼諾夫。
幾十年後，有人把吳儀的故事講給爸爸聽。爸爸十分感動，贈送了她一套新版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收到贈書後，吳儀向爸爸表示了感謝，並且在二〇〇三年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的表彰“十佳青年”大會上，給青年講了這本書和自己的淵源。她說：
“我從小就很有理想，在很小的時候就想當個拖拉機手。隨著年齡和學識的增長，理想也隨之升華，一是想爭取做個共產黨員；二是很想當個企業家，當個大企業的廠長，到現在為止也還是這個理想。我非常愛看小說，尤其愛看《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本書的譯者聽說我喜歡這本書，前不久給我寄來一套最新翻譯（注：應該是再版）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我那時候就想當個企業家，像《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裏麵的那個黨委書記兼石油廠廠長巴特曼諾夫一樣，我一直為此而奮鬥。因此，我報考大學選擇的誌願也是石油專業。女同誌學石油專業是件最苦的事，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選擇了這個專業，並為此而奮鬥。這條路還真的走通了，我確實當了中國最大的石油化工企業的黨委書記，實現了自己當初的理想。”
吳儀不僅實現了自己的理想，而且踏上了更高的階梯，成為中國的副總理。當然不隻是一個吳儀，不知道多少青年閱讀了此書，受到革命理想主義的激勵，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
這本書出版以後，蘇聯的同名電影也恰逢其時地在中國上映。不斷有報紙約爸爸寫書評影評，大中院校和機關請他去演講和開座談會，甚至外地的青年團組織也來邀請。爸爸是不善於講話的，他的話很少，講起來也有點口訥。每次作完報告他總是有所遺憾，對自己的講話不滿意。但是青年們的反應總是很熱烈，在座談中，爸爸驚奇地發現，雖然共產黨掌握政權才三四年，可是青年人的思想認識可不簡單，他們的提問和對作品的理解都有相當的水平。每次活動結束，爸爸都被簇擁著，握手簽字，這給了他很大的鞭策。他知道他們的熱情來自作品本身，他隻是作為一個橋梁把這樣一本好書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他為此感到驕傲。
爸爸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簽名售書
謝素台當時大學畢業不久，主攻英語。她翻譯英文版本的後兩部。記得在翻譯中她常到我家請教難題或者切磋譯技，有時就在我家翻譯。謝素台譯完第一稿，爸爸再用俄文本從頭校閱一遍。兩個人的合作令這本書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出版。爸爸從不提及他在全書翻譯中的關鍵作用。倒是聽姐姐說，事後謝素台主動提出爸爸應該多拿一分稿酬，爸爸沒有同意。謝素台為了表達她的感激之情，特意送來了一份禮金，也被爸爸婉言拒絕了。
爸爸在文化宮書市簽名售書
唯一夠格的編輯
爸爸一生都在搞翻譯，可是他去世後我非常愧疚地發現，作為女兒，我對他的工作實在了解得不夠，隻知道他翻譯過《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童年》、《杜布羅夫斯基》、《戰爭與和平》幾本書。我甚至有時腦子還會閃過這樣的想法：“爸爸不是個勤奮的翻譯家。”再看他的自傳，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六年間，翻譯的書隻有一部——《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那些年他都在做什麽？經過多方查找，我才發現，他的主要精力都在編輯工作上。爸爸在出版社的職務頭銜叫做“譯審”。所謂的“譯審”主要工作不是“譯”而是“審”，對別人的譯稿進行審查，包括對照原文校正，與譯者交流討論，直接修改或提出修改意見，還要校對錯別字，當然最重要的是“政治把關”。譯審人員沒有時間翻譯自己的東西，也不提倡自己翻譯。他們隻能利用業餘時間，把翻譯當做“副業”來搞。
爸爸一進出版社就陷入了繁雜瑣碎的譯審工作。初期俄語翻譯人才不多，送上來的稿件很多質量不高，甚至極差。不可用的稿子，退稿時還要寫明理由。對於可用的稿件，則要逐字逐句對照原文加以校正，要和譯者談意見。有時還要接待一些來請教的翻譯青年。
譯審工作是有嚴格規則的。在出版社建立之初，爸爸就製定了俄文校譯的《校正須知》、《翻譯須知》條例送達校者和譯者。
記得小時候，爸爸案頭的稿件上層層疊疊地夾著小紙條，他曾經因為我亂翻稿紙，小紙條失落而生氣。後來我才知道這些紙條很重要，上麵是他修改的字句。那一陣，編輯對譯者（作者）是很尊重的，不可以在人家的稿紙上直接塗塗劃劃，而是要把修改意見另外寫在紙條上，與著者商榷。每個編輯都備有這樣一疊紙條。
爸爸究竟編輯校對了多少書，他自己都說不清楚，我們更不知道了。以前不興在書上印責編的名字，而爸爸本身又是一個視名利如浮雲的人，自己的本職工作，不值得留在記憶中。剛開始他還做了一些記錄。翻看他五十年代初的日記（他並不每天寫日記，每年零零星星的日記加起來不過一兩個月，還有一些也許被我們不慎放過當作廢紙賣掉了。有一本珍貴的解放前的日記就是這樣流失到市場，又離奇地被我買了回來），在兩年中爸爸審查編輯校對了《兩姐妹》、《生活之歌》、《在某市》、《蘇聯幼兒園課程》、《霧》、《光明普照大地》、《蘇聯作家七人集》、《文學與現實》、《勝利者》、《阿裏傑的道路》、《地下省委會行動記》、《三個穿灰大衣的人》、《論共產主義教育》、《夏伯陽》、《磨刀石集體農莊》、《茹爾賓一家》、《全心全意》《巴烏斯托夫斯基小說選》、《母親》（前半部）、《柯丘賓斯基小說選》、《我的大學》、《人間》等書。大概這樣的工作太多了，以後的日記幹脆不做這些記錄了。
爸爸為人做事一絲不苟，有一個例子，他去世後我發現了他有幾個本子，上麵都是寫信的草稿。對象不管是誰（包括給小學生寫的信），事情無論巨細，內容不管長短，都要先寫草稿，再做字句上的修改。如果還不滿意，甚至起草三四遍。一封信都如此，可以想見做編譯會有多麽認真。爸爸無疑是個好編輯，十分為馮雪峰所賞識。有一件關於馮雪峰的故事和爸爸有點關係，出版社很多老人都會講。前副社長許覺民有一篇悼念馮先生的文章，講馮先生敬業的事情，其中隻有一句話提到劉遼逸三個字，這一句話分量不輕。許先生說：
“人民文學出版社歸文化部直接領導。文化部部長是茅盾，但主要管事的是副部長周揚。當時，由周揚每兩周召開一次由各單位負責人參與的工作匯報會，一麵匯報，一麵經交換意見後解決問題。‘人文社’去參加這會的，自然應是馮雪峰，但雪峰與周揚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時就不和，他不想去，會上因為有不少行政事務要談，每次會議雪峰就叫我去參加，我當時是‘人文社’經理部主任，他認為是合適的。
有一次會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領導說，中央指示要精簡機構，他宣布人員的進用開始凍結。周揚要求各單位照此執行。我知道雪峰正在為實現規劃而大事羅致人才，倘凍結人員必將使規劃擱置起來。於是便走出會場打電話告訴雪峰，他說馬上到文化部來。他到了會場，講了一大段話，聲調激昂，力爭出版社必須進人，他認為當時出版社內夠格的編輯隻有劉遼逸一人，怎麽弄得下去？那位主管人事的說，進人是以後的事，此刻必須凍結。相持不下時，周揚說話了，他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進人問題，照雪峰同誌的意見辦。雪峰聽了，平靜了下來，因為事情已解決，就轉身回去了。”（參見許覺民《閱讀馮雪峰》，《馮雪峰紀念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
“出版社內夠格的編輯隻有劉遼逸一人”這一句話，讓我在五十年以後才了解爸爸的敬業和能力。我慚愧！
爸爸不負馮雪峰的重托，他是個出色的編輯，事例隨手拈來。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早年在爸爸的校譯工作中，工作量比較大的應該算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簡稱《鋼鐵》）。
這本書在我年輕的時代幾乎人人都讀過，甚至還沒有讀過這本書的時候人們就已經會背誦其中那段名言“人的一生應該這樣來度過……”在小學畢業的留言冊上，我的老師和好幾個同學的留言都是這一段話。我在少年時代懷著崇拜的心情把這本書讀了好幾遍。保爾的堅韌意誌曾經是我自我磨練的榜樣。
《鋼鐵》的譯者是梅益先生。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本書與爸爸有什麽關係。直到他去世後，一次和出版社外文部主任張福生先生聊天，才從他口裏知道五十年代爸爸對《鋼鐵》這本書做過編輯、校對、補譯的工作，為它的再版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張福生說，解放前《鋼鐵》已有譯本，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重印此書，爸爸是責編。八十年代後期《鋼鐵》一書再版，張是責編。有一天，他在一家小店吃早點，遇見了爸爸，就問起當年編輯《鋼鐵》的事情。爸爸告訴他，這本書是梅益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根據阿列斯·布朗的英譯本轉譯的，一九四二年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發行。一九五二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重新出版，爸爸是責編。他對照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本（此書他一直珍藏，他去世後家人贈與國家圖書館）逐字逐句校對改正。校對時發現，英譯本有很多刪節，他又把這些刪節部分翻譯出來，大約兩三萬字，補進梅先生的譯本。可以想見當時的工作量有多大。但是爸爸強調，梅先生當時在那樣的環境下翻譯出《鋼鐵》是件了不起的事。他還對梅先生的譯筆做了很高的評價——流暢，幹淨利落，錯別字或不通順的地方極少，編輯起來比較省力。張福生當即約請爸爸寫一份關於校訂《鋼鐵》的回憶。
說著張福生打開上鎖的抽屜，拿出一封信，即是爸爸寫的有關回憶。他小心翼翼拿著，像是拿著一份文物，幾乎不讓我碰一碰，隻是複印了一份給我。張福生是個有心的編輯，記錄了此書幾次出版前前後後的過程，保留了全部有關信件，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在中國的出版發行曆史留下了見證。
《鋼鐵》出版後，上麵沒有爸爸的名字。
張福生說，梅益老幾次跟他提到過劉遼逸，說他為《鋼鐵》做了許多工作，隻是從未當麵感謝過，還要張福生見到他轉達問候。
有意思的是，一九七八年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我們專業的研究生中有一個是梅益的兒子，同學三年，互相都不知道父輩這些事情。
《我的大學》
文革期間，沒有人敢翻譯出版什麽書，但出版社也不能讓外文出版工作永遠空白著。文革結束前的一九七五年左右，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小心翼翼地重新校譯和再版了一些蘇聯的比較“保險”的革命文學，如《青年近衛軍》、《列寧在十月》。出版社還計劃修訂出版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爸爸是責編。
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出版過《高爾基三部曲》，其中《童年》是爸爸翻譯的。那時高爾基走紅中國，他的著作的出版計劃倉促上陣，臨時找人翻譯，質量參差不齊。再版前需要重新修訂，最費工夫的大約應該算是《我的大學》了。爸爸讀下來，一百幾十頁的書，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幾乎每頁每段甚至每句都須校正修改。在校對之前，爸爸首先和譯者溝通，征得了他的同意，才對這本書作了大量詳盡的改動。正在修改的這本書我們孩子都看見過，每頁紙都密密麻麻地布滿了爸爸用紅色的蠅頭小楷校正的字句和符號。字體工整清晰，符號規範整齊。我們都有點為爸爸做這樣的工作感到不值，他是那麽熱愛翻譯，可是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卻是做這些瑣碎的事情。妹妹對爸爸說：“你花這麽大工夫修改，不是比翻譯更費事嗎？那還不如你自己重譯一遍。”爸爸說：“問題不在省事費事，在於要盡可能尊重原譯者的勞動。”讓修改過的譯文仍然保持原來譯者的文字風格是爸爸所一貫遵循的原則，這恰恰是在校譯中最費心思的事情。再版後的《我的大學》仍然是原譯者的名字，沒有提校對者或責編，在爸爸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所盡的無非就是一個編輯的責任。
《托爾斯泰傳》
我親自感受過爸爸編輯工作的認真和不徇私情。我在讀研究生時，我的英語老師不知從哪裏得知我爸爸是劉遼逸。一天找到我，說他有一本英文版的《托爾斯泰傳》，是英國著名托爾斯泰研究學者埃爾默·莫德所著。他想翻譯這本書，托我讓爸爸問問出版社是否願意出版。爸爸聽到十分感興趣，說：“不用問別人，我就可以做決定。”聽了這話，我第一次感覺到爸爸也是很有魄力呀，連英譯本都能做決定。爸爸說這本書在研究托翁的著作中很有名。出版社早就想翻譯，可是找不到英文版本，連中國最大的圖書館裏都沒有，因此一直也沒能介紹給中國的讀者。既然這位老師有，就請他翻譯，不過，要先翻譯一章來看看譯筆。
看了老師的譯稿後，爸爸歎息道：“譯者的中文水平也就是一般中學生的水平，遣詞造句都很生硬，還有很多句子不夠通順。恐怕是沒有能力翻譯這本著作的，太遺憾了。”他又說，“會兩國語言並不一定就能當文學翻譯。其實翻譯文學作品並不容易，那不是一種機械的技術活，是一種文學再創造的過程，需要譯者具有深厚的文學功底，還要不斷地提高自身學養。”聽爸爸這麽說，我簡直不知道應該怎麽回複那個老師，同時又為我的研究生英語畢業考試有某種擔心。爸爸說：“不用你說，我會直接和你的老師談，這是編輯對譯者應有的尊重。”爸爸如何與老師談的我不知道，隻知道之後，老師心服口服，對爸爸尊敬有加，甚至對我都十分客氣。
《哈吉·穆拉特》
對自己翻譯的文章爸爸也絕不苟且。比如《哈吉·穆拉特》。
一九四三年爸爸開始翻譯《哈吉·穆拉特》。剛剛譯完還沒來得及加工，日本人就打到了桂林。父母逃亡身上所帶行李不多，這本書和譯稿卻沒有丟下，跟著他從桂林、藤縣、都城到蒼梧縣。路上行李幾次被鬼子洗劫，譯稿卻奇跡般地保留了下來。日本投降後，又伴隨著他走過了廣州、香港、煙台、大連、北京。隻要有空他就對譯稿反複修改潤色加工。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孕蓄了二十年的《哈吉·穆拉特》出版問世。
《哈吉·穆拉特》是爸爸最滿意的譯著之一。海燕手頭保存著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印刷的《哈澤·穆拉特》。爸爸去世以後，她把這本書送給了我，之後自己很快隨父而去。書是五十開本，巴掌大小，棕黑色的紙（“困難時期”連紙張都跟著一起困難，書本都是棕色的再生紙）。其所以珍貴，是因為書中字裏行間，偶有爸爸修改和勘誤的紅色蠅頭小字，連排錯的標點符號他都一一加以糾正。即使書已經出版，他還在不斷地追求譯文更臻完美。這是他的一貫作風。
此書初版書名為《哈澤·穆拉特》。爸爸對“哈澤”的中文譯音是否準確反複推敲，後來特地請教了出版社的阿拉伯文專家、《一千零一夜》的譯者納訓先生，得知在阿拉伯語中“哈吉”的發音更為準確，是伊斯蘭教徒對去麥加朝聖者的尊稱，遂在再版中改為《哈吉·穆拉特》。
小說中貫穿全文的“眼”是一種植物，爸爸譯為“牛蒡花”。一九九四年——譯文出版了三十多年後——他在《新民晚報》上讀到一篇文章，對於《哈吉·穆拉特》中“牛蒡花”的譯法持有異議，認為應譯為“薊草”。理由是隻有薊草莖枝有刺，符合托翁原文的描寫，而牛蒡花隻是花冠旁才有刺。為此，爸爸翻遍了所有俄漢字典，上麵都注譯為“牛蒡”，又去翻俄英字典，這一詞的英文是Ｂurdock，英漢字典也注為“牛蒡”。可是他還是要弄個究竟，寫信給廣西一個搞植物學的老友，請教一連串的問題：
“１）牛蒡梗莖沒有刺嗎？隻有薊草渾身有刺嗎？
２）薊草的英文是什麽？
３）牛蒡薊草有俗名嗎？
４）應該怎麽翻譯？”
最後如何定論，他的朋友如何回答，我沒有看到信件，但是看到爸爸做學問之嚴謹，以及對自己譯作編輯之嚴格。
除去編輯工作，好幾年的時間爸爸沒有翻譯大部頭的作品，隻是應報刊和雜誌或出版社的要求零零星星地翻譯了一些短篇小說、文學評論和演講稿，發表在雜誌和報紙上。有些稿子翻譯好了，又因不合時政臨時撤稿。這樣的工作讓爸爸十分煩惱，曾在日記裏寫道：“以後誓死不譯零碎文章”，但這就是他的本職工作，擺脫不了的，“誓死”是白說了，應景的應約的短文還是截長補短地翻譯了不少。至於有多少，他連一個大概的數字都說不上來，經常是多年以後，他偶然從某些刊物上發現自己過去的譯作，抓抓頭發說：“哦，這也是我譯的嗎？”
人民文學出版社同事。左起第一排：方白、金滿城、蔣路、伍孟昌、黃薇、楊霽雲。第二排：肖乾、陸風、張鐵炫、牛汀、汝龍、綠原、張友鬆、趙少侯。第三排（站立）：金人、謝素台、梁均、顧學頡、陳邇冬、孫用、高宗禹、許磊然、高長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