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爸爸——生命中的密碼 劉海鷗
踏入城市
爸爸小學畢業後，他父親劉蔭遠捎信來，讓他到南京上中學。那年，爸爸還不到十四歲，第一次離家遠行。
出發的那天早上，天蒙蒙亮，娘就把他叫醒了，送他出門。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很靜，隻有秋蟋蟀“蛐，蛐”地叫，好像是為他送行。蟋蟀的叫聲與離情相伴，在空曠的街上更覺淒涼。爸爸說，以後的日子裏，一聽到蟋蟀叫，就想起那個寒秋的清晨，娘淚眼相送的情景。
劉蔭遠托他的好朋友陳海仙把爸爸護送到南京。外麵的世界讓這個鄉間的孩子立時眼界大開。爸爸第一次見到火車，在火車上第一次見到山，也第一次看到和體驗了混亂和野蠻。那時北伐軍剛在南京建都，社會秩序尚未恢複。火車上都是大兵，也不知道這些兵從何處來到何處去。上火車時擁擠不堪，陳海仙被大兵又推又打，也顧不了那麽許多，死扯著爸爸拚了命才爬上火車。
到了南京要渡江，先到浦口下車，再坐渡船過長江到下關，住了一夜。從下關到南京城有小火車運載乘客。一九五三年父母帶我去南京，已改為火車坐輪渡過江，一節一節被拉上輪船，中間有漫長的等待過程。
劉蔭遠和三太太住在南京衙缺巷。劉蔭遠多數時間在外麵，家中一切由三太太料理。爸爸的弟弟和妹妹長菁和長蘭早就在這裏上小學，講了滿口南京話。長蘭還是個小丫頭，以小主人的身份，用南京話煞有介事地教訓剛從鄉下來的土小子：“不要抱著肩膀在街上走路，不文明！”
長蘭是家裏的寵兒，三太太如親娘一般嗬護，劉蔭遠更是寵愛有加，半夜吃點心還要把她叫醒分一塊吃。爸爸一到南京，劉蔭遠第一件事就給他和長菁立規矩：“你們必須愛護妹妹，如果你們和她打架，我不問情由，就治你們兩個的罪。”兩個哥哥怕了長蘭幾分，給她取名“丫頭王”。好在長蘭並不以丫頭王自恃，她和“北京哥”（爸爸乳名）很快就玩到了一起。爸爸嘴不甜，又不愛說話，很是不討三太太的喜歡，可是深得三太太寵愛的長蘭卻與爸爸相處最好。哥哥們犯了錯誤，她出麵在大人跟前為他們打掩護。哥哥們需要錢花，她依仗劉蔭遠之寵，幫助他們要錢。有時三個人聯合起來和大人搗亂，因為有了長蘭，大人們也就格外寬容。
爸爸考取了南京安徽中學，校長叫姚文采，安徽徽州人。陶行知是名譽校長，常去學校演說。他講話通俗幽默，教導大家：“知道了就要行動”。這句話爸爸一直記得很真切，後來逐漸悟出這簡單的話語中包含著理論聯係實際和實踐獲得真知的道理。陶先生寫詩題詞也是很白話的，他給爸爸他們班題字：“起來了”。裝在鏡框裏掛在講台上方。他還在南京郊區辦了一個曉莊師範學校，教育方法很先進，師範生都穿草鞋，下地勞動，站立吃飯。外校的學生對他們羨慕不已。
爸爸一上學就蒙了頭腦，學校的老師都用南京話講課，簡直一個字都聽不懂。國文先生竟然比小小的臨渙鎮還要傳統和保守，穿長袍馬褂，戴瓜皮小帽，還憤憤地說：“如今都稱同誌，什麽同誌，我一聽就肉麻！”上課時老先生搖頭晃腦吐出南京味的之乎者也，十分滑稽。國文課沒有教科書，隻是發一些油印的文言文材料，一氣到底沒有逗句。爸爸在小學學的都是白話文，不懂文言，不會斷句，又聽不明白教員在講些什麽，隻好下課後求大點的學生幫他斷句。第一次寫作文時，爸爸寫的是類似散文詩的白話文，有段落和標點符號。那位國文老冬烘氣壞了，把作文本扔回去說：“你怎麽能給自己圈點？”（過去的先生判卷子時給學生點開句子，好句子畫圈）後來終於換了一個懂白話文的老師，爸爸的作文才受到賞識，得到連串圓圈。這個老師也教他們古文，爸爸印象最深的是袁枚的《祭妹文》，文情並茂地述說妹妹在婆家的遭遇。老師用白話給他們講解，也十分動人。爸爸至今還記得其中一句“遇人仳離，致孤危托落”。由此他對古文逐漸產生興趣。
初識俄語
一九三一年爸爸初中畢業，考上了北平大學附中。長菁也考上了北平的中學。全家人都到了北平，住在三叔劉逸南家中。三叔家先是住西城區的背蔭胡同，後來又搬到西城區的後泥窪。長蘭後來也考上北平南長街的第一女中——在當時是很有名的女校。上高中時張瑞芳（電影演員）和浦卓琳（後為鄧小平夫人）都是她的同班同學。她和張瑞芳在考高中那天相遇，聊起天來，談到了演戲，兩個人都特有興趣。張瑞芳拿出準考證，指著上麵的照片給長蘭看，說：“這就是我演戲的照片。”從此她們成 為好朋友，張瑞芳經常騎著自行車到後泥漥找長蘭玩。爸爸也和她很熟悉。
平大附中大門
平大附中剛成立不久，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國民政府教育部著令北平大學籌辦的。校址設在府右街運料門內中南海公園之一部份，即現在中南海西門裏邊，懷仁堂的旁邊。北平最好的中學當屬師大附中、匯文中學。爸爸的數學不好，沒有考取這些學校。連平大高中也沒有正式錄取他，後來學校又給他發通知說擬成立俄文班，如果想學俄語可以前來報名。
平大高中開俄文班是有原因的：本來北平有一個俄文商學院，培養對俄貿易人材。學俄文的學生受蘇聯影響，思想都很進步，學院裏共產黨分子很活躍，南京政府害怕了，下令取締該學院。學校師生得到消息立即搞起“護校運動”。後來還是政府讓了步，采取了一個折衷辦法：保留商學院的一部分成立一個商學係，該係與北平大學的法學院合並成為法商學院，仍然保留俄語課程，所以它的附屬高中就有一個班學俄文，將來可以進入北平大學。
當時一般中國人對蘇聯的了解甚少，學俄文有什麽用處更是不甚明了。報考俄文班的人並不多。爸爸對俄文也是毫無所知，但是有幾點他是知道的：國民黨奉行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中華民國和蘇聯保持著不錯的外交關係；紅色蘇維埃的書籍公開擺在書店的櫥窗裏；國民黨軍隊裏有蘇軍顧問；國民黨的要人中也有到蘇聯工作考察或把子女送到蘇聯留學的，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就在蘇聯；爸爸的父親也曾去過蘇聯學習。
爸爸和三叔商量上不上俄文班，三叔十分讚成，說：“應該上，俄國是個大國，學俄語總是能派上用場的。”
平大附中是唯一開設俄文課程的中學。在那個年代，俄語的教學條件很差，師資極其有限，沒有課本，老師現編現教。不但參考資料和課外讀物少得可憐，甚至中國連一本俄漢字典都沒有，隻能借用日本出版的《露和字典》閱讀俄文。但是爸爸一開始學習就對俄文產生了興趣，求學心切。有一次，他在街頭碰到一個白俄，便用俄語問候了他一句，這個白俄馬上伸手要錢，爸爸掏出幾塊錢給他，和他搭上了腔，用意是借此機會跟他練習一下俄語會話。誰知這是一個酒鬼，拿了錢迫不及待地鑽進小酒館喝伏特加，不再露麵。
本來學俄文隻是出於偶然的原因，沒有什麽目的性，爸爸也沒想到，他竟與俄語打了一輩子交道。
先生們
平大高中的教學是一流的。建校時教育部指示：“北平大學各院校所設預科及高中班應由北平大學詳細規劃合辦一完美之附屬高中。”北平大學的校長是沈尹默，他希望把平大高中辦成北平最好的中學。學校以一百多元的月薪聘請教員，比一般中學高出一倍。學校所選聘的教員多來自清華北大，十分出色。
平大附中的特殊之處還在於把大學的選修課製度搬來了。除了正式課程外，學生可選修英、德、法、日、俄為第二外語。爸爸的第二外語是英語。其他的選修課有音樂（鋼琴組、提琴組）、美術（油畫組、國畫組）， 還有邏輯等課程。爸爸選了邏輯及美術課。美術教員金乃先，讓他們捏膠泥瓶子，瓶上還有壁虎。
金老師還組織過他們聽徐悲鴻先生的講座。那次是一九三四年徐悲鴻從歐洲到蘇聯後回國，在中山公園西側的逸文中學講旅歐見聞，有幾十人參加。徐悲鴻介紹了蘇聯的院士和有名的畫家，講得很生動。他對蘇聯的印象特別好，多是溢美之詞。他認為這個國家可以用年高德劭來形容。講座結束後爸爸想請徐悲鴻簽字，可是沒帶紙，就拆開一個煙盒，徐悲鴻在背麵用鉛筆簽了名。回到家爸爸把這張煙盒紙很精心地夾在三叔的《徐霞客遊記》書中，可惜抗戰時弄丟了。
金乃先很幸運，“七七事變”前她買彩票中了頭彩，得大洋兩千元。她拿了彩金去巴黎留學，就再也沒有消息。
到了第二年，英語變成必修課，爸爸的俄語班每周也要上四節。教員是林素珊——焦菊隱的老婆。她打扮得非常漂亮，很神氣，英文又好，看上去很嬌貴，很有外國派頭。有時候林素珊請假，焦菊隱就來代課（當時他在搞中華戲曲專科學校，李石曾任董事長，焦菊隱任校長，林素珊任副校長。招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學藝）。焦菊隱給他們選了英譯版的《高爾基給美國文化人的一封信》，爸爸學得很有興趣，還試著把它翻譯出來。焦菊隱是少爺脾氣，傲慢，對人很粗暴。考高中時，焦菊隱監考口試，在門口維持秩序，一個學生被擁來擠去，擠到門口。他抓住這個學生厲聲道：“你要闖進去嗎？可惡！取消你的考試資格！”可憐的學生就這樣失去了上這個學校的機會。一次焦菊隱替林素珊代課，進教室後學生起立致敬，有一個外班學生來旁聽，沒有站起來。焦菊隱質問：“你為什麽不站起來？”回答：“我是旁聽的。”焦菊隱說：“我講課不允許旁聽，出去！”硬是把他轟了出去。
五十年代，一次爸爸在迺滋府牙醫朱硯農那裏看牙，見焦菊隱也在候診，便上前和他打了個招呼。焦菊隱弄清了過去的學生劉長菘即現在的劉遼逸後，說讀過《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翻譯得很好。一九五九年我家保姆阿巧到焦菊隱家幹活，每個周末回到我家給她留的屋子休息，說起新東家，怨言多多，就不在此贅述了。說起這些事我總是奇怪，那陣北京究竟有多大，怎麽人們總能有這樣那樣的牽連。
後來英語老師又換了高濤，腿跛，撐拐。他是個進步人士，曾翻譯過屠格涅夫的小說，還寫過一篇小說《新生代》，反映“一二九”運動。他給學生選的教材都是英譯本的蘇俄短篇小說，先念後翻譯。爸爸很喜歡這樣的教學，學起來特別用心。他的翻譯作業經常得到高濤的誇讚。爸爸後來喜愛俄國文學，從事俄文翻譯工作，首先是受到了這位先生的影響。爸爸大學畢業在新疆伊寧工作兩年後，坐汽車回關內，經過迪化（烏魯木齊）時停了幾天，聽說高濤在一所學校教書，就去拜訪，正巧在街上碰到了他。高濤本想請爸爸去他的學校坐坐，可是一聽說爸爸在國民黨軍委會工作，怕有政治嫌疑，不敢再邀請，隻是站在路邊聊聊。當時新疆的政局是：盛世才為了獨霸新疆，以親蘇的麵孔出現，不允許國民黨進疆把持政權。很多左翼人士比如茅盾等人都投奔他那兒。高濤是盛世才的東北老鄉，兼任盛的英文秘書，不敢輕易與國民黨沾邊。爸爸離開新疆的第二年盛世才就變了，轉而投靠國民黨，翻臉鎮壓左翼人士。國民黨給他封了一個農業部長。高濤也跟著去了重慶，正式當了他的秘書，盛世才去世後他去了美國。
國文教員叫張希之，講文學史。講了幾年，從詩經開始教，到畢業時連魏晉還沒有講到。三叔說，這個先生實在是誤人子弟。張希之喜歡做官，後來在國民黨三青團中任職，抗戰時到重慶當了國民黨官員，不再教書。爸爸到重慶時在街上見到他一次，沒有理他。後來他到了台灣，還參加了競選國大代表。盡管如此，爸爸一直保持著對文學的喜好，他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作品。在中國的作家中，他最喜歡魯迅的文章和他的譯作。魯迅主張輸入外國文學，改造國民社會，促進中國革命。魯迅還認為借鑒外國文藝，才能發展中國新文藝。這些真知灼見對爸爸後來走上翻譯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蘇聯影片開始進入中國。北平電影院也放映蘇聯影片如《生路》、《無國遊民》等。電影院坐滿了有進步思想的學生。爸爸一個蘇聯電影也不放過。遺憾的是根據普希金的小說《杜布羅夫斯基》改編的《複仇豔遇》隻在上海放映。爸爸很欣賞普希金的這本篇幅不大、但寫得很精彩的中篇。幾年後他終於翻譯了這部作品。
爸爸對普希金、托爾斯泰、高爾基的著作興趣越來越濃。後來在他的一生中，所翻譯的大體上是這三位作家的著作。
爸爸也喜歡寫作，高一年級時寫了一篇作文《在車中》，描述的是長蘭在火車上遇到的一件事：從南京到北平的火車上查到一個當兵的沒買票，列車長要把他趕下去，他就站在車座上演說起來。他說：“我們參加北伐軍，為國民革命作出了最大的犧牲，現在革命勝利了，就把我們轟走。我們甚至連坐車回家的錢都沒有……”當兵的說得激昂慷慨，車上的人拍手叫好。爸爸把這一段事寫下來，雖然沒有親曆，卻憑想象把當時火車上的氣氛和列車夜間行走的背景描寫得很生動，教員畫了很多圈點，令爸爸對寫作的興趣大增。
數學常換教員，教得也不怎樣。有個教員在課上說笑話，說人的體型可以用“甲申由齊”這幾個字代替。形體最差的是“齊”字型，寫不緊湊，一寫就散。下一堂課，他又在黑板上畫一個女人的小腳，說山東老太太就是這樣。無聊得很。爸爸的數學本來就不好，結果更不怎麽樣了。
因為多數教員好，爸爸的同學們多出成就。一九九七年爸爸講述時尚在世的有任繼愈（北京圖書館館長）、陳若聰、李鯨石（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吳敬業（洛陽第一拖拉機廠的總工程師）、鬱新民（鬱風的弟弟，在美國，計算機專家）、吳宏騫（加拿大，水利專家），還有一個尹姓同學在台灣文學界頗有名望，還有楊德增也在台北。至今在世者已是鳳毛麟角。
高中同學錄
生命中的密碼
就在爸爸上高中的第十八天，中國東北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這一天，日軍武力侵占了東北三省。
“九一八”成為令中國蒙羞的國恥日。日軍的侵略給全國人民以極大震動。北平曆來是個具有革命傳統的城市，值此國家危亡時刻，北平大學革命氣氛更是熱烈。九月二十日平大俄文法商學院的學生自治會首先向政府致電：
國破家亡之時，正吾人同仇敵愾之際，深望當軸諸公，立息內爭，一致對外，並望我國民眾，實行武裝，當此誓做政府後盾。
九月二十八日，北平二十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複失地。十一月間各大城市的學生紛紛湧向南京請願，要求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爸爸也和大學生一起參加了請願隊伍，登車南下，最終被南京政府強行遣返。他們的行動雖然沒有達到初衷，卻帶動了全國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潮。
平大附中繼承了其前身的傳統，在北平算是最激進的學校之一。學生中有多種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如左聯、反帝同盟、社會科學聯盟、世界語聯盟。有一次反帝同盟開群眾大會，許多學生被逮捕。爸爸有兩個同學也被抓了。一個是周玉藻，後來獲救，國民黨沒把他怎麽著，文革時卻被打得死去活來。還有一個姓張的東北學生，他哥哥從東北老家趕來帶了錢賄賂，提前釋放了。學校還開除了七八個學生，其中有一個女生葛林，她是爸爸和長蘭的好朋友。後來她轉到了在外交部街的大同中學，很早就加入了青年團和共產黨。
葛林後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主任。爸爸和她一直保持聯係，尤其退休以後來往頻繁，議論國事，傳閱被禁止出版的好文好書。學校中也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有個學生地下黨員孫益，後來改名宋子成，是北京經濟學院副院長。他的兩個女兒和四妹一起在內蒙古莫力達瓦旗插隊，至今她們仍然保持著友誼。
學校設有黨義課，就像我們現在的政治課，不同的是那時倒有些“百家爭鳴”的自由，什麽主義都講，有時還會聘請思想左翼的教員給學生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爸爸從此對社會科學理論發生了興趣，開始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懂得了一些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他在高一時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左翼作家聯合會”。“左聯”的活動是地下的，很有戲劇性，一次他和本校的兩三個同學去開小組會，他們得到通知，地點在某個胡同的學生公寓，胡同口有一個電線杆子，下麵有一顆煤球，進胡同前要注意看，若煤球是踩碎的就表示安全，如果是整個的，就是有情況，不要進去。開會的內容是分析進步學生的情況。上麵還派來一個領導參加。所謂領導，有些是學生，比爸爸他們稍大一點，有些是職業革命家，生活上很困難，開完會，把手一伸：“湊兩毛錢，我要吃晚飯。”於是大家紛紛掏錢。
一九三二年，爸爸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介紹人叫顯楚。入團那天，青年團的幹部帶著他到了太廟（現在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廟不像隔壁的中央公園（中山公園），沒有亭台樓閣，山石水榭，隻有百年鬆樹遮天蔽日，十分清靜。他們來到一棵大鬆樹下，在樹上掛了一張硬紙殼，上書“列寧”二字。先是團的書記講加入青年團的意義，然後爸爸對著硬紙殼宣誓表決心。
爸爸的同學中最好的朋友叫韓仲銓，兩個人無話不談。爸爸經常住在他家，讀書，辯論，談革命道理。韓仲銓是青年團員、左聯成員。他對爸爸參加革命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韓仲銓後來考上輔仁大學。盡管與爸爸不同校，兩個人照樣經常來往。韓已經加入了地下黨， “一二九”時籌劃和領導了輔仁大學的學生運動。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共河南省委派韓仲銓和他的女友蘇明到鄭縣（即後來的鄭州）重建黨組織。十月中共鄭縣委員會成立，韓仲銓任縣委書記，蘇明為組織委員。在鄭縣他們經濟拮據，生活非常艱苦，隻好找各地的民先組織幫助維持生計。在惡劣的條件下，韓的肺病複發，回到北京養病，不久就病死了。
爸爸好友，革命家韓仲銓
一九三五年爸爸考進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他的數學還是不行，是找人冒名代考的。每提此事，媽媽就不滿地說：“哼，這樣的事還好意思和孩子說。”）。一年級時叫三院，校址在府右街李閣老胡同，現在的力學胡同。前身是俄語專修學校，瞿秋白的俄語就是在那裏學的。二年級取消了三院，合並到一院，在宣武門內的國會街（民國期間國會會址是現在的新華社所在地）。
就在這一年，日本人明目張膽地采取了進一步侵吞中國的舉動。他們在華北扶植由殷汝耕為主席的傀儡政權，即所謂的冀察務委員會，作為占領整個華北的跳板。此舉激怒了愛國學生，北京的大中學生聯合會於十二月九日發動了一次抗日救國行動。
這天清晨，一場大規模的請願遊行在北京轟轟烈烈地開始了。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進城後在西四一帶集結，然後向南行進，到了西單，爸爸隨法商學院的隊伍匯入了遊行的洪流。再往前走，長菁也和他就讀的中國大學參加了進來。一路上隊伍不斷擴大，北大的學生也從沙灘趕來匯合。中學生也不甘示弱，與大學生並肩而行。學生們高喊“打倒冀東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湧向新華門。到了新華門，學生的請願遭到拒絕，就開始了示威遊行。東西長安街上有軍警堵截，隊伍向北繞行，經北海、沙灘到了東四西大街，再南拐向王府井走。遊行規模宏大，打頭的隊伍已經到了王府井南大街，中間才走到八麵槽，後尾還沒有出南池子。前麵的遊行隊伍在王府井遭到了軍警的鎮壓。當時駐守北平的是十九路軍宋哲元的部隊，宋哲元對學生的態度並不十分嚴厲，鎮壓學生的是國民黨的憲兵隊，他們用水龍頭噴水，用警棍毆打，衝散了遊行隊伍。後麵的學生一看前麵的形勢，紛紛鑽到旁邊的胡同裏躲起來。警察一走，隊伍又很快聚集起來，但是最終到天安門集會的目的沒有達到。
“一二九”以後全市學生罷課，一部分人組織了南下宣傳隊，各地的學生紛紛響應，舉行示威遊行並成立救亡組織。
在抗日救亡活動中，爸爸始終站在第一線，當年的十二月底，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被選為黨支部書記。經爸爸的手發展了不少黨員，他回憶發展新黨員的情景：書記、介紹人、被發展人三個人到中山公園裝作遊園，坐在五色土的地上似乎在聊天，就把發展會完成了。我們小時候爸爸最喜歡帶我們去中山公園，是不是和這一段記憶有關係呢？
在國家危亡的時刻，一九三六年二月共產黨領導進步青年成立了一個抗日救國組織，叫“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下簡稱“民先”），是一個半公開的組織。“民先”一成立爸爸又成為其中最早一員。
“民先”一直活動到抗戰時期。武漢方麵覺得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不適於團結更多的民眾參加抗日，決定取消該組織，成立更廣泛的抗日團體——青年救國會。
“九一八”和“一二九”這兩次學生請願遊行活動在爸爸的心裏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九十年代末的一天，爸爸似乎覺得來日無多，把我和姐姐叫去，告訴我們他的幾張存款單放在什麽地方，以備哪一天他突然離開人世。他說所有存款單的密碼都是918129。我問：“怎麽選了這麽一個複雜難記的號碼？”爸爸說：“不難記，你隻要記得曆史上‘九一八’和‘一二九’救亡運動就行了。”我當時有些不理解，為什麽爸爸念念不忘這兩個時間，那麽多年過去了，還有多少人記得這些日子呢？直到爸爸去世後，整理他的材料，了解了他的一生，我才知道為這幾個數字爸爸曾經燃燒了多少青春熱血，才知道這幾個數字在他的生命中有多麽重要的意義。
“一二九”以後，爸爸被派到華北中學組建“民先”。他們請進步教授給學生演說，組織歌詠隊唱抗戰歌曲，像《義勇軍進行曲》、《救亡歌》、《開路先鋒》。夏天還組織了在周家花園（現在的櫻桃溝一帶）的露營活動，有一二百人參加。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訓練行軍爬山，學習遊擊戰的戰略戰術。他們還發動同學們去看街頭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是崔嵬和張瑞芳演的，很快這個活報劇傳遍了全國各地。
大學時期的爸爸
文化革命後，這一代熱血青年都到了退休年齡，這時候出現了一個與退休相區別的新概念“離休”，以參加“革命”年代早晚為劃分二者的界限。參加“民先”組織也算是參加革命，即使入黨的時間很晚，參加革命的年代也可以從加入“民先”開始算起，於是“民先”成了一大政治資本。一九八七年左右爸爸的一個大學同學的夫人給寫信來請他證明她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參加了“民先”。爸爸記不住她是否參加過，但還是給她寫了。她非常高興，有了這樣的證明，第一，可以享有老革命的政治待遇。第二，革命史越長，經濟待遇相應地越高。爸爸的證明是很有效的，他當時既是地下黨的書記又是“民先”隊幹部。發展了很多黨員和“民先”隊員，多少，他都記不清了。他的另一個同學在外交部工作，官職為副處級，曾在四十年代脫黨，臨死前終於恢複了黨員的身份。他死後，家人還要請爸爸證明他入黨之前就已經加入了“民先”，說如此有利於子女的工作。爸爸也為他出具了證明，令其身份一下升至“老革命”。他的孩子也受益匪淺，從插隊農村調到外交部工作。
然而，爸爸對自己的曆史定論比較糊塗，也不去計較。他本人的“革命曆史”很長時期隻是從一九四六年參加東江遊擊縱隊算起（不是一九三五年就入黨了嗎？後來他和共產黨失去聯係，之前的革命史就都不算了），直到九十年代才想起這件事情很奇怪，竟又寫信去問他給做過證明的同學夫人，反過來請她證明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已經是“民先”隊員。
一筆糊塗賬。
節自家史《半壁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