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璞集

先連載陳殿興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兩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然後再介紹他寫的俄國作家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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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戰勝磨難

(2018-07-21 20:25:57) 下一個

 

愛情戰勝磨難

陳殿興

 

一、不平凡的春天

 

1957年春天,對我來說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毛澤東講話,號召全國幫助黨整風。他的話像和煦的春風吹遍中國,到處都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勃勃生機。我的心裏也對國家對自己充滿了希望——我太單純,不懂政治,沒想到我敬仰的偉大人物也會玩弄“陽謀”,真的認為一個不平凡的春天來了。那時我的感覺,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春風得意馬蹄疾”。

當時我在北京。我1956年秋天被高教部借調到北京俄語學院同高教部從北京俄語學院以及上海俄專、哈爾濱外專借調來的教師一起編寫全國通用的翻譯教材。 我那時已稍有名氣。1953年出版了第一部翻譯小說《和解》,1955年出版了翻譯的長篇小說《茹爾賓一家》,同時還發表了我的第一篇論文《信達雅與翻譯準確性的標準》。1956年還出版了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回憶錄》。俄語學院的學生會不知從哪裏知道我在他們學院,來請我給同學們講講翻譯問題。我借用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詩的標題Что такое хорошо и что такое плохо ?(《怎麽做好,怎麽做不好?》)做我的講話的題目講做翻譯前先要知道怎麽做好,怎麽做不好。講了一兩個小時,頗受同學們歡迎。沒有聽到的同學要求學生會來請我再講一次。我又講了一次。隨後一些高年級同學便不斷來找我談翻譯問題,拿譯稿來讓我改。我熱情接待他們。他們都是一些很優秀的男生和女生。

我跟未來妻子廣琦就在那時認識的。在那年的除夕舞會上,我們一起跳舞,邊跳邊聊,互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終於萌生了愛的感情。寒假以後再見麵, 我們已像老朋友了。傍晚我們常在一起散步,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紫竹院。在一簇一簇的丁香叢中,我們度過了無數個美妙的夜晚。星期天,我們也到香山、碧雲寺等地方去漫山遍野地逛遊——春風刮的漫天黃塵沒有影響我們的興致。記得有一次遊逛回來的路上遇到一位自稱是東北師大教師的中年女士,她說,“你們真是天生的一對兒!”

1957年5月,編教材的任務完成了,我要回沈陽了。離開前,我們在紫竹院感情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明確了: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

 

二、兩個戴罪之人的結合

 

回到沈陽不久,學校就開展大鳴大放。禮堂裏出現了大字報。我對“鳴放”毫無興趣,因為沒有時間:我跟中國青年出版社簽了約稿合同,要趕著翻譯沃耶沃金的《普希金的故事》,還要抽時間給廣琦寫信。教務處長趙連順登門叫我到會上發言,我說,沒有意見;過去對陳維帆校長有些意見,現在不值得提了;一年多不在學校,他提升我為講師,給我長了工資,還任命我當翻譯教研組組長——盡管我人在北京。趙處長反複動員,說現在沒有意見,提提過去的,總結總結經驗也好嘛。盛情難卻,我答應了——那時我真的相信領袖教導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在座談會上提了幾條意見。當時學校出版的反右油印小報總結為:

    1.校長對幹部不要忽冷忽熱。

    2.不要用新教師整老教師,應當加強新老教師的團結(當時學校新建,每年都有一批畢業生被分配來補充教師隊伍)。

    3.領導就像樂隊指揮,我們大家都是演奏員,指揮好才能演奏好(這個比喻,我多年後校訂蘇聯小說《茹爾賓一家》時發現是從這本書裏來的。)

    4.“肅反”肅董老師沒有道理,隻是因為他給陳校長提過意見。

陳校長見我給他提了意見,對我很是不滿,但隻是憋在心裏。抓右派的指標下來了,他當然不肯放過我。他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我認為我的發言裏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找市委,市委不管,省委、中央當然也不會管。當時形勢已十分明顯:說你是,你就是;越申辯,罪名越重。陳校長見我找市委,也私下對我說:“你不要再鬧了,越鬧處分越重。你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除了“低頭認罪”,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減輕麵臨的打擊。我不再爭辯了。

這年八月末,反右鬥爭告一段落,學校放假。我向黨委書記董魯展請假去北京結婚,他說我們領導不了你啦,你隨便吧。

這樣,我就拿著結婚介紹信到了北京。廣琦在北京也遭到了嚴酷的考驗:組織上向她提出了是要黨還是要陳殿興,叫她選擇。要黨——她是班幹部,學習又拔尖,前途遠大;要陳殿興——終生就要跟一個右派綁在一起受歧視。結果她選擇了要陳殿興!劫後重逢,我們的感情更深了。我們決定一起去迎接命運的挑戰。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1957年9月7日一早,太陽剛剛升起,路邊的草葉上還閃爍著晶瑩的雨珠,我們踏著田間小路,到五道口鄉政府辦理了結婚手續。晚上跟我在北京俄語學院進修的學生吳寶忠夫婦在一家小餐館裏吃了一頓飯,就算是我倆的婚宴。

 

三、一條小路……

 

1957年,北京俄語學院決定把三年製改為四年,願意畢業的可以畢業,不願畢業的可多念一年。廣琦因為受了處分,畢業肯定不會分配到理想單位,決定多念一年。

1958年暑假,她畢業,被分配到遼寧,因為我在沈陽;但是不許她留在沈陽,把她分配到本溪一中教書。那時我已被戴上右派帽子跟下放幹部一起在昌圖縣八麵城南二十來裏的三家子勞動。當時學校還沒有開學。她從沈陽坐火車在八麵城下車。打聽道兒,有人指給她一條小路。彎彎曲曲的小路上一個人也沒有,路兩邊長滿一人多高的莊稼。她也不知道害怕,或者說愛情戰勝了恐懼,一直往前走。幸虧後麵來了一個老農,聽說她上三家子,就把她送到了三家子。她突然來了。跟我一起的下放幹部有三個,都是應屆畢業生。他們是張鐵成、田毅君,還有一個名字忘了。帶隊的是黨委副書記張耀,他們都對我不錯,馬上開歡迎會,還讓她唱歌。我記得她當時唱的是蘇聯名歌: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
一直通往迷霧的遠方
我要沿著這條細長的小路
跟著我的愛人上戰場……

 

這首歌既符合當前的情景——她的確是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細又長的小路來看我的;也符合她對未來的想象——她的確是要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細又長的小路去跟我一起戰勝魔難。

晚上張耀臨時安排我們住在小學的一間教室裏。幾張學生書桌並到一起就算我們的床。第二天晚上,張耀給我們在老鄉家借了一間房子。住了兩三天,然後給了我兩天假,讓我送廣琦到八麵城。

八麵城是一個小鎮,隻有幾家小鋪和一家小飯館,無處可逛,我們隻好整天呆在一家小旅館裏盡情地享受珍貴的見麵歡樂。

 

四、小黑屋裏的天堂

    

她到本溪一中教書。她是調幹生,本來應該保留原來的工資級別,可是不但沒有保留原來的工資級別,而且給她定了三年試用期。在試用期間把她的工資定為每月46元。轉正後,工資定為54元,比別的應屆本科畢業生還低兩元。

大概是1959年,她得了腸結核,學校允許她回沈陽養病,但沈陽我們沒有房子了,原來的宿舍被人強占去了,她隻好到皇姑區房產局去申請,結果得到了一間無人肯住的小黑屋。

這間小黑屋坐落在寧山路和黃河大街交叉路口西側一棟三層大樓裏,十幾平方米,窗戶朝東,窗外是樓梯,把光線全擋住了,屋裏昏暗,白天也需要開燈。室內隻能放下一張床,生一個火爐。廚房窗戶對著走廊,白天做飯也需要開燈。

廣琦就在這個小屋裏養病,看書,翻譯《普希金的故事》(我譯了一部分,她接著譯)。

那時我在校辦的白泥廠勞動,她有時候也到白泥廠來看我。我周末放假回來跟她擠在一張單人鐵床上。後來她病好了,回本溪上班,我們周末就在這裏歡聚。正如俄國17世紀一位詩人所說,跟心愛的人在一起,窩棚也是天堂。

有一次把半個月的糧票丟了,她把自己的半個月的糧票給了我——她自己寧願忍饑挨餓。那是大饑餓的年代,每個人都受到饑餓的折磨。一家人吃飯都要用秤分開吃。平時周末她從本溪總帶許多蘋果醬回來,我們借以充饑。有一天我們還坐火車到通遼去找吃的——聽說那裏能買到吃的。我們到了那裏,什麽吃的也沒有買到,隻買到一些泥鰍煮熟吃了,空手回來。為了買東西充饑,我把存的稿費都花光了,把一件非常好的皮夾克和一架德國相機也賣了——那時我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大概是1961年,沈陽27中領導到本溪一中聽課。聽了廣琦的課,很喜歡,問她願不願意回沈陽,她當即表示願意。27中領導就想法把她調到了沈陽27中。1962年下半年懷孕以後,不能走遠路,就要求調到離家近的學校,結果就到了16中。

我1962年初摘帽,這年春節廣琦就跟我去牡丹江見公公婆婆。父母家裏過年按老習慣,要給祖宗磕頭。廣琦生長在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裏,沒有這種習慣。我心想她不磕頭也可以,沒有想到她竟然跟我們一起跪下磕頭。可見她在替我著想——尊重我的父母的老習慣,我非常感激她。

1963年5月30日,我們的女兒願願誕生。這時我們得到了好心鄰居的幫助。先是一位李姓鄰居下放農村,把他的有陽光的房間借給我們暫住。我們不會護理嬰兒。願願從產院到家不幾天,我們喂她糖水後,她大哭不止。在第四人民醫院當護士的鄰居劉文軍聽到哭聲,進來一看說糖水太濃,她消化不了。她見我們不會護理,便經常來指導,還送了一本《嬰兒護理學》給我們。

願願誕生給我們帶來了好運。過了不久,學校領導不知怎麽發了善心,在南新村大紅樓裏給了我一個房間。

 

五、大樓裏的夢

 

這個房間18平方米,麵積比小黑屋大多了,而且有暖氣,冬天不用生爐子。但窗戶朝北,一年四季不見陽光。冬季窗戶玻璃上結滿厚厚的冰霜,夏季隻聽見窗外樹葉沙沙響,屋裏卻一絲風也沒有——悶熱。一條東西向的長走廊。走廊兩側的各個房間住戶都把不用的雜物靠牆堆在自己的一側。廚房是一個房間改造的,靠牆砌了六個爐灶,兩家合用一個,燒煤做飯,各家的煤都推在廚房裏。我們搬進去不久,學校把燒煤的爐灶改成燒煤氣。廁所也是一個房間改造的,裏麵半間是廁所——男女共用;外麵半間是水房——盥漱,洗衣,洗菜,淘米都在這裏。但是不管怎麽說,條件還是比小黑屋好多了。理智上我也不敢奢望更好的房子了,因為我知道分房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像我這種政治地位是不會分給我好一些房子的。但是心裏確實無時無刻不夢想得到一間個有陽光的通風的房子。甚至來美國多年,住在綠樹環繞、鳥語花香且有自家遊泳池的住宅裏,夜間也不止一次夢見那棟大紅樓改造成了向陽通風的房間住人,陰麵悶憋的房間分給住戶作水房、廚房、廁所和儲物間。

16中離我們家大概有三四公裏,她每天抱著孩子去上班很累。我花25塊錢買了遼大汽車司機的一輛舊兒童車。這樣廣琦推著可以減輕點兒負擔。後來孩子大一些了,可以在大紅樓附近找人帶,恰好那時《列寧回憶錄》再版,我分到了一些稿費,於是我們就買了一輛蘇聯產的坤式舊自行車。這樣她就可以騎著去上班了。

我們的女兒從小就很乖,聰明伶俐。我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們要盡所有力量給她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這一點,我和廣琦意見完全一致,我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廣琦懷她的時候,我們就注意胎教和營養;她生下來以後,我們叫她盡情快活,盡情玩耍,知道這樣可以開發她的智力。

她四歲的時候,趁武鬥停止的間歇,我們帶他到福州看外公外婆。在外公外婆家家裏,她給大家增添了許多歡樂氣氛——戴著綠塑料細繩編的長辮子在大廳裏扮白毛女跳芭蕾,一個月就把一雙新鞋跳出了窟窿。

在福州我買了一本兒童用的漢語拚音課本,在回沈陽的路上,我就教她拚音,到沈陽時她就學會了。

大概在她五歲的時候,我在遼大圖書館發現蘇聯編的給小學生用的一本英語課本第一冊,編的很好,而且插圖裝楨都很美。我就把它借回家,請我係陳雨更老師教她。陳雨更老師住在我的樓下,是解放前輔仁大學畢業的,英語非常好,很喜歡願願,欣然答應。他說,願願一到他家,先玩兒一回兒,拿幾個大頂,然後才學。大概一年多,這本書就學完了。這時陳雨更老師跟遼大師生一起拉練,把股骨走裂了。我們就請我係青年英語老師高雁奎教她,課本用許國璋編的英語第一冊。

學英語的同時,一位姓張的鄰居(他妹妹在少年體操隊,願願常跟她玩兒,學一些體操動作)介紹他的一位朋友任傳文來家教願願小提琴,而且托人從區政府倉庫裏借出一把兒童用的小提琴。這樣願願就開始學提琴。學了一年多,再提高就需要請專業老師了。我們就請遼寧歌舞團樂隊的提琴演奏員到家來教,每周一次,每次來都設飯招待。配給的肉平時不吃,留著招待老師;老師報酬每月10圓,也是靠平時省吃儉用積累的(我的工資降為69元,廣琦的工資是54元,補貼雙方父母每月各10元,我補助一個弟弟上大學,每月5元,經濟上是很緊張的)。

大紅樓是筒子樓,各家做什麽吃什麽,都一目了然。我們的做法引起了幾個鄰居的嫉妒。有的當麵對我們和孩子說,首長不會聽你拉提琴,首長不會用你當翻譯,等等。我們一概置之不理。有人甚至到廣琦學校告她,說她在家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廣琦學校領導不管。

當時雖然讀書無用論盛行,家庭出身不好,本領再大也不會被采用。但是我知道這種情況不會長久不變,我當時正在校訂我係幾個教師譯的《巴特列與烏拉圭的曆史發展過程》,裏麵就說明科技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烏拉圭本是個農業國,靠著科技改造農業和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才使國家得到發展。因此我們對孩子的文化課抓的也很緊。孩子也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課堂上沒聽明白的問題回家問媽媽。當天的作業沒做完,決不上床睡覺。上初中以前,各種課程都由媽媽輔導。上初中以後,正值文革末期,大紅樓裏住的老師很多,都不忙,容易請。我請我們樓下的物理係馬德祿老師(他是清華物理係畢業的)教她初中物理和數學。晚上馬老師講,白天她做習題,一個寒假把初中物理和數學都學完了。接著,我就請化學係梁春餘老師(他是北師大化學係畢業的)教她初中化學——梁老師不僅教她,而且還請她吃過一次飯。

初中一年時,四人幫已垮台。她參加了一次皇姑區英語朗讀比賽,頗得好評。她原來的初中教學水平比較差。 120中學英語老師把她要到120。120原來是遼大附中,教學水平很高,是重點中學。到了120,經過考試,她跳了一級。她感到過去快速學的數理化課程不夠紮實,又反複自學了幾遍,還不放心。她媽媽請16中數學老師檢查過她學過的數學,認為毫無問題。可是她並不滿足,仍然反反複複地複習鞏固,力求學得紮實,再紮實。

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保護她的時間。如上小學時寒假規定每個學生要交一定數量的糞。我不讓她跟別的小學生一起撿,因為小孩子在一起,肯定要玩兒,浪費很多時間,我跟她一起撿。上初中時學校組織學生到東陵火車站去卸磚掙班費,我告訴學校老師,不去,班費多少,我們都交。到了120,有一次開運動會,不管有沒有項目,學生都要在那兒坐三天。我向老師請假,老師雖不高興,還是準了。

功夫不負苦心人。女兒1980年參加高考,成績屬沈陽前五名,被中國科技大學提前錄取。

我1978年末獲得“改正”, 1980年評上副教授,分到了兩室一廳的新住宅 。

這樣, 我們就告別了大紅樓,告別了奢望分到有陽光能通風的房間的夢,告別了企盼女兒能有個美好未來的夢!

 

六、比翼齊飛

 

女兒上中國科大,我們再不用替她操心了。臨上火車前,我對她說,今後一切問題都由她自己決定,我們鞭長莫及了。送給她八個字:“總結經驗,講究方法。”——不管做什麽,做完後都要總結經驗;不管解決什麽問題,解決時都要講究方法。

 我獲得了“改正”之後,多年被壓抑的才能得到充分實現的機會。1979年初,我就在《遼寧大學學報》第2期發表了《伏尼契和她的小說牛虻》,同年4月22日,為紀念列寧誕辰,我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向列寧學習,遵守法治》。從此直到1990年出國,平均每年出一本翻譯著作,發表一篇學術論文。

廣琦的問題得到平反後,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發揮。她在沈陽市英語朗讀比賽獲得第二名,她教的畢業班英語在高考中成績居沈陽市普通中學第三名。她跟別人合編了一本英語自學課本,業餘還幫助我翻譯。我們共同署名翻譯出版了果戈理的《死魂靈》和恰科夫斯基的《未婚妻》。她幾乎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中學評職稱時還被評為高級教師。

1986年女兒被拉特格斯大學錄取為博士研究生,並獲得全額獎學金。1990年末,我們接受女兒邀請一起到美國遊覽。然後一起從美國到了俄國,在克麥羅沃大學任教。後來她又受聘到一家俄國公司工作。兩年後,外孫誕生,需要照顧,我們又先後回到了美國。

兩個外孫上中學以後,不需要照顧了,女兒給我們買了一套公寓,我們單住,一起學英語,一起寫作,一起參加各種社交活動。

2011年,我們共同署名在人民出版社的《人物》雜誌上發表了《拜登的成功之路》。她自己也寫了幾篇書評——《從小說〈破繭〉看美國華裔子女成才之路》《華僑青年抗日禮讚——  推薦〈為自由而飛行〉》《白蘭花香飄萬裏——讀〈遠方白蘭花〉》《一代電影藝術家的淒慘身影 ——葉周著〈地老天荒〉管窺錄》——發表在當地報紙上。其中《一代電影藝術家的淒慘身影》還刊登在香港《大公報》上。    

我寫文章、翻譯,她都是第一讀者,提出意見幫助我修改。我編刊物,她有時也幫助我看稿子,校對。我參加洛城作協的活動,她也總陪著我。我每次接受宴請,她都陪我去,坐在我身邊給我夾菜——因為我心情激動時手顫。

我們在美國,我們還一起出去旅遊。女兒每年都給我們安排一次長途旅遊。我們一起去過墨西哥、加勒比海、歐洲,多次去過夏威夷。

1957年結合的時候,我們就幻想要比翼齊飛。經過多年奮鬥,我們的理想終於完全實現了。

 

七、風燭殘年

 

但是正如俄國一首民歌說的,

 

快活的歲月,

幸福的時光,

匆匆地逝去了,

像春潮一樣!

 

一過八十,我們就步入老境,身體相繼出問題。先是我出問題。2010年5月,醫生發現我上顎長了個瘤,決定開刀。在手術前一個禮拜,我晚上散步又被車撞了,小腿骨裂,還斷了三根筋。上顎手術後接受放療, 經過醫生精心治療,總算痊愈了,但身體元氣大傷,聽力嚴重下降,上顎切去一半,按了個假上顎,吃飯說話都不方便了。許多方麵都要靠廣琦照顧。從醫院回來有一個星期不能下床,端屎端尿全靠她侍候。

2017年,廣琦渾身發癢,檢查結果發現她得了胰腺癌。這年她八十八歲,這個年齡的老人,醫生一般是不愛給動手術的。經女兒聯係, City of Hope 的外科醫生願意給廣琦做手術,不過在動手術前,要先檢查她的心髒承受能力,心髒承受得了就動,承受不了就不能動。離檢查心髒還有一個月。這一個月決定能不能動手術,不能動手術就隻能等死。廣琦平素不愛運動,連散步也不肯。現在必須叫她多活動,多散步,以增強心髒功能。我勸她,勸不行就逼她,拽她——這個世界上隻有我能夠逼她拽她。女兒女婿就勸她。全家想方設法要她運動。一個月到期了,醫生檢查她心髒檢查了五次,總算認為可以動手術了。她的胰腺腫瘤長在跟肝和胃交界的地方,因此把肝和胃切去了一部分。手術成功,挽救了她的生命,但是消化能力和食欲下降了。醫生建議她多走路,多吃飯,可是她就是不愛吃飯,不愛走路。全家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勸她,勸不行就逼。這樣好歹總算使她逐漸康複。可是不幸,有一次上廁所摔了一跤,女兒下班後發現她不能動彈,便打電話叫來急救車送她去醫院急診。結果發現脊椎骨裂,當時就安排住院治療。在醫院治了一周,然後轉到護理中心療養——女兒給她挑了一家最好的護理中心。在那裏24小時有人護理,照顧周到,跟親人一樣。我和女兒女婿每天晚上都去看她。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她病情好轉,但浮腫嚴重。這是缺乏營養造成的。她意識不到病情的嚴重性,仍然任性,不愛吃飯就不吃。護士不能逼她,我們隻好勸她吃逼她吃。她愛啃苞米,我們就給她帶煮熟的苞米,給她飯後啃。後來苞米不愛啃了,就給她帶蝦。她愛吃蝦,一頓可吃十來多個——女兒女婿就到海邊碼頭去買新鮮的活蝦。這樣,浮腫消了很多。剩下的一個問題就是她不愛走路,可是不走路不行——長期臥床,不走路肌肉會萎縮,結果就不會走路了。護士隻能勸她。我們每天晚上去看她,除了勸她多吃飯逼她多吃飯外,就帶她在床上活動活動手腳。經過醫生護士和我們全家努力,她終於轉危為安,病情有顯著好轉:飯量增加了,上廁所扶著walker(助步機)就可以了——以前得坐輪椅。

她記憶力下降得厲害,幾乎記不住當前的事,可是每次見麵都要問我身體怎樣,叮囑我照護好自己。

為了恢複她的記憶力,我每天去跟她下棋。從前我教她下棋總想在實戰中使她得到鍛煉,結果她總是輸,失去興趣。現在為了提高她的興趣,我暗示她,啟發她,使她贏。她越贏興趣越高。這樣堅持下去,她的記憶力得到顯著的提高。最後,她的記憶力終於得到完全恢複,又成了我的第一讀者,幫我改正文稿中的錯別字。

另外我堅持每天下午帶她散步,晚上帶她做操,這樣,她的體力也得到恢複。當初切除胰腺腫瘤後,醫生說隻能活三個月,結果活了近三年,越活越有精神。我想我們可以創造奇跡。不承想一個腫瘤在她的胃旁邊暗暗地生長,越長越大。透視顯示那腫瘤的位置沒有神經,所以不疼,但是壓迫胃,使胃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她的飯量漸漸減小。最後吃不下飯去,就給她營養奶喝,給她買巧克力、餅幹等她平日愛吃的東西。

散步做操都不行了,她整天躺在床上。不能跟我散步,她感到很內疚,總跟我說Sorry。我勸她安心養病。為了安慰她,我每晚臨睡前都去她床邊俯身貼貼她的臉,這時,她總是把兩臂從被窩裏伸出來摟摟我的脖子。

我們知道不能再住醫院動手術了,隻能設法維持,維持一天是一天。女兒聯係了一家專門作臨終關懷的醫療公司來一邊繼續治療,一邊努力讓她舒服。最後,她連藥也吃不下去了。晚上去跟她貼臉,她的兩臂沒有力氣伸出來了。最後一晚,我跟她貼臉,連眼睛也睜不開了。那是2020年1月11日。那天晚十點左右,她安詳地停止了呼吸,差兩個月九十周歲。

 我很悲痛,可是我也為她高興:她毫安詳地走了,永遠擺脫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她親眼看到了女兒女婿美滿的家庭,她也為女兒被聘為加大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終身教授高興過,也為兩個外孫出息成才高興過,我想,這都是她前世修來的福氣!

我時常想起她來,很想在夢裏跟她歡聚。有一次夢見了她,卻隻能聽到她的聲音,看不到她的麵容。醒來頗覺遺憾,遂填《江城子》一詞:

 

江城子·悼亡

 

天人相隔兩茫茫,

常相思,

不能忘,

千裏孤魂

無人伴身旁。

相隔遙遠難去看:

洛杉磯,

骨灰堂。

 

夢中忽聽你聲響,

近咫尺,

喜欲狂!

想看到你,

你說難難難:

陰陽相隔無法見。

等我去,

重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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